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袋里想的都是《乔治·巴恩威尔》里的情节，起初我以为姐姐遇袭，自己必然受到牵连，又或者，因着我是她的近亲，所有人都知道是她抚养我长大，我的嫌疑肯定比其他人大。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光大亮，我开始重新考虑这件事，加之听到周围人的议论，便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此事，也得出了较为合理的看法。
从八点一刻到九点三刻，乔一直在快活三船夫酒馆抽烟斗。这期间，姐姐站在厨房门口，和一个回家的农场工人互道了晚安。这个人说不准见到她的具体时间，只说不超过九点。乔九点五十五分回到家，发现她被人打倒在地，立即叫人来帮忙。当时，炉火还烧着，并不是快熄灭了，蜡烛的灯花也不是很长。可是蜡烛已经灭了。
家里一件东西也没少。那根蜡烛放在门和姐姐之间的一张桌上，当她面对炉火遭袭时，蜡烛在她身后。除了蜡烛被弄灭了之外，厨房里没有任何混乱的痕迹，只有她自己摔倒时撞翻的物件，还有地上的一摊血；然而，现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她的头和脊椎骨是被一个又钝又重的东西击中的。挨了几下后，她面朝下趴在地上，施暴者又用一个非常重的东西狠狠地砸在她身上。乔把她抱起来的时候，她旁边的地上放着一条被锉断了的囚犯脚镣。
乔用铁匠的眼光仔细打量过那条脚镣，说它被锉断已经有段时间了。监狱的人听说了此事，派人来查看脚镣，乔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脚镣确实是监狱船上的东西，只是他们也说不准是何时被人带出监狱的。不过他们可以肯定那副脚镣不属于昨晚越狱的两个逃犯，毕竟一个逃犯已被擒获，脚镣还在他的身上。
我根据掌握的信息，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认为，那副铁脚镣是我救过的那个囚犯的。我曾见过，也听过他在沼泽地里锉那副脚镣。不过我相信用脚镣伤人的不是他。我认为脚镣可能落到了别人手里，进而被拿来行凶，而嫌疑人有两个，一个是奥立克，另一个则是上次在酒馆向我露出锉刀的陌生男人。
现在来说说奥立克。那天他确实去镇里逛了一圈，后来我们在税卡遇见他，他和我们说的也是实话，有人看到他整个傍晚都在镇子里闲逛，他还去了好几家酒馆，和几个人一起喝过酒，后来与我、沃普斯勒先生一起返回。除了和姐姐大吵过一架，他没什么可疑之处。姐姐以前没少与他吵架，也和附近的其他人吵过无数次。再来说说那个陌生男子。他要是来要回他那两张钞票，他们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争执，毕竟姐姐早就准备好把钱还给他了；况且当时并没有发生争吵，攻击者突然闯入，并且悄无声息，她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就被击倒了。
一想到武器是我提供的，虽然并非有意，却还是可怖至极，但我也不能说我没有提供武器。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折磨着我，我一再考虑，该不该破除我童年时代的魔咒，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乔。事发后的几个月里，我每天都琢磨这件事，每天都决定不说，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重新开始思考，心里又起了挣扎。最后，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这个秘密发生在很久以前，早就融入我的身体，成了我的一部分，我无法将它从我的身上割裂开。既然已经惹出了大麻烦，我若再提，乔一旦信了是我干的，必定与我疏远，除了担心这一点，我还害怕他不会相信，又说什么这是狗哇，牛哇，扯一些无稽之谈。我就这样一拖再拖，一直在对与错之间摇摆不定，人遇到这种事，不都是如此吗？我做了个决定，以后要是有机会可以帮忙查明袭击者的身份，我定然将实情和盘托出。
当地的警官和来自伦敦弓街的警察(这件事发生在警察仍穿红马甲的年代)在我家附近勘察了一个多礼拜，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与我听人说和从书里读到的当局处理类似案件的流程差不多。他们倒是抓了几个人，可惜那些人一看就不是凶手，他们绞尽了脑汁，可惜想出来的主意都是错的，老是强扭环境去适应他们的主意，而不是根据环境去想办法。此外，他们还站在快活三船夫酒馆的门口，露出会意而矜持的神情，使周围的人都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们喝酒的样子也很神秘，行动做派和他们抓罪犯时一样。不过这么说也不准确，毕竟他们并未抓到凶手。
警官们撤走了，这之后很久，姐姐依然伤重未愈，下不了床。她的视力受到了损伤，看什么东西都有重影，甚至伸手去抓并不存在的茶杯和酒杯。她的听力和记忆力也遭到了重创，说起话来含含糊糊，别人都听不懂。后来她好了一点儿，可以由别人搀扶着下楼，却依然必须随身带着我的石板，把说不出的话写下来。她的拼写能力很差，写的字母也难看得紧，乔认起字来又不太在行，结果搞得驴唇不对马嘴，只得不停叫我去解决。我也经常弄错，把“药物”认成“羊肉”，把“乔”当成“茶”，把“熏肉”认成“面包师”，而这还都是最微小的错误呢。
不过，她的脾气倒是大大地变好了，也有耐心了。她的手脚不停地哆嗦，很快，这就成了她的一个毛病，后来，每隔两三个月，她就用手抱住头，神情沮丧，似乎精神失常，要等一个礼拜才有所好转。我们不清楚该找个什么样的人来伺候她，后来碰巧发生了一件事，我们总算得到了解脱。沃普斯勒先生的姑奶奶终于摆脱了由来已久的生活习惯，我们正好趁机把毕蒂请回来照顾姐姐。
大概在姐姐再次出现在厨房的一个月后，毕蒂带着一个全是斑点的小箱子来到了我们家里，里面装着她所有的家当，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最重要的是，这对乔来说是一大幸事。我亲爱的老朋友日日看着自己的妻子那副凄惨的模样，心都要碎了。他晚上伺候她的时候，常常转过头来看着我，眼眶湿润，说：“皮普，她这个女子，以前好看着哩!”毕蒂立即着手照顾姐姐，把她照顾得妥妥帖帖，仿佛她从小就对姐姐极为熟悉似的。此后，乔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不时去一趟快活三船夫酒馆，调节调节生活，而这对他很有好处。那些警察出于职业使然，多少对可怜的乔也起了疑心(虽然他自己并不知情)，他们还一致认为他是他们所遇到过的最深沉的人之一。
毕蒂做这份差事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胜利，是解决了一个难倒我们的大难题。我曾经费了很大的力气，却以失败告终。事情是这样的。
姐姐在石板上多次写过同一个字母，看起来像一个歪歪扭扭的“T”，她写完了，还非常急切地吸引我们的注意，要我们知道她很想要那个东西。我猜了很多次，从“焦油”“烤面包”，到“浴缸”，把所有以“T”打头的单词都试过了，可惜都没有猜对。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她画的可能是个锤子的标志，当我在姐姐耳边使劲儿喊出这个词时，她敲起了桌子，仿佛是表示我猜得接近了，却并非全对。于是我把家里的锤子一把接一把都拿了出来，还是不合她的意。接着，我想到拐杖的形状和她画的差不多，便从村里借了一副拐杖来，很有信心地拿给姐姐看。但她一见就猛摇头，她的身体遭受过重创，是那么虚弱，我生怕她摇来摇去，会把脑袋甩掉。
后来，姐姐发现毕蒂能很快领会她的意思，这个神秘的符号于是再次出现在了石板上。毕蒂若有所思地一边看着，一边听着我的解释，还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姐姐，又若有所思地看了看乔(姐姐在石板上用乔这个名字的首字母“J”来代表他)，跟着，她跑进了铁匠铺，我和乔也跟了过去。
“哎呀，肯定是那样的!”毕蒂兴高采烈地叫道，“你们不明白吗？她是要找他!”
是奥立克，毫无疑问!她已经忘了奥立克叫什么名字，只能用锤子的符号来代表他。我们和他讲了事情的经过，让他去厨房一趟。他慢慢放下锤子，用胳膊擦了擦额头，又用围裙擦了擦额头，才没精打采地走出铁匠铺，怪异地弯曲着膝盖，显出一副游手好闲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他。
我承认，我原以为会看到姐姐把他臭骂一顿，结果却不是这样，我不禁大失所望。她居然表现得非常想和他搞好关系，一看到他终于来了，就十分开心，还示意要去给他拿喝的。她还观察他的神情，像是特别盼望能从他脸上看出他欣然愿意接受款待。她表现出了非常迫切地想要安抚他的愿望，一举一动中都流露出了卑微的态度，就跟我曾见过的孩子在严厉的老师面前低眉顺目的样子差不多。从那以后，她每天都在石板上画锤子，奥立克也懒洋洋地走进厨房，摆出一副顽固的样子站在她面前，好像他和我一样都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