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楼第三层腾出的第三间小屋，虽然钉齐了木条，收拾停当。却终于一直空闲着，未能投人使用。
而我的所有的业务工作，也都无形中被停止了，虽然那似乎并没有明确宣布。
我的专业是写检查。什么电影，什么小说，诗歌，统统顾不上了。
我很有把握，很准确地写着。每一个问题都切中那些揭发材料的实质，每一条必有交待，毫无躲闪回避之嫌。让那些专案人员看上去，一定会认为我的态度很诚恳。
贾继宜揭发我出谋划策，破坏运动么？我就反过来揭发他，是他和我商量该怎么对付专案组。他说：“反正又没有录音机，县里的人说是我说的，我就咬住是他们说的。拿不到证据，就做不了结论。”我听了，连夸“好办法，好办法。”
妄图夺地委的权吗？情况是这样的：时间，二月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左右。地点，在我家。人员，我和贾继宜两人。当时，我们正在讨论修改电影剧本，天很冷，他在炭火盆上烤着脚，忽然低声对我说：“杨子，咱们创作组把地委的权夺了吧！”
我吓了一跳，赶忙说：“小声点儿！”我当时掀开窗帘，往窗外看了看。窗外没有人影，雪很大，把窗户北边的小白果树枝都压弯了。
他依旧大着嗓门，激动地嚷，“怕个球，扳倒一把手，咱们就是功臣，还不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
我不能赶他走，只好躲进厨房下了两碗面条，打了俩鸡蛋，对他说：“今晚就讨论到这儿吧，吃了夜餐，早休息。”
他一边吃，一边对我说：“我们都商量好了，到时候让苏方儒当地革委主任，我当书记，罗闽仔当组织部长，你就当宣传部长吧，也是常委……”说这话时他嘴里含着半个鸡蛋，喔喔哝哝听不大清。贾继宜的揭发，我就这么对付了。
罗闽仔说的那些——当然要坚决踢过去。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我和罗闽仔一起到新华书店买书。出来的时候，我在书店门口买了两块烤红薯，一块给了他，一块我自己吃。他一边剥着红薯皮，一边对我说：“告诉你，这任省委书记要完蛋了。”我说不会吧。”他说：“哼，你不信？我们‘人大’的同学分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有的是，什么不知道？”说这话时，他用左手袖口擦了擦嘴……
我这样写不会错，闽仔从来都是用左手袖口擦嘴的。
我这样写，那些检查就变得很长，很厚。
我知道，方瑞他们会拿这些材料再去找贾继宜和罗闽仔对证。当然，他们讲的一定和这些材料不一样（同一件事情，说法却截然相反）。于是，专案组无法做出结论，判定口供吻合。所以，我必须重新再写。
我自然改头换面地抄一遍，依旧把材料写得很长、很厚。
这样，事情便无休无止地拖下来。
我有时一边写着，一边就想起了在方瑞家的那一幕。我会恶毒地哑然失笑，我们俩竟然如此严肃地演双簧。
我也会时常地想起贾继宜、罗闽仔。我真想去骂他们，骂他们的脊梁是麻秆。可是，一想到我自己也坐在这里写检查，就意识到我的脊梁也绝非钢筋水泥。我的处境，已经使我惶惶不安他们受的，会是何等的压力？以闽仔的性格论，不是压得他精神崩溃，他绝不至于出卖别人的。
心里就涌起些念头，该去他们家看一看，不知那老婆孩子们，过的什么日子。
却又担心多事，万一传过去，又写些新的揭发材料，岂不麻烦。
只好自己宽恕自己，就这么坚定不移地写“踢皮球检查”。既定不了我的案，也就定不了他们的案。这样，便救了我自己，也算救了他们吧。
在机关会计处领工资的时候，见过一次罗闽仔的爱人。当时只对她点点头，等她领完闽仔的工资出来，我远远地跟定她，离机关远了，四周没有熟人，就追上去，叫住她问：“闽仔最近好吗？情况怎么样？”
女人淡然地笑笑说：“不知道“你见过他吗？”
“从他被捆着打农村弄回来，我就没见过。我带着孩子找专案组，要送衣物给他。东西留下了，人不让见。”
她眼圈猛地红了。
我心里一阵酸楚。
“他，关在——在什么地方‘隔离审查’？”
“听说，要移交公安部门。方科长，嘴紧得很，只让我写过，敦促他投降书。说是只有坦白，才有生路……”
分手时，我很诚恳地说了句：“家里有什么难事，找我。”
她点头。
我知道，那只是句好听的空话。
贾继宜的爱人，我是在地区医院遇到的。
我的两个大槽牙全肿了，对镜一瞧，艳若桃花。医生看过，说是虚火攻心，给了解毒片，还要打消炎针。我知道，这是心里急的。
进了注射室，就听到有孩子极胆怯地哭叫，像是牛犊子被人拖着宰。
被拖的是老贾的小三子。
快有他妈肩膀高了，还怕打针。
“小三子，别怕！男子汉大豆腐，不兴抹鼻涕。”我逗他。
他把鼻涕抹得更花，全然不讲男子汉风度。
老贾的女人就在医院的走廊里一边大声诉苦，一边高声哭。
“孩子他叔，你瞧俺咋过哟！老贾让他们不明不白地弄起来，也不知道放得回来不？”
“回得来，回得来。”我安慰她。
“专案组说了，不老实坦白，就开除公职，回乡劳改……我才是个代课老师，还不算正式职工。老贾一倒，俺家可就全倒了呀！……”
我无言以对。
待她不哭了，我才走。
我能做的，就是听她哭完而已。
我依旧反反复复地写检查，“讲清楚”。一讲就讲到了年底。
忽然听说蔡局长病了。东征西杀，鞍马劳顿，心脏老是短跑，血压总是跳高，浑身的器官都争先恐后地开起了运动会。
于是，心血**，想到该去捧捧场，凑凑热闹。
蔡局长半躺在**，枕边堆满文件、材料，鼻上架着花镜，显然仍旧日理万机，操劳国事。
我趋至床前，木木讷讷，可怜巴巴，老老实实地问一句：“蔡局长，我，我的问题——能解脱，工作了吗？”
蔡局长咳嗽已毕，清清嗓，挺挺腰，开始讲话：“你的问题嘛，啊——这个——”
虽然只有我一人聆听，他照旧端着架子，那神态，犹如在大操场上给一团人马训话。
“听方，方科长说了，态度还是诚恳的，端正的，愿意检查，配合组织，讲清楚自己的问题……”
我暗自发笑，这方瑞，还真“地下工作者”呢。在蔡局长这儿，倒是美言得够味。
“不过嘛，啊——，你讲的那些，为什么老是和他们讲的，这个——合不上槽么！”他大惑不解地搔着稀疏的头发，极苦恼极认真地皱着眉，像是好学上进的小学生在琢磨8减4等于几的难题。
“他们交待揭发的嘛，都拍胸脯子说是真的，你写的那些呢——”
“我已经检查十几次了。”我插话说。
他很不髙兴我打断他的话，焦躁地闭上眼睛，筛糠似地抖着手你写的，我都看了，都看了。你们家窗外，是有棵小白果树。”
“哎呀，蔡叔叔，你看，真是，还让你——”我赔着笑。
他则宽宏地颔颔首：“你交待得很详细，很清楚喽。时间呀，地点呀，当时的情景喽，自己的心情哟……到底以你的为准呢？还是以他们的为准？”
“我——”
“我们看过，公安部门也看了嘛。他们倒是觉得，你讲得比较真实。”
他妈的！他们还嫌不够热闹，还要把公安部门搅和进来。还要弄个“反革命纠合案”么？
蔡局长一讲起话便啰哕嗦嗦，反反复复，滔滔不绝，千回百折。我便做出全神贯注、洗耳恭听的样子。
他把揭发材料背了无数遍，他把我的检查背了无数遍，又把他们专案组和公安部门的分析讲了无数遍，直累得气喘吁吁。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总结说：“可是，这样，你还不能算讲清楚了呀！……”
他妈的“讲清楚”！
他老婆终于来干涉。“老蔡，医生让休息，你就好好体息嘛。”“我这就是休息！”
他瞪着眼，面皮黄肿，眼珠混浊，一副鞠躬尽痒，死而后已的模样。
搅和得差不多了，我忍住笑起身，假惺惺说了句：“蔡叔叔，好好体息——”
出了门骑上车，一路轻快地吹响口哨。，好，只要说还没“讲清楚”，咱就老来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