明末的文社多得难以计数，但是最后千流归沧海被组合成了最大的跨省超级大社团——复社，其发起组织者就是张溥。应社前身是苏州拂水山房社成立于万历末年，到了天启四年（1624年）应社正式创立，开始时仅有十一人：张溥、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王启荣、周铨、周钟、吴昌时和钱旃。在应社成员中张溥显然是核心人物，他不仅是应社发起人，而且是应社指导思想的确立者。
该社遵循的正是张溥一贯主张的——尊经复古。“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这使得应社和那些以切磋、练习八股文为主要目的的文社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五经”是其治学重点，社中成员分工合作，由二三人主研一经：杨彝、顾梦麟主研《诗经》，杨廷枢、吴昌时、钱旃主研《尚书》，周铨、周钟主《春秋》，张采、王启荣主《礼记》，张溥、朱愧主《易经》。这样数人专一经，每月有会讲，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则不久每人对“五经”皆可贯通，而各人所专之经，更能精深独到。这种集体治学、分工互助之法是应社的独创，效果颇佳，故其成员后来多有学术研究成果问世。
应社之人虽以研经论文为主，但并非只知死读书的书呆子，他们非常关心国事，关心现实，喜欢裁量士风，讥议朝政，针砭时弊，在士人中大力提倡气节，并且身体力行。天启六年三月，当阉党派出缇骑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应社成员杨廷枢首先倡议并率领士民几千人谒见巡抚毛一鹭要求上疏申救，并和同社成员徐汧一起号召义捐为周顺昌送行。在他们的倡议率领下，吴地百姓为正义所激，奋起痛殴缇骑。后五位义士被捕且遭杀害，张溥为之写下《五人墓碑记》，以表彰其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文章写得慷慨悲壮，极富感染力，很快流播开去，张溥声名雀起，成为敢于对抗阉党邪恶的吴地名士。
应社人士的学术成就和发扬正义的举动，使其威望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请求加入应社的人越来越多，有些地方的学社还请求并入应社，如吴应箕和徐鸣时所领导的合七郡十三子而成的匡社、安徽的南社等等。应社中人正好也想推广传播自己的主张，乐于吸纳新成员，声应气求，于是应社的势力渐渐扩大，到后来就有了江南应社和江北应社之分，组织已经具有相当规模。
复社正是在扩大了的应社基础上，联合了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的文社而成。在复社的创立上，充分显示出张溥的非凡的感召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还在复社成立前一年——崇祯元年（1628年），张溥恩贡入京，进国子监就读，就曾组织过一次大会，是为复社成立的预演。由于他的威望，各地来的贡生争相与他结识，而他也广交朋友，并趁势联络众贡生召开了成均大会（成均，国子监别称），以便造成声势，更有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
张溥认为，大明朝以经义选取天下士，已近三百载，学者应当阐扬儒家经典的精妙含义，为国家服务。可是现在的情况却是公卿不通六艺，年轻学子不深入读书，只知道揣摩八股文，以求侥幸获取一第。难怪卑鄙龌龊之行，多半都是士人所为。他又说，今新天子（指崇祯皇帝）即位，亲临国子监讲学，力求大变民风。我们生当其时，应当尽一份力。“遵遗经，砭俗学”，使明朝学术，像历史上的圣明之世一样隆盛，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他还与贡生们将上述想法写成宣言，以申明志向，布告四方。
张溥这一举动实在大胆而出格，在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以往的历史上也非常罕见。要知道公然聚众集会本身就是对于中央集权体制的挑战，向来为统治者所忌讳，为首者往往祸起不测，轻者禁锢，重者杀头。但是这次张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狂妄举止竟然没有惹来任何麻烦，这是因为当时政治气氛的宽松，崇祯皇帝刚刚登基，果断迅速地处理了作恶多端的阉党集团，公布其罪行，追究其党羽，并大张旗鼓地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重新启用遭受阉党迫害的正直之士，呈现出令人振奋的政治清明局面。崇祯帝当时颇想有一番励精图治的作为，所以能够广开言路，一反天启朝的高压统治，显示出政治上的宽松局面。
张溥正是看准了这一态势，召开这次大会。另外在演讲中公开赞美新朝天子，号召贡生们为新朝效力，丝毫也没有违逆当政者的意图。因此，这次聚会被统治者所容忍。经过这次不寻常的大会，张溥名满京都，在京的名卿大儒，以及原遭阉党斥责的，刚刚被启用的官员都愿意折节与其相交。[1]
有了成均大会这次成功的尝试，张溥的胆子更壮了，他开始筹组复社。准备整合全国几十个先后组织起来的文人学社为一超大型学社。一时百鸟争鸣，闹闹哄哄，喧闹非凡。大家以文会友，因缘际会最终大联合组织成了超大型社团——复社。
早期的知识分子的文学社团原为应对科举而设，除了“诗酒文会”的风雅习俗外，更大的动力在于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是科举考试制度下的产物。明代的科举考试项目是八股时文，于是人人学做八股文。
首先，是选择良师，拜师受业得道而科举有成。比如明代著名诗人太仓吴伟业拜的就是张溥。虽然他们的年龄只相差八岁，而张老师的见解堪称领时代潮流，使少年才子吴梅村不得不佩服。张溥不仅学识过人，而且见解超群。当天下士人汲汲于功名，皆以揣摩钻研八股文为第一要务时，他却敏锐地看出明朝近三百年以八股取士的严重弊端。士人把毕生精力消磨于空虚无用的八股文，治学的目的只是为了科举，只需熟读宋代朱熹所注的《四书》，善于揣摩题意，迎合当时文风，就有希望高中举人、进士。但这样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往往不通经史，不懂经世济民，难以获得真正的学问。这样的人一旦为官，好的迂腐呆板，难以尽责尽职，坏的便只知晓逢迎上司，敲剥百姓，聚敛财富，害国害民，成为一心追逐权势的无耻之徒。
张溥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疗救的办法只有复兴古学，引导士人认真研读儒家“六经”，以明道修身为目的，去寻找和实践真正的儒家精神，同时也创导广泛学习历史与其他各种学问，追求真才实学，从而达到挽救世道人心、致君尧舜、救民于水火之目的。[2]当时张溥师门是很不容易进的，四方闻其名，欲拜他为师者甚众，因此他择徒标准非常严格，不问穷富，先献上文章，不中意的一概拒之门外。太仓邻县嘉定有一富家子弟，一心想拜张溥为师，自知文章浅陋拿不出手，就偷出吴伟业在书塾中的习作数十篇，投给张溥。张溥读后大惊，后来得知是吴伟业所撰，不由自主赞叹道：“文章正印，其在子矣。”于是主动将吴伟业请到家中，收为弟子。（见陈廷敬《吴伟业先生墓表》）拜张溥为师是吴伟业童年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自此他直接受到张溥的教诲和影响，得以亲眼见到老师手抄的《周易注疏大全合纂》《尚书注疏大全合纂》《四书注疏大全合纂》等书，感受到老师治学的勤苦。他更加自觉地抛弃了把八股文作为学问和敲门砖的狭隘治学门径，更加注重追求“通今博古之学”，广涉经史子学，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另外由于张溥的关系，他的交游范围逐步扩大，名字逐渐为人们所知。
其次，是广泛结交天下英才，互相帮衬扶持。拜师和交友两者不可或缺，成为跻身科举之路不可或缺的双轮。拜师固然可以学到为文的方法，写出合乎考试要求的八股文章，但要了解时下的流行和风气却非结交许多朋友不可。大家借着文会来“揣摩风气”，影响大的则可利用文会来影响带动社会风气，于是文社的组织也就逐渐成形，并且与经济利益挂钩。这就使勘刻发行八股教学辅导用书的出版业兴盛起来。而“八股文选本”也就成为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出版这些选本的书商，当然大发其财。书商文化水平有限，必然要礼聘一些八股名家主持文章的选择和编辑工作，这些八股名家往往是当时名声显赫的文章魁首——文社社长。他们本身所拥有的名望使之有相当社会影响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都是潜在的忠实读者群体。而一旦有社友科考及第，身价便大涨，抢购这些名士选本的人数必将大大增加。这些现象发展到了明末，因为经济的衰退，读书人的出路越来越窄，便只能一窝蜂地拥挤在科举路上去走终南捷径，文士结社的风气越演越烈。
崇祯二年（1629年）在北京读书的张溥回到家乡太仓。吴江县令熊开元仰慕张溥名气，邀请他到吴江讲学。吴江许多富家子弟都来向他学习，无不以能够名列张溥门墙以为荣幸。比起太仓吴江经济更加发达，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更加便利，张溥很想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在这里召开一次全国文社的联合大会。这个想法得到吴江县令熊开元的支持和当地巨富吴?的慷慨资助，于是他派出小弟兄孙淳四方奔走联络，开始整合星散各地的文社力量，复社第一次大会终于召开。因在郭巷尹山召开，史称“尹山大会”。张溥发信广邀文友参加，声势造得很大，与会者十分踊跃。“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轮蹄日至。比年而后，秦、晋、闽、广多有以文邮致者。”这一大会以应社成员为骨干，将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湖北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等一大批文社合并，以“兴复古学”为号召，成立复社。
一时间，江、浙、皖地区名彦毕至，参加的人多达近700人。张溥亲自制定章程和入社誓词作为该社的宗旨和行动纲领。他在演讲中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复兴古学（复社之“复”主要取义于此），二是致君泽民。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也就是说复社要通过对于古学的提倡和发扬，来挽救日益衰颓的文风和世风，改变日益腐败的吏治，有利君国，泽惠百姓。很显然这些口号不仅仅是限于治学，而是有着相当强烈的政治目的了。在集会上张溥还确立了社规，制定了课程，“又与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主持召集、联络和督察社纪，开始有了初期政党组织形式和架构模式。
尹山大会的声势震动朝野，复社之名也迅速传遍四方，不久“远自楚之蕲、黄，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宁国，浙东之山阴、四明，纷纷要求加入复社，更远的秦、晋、闽、广等地也有很多人寄来文章。四方之士皆以不能加入复社为耻。复社的规模像是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对内各地文社仍然保留各自名称，对外却统一使用复社名义。复社成了有组织、有纪律、有口号的天下知识分子联合体，尽管组织还比较松散，却俨然在形式上是一个全国性的候补党派了。
有好事者把复社称为“小东林党”，复社人士也习惯以继承东林党自命。若对现实政治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而言，复社确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若就规模而言，复社却远远超过东林党，应该称为“大东林”。东林被称为党是贬义，复社称为社团却是完完全全的褒义。至若说到复社后来在明末政治中的参与程度和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却是东林所望尘莫及的。
由读书人组织的社团不可避免地要议论朝政臧否政治人物，所衍生出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力早已超出个人之外，因为星散各地的文社同人很多都是当地有影响力的名士，麾下自有一帮学生和追随者，常常在与政治结合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形成朝野权力博弈中一股不可轻视的政治势力。这股势力在野是为“社员”，在朝便为“党人”，成为“党争、政争”的重要成员。如东汉的党锢、唐代的牛李、宋代的元祐、明代的东林、复社，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太监集团的阉党、地方势力的齐、楚、浙党人等等不一而足，成为帝国没落时期党争矛盾频发之势的根源之所在。明史专家谢国祯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指出：
吾国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人民提起来就头痛。
在政治清良的时代，看不出来有党争的事，但是到政局崩坏的时候，政府既然设了弹劾政府的机关，那么一般秉公正的都要去弹劾政府，而一般读书的人也要借机会去来议论国事了……
“党争”其实是黑暗政治的产物，是许多朝代国家元气大伤，乃至于覆亡的重要原因。
[1] 见《吴梅村全集·中·复社记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99页。
[2] 见《吴梅村全集·中·复社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