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还在半路，姐姐就感到心里莫名其妙地焦灼起来，五脏六腑像被大火烧着了一样。她想，也许是渴了，就在路边买了一瓶冰镇矿泉水，才喝了一口，她就不得不蹲在人行道上呻吟起来，冰凉的东西更加刺激了那种焦灼感，她感到火苗都窜到口腔里来了。
姐姐蹲在地上忍受了一阵，渐渐头昏眼花起来，她突然想起了教授给她注射的清热解毒针，此时此刻，她是多么需要那种针剂呀，那种清凉微刺的感觉，类似泡在凉水里的爽利感觉，她是多么需要它呀。
姐姐不得不强撑着往回赶，她拼命睁开眼睛，在出租车上努力辨认方向，好不容易停在那间咖啡馆前，姐姐连滚带爬地下了车。
当教授看到姐姐披头散发跌跌撞撞推开咖啡馆大门时，他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他毫不犹豫地打开公文包，掏出针剂，利索地给姐姐注射起来。
五分钟后，姐姐恢复了神智，她重新梳了头，整理好衣服，她的神采又回来了，她问：“那个女教授呢？”
“她早就走了。”
“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我在这里等你。”
姐姐什么也没说，她明白了，她已经离不开他了，他用那种针剂控制了她，他把她从屋里牵出来，看似给了她阳光，给了她空间，实际上，他把她锁在他的针尖上。她无话可说，说了也没用，白白浪费唾沫。她得另想办法。
她一言不发走到教授跟前去，机械地坐到他怀里。他顺手端起咖啡，递到姐姐嘴边，咖啡很烫，姐姐喝了一大口，把它含在嘴里，像含了一块燃烧的炭火，但比刚才五脏六腑被烧着的感觉要好上一百倍。
教授想亲吻她，他把她的头往后扳，他刚一碰上她的下巴，咖啡就从她嘴里流了出来，教授吓了一跳，他还以为是血呢。
这天晚上，姐姐没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她趿着拖鞋，来到教授的总统套房。
后半夜，姐姐悄悄起床，提着教授的公文包，来到卫生间，她想看看他包里有没有葡萄糖之类的，她想用葡萄糖来换下他的清热解毒针剂，她仔仔细细翻了两遍，没有找到。也许得等到回去以后再作打算了。
讲学旅程快要结束时，姐姐就出现了异常情况。
在一所大学的报告厅里，教授站在发言席上，兴致盎然地读着他的报告，中间，他慢慢转过身来，向身后穿着白色活体标本服的姐姐微微点头示意，姐姐慢慢站起身来，迈着标本特有的步伐，来到教授身边。
一个参与者走上来。姐姐抬眼看去，不禁心里一惊，她什么也没看到。她眨了眨眼睛，集中意念，又看了一眼，还是老样子，年轻人光光溜溜的额头泛着滋润的光泽，除此以外，那里什么也没有。
一阵惊慌从身体深处传过来。幸亏她懂得随机应变，再加上她已经有过好几场报告经历，基本上掌握了这些参与者的心理，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什么也不想，一片空白，看你怎么办。
总算勉强应付下来了，报告结束后，姐姐把教授拉到无人处，告诉了他这个情况。
“不可能！你存心跟我捣乱是不是？你想要挟我是不是？”
“是真的，我也感到奇怪，那种感觉突然就消失了，找不到了。”
“不可能，五百例实验都没问题，怎么会……”
“会不会是有人比教授更厉害，抢先研制出了掩藏真相的药剂？”
“不可能，以后也许会有，但现在不可能。”
“那……”一种狂喜涌上心头，姐姐尽量控制自己的表情，对教授说：“会不会跟你打的清热解毒针有关，我想起来了，好像真有这么回事，每次打过针后，我的视线就很模糊，我以为是正常反应，就没往这上头想。”
姐姐从教授脸上看到了恐惧。“真的吗？不可能呀，怎么会这样？”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难堪，讲学不得不提前结束。教授花了整整半天时间才理顺鼓鼓囊囊的行囊，一共是四个超大的行李箱，全是人家送给他的各种贵重礼物，还有一只公文包，她知道，那里面除了他讲学用的东西，还有一只银行卡，一路走来，那张卡上的金额像吹气球似的鼓涨起来。姐姐从来不知道挣钱可以这样容易，站在讲台上口沫横飞地讲一通，再回答几个提问，一只信封就悄悄递到他的手上。
回来的当天深夜，教授把姐姐叫到实验室，怒气冲冲地对她进行全面检查，中间，他不停地问她，是否单独出去过，是否吃过食堂伙食以外的东西，是否跟实验室以外的人有过接触，是否跌过跤，头部是否遭到过撞击。得到一连串的否定回答后，教授颓丧地坐到椅子上，抽起烟来。
教授开始给姐姐打另一种针，当然，是用来消解前一种针剂的。他到底相信了姐姐的提醒，怀疑是清热解毒针把姐姐的眼睛弄坏了。
五脏六腑被熊熊大火烧灼的感觉渐渐没有了。
而姐姐的眼睛还是没有恢复过来，她再也不能从人家的额头上看到移动字幕一样的东西了。
一连几天，教授都没给姐姐派活，从早到晚，姐姐吃了睡，睡了吃。有时她趴在地板上，耳朵贴着地板，静听楼下的动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整栋楼好像睡着了一样。她又来到窗前，楼下的空地上静悄悄的，亮敞敞的，不像是有人出没的样子。姐姐突然想起了长乐坪，想起曾经的趾高气扬，眉开眼笑，只觉得恍若隔世。
一个星期后，教授重新光临姐姐的房间。姐姐迎过去问：“我可以回家了吗？让我回家吧，我留在这里也没有用，我已经不能做实验了。”
“你当然不能再做实验了，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实验价值，你现在跟常人无异。”
姐姐一愣，接着说：“所以，请你放我回家吧，现在就放我回家。”
“回家？还早了点吧，你在这里有吃有喝，为什么要急着回家？”
“你不是说我已没有实验价值了吗？干嘛还要把我留在这里？”
“很简单，我的项目还没有结题。”
“你结不了题了，你的项目失败了。”
教授一笑：“你真是个科盲，所谓结题，就是把一个研究项目按照既定方案做完，做出结果。你也不想想，我好不容易申请到一个项目，我会让它结不了题？如果结不了题，我如何去申请下一个项目？”
“要不这样，我秘密回家，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行踪，你继续做你的实验，可以吗？”
教授对她的提议不屑一顾。他是来给姐姐送就餐券的，他掏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姐姐这一个月的粮食，一顿一张，不多不少，早餐是粉红色，中餐是绿色，晚餐是黄色，不记名票证，遗失不补。
姐姐在那间灰白两色的小房间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长得她连时间概念都没有了，实验大楼有中央空调，这使她分不清季节，也不知道冷暖。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在厌世，我在四处流浪的时候都不象现在这样厌世，我想跳楼，可窗户上装着不锈钢栅栏，我一次次尝试绝食，又在最后关头向自己的胃屈服。再也没有比怕死的厌世者更讨厌的了。我厌恶自己，超过厌恶一条鼻涕虫。”
直到有一天，教授再次推开她的房门，发现她躺在**奄奄一息，而没有用完的就餐券，花花绿绿洒了一地。
关于这一天，姐姐在日记里写道：“天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他面前哭起来，也许就因为他是我这些天唯一看到的活物，冲我而来的活物，我恨不得跳起来，扑进他的怀里，当然，这只是我刹那间的想法，事实上是，我流出几滴眼泪，他替我揩了，我说了声谢谢，如此而已。”
我无法想象姐姐那天的样子，但我猜，她尽管脆弱，仍然不乏美感，甚至更能激起一个男人的保护欲，所以教授才会将她抱起来，一口气跑到医院里。
姐姐醒过来后，教授告诉了她一个好消息。“我的“一号药剂”已经研制出来了，本来我想另外去找实验者，但我突然觉得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你要尽快好起来，我们马上又要投入下一轮实验了，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把眼睛恢复过来。”
“我不要，我再也不要那样的眼睛了，我只想要一双普通的眼睛。”
“为什么？在这个人人都想驾乎常人之上的时代，你却要舍弃你的优势，变成一个常人？你不是这么傻的人吧？”
“我不想靠我的眼睛来生活，我想靠我的脑子来生活。”
“哧！亏你还在我的实验室待了这么久，如果没有眼睛输入信息，脑子怎么做出反应？说到底，眼睛才是关键。”
“我想问你，实验成功了，意味着什么？你真的会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双那样的眼睛么？你真的会改变世界，让人类从此没有欺骗，让世界变得透明？”
“理想状态是这样，我估计有个很长的过程，不过，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的生活率先得到改变。”
“哪一部分人？出得起价钱的人？你的“一号药剂”准备开价多少？世上有几个人能买得起？”
话说到这里，姐姐猛地清醒过来，教授正在策划一个罕见的阴谋，实验成功之后，他将获得巨大利益，而自己，正是他的帮凶，甚至是他策划这一阴谋的原始灵感。
“你别想那么多了，你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养足精神，准备进行我们的下一轮实验。”
姐姐笑了一下，她在袖子里握紧拳头，暗暗下定决心，她一定要从这里逃出去。
可是已经不能了，两个实验大楼里见过的保安，一左一右站在病房门口。教授严肃地跟他们交待了几句，就离开了。
姐姐安安静静地躺在**，脑子里转得飞快。窗边轻轻飘起的蓝色窗帘提醒了她，她慢慢下床，走近窗边，向下一看，心里止不住一阵跳**，病房在二楼，她完全可以从窗口缒下去呀，可惜没有这么长的绳子，实在不行，跳下去也可以，她知道房间的高度是三米多，两层楼也就六米多，从这个高度跳下去，应该不会出事。
有了这个主意，姐姐反而镇定下来，她重新躺回**去，乖乖地接受了护士小姐的例行检查，查体温，注射，量血压，两个保安莫名其妙，他们开始怀疑这个任务是不是个玩笑，一个瘦弱柔顺的女病人，有必要派他们两个男人来看住她吗？
一瓶**吊完了，护士过来拔了针头，收走了药瓶，姐姐下床来关门，一个保安拦住她。“老板交待过，不许关门。”
“可是我要换衣服呀，就五分钟，换完衣服我再把门打开。”
两个保安对望了一眼，觉得这是正当要求，再说，他们两个就站在门口呢，难道她能隐身从门缝里逃走不成？就点点头，同意了。
两个人都在侧耳倾听，声音有点复杂，让人浮想连翩，她在关窗帘了，她在打开衣柜了，还有拖动椅子的声音，拉开抽屉的声音，如果换个时间，姐姐一定会从他们脑门上看到女人换衣服时的样子。
其中一个终于从遐想中醒来，他看看表，五分钟早就过了，他开始敲门，没有反应，大声敲，还是没有反应，他有点急了。另一个却心存侥幸：“没准在蹲厕所呢。”
“可她只说了换衣服。”
又观望了两分钟，最终决定一个守在门口，一个去叫护士来开门。门打开了，**没人，卫生间也没人，窗帘下端悬在窗外，在风中鼓**。一个保安探出头去，惊叫起来，另一个赶紧扑过去。地上躺着一个人，蜷曲着，已经有人向这边跑过来了。尽管隔着这么远的距离，两个保安还是认出来了，正是她，刚才这个申请换衣服的女病人。
差一点就成功了。姐姐本来准备以立定跳远的姿势跳下去，她知道有些家伙之所以倒霉，就是因为他们跳得太被动了，如果以主动的姿态跳下去，很可能会安然无羔，何况这里只是二楼，即便出现意外，也不会太严重。无奈窗台过于窄小，姐姐刚刚在窗台上站定，就意识到她根本无法完成起跳动作，可再退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她担心自己会失去勇气，只好仓促起跳。几乎没觉得疼，姐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姐姐醒来后，发现自己还在原来的病房里。
教授站在床边，在跟医生讲话。他脸上红通通的，像刚刚在太阳底下暴晒过一样。姐姐知道那不是晒的，他生起气来就是这个样子。
“一个星期行不行？我们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教授的声音。
“一个星期？你当这是治感冒啊，怎么说也得一两个月吧。”
“天哪，那可不行，你一定要千方百计让她尽快恢复，二十天，我最多只能给她二十天时间，行不行？”
“你要让她这么快出院我有什么办法？就看你想让她出去做什么了？”
“什么也不让她做，是活的，能出气就行。”
教授开始亲自陪夜了，他不再放心那些没有责任心的保安。
两人躺在各自的**，望着天花板说话。
姐姐说：“我这辈子所做的最大的傻事，就是不该来这里找你，不该成为你的笼中之物。这比我当初离家出走还要傻。”
教授说：“我倒觉得这是你最幸运的一步，你会从中获益，你的命运将从此得到改变。”
“你在毁灭我，你正在一点一点地毁灭我。”
“错，我是在成就你，我让你做了自己该做的，我帮助你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去你的使命，如果我不来这里，我会继续工作，会交朋友，会恋爱，会结婚，会烹调，会生儿育女，我每天会快快乐乐地在大街上跑来跑去。”
“你又忘了你是为什么来找我了，你又忘了它带给你的烦恼和不快了，难道你是因为太快乐才来找我的？”
姐姐开始哭泣，嘤嘤的哭声，时断时续，教授听了一会，从小**坐起来，走过去，开始吻她。
“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害自己了，我会好好保护你，你是我的，永远都是我的，将来某一天，我们俩的名字要排列在一起，就像居里夫人和镭，就像牛顿和苹果，就像伽利略和比萨斜塔。”
姐姐推他，推不动，就抽出手来，啪地甩在他脸上。他愣在那里。良久，他摸摸自己的脸，回到了小**。
“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我，去掉你的名字好了。”
姐姐最终还是逃了出来。教授急于让她出院，给她增加了每天一次理疗，她就在理疗的时候偷偷跑了出来。
姐姐是在清晨到家的，她的样子很古怪，上身臃肿而笔直，看上去像个假人。那时我还不知道她身上有伤，我一把抱住她。“你怎么了？他们把你怎么样了？”
姐姐疼得直抽冷气，心里却很高兴。“我再也看不见那些东西了，现在我跟你们一样了，我再也不是个异类了。”
姐姐看了一会我床边那张小书桌，轻声问：“你真的开始搞翻译了？说实话，你真了不起。”
“这是莫老师给我接的活，这本书已经翻译到结尾部分，是一部小说，翻译完了，莫老师答应找学校里那个写小说的语文老师帮我润润色。”
正聊着，莫老师打电话来了，他告诉我，他今天没什么事，准备早上去店里看看，我可以迟点再过去。是的，我还在替莫老师的书店看店。他说他恐怕再也找不到比我更适合看店的人了。
“你们怎么样了？”姐姐突然这样问我。
“前不久，他跟他妻子刚刚复婚。”
姐姐一再追问其中细节，我只得告诉她，照她以往的脾气，我担心她会杀上门去，兴师问罪。
也不知是谁走露了风声（我敢肯定不是莫老师），姐姐去找教授治病没多久，很多人都知道了姐姐能看见人脑门上写字那件事，而且知道她这功能十分玄乎，有时准，有时不准，这岂不是害死人？一时间议论纷纷，人人都觉得不公平，个个都觉得受了侵害。莫老师的前妻，就是那个财政局的会计，当然也听说这件事了，她有点将信将疑，别人不一定了解莫老师，她还是了解他的，她想他未必不是真的跟那个叫苗苗的学生有过什么，姐姐的眼睛未必一定就在他身上发生了误差。可没过多久，她就听说苗苗回来探亲这件事了，她赶紧跑去跟苗苗对质，苗苗不耐烦地大声说：“老天，已经有好多人来问我这件事，莫老师当年要是瞧得上我，我怎么也不会离家出走。”感情丰富的财政局会计一听，当着苗苗的面就大声嚎哭起来。
她一路哭着来到书店，莫老师不在店里，他到火车站接货去了，她又一路哭着赶往火车站。我不知道她那天到底找到莫老师没有，反正第二天，莫老师就一脸憔悴地对我说：“事情全乱套了，她非要跟我复婚，她说她错怪我了，她一定要把这错误纠正过来。我说错了就让它错下去吧，大家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就各过各的吧，可她死活不答应，说是不能明明知道错了却不去改正，不能在错误的道路上活一辈子，不能一辈子都觉得欠了我的。她只管她自己，至于我，她是不管的，我想不想改正这个错误，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生活目标，她根本不予理睬，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自私，自负，这样的人真讨厌。”
过了一段时间，莫老师还在叹气：“真是拿她没办法啊，那么神经质，比事发当初还要神经质，已经不像个正常人了。”
她后来似乎怀疑是我在阻碍她跟莫老师的复合之路，天天下班后都跑到书店里来，既不吵也不闹，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有时帮我照料一下顾客，有时还给我带点吃的。我开始是不承认，后来就不理她，随她去。她终于不耐烦了，很多顾客在那里，她就冲我大声嚷嚷起来：“你们根本不般配，他那么英俊，那么有气质，你呢？木头木脑，挂副眼镜，打扮到天上去，也不过是个中学生，他不会喜欢你的，他只是假装喜欢你，好让你尽心尽力帮他看店，他在对你施美男计。”这一套不行，又来软的。“你还是放手吧，我付给你青春损失费，你说，你要多少？”最后居然提到了姐姐。
“都是你姐姐的错，要不是你姐姐，我们都不会有这场变故，你就当替你姐姐承担一些责任吧，事情做错了，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对不对？”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校长也听说这件事情了，既然是冤案，他觉得有必要马上纠正过来，他已经快六十岁了，就要退休了，他可不想经他之手，以一个错误的罪名，毁掉一名老师，毁掉一个人的前程。他亲自跑到教育局，跑到人事局，做了许多疏通工作，然后才找到莫老师，他请求莫老师继续回去教书，也算是给他恢复名誉。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大好事，莫老师当即满口答应下来。至于书店，他让我先替他全权打理，也就是说，他当老板，我当经理。
财政局会计跟着他的脚后跟追到学校去，他平反了，她觉得更有必要立刻复婚。老校长也对他说：“莫老师，为人师表，自己的生活一定要管理好，不可以当着学生的面三天两头吵架。”
就这样，他们复婚了，据说复婚那天，那个财政局会计居然跑到电视台的“点歌台”去点歌，她点的是《化成灰了也要爱》，她能点这样的歌，真让我大吃一惊。
这就是我的初恋，或者说是我的一场暗恋，还没得到回应就结束了。有时我感到一点隐隐约约的幸福，因为我听说，跟自己爱的人真正生活在一起，是件很痛苦的事情，这就像你得到了一个漂亮的馅饼，你注定无法一辈子保持它的完整，因为你得到它，就是为了把它吃下去，可当你真的把它吃下去了，你就失去它了。失去自己所爱的人，已经是一件痛苦的事，更何况这痛苦是一口一口慢慢来的，有点像水滴石穿，还有点像凌迟。
可是有一天，很晚了，莫老师突然在外面轻轻敲响我的窗户，隔着窗棂，他问我：“方圆，你吃晚饭了吗？”我说我吃了，他没吱声，站了一会，他没头没脑地说：“我觉得很羞耻。”他说完这话就走了。
我站在窗边，一动不动，心里却翻腾着巨大的幸福，真的，不知为什么，我的确感到又幸福又平静。从今天开始，我决定再也不想那些事了，不想死去的母亲，不想坐牢的父亲，不想吉凶未卜的姐姐，也不想那些噩梦般的过去，什么都不想。除了替莫老师看店，就看我的英语书。我正在试着学习翻译。我喜欢这一切。
姐姐听完这些，半晌没吱声，末了她问我：“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好饿。”
很奇怪，姐姐到家第二天，就感觉身上的伤痊愈了，她找来小锯子，让我帮她锯掉石膏。她掀掉身上的最后一块石膏，在我脸上叭在亲了一口，就跑了出去。她说她要出去透透气。
一直到晚上，姐姐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跌跌撞撞地回来。她一回来就哭了。“方圆，快给教授打电话，快，让他马上来接我，这里呆不得了。”
原来，姐姐一出门就发现不对头，满街的人见了她就躲，就像她身上带着瘟疫，就像她是条毒蛇，她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退避三舍，万一来不及躲避，就以手遮额，或者拉低帽沿，总之，人人都在想尽办法，将自己的脑门遮挡起来。她走在街上，身边光光的，连老人们都躲在暗处斜睨着她，她感到自己如同站在审判台上。她有点不服气，她不相信整个长乐坪的人都会如此憎恶她，她试着走遍每一条街道和小巷，走了整整一天，所到之处莫不如此。只有一个人没有回避她，那个人是个盲人，他胸前挂着抽签用的小木盒，手上拿着根长长的竹棍，姐姐看到终于有个人迎着她走了过来，忍不住欣喜若狂，就站在那里没动，高兴地迎着他，哪想到那瞎子误会了她的意思，以为她是故意捣乱，想也没想，扬起手中的竹棍劈头抽了她一棍子。
姐姐还是没有死心，到了傍晚，她又想起了一个下流的招数，她扯扯衣服，对着玻璃窗理理头发，站在路边向那些过路的男人抛起了媚眼，她不相信连他们也会对她退避三舍。结果，当他们凑近一看，发现她就是那个著名的奇人时，一个个抱头鼠窜。
一直走到天快黑时，她看见一个卖瓜的八九岁的小男孩，她蹲下来，友好地问他：“你这瓜甜不甜？”小男孩天真地说：“当然甜啦，三块钱一个，不甜不要钱。”难得遇上一个不躲避她的人，姐姐悲伤了一整天的心终于高兴起来，她伸手摸摸他的脑袋，笑着掏出三块钱给他。小男孩也望着她笑，主动替她挑出一个瓜来，小心地装在袋子里，姐姐看也没看就提着走了。走了一程，姐姐饿了，等不及回家，决定先吃了瓜再说。她打开袋子一看，发现那瓜原来是个烂瓜，底下有个已经腐掉的大洞，她想起买瓜时的情景，他有意挑了那个瓜给她，又小心地把袋子打了个结，他是担心那瓜会在袋子里翻身，她会发现那个破洞。姐姐站在那里，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她居然被一个小孩子给骗了。她想起以前，如果她还能看得见脑门上的字，他岂能骗得过她？别说是一个烂瓜，一句假话她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样活着，还不如去死，可我不想再寻死了，我已经死过很多回了，既然死不掉，那就得活，咬着牙活下去。”姐姐说完这话，就擦干了眼泪。我了解她，每当她擦干眼泪之时，就是一个新的主意诞生之时。
第二天上午，教授的车刚一出现在门口，姐姐就飞扑过去。我在后面向她挥手，她却没有响应。
姐姐穿上白色的实验服，开始乖乖地服用教授的“一号药剂，”一种看上去有点像啤酒的东西，当然，味道比啤酒怪得多，简直难以下咽。教授让她连服三个星期。
服药的间隙，姐姐躺在自己的单人**，有时会想起那个寿星教授的白山羊，那只会流泪，会大声抽噎的白山羊，姐姐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到底是那只羊被培育了一颗人的心脏，还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慢慢变成了山羊？这个问题让她惊得坐了起来。
可没多久，她就什么也不想了，从服药开始，她就被时轻时重的发热所控制，教授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他正在锻造她，她正在获得新生。
教授很尽责，常常通宵不睡，密切关注着姐姐的反应，并留下了记录。
低热，头昏，嗜睡。
高热，时有清醒，多梦，但无法复述梦境。
高热，头顶却有清凉感，眼睛有异物感。
高热，眼睛有灼热感。
高热，昏迷，醒来无食欲。
高热，呕吐。
低热，眼睛有穿透效果，能看见人的血管在皮下奔流。
低热，眼睛有奇怪的穿透感。
……
三个星期过后，姐姐并没有出现教授所希望的样子，相反，她开始呈现出另一种迹象，要么蒙头大睡，要么睁开鹰一般深邃的双眼，神态亢奋，胡话连篇。是的，她的眼睛有点变了，瞳孔变小，发黄，像一枚通体透亮的玛瑙珠子。
实验失败了。教授经过一再检验，发现姐姐不但没能回到以前，反而呈现出某些智障患者和精神病人才有的征候。
教授非常小心地把姐姐藏了两三个月，这中间不断地采取各种补救措施，药物治疗，精神诱导，甚至催眠疗法，最后，他甚至想试试**这个最原始的办法，企图唤醒她的某些记忆，但他的搔扰把姐姐惹烦了，她突然一低头，在他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没办法，他只好找到了我。
我决定去打官司，教授劝阻了我。他手上有姐姐跟他签定的合同，“自愿参与‘一号药剂’实验，自愿承担一切实验后果。”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教授一直不承认是他的药剂有问题，他说姐姐一直有着强烈的恐惧感，她像任何实验者一样，对服用的药剂有些担心，对预计的实验结果信心不足，这种不良情绪正是导致实验失败的根本原因。
我说：“黄教授，你对你的‘一号药剂’就这么有信心吗？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在自已身上实验？”
教授眨了眨眼睛。“没有这个惯例。”
我紧紧挽住昏昏欲睡的姐姐，以防她突然倒下去，她垂下脑袋，依偎在我的肩头，一副乖巧可爱模样。我又说：“教授，好端端一个人，变成了这种样子，你作何感想？”
“我很遗憾，这样的结果，也不是我想要的。你放心，我们会尽量给她最好的治疗。”
教授所谓最好的治疗，就是把姐姐送到精神病院里去，接受“专业”治疗。
我一时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只能由他们去安排。临走前我说：“教授，让你的药剂见鬼去吧，天下再也没有哪个傻瓜来替你做实验了。”他一笑，拍拍身边一沓表格说：“那可不一定，招募通知一发出去，申请书就像雪片般飞来了。你要知道，人人都想做个非凡者。”
教授最后怜惜地摸了一把姐姐的头发，说他就不送我们去那个地方了，那种地方比医院还让他伤感。他说他一定会想办法把姐姐唤醒过来的，但不是现在，现在他没时间，这件事必须放在他的“一号药剂”试验成功之后，该药剂必须尽快研制成功，因为他以此为由费尽周折申请的某项基金已获批准，许多部门、许多人正对他的实验结果翘首以待。
姐姐的行李也从那间灰白相间的小房间里拿出来了，包括她一天一天记下来的日记，我得把它们统统拿到精神病院里去，也许姐姐将在那里过完她的余生。当然，作为实验成本，这笔钱将在教授的基金里支付。
十年过后，父亲出狱了。
他费了些周折才找到家门。十年间，长乐坪的市容发生了很大改变，街道由原来的三条变成了九条，我们家从原来的陋巷变成了闹市中心的一片小小阴影。
姐姐住在长乐坪精神病院里。前两年，我把她从教授安排的那个精神病院转到了这里，那地方太远了，不方便探视。现在，我每个星期都去看她，她好多了，除了身体比以前稍胖了些，她的模样几乎又回到了从前，医院的医生们也觉得她几乎康复了，再观察一阵就可以出院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没想到姐姐恐慌极了。
“我不出院我不出院，我是病人，我要治病。”
她一边说一边抓散头发，在医院门口的小花园里转起了圈圈。我拉住她，答应她不出院，她才安静下来。从这以后，每次见到我，她都要眼巴巴地求我：“我不出院哦，我不出院，我害怕。”我知道她在怕什么，她宁肯呆在医院里，也不愿看到这个让她无所适从的世界了，但她终归要走出这个地方的，除非她的病永远治不好。我故意拉下脸来，严肃地说：“不出院怎么行？人不能一辈子呆在医院里，所有的病人都要出院，都要出去健健康康地生活。”
过了一段时间，姐姐的主治医生找到我，他有些疑惑，说姐姐的情况明明有了很大好转，谁知这段时间又加重了，他希望我这个家属能多来看看她，配合医院的治疗。我想，刚刚痊愈的姐姐可能又得了另一种精神病。
这中间，李安生回来过一次，他的样子变了许多，他以前是个白皮肤黄头发的家伙，身上集中了洋气与野性两种味道，现在，他变得很黑，而且很瘦，也不爱说话。他手上拿着一叠报纸，打开一看，全是关于黄达教授和姐姐的报道，那时的姐姐，披着长长的卷发，裹一袭怪模怪样的白袍子，像天外飞来的古怪精灵，完全不像现在，老老实实，憨憨厚厚，一坐就是半天，不说也不动。
我和李安生一起去看姐姐，姐姐那天状况不太好，医生不让她见家属。她坐在轮椅里，隔着铁栅栏，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在我们身上。即便到了这种地步，姐姐依然是美丽的，她的头发很长很长，直垂腰际，她默然端坐，腰背挺直，像一具蜡像。医生说，跟别的病人不一样，她过分安静，她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扮雕像，说是与众不同的人，才有资格留下雕像。李安生久久地站在那里，我偷偷观察过一次，他并没有看姐姐，他看着脚前一米远的地方，呆呆的不知在想些什么。我叫他，他不应，我决定先走一步，莫老师还在书店里等我去换班呢。
从劳改农场回来的父亲，样子变得有点迟钝，还多了一些坏脾气，动不动就冲人冷笑，还瞪眼睛。有一天，他瞪着眼睛问我，姐姐回来后为什么迟迟不去看他，我说了实话，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我的遭遇，姐姐的遭遇。他听了，咧了咧嘴，跌坐在椅子上。
整整一天，他没有改变姿势，他不说话，也不吃饭。他面色黑里透黄，好像不是情绪的原因，而是生理的原因。
说实话，父亲让我觉得陌生，我知道自己应该去跟他说说话，跟他亲昵一些，甚至应该跟他抱头痛哭一番，可我做不到，我的身体不听我指挥。
他的坏脾气一夜之间消失了，他突然变得谦卑起来，他做饭，洗衣服，清理衣柜和杂物，打扫卫生，还说要去找工作，挣点工资补贴家用。
一天深夜，父亲在外间叫我的名字，他让我去找把斧子来。
我把斧子递给他，他接过去，猛地一下劈在护墙板上，斧子牢牢地吃进木板里，他拽住手柄，用力一别，护墙板断了，与此同时，一把把用保鲜膜包着的钞票啪嗒啪嗒地掉了出来。
就像凭空掉下一个炸雷，我瞪着那些钞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不看我，继续劈着护墙板，一把把憋闷已久的钞票欢叫着跳了出来。
“这就是那50万，这就是你们的爸爸不惜毁灭自己，用十年牢狱替你们挣下的50万。”当的一声，父亲把斧子扔在地上，斧子的一角将地砖砍了一个小坑。
他看也没看那些钞票一眼，径直去了自己当年的卧室。
两个星期以后，父亲失踪了，连同他从护墙板里劈出来的那些钞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他连张纸条都没给我留，他走前没有任何迹象，以至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怀疑，他已不在人世了，他兜了个大圈子，最终发现自己的计划只有自己理解，这对他来说，很容易产生虚无的感觉，他在极度的虚无感里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