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节了。
初三的那天晚上下大雪，天黑漆漆的，风在窗外做鬼叫。
我烤着炭火，暖洋洋地看电视。母亲则和挺着大肚的妻一起聊大天，讨论那肚子里头的接班人是男还是女。
有人敲门。
问谁，却不见答话。疑疑惑惑地，我起身去开。
挟着风雪，挤进来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脱去帽子，围巾和大口罩——罗闽仔！
母亲和妻略知道些机关的风风雨雨，勉强寒暄几句，就避开。
我则大喜过望，紧紧握住那双冰冷的手，急切地问一句：“怎么，放了你？”
闽仔笑：“放？娘希匹！”
我一阵紧张：“怎地，偷跑的——”
“不，来赴宴。”
原来，闽仔是被单独“隔离”在地区电影发行公司的小仓库里。在风头浪尖时，局里打算将他交给公安局法办，不知怎么的，拖过了火候，公安局的人再不来照面，只留下话，要机关把材料搞落实了再说。看管闽仔的两个小伙子是放映员，时间一长，竟和闽仔暗暗成了哥儿们。过春节，都闷得慌，有朋友请客，两个“狱卒”耐不得寂寞，要出来喝酒，又不能丢下“犯人”不管，就索性让闽仔一起同行了。
说也凑巧，宴客的主人就和我们家住在一个家属院。闽仔说明了来我这里坐坐，两个“狱卒”竟应允了。
这听起来，简直是海外奇谈。我们俩相对捧腹，开怀大笑。
我备酒。
闽仔一脸的庄重，紧紧拉住我的手解释说：“深夜来访并无他意，只是要见你一见，当面道歉。弟兄对不起你，写材料揭发了你！你不知道，方瑞那家伙，有一段对你的事逼得紧哩！”
我心里一热，赶忙止住他。
“再别说这个，我能理解。不把你压得精神崩溃，是不会出这种事的。”
他神经质地频频摇着头：“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搞，你不知道他们怎么搞，娘希匹，娘希匹……”
“听说是把你从农村捆来的？”
“五花大绑/娘希匹’！方瑞亲自去的，说是局里来人看望我。我从稻场上回来。一进屋，一枪托打在腿窝上，十几条枪逼上来……”
我叹口气。
“放猪一样捆呐，放猪一样捆呐……”他失神地叨叨着。
“前些时，我在机关见到你老婆了。”我说。
“我一直没见过，还有孩子，我那个大头。娘希匹，《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他们让她写，让孩子写，离婚，攻心战……”
他手抖起来，眼圈红了。
“算了，别想，都会过去的。”我说。
“别想？记一辈子！他们怎么审的，娘希匹，公安局的把手枪掏出来，在桌上拍得‘啪啪’响……还这个样，这个样。讲不讲，不讲毙了你！你的言论，够死罪了你！——”
闽仔神经兮兮地比划着，目光如炬，昂首阔步，像导演做示范一样，在屋里跳来跳去。
我们扯起局里的人。
“陈昆蓉这女人，妈的，表现最积极。妈的，什么都知道……”我向他谈起我给专案组写了她的揭发材料，她很快就知道了，真是奇怪。
“哈哈哈！”闽仔大笑起来，立刻神采焕发，像当初一样侃侃而谈，“小杨子，小杨子，你钻到蜘蛛精的盘丝洞里去了。专案组长是谁？方瑞。方瑞和这女人什么关系？哈哈，偸香窃玉！我家原先在旧楼住的时候，陈昆蓉还没嫁人，就在我楼上。方瑞白天黑夜地偷偷往楼上摸，他女人还和陈昆蓉打过一架哩。这事，我老婆最清楚……”
我心里豁然明白了，方瑞原来与那女人有这一层！我可真是糊糊涂涂往里栽，当初他拼命从几个哥儿们那儿逼问我的材料，或许就是为了保住那女人，免得弄住那女人再扯出他自己的什么来。
我想把自己去方瑞家看到材料的事讲给他，嘴张了几张，终于没说。
世事难料，人心难测呀。
送闽仔走的时候，母亲也循礼送了送。
一转回门，母亲便问我：“你们单位的小罗不是‘隔离审查’了吗？”
“嗯。”
“你和他们，没牵连吧？”
“没有。”
我已经停止工作快-年了，一直瞒着她。因为天天去机关上班，她居然没有觉察。也难怪，母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政治上”会出什么事。
“唔，没牵连就好。他这是——解除审查了么？”
“没有。”
我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了母亲，还当做个笑话讲。
母亲的神色严肃起来。
“孩子，不行，这可是严重违反原则的事。看守他的人怎么能这么干？你们机关党委知道了——”
“妈妈，他们不会知道的。”
“万一有人报告了呢？万一小罗把看你的事讲出来呢？这对你政治上影响很不好！”
我愣住了。
是的，万一他们讲出来呢？闽仔已经在那种审问下讲过一次了，他也会讲第二次。
“你是党员，像这样的事，你必须及时向组织反映。”
母亲要我立刻去单位汇报。
我犹犹豫豫地走了。
我犹犹豫豫地敲开方瑞的门，讲了这件事。
回来的路上，我再走不动。
我心里万分地鄙视自己。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我真想就那么冻成一个无知无觉的雪人。
有一刻，我宽恕着自己。这是母亲逼我做的——可是，我完全能够煞有介事地穿戴整齐，在雪地里兜一圈，然后回来告诉她，我已经汇报过了。然而——可悲的胆怯。
朋友们背叛了我一次，我也背叛了他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