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早期的一些作品在人性的边界方面关注更多的是人借以谋生的面具问题，通过对这种面具的剥离，揭示了人性与面具的分离，表明人生的面具对人性的边界具有一贯的和顽强的遮蔽性，一个人往往只有到死，当面具已经失去作用时，他的真实本性才有可能显露出来，也才可能开始勘察人性的边界，但这时显然为时已晚。
在《火男面具》（ひょっとこ）（1914）中，芥川描写了一个一辈子都在说谎的平吉，他只有在偶尔喝醉了酒时才露出天真和率性的本色，但醒来后又为自己的那种本色的表演感到惭愧，说自己“简直是发疯了”，觉得还是平日里的说谎生涯才是真正的自己。他的说谎不是为了任何具体的目的，而是已经成了一种很自然的习惯，不说谎才是很奇怪的事。他所有的生平故事都是他自己信口编造出来的。“要是从人们所知道的平吉的一生中抽掉这些谎话，肯定是什么也剩不下了。”直到他有一次在醉后戴着火男面具狂舞时突然中风倒下，在咽气之前，他才用极低微的声音请人家帮自己把面具摘了。“然而火男面具下面的脸，已经不是平吉平时的脸了”，它彻底改变了模样，“完全没有变的只是那个噘着嘴的火男面具，它被撂在船舱里的红毯子上，以滑稽的表情安详地仰望着平吉的脸”[124]。平吉的一生究竟是个什么人，非但别人不清楚，就连平吉自己也搞不清，也许他根本就不曾存在，他本人只是一个滑稽的面具，甚至只是一个可笑的谎言。[125]
《鼻子》（1916）是芥川的成名作。禅智内供长着一个特别长的鼻子，不但生活很不方便，而且遭到人们的嘲笑，感到很苦恼。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将鼻子缩短，或是自我安慰，都归于无效。最后采用了一种由中国传来的秘技，终于把鼻子缩短了，却反而招来了众人更厉害的嘲笑，笑他缩短鼻子的这一举动。直到有一天，他的鼻子又恢复了原状，他才松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这样一来，准没有人再笑我了。”内供与平吉具有同样的人格原型，但表现方式相反。内供的长鼻子也是他人生的面具，但他不满意这个面具，因为别人不认可，于是想把鼻子变短来求得别人的认可，没想到适得其反。在他心目中，人的一生最大的问题似乎就是鼻子的问题，也就是面子的问题。面子上所受到的挫折并没有促使他返回到内心，或是看透人性的根柢，而只是促使他在面子上反复纠缠，永无解脱。当一个人一辈子所关注的只有自己的面具时，面具底下的东西就被遮蔽起来了，人性的边界永远在这种人的视野之外。如果说在前一个故事中，平吉的面具剥离是由于死神降临而由旁人执行的话，那么在这个故事中面具的改变则是由当事人内供自己为了重建一个新面具而进行的，总之是只要人活在世上，就始终处于面具的遮蔽之中。[126]
《父》（1916）讲的是“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能势，人很聪明，特别是具有当众表演和搞笑逗乐的才能，他就靠这门本事博得了班上同学和老师的好评。有一次班上集体去旅行，在火车站等车时，能势施展自己的才能，给车站上来来往往的人取各种损人的诨名，进行刻薄的嘲笑，在这件事上同学们无人可以和他相匹敌，由此他也获得了大伙儿的推崇。这时有人发现一个穿着古怪的老头儿正在看列车时刻表，同学们纷纷央求能势拿他来取笑一番，只有“我”认得那老头正是能势的父亲，他是出于对儿子的关心而偷偷地到车站来看出发的场面的。“我”正要提醒大家不要乱来，能势却为了获取大家的欢心，说道：“那家伙吗？他是个伦敦乞丐！”大家果然都哄堂大笑，并对能势的父亲做了借题发挥的嘲弄和模仿。“我”却为能势感到深深的羞耻，甚至不敢看能势的脸。后来能势因病去世，“我”在致悼词时特意加上了一句：“你素日孝敬父母……”
显然，能势的能言善侃同样也是他的一副面具，他没有意识到面具底下自己的真我，而是适应面具本身的要求、也就是适应他人的要求而践踏了自我，丧失了自我，只剩下面具上所代表的那个虚假的自我。但这里与前两篇小说不同的是多了一个作为旁观者的“我”。在“我”的心目中，能势的那个自以为“露脸”的举动一脚踏空了人性的边界，不但丢尽了他自己的脸，也丢尽了人类的脸，使“我”丧失了做人的信心。所以“我”有必要在悼词中加上那一句自我安慰的假话，不是为能势挽回面子，而是要为人类挽回面子。但正因为明知是假话，所以在悼词的后面反倒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无奈和悲哀。人生的面具在这里实际上是由旁观者的“我”帮能势剥离下来的，“我”在这面具下面看到了一个黑暗的深渊，使“我”大吃一惊，不敢正视，于是在剥下面具之后，权且用假话把露出的黑洞遮盖起来。但怀疑已经产生，它激发人开始向人性的边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