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大一统的皇权专制体制的运作，太监作为体制的寄生物是伴随体制兴衰相始终的皇家鹰犬集团。其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宫廷可供役使的奴才仆役，也是皇家游走于外庭的恶犬和放飞于军政体系的鹰隼。虽然祖训明确太监不得干政，但是帝国政治经济体制机制的运转已经完全离不开庞大的太监集团深深介入。尤其是王朝没落期官僚政治体制的颓败，太监势力在政治上崛起，几乎无孔不入仿佛水银泄地那般渗透到皇天后土的方方面面。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作为膏腴之地的东南诸省尤其是被称为南直隶的江南，是帝国赋税的重要来源。涉及经济、国防、海防、矿产重要资源的各个领域及遍布的皇庄、祖陵都派有太监掌控或者监管。其主要管理衙门就是留都南京的司礼监，这实际上是一个直接代表皇帝的情报搜集、皇室用品采买、经济资源掌控和赋税收缴监督及军事武装力量监控的重要衙门。提督太监是超越于帝国行政权力之上的皇上代言人，其实际的权力超过总督和巡抚。
在水路运输方面，南方有发达的水系和沿海漫长的海岸线，因而物资运输和关税收取是漕运总督的重要职责。帝国实行盐业专卖制度在扬州专设巡盐御史衙门，这和设在淮安府的漕运总督衙门均为和南直隶省平行的独立核算部门，也是两个权力和油水都很大的中央直属机构，都同时派有太监进行监督管理。而海上的贸易体系，基本由皇上直接领导的提督市舶司的太监们所控制，无疑也是皇家重要的财富来源，是敲诈勒索沿海船民、抽取海上贸易税收的重要渠道。
至于那些远离了政治中心的太监集团的外放人物，在脱离了皇帝主子的视线之后，犹如放逐的野马，脱离了宫廷的羁绊，身上又烙上了神圣的皇家印记，俨然成了凌驾于地方军政势力之上的特殊人物。因为生命线被阉割之后，身体已经变得畸形，必然影响到性格上的病态变异，因而敏感多疑，在文臣武将的视野中他们实在是一群不伦不类不男不女的东西。这些东西丧失了人伦生殖功能之后，随之亦失去正常人在情感张扬和性欲释放方面的情趣，也没有了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而极度自卑表现出的形式却是自尊式的极度傲慢。
尤其是大明留都乃六朝帝王之洲，江南佳丽之地，连吹出的风都带有茉莉花的芳香，绕城潺潺流淌的水面飘**出脂香粉腻的色彩，秦淮河上来去的画舫，羊角灯光闪烁迷离。那些卵子发烧的文官骚客们个个人模狗样，白天像是道学先生那般口不离孔孟之道，言不脱存天理灭人欲，仿佛为人师表的道学先生；晚上则左拥右抱和那些歌姬舞女们打情骂俏，在吟诗作赋中博得粉头一笑。这些风情万种的世像，都使得太监分子看得眼睛发酸，但是他们都是被阉割了生命线的人物，心中只有怒火和无名的嫉妒，这股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和看得到葡萄却吃不到葡萄的酸气汇聚到一起，只能酿造成报复社会的仇恨。
然而，他们拥有皇家奴才的身份，在地方就扮演着皇上代言人的角色，完全口含天宪，颐指气使，为所欲为，无人能够管束制约。变态扭曲的灵魂，一旦爆发出负面的能量，也是无人可以匹敌的，因为他们依附的乃是帝国最高的权力——皇权。
皇权在帝国版图上的驰骋，法力无边，势不可挡。而施展法力的人员莫非内臣和官僚，内臣外放就是天使，尽管他们失去了在人欲享受方面受到影响，但是人的欲望是多方面的，他们也有追逐财富的欲望，帝国财富的攫取，是离不开权力的。他们是吸附于皇权的蚂蟥，只能借助于帝国宫廷法力无边的权力场，纵横驰骋在帝国庞大的财富圈中渔利。内心的龌龊，性格的变异，演绎着行为的疯狂。
朝廷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了，在南方诸省的政治、军事、经济领域，那些官员的收入本来微薄，只能巧立名目地扩张权力，拓展财富牟取的渠道，他们生活得也是有滋有味，又是盖府邸、筑园林、养戏班子。生活在这里的达官显贵，退休官员们哪一个都不是善茬。对于太监们来说无福消受美色，享受家庭多妻多子的天伦之乐，那也只剩下对于权力和财富的疯狂追求，来弥补残缺不全的生理功能失落，这就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道理了。
老天对人来说也算是公平的。老子不是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也？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太监缺少了人道，就只能遵循天道，在那些地方豪强权贵的利益圈中舀上一勺，以弥补自己为皇家贡献卵子的不足。这大约就是太监们的真实思想了。
太监遂成为宫廷外放的御用恶狗，表现出的状态就是穷凶极欲，作威作福，嚣张跋扈，无恶不作。这些东西就是附着于专制皇权肌体上，为害地方百姓饕餮天下财富以自肥的一群吸血鬼，本质上是皇权专制的衍生产品。诚如唐代韩愈《顺宗实录二》所记载的宫市：
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未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於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白居易《卖炭翁》诗，即为讽刺此事而作：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这就是太监把握专为皇家所设“宫市”的邪恶。凡当国家的法治程序失效，潜规则大张其道的时候，人治明目张胆恣意横行之时，也就到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时期。那么法国贵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中所预言的法国大革命似的动乱就可能发生，李自成、张献忠似的农民造反派就会横空出世。明末就是如此，至少太监集团肆无忌惮地张扬，也是整个国家朝纲紊乱的重要特征。因为他们代表是皇权的张扬。当君主视民众为草芥之时，民众视君主只能是狗屎了。
由皇朝直接派出的太监不仅借助“宫市”巧取豪夺，而且还直接垄断采矿等国家重要资源的开采，依仗权势盘剥掠夺百姓的财物，老百姓唯恐避之不及。也就是说，商品交易所遵循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的运作全面失效，而由皇权所完全主导。在明末几乎所有重要领域均由皇帝直接派出太监来办理相关事务，给太监集团的从中渔利造成极大的方便。
专制王朝的悲剧实际上是由封建集权制度造成的，权力一旦成为某些人的专利，就会变成他们鱼肉人民的刀子，流血的只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太监集团是皇权利刃上的刀把子，至于刀刃毫无疑问就是整个腐朽的官僚集团，镶嵌着宝石雕琢着美丽花纹的刀鞘则是标榜着“仁者爱人”的儒家集团。而操纵整个利器的则是皇权本身，尽管这柄百年宝刀已经锈蚀卷刃，很难削铁如泥了，但是珠光宝气的外表依然璀璨华丽。披着华丽外衣的太监集团依然趾高气昂嚣张跋扈。
永乐年间宦官插手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开始扩张，是洪武朝不能望其项背的。洪武年，在苏州天心桥东建织造局，宫廷内外的衣饰袍褂朝廷官服均有织造局专营，有地方官员督造。而到永乐时，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萧月、阮礼都担任过苏州、杭州的织造，从此“祖制始变。嗣后岁以为常，末造祸更烈”，本来那种织造归地方官管理，“民不扰也”（孙珮编：《苏州织造局志》卷二）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永乐时，宦官还至西北地区索买驼毛，“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自后岁以为常”（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七《织造》），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永乐元年（1403年），“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国朝典汇》卷二○○《市舶》）。这样，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权，也即江海航运的管辖大权。宦官手中的权力既已越来越大，横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传圣旨，屡有发生。如：永乐五年（1407年），内使李进在山西以采天花为名，“诈传诏旨，伪作勘合（伪造公文）假公营私，大为军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问李进（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一四）。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内官马骐伪传旨谕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朱棣得知后，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归，人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明大政纂要》卷一七）有个大宦官到苏州织染局上任，下车伊始，便借故制造冤狱，致使无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饿死（祝允明：《志怪录·周七郎》）。
宣德年间，皇帝不断派出宦官到各地采办，如苏州一处就经常有五六个宦官坐镇，其中罗太监待的时间最长，“或织造，或采促织（蟋蟀），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杨循吉：《吴中故语》）。有的太监，备受恩宠。如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年）被赐以免死诏。给范弘的诏书中，有谓：“免尔死罪于将来，著朕至意于久远。”（《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御用监太监王瑾，宣德四年（1429年）时，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回文诗体，做了一首题曰《偶成》的诗送给他（钱谦益：《列朝诗集》乾集，上）。其后，又赐给他银记四块，上面刻的字是“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叶盛：《水东日记》）。
当然，比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年）十二月，他下令召还采办中官。这是因为山东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上疏，揭发京师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农务”，朱瞻基遂下令“悉召还治之，自今更不许辄遣人”。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朱瞻基还下令处死指使内使阮巨队等在广东“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的内官袁琦，用的是凌迟这一极刑；次年正月，他还敕谕南京、应天等府，今后“凡出差内官内使，其寄附赃物在官员人等之家，许令出首归官，与免本罪。若隐匿不首，事发，与犯人罪同”（《皇明诏令》卷九《诛袁琦敕》）。
留都的兵部掌管着南方各省的驻军，而太监厂卫负责帝国皇陵的警卫，比如凤阳和盱眙的两处明代祖宗陵墓的警卫工作。这里还豢养了一批明代宗室的违法犯罪分子和一批流放劳动教养的太监，比如前面介绍过小太监刘若愚就曾经因为卷入阉党案在孝陵充当清道夫，写下了血泪交替的《酌中志》，此书的完成也为自己洗冤辩白，得以平反释放。再加上提督太监还管理着内廷警卫部队，肩负着催缴税赋和宫廷后勤采购等一系列任务的监管之责。这些太监除了公开职责和身份以外，还肩负着对地方行政、军事首长的监督责任，是皇帝在地方的耳目。这是特别使人可怕的事情，也就是他们作为鹰犬就是皇家的特务，地方军政长官的一举一动皆在无卵子集团的监控之下。因而外派太监的势力实际是通天的，往往凌驾于留都的六部都司之上，可以说是借助皇家势力，狐假虎威，贪敛财富，监控地方，专事告密，无恶不作。留都的司礼监提督太监实际就是皇帝派在留都情报机构的大特务头子，随时汇集当地军政情报，密报朝廷，必要时动用厂卫直接将人犯逮捕押解京城查处。
据《明通鉴·卷三四》和徐咸《西园杂记·卷下》记载：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贸易，贪污中饱：如宪宗成化初年，宁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极为“贪恣”；尔后在广东的宦官韦眷，在市舶司任内更是“聚珍宝甚富”。奏讨盐利，甚至贩卖私盐，使盐法大坏：如成化十九年（1483年），宦官梁芳“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不足则给以盐……前后请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商引壅不行，边储日匮”。勒索贡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镇守太监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监崔瑶等人，对富阳县的茶叶、鲥鱼二种贡品，百般勒索，“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
在太监充当皇上采办后宫所需物品中也是趁机盘剥中饱私囊。成化七年（1471年），湖广镇守太监开始进鱼二千五百斤，成化十七年（1481年）以后，猛增至二三万斤。贡鱼要装载船、车、人夫、保鲜，因而宦官从中大搞花样。以南京进贡鲥鱼为例，每年是五月十五先进于孝陵，然后开船北运，七月初一在北京荐太庙。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押运宦官遂得以乘机勒索。起运时，每岁在南京鲥鱼厂取里长二十名，各索银二十两，正德时更倍取其数。又要茶果银一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发船时又取民夫四千三百多人。船日夜开行，求冰置换急如星火。其实各地均不用冰，只是以高价折合银两，即所谓“折干”，因而鱼未到北京，早已腐臭不可闻。到京后，虽然加入鸡、肉、笋、菹及各种作料来掩盖这些臭气，但仍然不堪下筷。显然，这样的进贡冰鲜，实际上不过是向沿途百姓大捞一票而已。浙江富阳县所产茶叶与鲥鱼均为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下《富阳民谣》一首，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的罪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渔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韩邦奇还向武宗上了《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但结果，被“参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韩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韩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锦衣狱，撤去官职。（见王学谟：《续朝邑县志》卷六）
在几个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地区，还专门设置了守备太监。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而且犯罪的宗室子孙都押来关在高墙之内，因此明王朝对凤阳异常重视，特设守备。天寿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故有天寿山守备。燕王朱棣起兵，从建文帝手中夺权，定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不但是朱元璋的埋骨之所——明孝陵所在地，更重要的，这里是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全国经济命脉所在的江南地区的中心，因此明王朝不但在南京设置守备太监，而且赋予大权。作为“三千里外亲臣”的守备太监，地位比守备南京的武臣要高得多，在公堂就坐时，守备太监坐首席，侯、伯只能上坐，都督则只能侧坐。（见王世贞：《凤洲杂编》卷一）
万历年间，神宗皇帝完全超越政府权力，直接派遣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到各地去为自己和家族以增加税收聚敛个人财富，激起市民反对。皇帝及其家族借助宦官势力的横征暴敛，再加上为了和官僚集团取得统治天下的平衡性对于官员集体腐败的放纵，构成了王朝政治从上到下的结构性腐败。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垄断是专制政权的重要特色，通过对于资源控制掌控天下财富而专奉一人一个家族，实现家天下的目的，盘踞于九层之塔的各个层级又成为天下财富分流的渠道，因而必须由皇帝的家臣进行层层控制，层层控制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层层盘剥，实际造成“天下苦秦久也”的贪腐格局。
一方面帝王骄奢**逸的生活导致了太监集团无限扩张，明末宦官集团的人数已经扩充到了十多万人，几乎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如蛆钻营无孔不入；另一方面文人集团包括帝国从上到下的官僚士子纵情声色、毫无节制地发泄，导致生活的糜烂腐败已经无以复加。江山的危亡定然在贪婪的攫取和西门庆之流的奢靡**中被注定。
格局既成，要想改变这种利益固化特权横行的结构性贪腐十分困难。修修补补显然无济于事，拆除重造就是车毁人亡，因为人治格局借助官僚体系的利益链几乎是环环相扣，中间一个环节掉链条就意味着一损俱损整个统治机器的瓦解和崩溃。
封建专制王朝其实是完全缺乏主动纠错机制的，就是迫于无奈的“罪己诏”也是内外压力无法缓解下某种形式表演，太监其实是专制体制直达宫廷的联系人，皇权政治从上到下执鞭驾驭战车的御手，战车已经完全腐朽破败，那么只能沿着历代王朝覆亡的末路狂奔，直至车毁人亡。这就是历史的宿命，非人力修修补补可以完成。等待的就是毁车拆屋那些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的扑面而来。
明末越来越庞大的宦官二十四衙门几乎控制帝国政治、军事、经济乃至社会各个层面的所有重要资源，直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代言人。群臣唯俯伏听命，有时是无力反抗的，因为太监身后站立的是天命所系至高无上的王权。以儒臣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失去对于皇权的制约，预示东汉末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改朝换代就要到来。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道统已亡，政权形式上的法统还能维系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