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轰轰烈烈的废后事件算是告一段落了。永徽六年（655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影响深远，因此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皇上绝对被下药了，为情所困，为色所扰。
还是那句话，男人的错误都是女人勾引的。红颜祸水，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棋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世易时移，很少有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对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
然而对于一个君王（非昏君）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所谓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纵，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从客观社会环境看，这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不过，这个结果应该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产物。
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到了前台。
而占据份额最大的原因，就是李治想摆脱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老臣的束缚。大概这也正是武则天当初抓住的李治的弱点：作为皇帝，他的实权太少了。这场重量级的卧底战，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
这是一场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父，他的恩人。
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也算清明，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可惜他老人家不能从地底下遥助儿子。
试想，这样一个有理想有操守的皇上，能心甘情愿被操纵吗？
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亲舅舅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
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可能有人很不理解，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
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
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虽然要奏报皇帝批准，但应允的可能性极大。
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
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宰相集体讨论通过后中书省拟定圣旨，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
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就像《红楼梦》里说的，“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
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
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