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集团原本是寄生于皇权专制体制的附着物，一群被阉割了生命繁衍能力的阴阳人，他们是诚惶诚恐出入前朝后宫服务于皇帝本人及其后宫嫔妃的奴仆，在政治地位上原本微不足道。却因为他们有了皇帝家臣的身份，皇权形成威力无上的保护伞，笼罩着这帮奴才走狗，由是跟着主子耀武扬威起来。他们的兴盛和迅速繁殖完全取决于帝王后宫的不断扩张以及君权无孔不入地极端膨胀而不断加强对于官员权力管制的需要。
因而宦官干政几乎伴随王朝政治盛衰之始终。从战国末期强秦宦奴嫪毐弄权到秦国一统天下后赵高的指鹿为马立威，以致发展到汉代十常侍乱政，唐代杨思勖、高力士擅权，历朝历代宦官干政绵延不绝。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
东汉之衰，宦官最名骄横，然皆假人主之权，依凭城社，以浊乱天下，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
有专制君主在，历朝历代皆有宦官干政的记载，东汉的宦官可以左右朝政、废立皇帝，品高位重，可以封侯；宦官对于文官士大夫集团甚至大开杀戒，酿成了汉末有名的“党锢之祸”。唐代中期以后，宦官一直介入皇帝的废立，肃宗以后一共14个皇帝，其中13个皇帝由宦官废立。
明代宦官干政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中、晚明时期尤甚，宦官集团成为政治舞台十分活跃不可轻视的势力，部分朝廷文武大员纷纷依附投靠，成为阉党。《明史·阉党传序》中云：“明代阉宦之祸酷也。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其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明代是历史上阉宦之祸为害最烈、时间最长、后果最严重的朝代。然而，阉宦之祸危害之烈归根结底是皇帝的无能、怠政，导致皇权旁落而由宦奴代行，过度依赖走得最近且兼有奴才性格的宦官，以致宦官权势坐大后，影响到皇权的正常行使。
由于宦官身体的残缺而导致了性格的残缺，朝廷上下君子作风的丧失，奴性人格的盛行，儒家的最后一点“大丈夫”精神为趋势小人的阴谋虚伪习俗所取代，于是趋炎附势成风，谀谄媚上成习，外界的真实信息和正义呼声也因阉党集团的屏蔽而使皇帝成为孤家寡人，被奸佞小人玩弄于鼓掌之上，朝纲也就一天天堕落。
然而，宦官权力的赋予、扩张、收缩、剥夺全在于君主意志的张扬和衰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起自草莽，对宦官深以为戒，对宦官干政的危害，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他在立国初期就严禁宦官预政典兵，不久又下令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以防止其干政，后又命令吏部制定内监等官秩始终低于前朝。洪武五年六月，定宦官禁令。次年礼部议置内正司，考究前代究劾内官之法，专察究劾内官失仪及不法者。为防患于未然，朱元璋在洪武十七年敕内官毋与外事，凡诸司毋与内监移文往来，并在《皇明宝训》中告诫侍臣：
为政必先警内外之防，绝党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纪纲振肃。前代人君不鉴于此，纵宦寺与外臣交通，觇视动静，夤缘为奸，假窃威权以乱国家，其危害非细故也。……汉、唐之事，深可叹也。夫仁者治于未乱，智者见于未形，朕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朱元璋这一席话对于太监干政的危害性可谓一针见血，对于禁止太监干政的初衷道得很明白，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防范措施也非常严厉。为此，他专门在宫门口立一铁牌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将其所制立法诸事编为祖训，命令后世诸臣永远遵守，不得更改。到他的孙子建文帝秉政时期，这位皇孙对于太监干政尤其警惕，处罚也特别严厉。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发起靖难之役篡夺皇孙他的亲侄儿朱允炆的皇位，其中依靠的重要力量之一，就包括了太监的势力。
攻取南京之初，不少太监跑到燕王朱棣处告密，致使朱棣轻易攻下京城，占领紫禁城。尤其在大肆屠杀建文帝集团文武大臣时，朱棣开始启用自己身边的宦官势力，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被阉割了的刑余之人没有后顾之忧，且有许多是外域之人。在北京和南京沿线诸多文武官员退缩观望之际，燕王不得不打破祖制，启用宦官利用其锋锐打击建文势力。比如后来率船队出使西洋的郑和就是从云南回民部落俘获的战俘被阉割后，充当了内臣。郑和在靖难之役立有战功，被朱棣登基后重用。名义上出使西洋宣抚天朝国威，骨子里对于亲侄子是否如传说的那样在宫殿中放火自焚时被烧死心存疑窦，派郑和暗访踪迹，以绝后患。
燕王变身明成祖后，完全不具备其父亲那样拥有自己亲自选任的官僚队伍为自己所用，面临建文势力的强力反扑，控制局势的手段远不如其父亲。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朱老四“防微杜渐无所不用其极，初令锦衣卫官暗行缉访谋逆、妖言、大奸大恶登事犹恐外官循情，随设东厂，令内臣提督控制之，彼此并行，内外相制”。明太祖防止内臣干政的铜墙铁壁，在皇族内部争权夺利的血腥杀戮中被瓦解，终于又成为皇权专制的附着物再次衍生壮大成为干预政治的庞大力量。
为了集权力于一身，朱元璋曾经裁撤中书省罢免丞相一职，建立绝对君主专制，自己夙夜辛劳以过人的精力和胆识处理政务，而他的后代们显然没有他那样的责任感和过人的精力及颇具韬略的政治手段处理全国全局的重大问题。
成祖之后的皇帝，安享锦衣玉食，枕于安乐者居多，如此藏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花花太岁们军政要务多交于近侍太监处理，这样太监假天子之威的权力就不断膨胀起来。太监干政本来就是专制政体的孪生物，太祖竭力避免，却不能铲除其赖以生长的专制政体土壤。其只能像是野火烧不尽的枯草那样春风吹又生，最后覆盖帝国各个领域，成为医治不了的痼疾，向王朝政体的血液和骨髓蔓延，促使了大明王朝的死亡。
明代宦官有二十四个衙门涉及朝政事务、宫廷事务、军事、司法、经济等各个方面，太监几乎成了天子的代表。首席衙门为司礼监，不仅主管内廷太监事务，而且职涉外廷朝政，司礼监除掌管批答奏章、传宣谕旨的权力外，还可代表皇帝出席内阁会议商议军国大计。此外，监国、顾命、立法改制、进退大臣他们都有权参与。在司法方面。明代的东厂、西厂、内行厂等特务机构均有宦官控制，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权力殴辱、杖杀文武百官，以皇权的名义泄其私愤。
清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黄宗羲曾经满怀悲愤地大声疾呼：
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阉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
在下面南明政权建立过程中太监操纵预立新皇的魅影始终在幕后闪烁，他们出入军营、勋臣、官府，暗中勾结军阀和奸佞大臣等拥立被史可法称为有“贪财、****、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七不可立的福王，而内阁大学士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等皆是台前提偶，只是虚假的表演而已。
在冯梦龙所编辑的图书《智囊》中搜集了一些太监乱政的有趣故事。比如，他在写到明朝一哥通学大儒王阳明时，就有着这位号称圣人的道学大师如何在平息了宁王朱宸濠叛乱时与内廷太监钱宁等勾结的证据，又如何和大太监进行交易周旋的故事，读来颇有趣味。原因就在于王阳明早年在刑部担任云南司担任主事时，曾经给正德皇帝朱厚照上了一道奏折，口气十分委婉，为那些遭到太监刘瑾迫害的文官求情，被刘瑾唆使朱厚照将他扔进了诏狱。刘大太监等着礼部左侍郎、阳明之父、状元郎王华提着银子来求情行贿，偏偏王副部长很有骨气，绝不登门乞怜，结果自己被弄到南京担任了空头的组织部长（留都吏部尚书），还连累得儿子被刘宦官下令拖出午门狠揍四十大板，贬职到了偏僻的贵州龙场当了一名招待所所长（驿臣）。在与二十九匹瘦马和十二名驿卒相伴的孤独中，王阳明开始了龙场悟道的学术研究生涯，导致了后来震惊于世的心学理论的诞生。
显然在以后的官场生涯中阳明先生吸取当年做愤青时的教训，开始收敛起锋芒，以思想家的成熟和道学家的立身严谨和朝廷内外的黑暗势力斗智斗勇了。这一点作为王阳明粉丝的冯梦龙有一篇专写王阳明的纪实文学《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对他心目中真正的道学先生王阳明倍加礼赞，甚至不惜笔墨加以神化圣化。[1]
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钝秀才一朝交泰》的传奇中，写了明代天顺年间吏部给事（中央组织部干事）马万群给明英宗上了一道奏本，弹劾太监集团头目司礼监大太监王振专权误国的故事。马万群当时是捅了马蜂窝。
王振何许人也？英宗皇帝小时候伴读加玩伴，也就是在朱祁镇当太子时的陪侍。在朱祁镇孤独的太子生涯中唯一相伴他长大的发小和同窗，两人间的渊源不可谓不深，情谊不可能不长。在皇帝孤家寡人的生活中也只有太监和嫔妃们围绕着他，奉承着他，满足他的欲望。祁镇即位之后，不称其名，称呼为先生。皇帝也是人呢，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况且君权神授，在尘世就是老大，老大满足七情六欲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这样必然导致情欲的滥觞。
后宫的干政不外乎嫔妃和太监。孤独中的知音，虽然充斥着奉承和阴谋，但是肉麻的阿谀奉承听起来却像是悦耳的夜曲，给人以舒服愉悦的快感，这就是毒品给嗜毒者带来的的舒适幻觉。皇帝就沉醉在这种幻觉中不可自拔。那些自以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官自命道德楷模和真理旗手，动不动以祖训和圣贤之言来制约和干涉他当皇帝的无限自由，有时竟然管到皇帝裤裆里的那点鸟事。
相比较而言，当然是身有缺陷的太监更懂得皇帝心中那点事，办事无不称心如意。位尊九五，口含天宪的专制皇帝岂能受群僚此等鸟气？这样官权和皇权就对立起来，可信任的只有身边的那些近侍之人了。朱祁镇登上大位立即安排这位发小当上了太监二十四衙门最有权势的司礼监总管。要知道王太监可是在少年时期自己割了睾丸自动来为皇家服务的，他为人机敏，善于揣测圣意，办事都称心如意。当然文化程度低是可以受教育加以提高的，祖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自成祖爷起对这些忠心耿耿的奴才就信任有加，就已经安排太监当大使办外交，当监军镇边防，当税吏催赋税。为了提搞这些内臣的文化水平和办事能力，在宣宗爷时期甚至还专门为这些太监办起了宫中学堂，开始了太监的扫盲工作。令大学士陈山专门教习。从此，太监读书成为定制，太祖老儿那一套早就成了陈规陋习被废弃了。太监成了有文化有势力的一窝蛀虫，开始蛀蚀王朝政治的纲常礼教柱石，大厦也就即将倾覆。[2]
在冯梦龙的笔下，这位不知好歹的七品给事马万群，遭到王振的无情打击报复，不仅被撤职赶回老家，还要给他加上贪贿国库银两的腐败罪名，欲将之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了搞臭马给事，追索莫须有的银两，马给事的家财被抄走，田产被籍没，财富被勒索榨取一空，本人悲愤而亡。其子秀才马德称遭亲朋好友白眼，求告无门，最终一贫如洗，秀才功名也被官府褫夺，不幸流落北京寺庙写经糊口，只是在得到他未婚妻黄六英的出手相救后，才安心读书，准备参与科考。等到王振鼓动英宗朱祁镇亲征瓦剌，被一举擒获，王振被愤怒的将士锤击而死，郕王朱祁钰即帝位后，马万群得以平反，家产发回，家道振兴，马德称连考连中，先后出任礼、兵、刑三部尚书。虽然小说的套路依然是才子落难，小姐相助最终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宣扬的依然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理念，终究脱不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筋骨，劳其心智”等俗套，但是故事所揭示的背景却是宦官干政对文官集团的残酷迫害这样的史实。英宗年代，王振专权，举朝文武阿附成风，宦党演绎为集团而垄断朝政，却是明代第一人。之后刘瑾、钱宁、魏忠贤等前赴后继，不绝如缕，终于导致了朝纲坠落，千疮百孔，无可救药地走向了末路。
明代的宦官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个个都是鼻梁上抹白粉的跳梁小丑，也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崇尚士大夫节义的君子型宦者。除了明初永乐朝的郑和充当外交使臣七下西洋为中外赞誉以外，在宣宗皇帝开始对太监实施文化教育，以提高内廷太监的文化政治素质，更有效地为王朝服务之后，也涌现出了一批才艺双绝的优质太监，补充着官僚队伍。只是这些人在宫廷飘**的一团黑雾中，一直被甚嚣尘上的阉党气焰所遮蔽，成为太监集团的凤毛麟角而难以脱颖而出罢了。
据《明史·陈矩传》记载：“陈矩，安肃人。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为人平恕识大体。”[3]陈矩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被选入宫，分派在司礼监秉笔太监高忠名下，在司礼监服役，当时年仅九岁。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兵在边境抢掠，逼近京师，太监高忠全副武装参与防守，立下功劳。陈矩十分敬佩，立志要经世济民，治理国家，从此经常留心有关政治、经济的事。万历十一年（1583年）春，代藩奉国将军朱廷堂有罪，被革去爵位，由陈矩奉圣旨把他押送到凤阳高墙禁锢。归途中路经安肃县时，回家上坟，写了《皇华纪实诗》一卷。当时很多宦官外出办事，都是作威作福，沿途敲诈勒索地方官和百姓，陈矩却是廉洁安静，不扰官不害民，所以驿站的人都很满意，称他为“佛”。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陈矩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东厂，他为人正直，有度量，能顾全大局，常常说：“我只守着八个字，就是祖宗法度，圣贤道理。”所以对刑部、镇抚司监狱所关押的、丢了官的内臣和外臣，即使是犯了重罪的，也常想着“上帝好生，无知入井”，对他们多方曲意保存。又注意随事进谏，匡正神宗的失德。荣昌公主是神宗的嫡长女，光宗的妹妹，她和驸马杨元春吵架，杨元春一气之下，跑回了老家。神宗非常愤怒，召陈矩商议，要从重惩办有关内臣和外臣。陈矩缓缓地说：“这是闺房内的小事，不该惊动皇上，传扬出去影响不好。”于是拟旨谕阁臣，让他们说杨元春不知什么原故，出了某门到固安县去了。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召杨元春回来，罚他到国子监演习礼仪，便了结了一段风波。
陈矩身材比较瘦弱，声音嘶哑，但是白耳黑齿，双目炯炯有神，对人谦和，对下从不声色俱厉。不过，当处大事，决大疑，羽翼忠良，保全君德的时候，都很有决断，敢于担当。他衣食方面自奉甚薄，暇时喜欢弹琴、吟诵诗歌，收集古董书画。喜欢读《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有关儒学的各种书籍，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文集。尤其是常常细读《大学衍义补》。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还上奏进送两部，请求发给司礼监重新刊印。遗憾的是，书印成时他已去世了。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陈矩在内直房端坐去世。生前他已在香山慈感庵旁预先卜得葬地一块，建了一个石塔在冢上，称“太极镇山塔”，在墓道前竖了一个石坊，上写“敕葬中使神道”。有石门，门楣上写“还一仙洞”。死后，用立棺，像僧人一样安葬。神宗赐谕祭九坛，祠额题为“清忠”，并颁布了保护祠和墓的敕令，上面开载着房屋、地亩的数目。文武百官都亲临吊唁，穿着素白色衣服送葬的人多至堵塞道路。大学士朱赓、李廷机、叶向高亲自在棺前祭奠，祭文中有“三辰无光，长夜不旦”等句，充分表达了他们对陈矩的敬慕之情。陈矩的遗像，挂在在德胜门里钦赐会馆祠堂内，供人瞻仰。
陈矩门下有个叫刘若愚的宦官，受陈矩的影响，亦是为人正直，好学有文，他所著的《酌中志》一书，是唯一一本流传至今的宦官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很多明末内廷各方面的珍贵资料。
刘若愚，自称原名刘时敏，生于明代万历十二年（1584年），南直定远人。其家世袭延庆卫指挥佥事（正四品），父亲刘应祺官至辽阳协镇副总兵。可以说出身于军门世家的高级将领子弟，因而自小受到良好教育，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刘若愚十六岁时，因感异梦而自施宫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选入皇官，隶属司礼太监陈矩名下。因此，受到陈矩言传身教，有着较好的政治素养。天启初年，宦官魏忠贤擅权专政，魏之心腹太监李永贞任司礼监秉笔，因为刘若愚擅长书法且博学多才，便派其在内直房经管文书。与此同时，魏、李又因多阴谋诡计，故对刘若愚颇多猜忌。刘目击魏、李所为而又无可奈何，遂将原名“时敏”反其义，改名为“若愚”，意思也就是大智若愚以保护自己，不与阉党之流同流合污，在奸党群中洁身自好求得生存。崇祯二年（1629年），魏忠贤阉党事败，若愚被群臣纠弹谪充军孝陵打扫卫生。
后来，查实东林党高攀龙等七人被诬致死一案，乃系李永贞索取苏杭制造李实空白印纸架词虚构，李永贞被斩决，刘若愚被处斩监候。若愚因受诬告而蒙冤狱中，有苦难申，而真正的魏党司礼太监王体乾、涂文辅等则以黄金买命而逍遥法外。在幽囚的悲愤不平中，刘若愚乃效太史公司马迁之榜样，发愤著书，呕心沥血，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宫中数十年的见闻，并进行说理申冤以自明，终于由崇祯二年至崇祯十四年陆续写成这部颇具特色的明代杂史《酌中志》。之后，刘若愚果然得释免，从此重见天日。
《酌中志》在明代宦官队伍的一团浑浊中，为我们牵引出一缕清风，而使得明末宦官中那些才艺卓绝的阉人不至于完全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使我们看到了宦官畸形和痛苦的两面人格及光明和阴暗的双向人生，并非戏剧中完全被丑化的反面角色。
《酌中志》卷二十二，录有嘉靖、万历时朝太监众生相，非常传神。如嘉、万时期的著名大太监冯保就是名臣张居正的好搭档，其更是“善琴能书”，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千古佳作《清明上河图》上有冯保的题跋，笔力雄健飘逸，实属书法上品。嘉靖时司礼监太监戴义，“最精于琴，而楷书笔法与沈度相埒”。江南一著名女琴家，携琴遍游南北两京及各省，与各地名琴师比试，认为没有人能和她媲美。她听到戴义的大名后，特地持琴前往拜访，两人约期比琴。届时，先听戴一曲，琴声刚住，她便“泪如雨下，色若死灰，将所携善琴即下阶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终身不再言鼓琴事”，可见戴义的操琴水平，已经出神入化。
王翱，字鹏起，号村东，原籍南直隶应天府句容人（南京句容）。永乐时，迁北直隶通州。嘉靖壬寅年（1542年）选入宫中，时年十一岁，因聪明伶俐选入司礼监内书房读书，受业于郭东婪、赵太洲、孙继泉等先生，为这些儒学重臣所器重。老师授课时嘱咐这些受教的小太监说：“你们这些学生都是服务于内廷的宦官，不必学科举类的文章，唯讲明经史书鉴及本朝典制以备圣主顾问，有空余时间可以学些作对子和作诗词的学问就可以了。”
万历辛巳年（1581年），王翱五十岁时奉旨：“慈宁宫教书。遂迁居于西安门北，得从容与士大夫唱和吟诗。侍母孝，待弟良翔友于之爱，为内廷所少。”王翱为人悲歌倜傥，博学自豪，视富贵若电光石火焉。其《咏笼雀诗》云：
曾入皇家大网罗，樊笼久困奈愁何？
徒于禁苑随花柳，无复郊原伴黍禾。
秋暮每惊归梦远，春深空送好音多。
圣恩未遂衔环报，羽翮年来渐折磨。
王翱与张维前后皆有诗名，而品秩荣显，翱远不及。张维勘刻《禁砌蛩吟稿》《村东集》行于世。嘉靖时担任御马监右监丞的王翱有《秋夜有怀》诗：
西风吹雨夜萧萧，客思逢秋倍寂寥。
十载已虚明主诏，半生徒插侍中貂。
谁怜季子黄金尽，无奈冯唐白发饶。
何日一帆江左去，独寻山水混渔樵。
明代学者郑之惠认为王翱和另一位太监张维的诗，均为朱彝尊所未见，完全可补《明诗综》之不足。尤堪称道的是王翱的《咏笼雀》《秋夜有怀》这两首诗对远离家乡亲人，从年少起就久困深宫，如同被囚于牢笼之中的感叹尤为真实真诚：世态之炎凉、宫斗之残酷、宫廷之冷漠、情感之寂寥，均有融会贯通于笔墨。作者切身之体会，如同冬夜中夹杂的寒风苦雨吹去了对于人生的美好追求，心灵中充斥了苦寒之阴影，不如一帆飘去，追求山水自然中的渔樵生活，那才是人生的自由自在自适，现在这种笼中雀的生活已然完全失去了人生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生活还不如同噩梦。可谓情境交融，抒情、感怀、用典均很到位，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上乘之作，是不可多得的好诗。看来太监有了文化就具备了思考人生的思想，也有着对于人生的价值追求。这何尝又不是《酌中志》作者刘若愚本人的感叹呢！
明代宦官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崛起，是因为朱元璋罢黜相权，将最终决策权集中于帝王一身，但是太祖爷没有办法保证皇子皇孙者们的素质和品质，他的子孙们不可能如同他那般成为雄才大略的君主，变相的丞相制度就会应运而生，其标志是内阁的首辅制度，内阁就有了“票拟”的权力，对柄外朝内阁的“票拟”，就有了内廷替皇帝朱砂批示的“批红”之权，形成最高决策公文下达的程序化过程，如果两者之间充分默契配合，按照程序化运作，那么皇帝可以垂拱而治。明代中后期的帝王很少真正管理政事，而明代的统治却能延长那么长时间，实际上得益于这套机制的正常运转。如果两者权力失衡，就会导致政权的半瘫痪状态，决策失误，矛盾日积月累，也促使两者可以各自为政公开分庭抗礼；这就是朝廷内外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形成党争的制度性原因，也就有了后来东林党人和阉党集团你死我活的争斗而导致王朝政权结构内部瓦解的必然命运。即使帝国后期崇祯皇帝要乾坤独断扭转败局，但已经是尾大不掉，无法有效切割王朝疽痈，乃至病入膏肓不治身亡了。可以说朱元璋在立国初期，废除宰相制度和禁止太监干政的决策，在施行中均是失败的。
[1] 见《冯梦龙全集》第10卷，江苏凤凰出版社，第2页。
[2] 见《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者》，线装书局，第1651页。
[3]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三·陈矩传》，线装书局，第16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