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的地点遍布全球—非洲、亚洲、北极、南美洲的丛林，甚至太平洋偏远的岛屿。我们可以适应几乎所有地球环境的生存能力，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但是我们的发源地究竟在哪里呢？
基于大量的化石证据，人类学家接受的观点是：我们的诞生地在非洲。这些化石证据中首先被发现的是一块被称为“汤恩幼儿的头骨”，1924年由雷蒙德·达特于南非发现。它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化石发现之一，但一开始情况并非如此。当达特最初将它展现在科学界面前时，人们的反应完全是不屑一顾的。一流的英国人类学家否定了达特提出的人类起源自非洲的论点，认为它并不重要而将其搁置一旁。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科学家们才终于改变了看法。
实际上，达特并不想去南非。他恰巧去了那里，自己又受过充分的解剖学训练，能够在注意到头骨时看出它的重要性，完全是命运的巧合。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了解剖学。当听说南非约翰内斯堡新成立的金山大学需要一位解剖学教授时，他并无兴趣，担心去那里会像学术上被放逐一样。后来，在他的指导教授的强行要求之下，他才申请并接受了这个职位。
尽管如此，结果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职业选择，因为这将他直接送上了做出世纪化石发现的道路，这件事仅仅发生在他抵达南非两年以后。就人类学发现而言，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不费力的发现了，因为这没花费他任何搜寻或者挖掘的工夫。他甚至从未离开过办公室。这块头骨是附近一个称为“巴克斯顿石灰石采石场”的矿区采集到的一批化石中的一块，直接被送到了他的手里。在这之前达特曾经和采石场约定，如果他们在采矿过程中发现任何有趣的东西，就寄给自己。当收到采石场寄来的盒子时，达特打开了它，里面就装着这块头骨，就躺在所有化石的最上面。
达特即刻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接下来故事是这样的，当盒子被送到时，他正在为参加朋友的婚礼而穿衣打扮，后来他的妻子几乎是强迫性地拖着他离开盒子，才没有迟到。
这块头骨很小，属于一名生活在几十万年以前的幼儿，但其解剖学特征有趣地结合了猿和人的特点。它的大脑非常小，就像一只猿的大脑，牙齿却与人类牙齿相似。达特还可以看出它的大脑有人类的特点，他能够确定它肯定已经是直立行走的了，因为有依稀可辨的痕迹显示它的头骨置于脊椎正上方，而不是像猿一样向前突出。
他认为，这个生物活着时，看起来更像猿而不是人，所以他将它称为“南方古猿”。他知道，它出现在非洲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此前这里还从未发现过猿和人之间的这类过渡性化石。
达特迅速将他的报告寄给了《自然》期刊，该期刊于1925年发表了这份报告。但是，令他沮丧的是，它非但没有被人们誉为伟大发现，反而遭遇了严厉的批评。德高望重的英国人类学家亚瑟·基思，带领人们对它发起了批评。他否认该头骨能代表猿和人之间一个过渡的形式，称其为“荒诞不经”—这是科学界里，讨论一名同事的工作时人们轻易不会用的一个词。他宣称该头骨是一只幼年大猩猩的可能性最大。
该批评有部分的合理性。幼年灵长类动物的头骨看起来会有些相似。只有随着年岁增长，物种之间的差异才显现出来。因此，该头骨属于一名幼儿的事实，使人们很难确切地分辨它到底是什么。而且确定头骨的地质年代也是一个挑战。由于它是被放在盒子里送过来的，其发现的确切地点未知，因此达特必须通过解剖学线索来确定它的年代。而达特本人因为三十二岁的年纪，仍被看作年轻且缺乏经验的。
该批评的一个不那么合理的理由是：人类学家并不认为人类源自非洲。19世纪70年代，就连查尔斯·达尔文这样的权威人物也曾提出过我们起源自非洲的观点，指出人类起源于其他大型类人猿生活的地点是说得通的。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已不再是流行的观念了。部分缘于当时正流行将亚洲看作我们起源的可能地点，因为那段时间，人们刚在亚洲发现了早期人类化石。然而最主要的是老一套的种族歧视。欧洲精英学者们并不乐意承认非洲是他们祖先的家园。
随后，作为对汤恩幼儿的最后一击，出现了皮尔丹人。这是1912年发现于英国皮尔丹的早期人类化石，由一大块头骨构成，看起来就像现代人类一样，但是与之配对的是一块像猿一样的下颌骨。这一配对的意义在于，它确认了许多人类学家长久以来怀疑的一点，即在我们演化的历史上，祖先身上发展出来的第一个人类独有的特点应该是较大的大脑。这让他们感到合理，因为他们推断智力是我们最独特的特点，所以大脑发育肯定应该早于其他所有解剖学上的改变。
然而，汤恩幼儿，公然地违背了这一推断。它将较小的大脑和双足行走的迹象结合在一起，暗示我们的祖先在它们获得较大的大脑之前就开始直立行走了。换句话说，这两块化石讲述的是关于我们过去的两个不同的故事。那么，到底该相信哪一个呢？
一个来自英国，大脑较大的“缺失的一环”；另一个来自非洲，大脑较小的化石。面对这两个选项，英国学者坚决地站在了“最早的英国人”这一边。基思正是极力支持皮尔丹人重要性的人之一，这也是他如此迅速地得出结论，说汤恩幼儿是一只大猩猩，而不是早期人类的原因。
达特由于这些否定其发现的声音而变得沮丧，婚姻也破裂了。有一段时间，他还放弃了做进一步的人类学研究。然而，随着支持他对汤恩头骨解读的新的化石证据稳步积累，他很幸运地活着见证了自己的发现被证实。这些化石包括由达特的同事罗伯特·布鲁姆在非洲发现的其他的南方古猿头骨。
20世纪40年代末，思想潮流已经决定性地倒向了达特的一边。所有发现的化石都讲述着同样的故事：双足行走在先，大脑发育在其很久之后，而最早的原始人类化石持续地在非洲被发现。就连达特的主要劲敌基思也公开承认错误时，达特肯定体验到了巨大的满足感，基思在一篇1947年写给《自然》的信中说：“我现在确信……达特教授是对的，我是错的。”
20世纪50年代，人们惊讶地发现皮尔丹人是拙劣的赝品，由此最后的反对声音也消散了。大英博物馆的一队研究者，因为奇怪它怎么会与所有其他化石证据如此不同，决定更仔细地检查它。他们发现其表面被人为地上过色—这是做过手脚的明确迹象。仍然有大量争论探讨谁会是伪造者。被怀疑者中排在最前面的是发现这块化石的律师、业余化石搜寻者查尔斯·道森。
事后看来，这块化石实属伪造这件事本应该很明显才对。早在1915年，美国学者格里特·S.米勒就指出：“咀嚼的机制使这块下颌骨和头骨没法配对在一起。”英国人类学家无视了他的警告。皮尔丹化石讲述了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所以他们无视了反面的证据。而它作为赝品被发现一事，为汤恩头骨及作为其推论的人类起源自非洲的理论被全面接受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