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入京受到孙之獬的蛊惑，下达剃发令，终于因为朱由崧在南京登极建立弘光小朝廷，坐拥东南半壁，天下未定，对这一命令并未强行推进。到顺治二年五六月间，清军先后攻下南京、杭州后，清统治者认为天下已大定，便于六月十五日下诏全国，强行剃发。
已经投降了清军的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由于这些南明投顺官员的误导，当时的清军统帅普遍认为东南指日可下，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显然低估了南方军民捍卫民族传统的决心。满清贵族因为草率发布的《剃发令》，在对南方的征服中，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剃发令中有言：
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乎？若不统一终属二心，自发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议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置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
在六月十五日的剃发令中，还准许“衣帽装束从容重易”。到七月初九日再下召时，对汉族衣帽也“晓行禁止”，令官民一律更换满服。
清统治者入关后所行的各项政策，以“剃发令”最惹汉人恶感。对这种情况，统治者心中十分清楚。越是这样，统治者坚决要强制推行，在于销蚀汉族民众的民族意识，征服汉民族的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兴起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促使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不断成长，极大动摇了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华农耕文明面临向近代工业文明缓慢转型。但由于内忧外患，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型被中断了。
满人以一种游牧民族的原始生产方式，取代了农耕文明，实际是某种程度的倒退，文明的转型陷于停滞。尤其是东南沿海富庶地区，当象征汉族文明传统的衣冠发型被强行褫夺便意味着中华文明在形式上的死亡，这不能不引起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群起反抗，东南沿海诸省抵抗最为激烈。当这些抵制剃发易服的反抗被暴力镇压后，随之而来的又是比明代早期更加严厉的文字狱，完全窒息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精神。这就为延续清朝两百六十七年的专制历史创造了条件，在无形中拖延了中国进入近代文明的发展历史，直到清末才重新出现当初春秋战国时期那种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那时后清政府已经在西风东渐的大趋势下苟延残喘，面临覆灭。
有压迫，就有反抗。江阴、嘉兴等城为反剃发而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无力反抗者或郁愤而死，或逃遁深山隐居，甚至有埋发而建“发冢”者。真正是“昔为断其头而顺从如羔羊者，今为断其发而奋起如虎者”，其中有一位奋起如虎者就是嘉定乡绅侯峒曾。因为嘉定侯家与苏州冯家是世交，而且侯峒曾父子举家抗清殉国的事迹确实震撼国人之心，以后又引发了昆山、松江和杭嘉湖平原的多起抗清起义，在“中兴大明”的旗帜下捍卫民族文化习俗，对清朝统治表示了坚决的不服从。
侯峒曾（1591—1645年），字豫瞻，嘉定县人。给事中侯震旸的儿子。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峒曾中第三名举人。1621年（天启元年）侍父到北京，目睹时事日非，相与扼腕叹息，搜集陵园、宫禁、朝廷、封疆资料，编著《都下纪闻》。翌年二月，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为清兵攻陷，北京震动，有士大夫挚财南逃，峒曾以为可耻之极，说；“对这样的人怎能希望他们吃了俸禄而不逃避国难呢！”
天启五年，侯峒曾中进士，殿廷对策，议论精详，书法遒劲清丽。魏忠贤、顾秉谦忌其才，把他的名次压低到二甲二十四名。不久，翰林院挑选庶吉士，峒曾为众望所归，因魏、顾当道，侯峒曾不去就职。次年春季，魏忠贤矫诏派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峒曾奉父命为周送行诀别，并赠送银两作为日后下“诏狱”的用费。
1634年10月（崇祯七年九月），峒曾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与徐石麟、陈洪谧称“南部三清”。深慕史可法风节，相与引为平生知己。1638年，峒曾任江西提学参议，秉公执法，不受请托，因罢黜两名皇家宗族的学生，招致益王不满。益王责问他：“误黜了两个宗生，谴责过职掌文案的属吏吗？”峒曾回答：“他们有什么过错，他们是如实执行我提学参议，遵行的朝廷法令制度呀！”益王进而提出对他这个宗生是否可以破例，峒曾说：“按律执法，即使皇上也不能够改变我的做法，更何况殿下！”表现出刚直不阿的秉性。
甲申（1644年）年春，侯峒曾得知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明王朝濒临覆亡的消息，急急雇船上京。经嘉定葛隆，遭到强盗抢劫，差点被淹死在水中。返回嘉定后卧病于盘龙江畔。
福王子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召峒曾为左通政，仍以疾病固辞。
农历闰六月，清兵占据苏州，准备进攻嘉定。时峒曾居乡，有人写信问他怎样处置自己，回复说：“我虽不是有守土卫民之责的地方官，但也任过微官，今抗击清兵既无力量，又未遇死难之机，只有藏身祖先坟地，守墓度过余年。假如强迫我出任新朝官职，那末有龚君宾（东汉，龚胜，字君宾，官至谏议大夫。王莽秉政、不以一身事二姓，不食而死）和谢叠山（宋末谢枋得，字君直，知信州，与元兵战败被俘，元初求人才，逼谢北行，至大都不食而死、人称叠山先生）的先例在，义当殉节。”
1645年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的铁骑在降将李成栋率领下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降于清。
1645年（清顺治二年），陈子龙和徐孚远在泖湖起兵抗清，写信招邀明总兵吴志葵，退休知县夏允彝作他们的谋主共同起事。峒曾弟歧曾也从泖湖写信劝兄去吴部。峒曾回信说：“运筹帷幄有瑷公（允彝号）在，苏州刚被清军占领，嘉定形势极为危急，宜在切近处出力。”同时密将先保全嘉定再进一步谋恢复明室的大略，写信告知在嘉定城近郊的儿子玄演、玄洁、玄瀞。闰六月十四日夜，乡兵与嘉定城中壮士出东门袭清副将李成栋营，焚敌船40余条。李屯兵吴淞，准备大举进攻嘉定，百姓惊扰。
次日，峒曾即命玄演、玄洁进城，草檄文张贴城门，并捐钱犒劳焚船壮士，赏酒肉给城里士兵，鼓励他们上城守御。十六日，清骑兵数十人到城外抢掠，玄演等出城追击，大败清兵，仅脱逃7人。然形势严重，峒曾不顾病重，致函好友黄淳耀，约请一起进城御敌。二十二日，峒曾自先人墓茔出发，从南翔到城里，簇拥、下拜的人连绵不绝。进城后，玄演、玄洁作助手，和黄淳耀弟兄率领吏民守城。且置备守城用的器材，疏通粮草来源，约束兵勇，制定防御条约。
峒曾分守首当敌冲的城墙东北面。因胃病，只以浆粥为食，白天冲冒矢石，身先士卒；晚上着短衣，骑马巡行，抚勉士卒。清将李成栋每天派骑兵冲杀袭击，城里严阵以待，分道出击，先后杀死李成栋的一个弟弟和数名副将。清军惊恐诧异说：“破扬州，不过三天，过长江后，不曾遭遇过一次剧烈的战斗；不料嘉定这小小的县城，守城的却如此勇于作战。”
七月初一，李成栋放弃吴淞，倾巢而出，扑向嘉定。黎明时擂鼓呐喊攻城，用大炮轰击东北角城头。峒曾整饬兵勇，悄然无声。当半数清军步、骑兵过北门仓桥时，城门下面的“大将军”炮突然轰击，清兵落水溺死的不计其数。清兵不得已转取娄塘，打通通往太仓的道路。初三日，合太仓清军攻打东门。攻势更猛，又不克；兵荷卒背水板挖掘地道，企图穿越城墙。峒曾烧热油和人粪灌注地道，士兵用长矛刺洞，杀死许多清兵。
初三日清晨到初四五更，峒曾和两子冒雨日夜率兵守卫，忽然暴风骤雨，平地积水盈尺，城东一角崩陷，城破，清兵蜂拥而入。峒曾左右侍从和乡兵见势，护峒曾从西门出城。峒曾叹息：“我尽力还不能保全嘉定城救活父老子弟，大事不成就死，蓄有此念已久。出去后将再往哪里？”挥挥手叫他们散开，独自和玄演、玄洁回寓所后面叶池边。玄演、玄洁求父出走，以图再举。峒曾说：“我死志已决，你们不要再说了！”两子求同死，峒曾说；“你们随我而死，并非尽孝，快些走吧。”说罢，自沉池中，未死，为清兵俘杀，年55岁。两子同为清兵杀害。峒曾首级被李成栋植竿悬于上谷宗祠的高檐上示众9天。
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淳耀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1]
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矢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城破日，侯家一同投水自杀10余人。轿夫龚元和门童杨某也不屈而死。清兵入城后纵掠，在侯家只搜觅到峒曾先世留下来的图书典籍和笔砚衣服。
峒曾母龚太夫人力主抗清，当峒曾赴嘉定守城，罄尽首饰供子犒军。峒曾守城不支时，歧曾力请年近八旬的老母避居紫堤旧宅，太夫人挥泪说：“我老而不死，倒能看到你为国牺牲！我不久将继至，我儿，加勉！”
峒曾著作有《江西学政全书》《纳言存稿》等，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侯澄刻为《仍贻堂全集》；1930年（民国十九年），侯氏后人叔达与上海王培孙、海宁陈乃干重印，改题为《侯忠节公全集》。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谥侯峒曾、黄淳耀为“忠节”。
[1] 见黄宗曦著：《弘光实录钞》，《南明史料八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