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败亡，黎元洪继任，共和重张，法统复归，民国政治状似复入正轨，但在实际上，后袁世凯时期的民国政治却与袁当政时的民国政治有了相当的差异，其最主要的表现：一是北洋军人派系的分裂，北洋系逐渐分裂为三大派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各系内又因出身、利益及人际关系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小派系（如直系的津、保、洛派，奉系的旧派与新派），由于缺少了袁世凯那样可以号令北洋全军的强人老大，北洋各系间遂为派系与个人利益而纵横捭阖，你争我夺，争夺焦点在北京中央政权，直接导致北京政府的政治动**，内阁更易频繁，阁揆与总长有如走马灯般更替，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难以有统一而稳定的政治经济诸般政策；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分裂，由于北洋系的分裂，各系在其所占地盘自行其是，而非北洋系控制的省份，也因中央政权的软弱而觅得更大的自治空间，在地方实力派的掌控下，对中央号令或阳奉阴违，或干脆不予置理，地方实力派强时可进窥中央，弱时则退而自保，而无论进退，中央均难以控制地方；三是南北的分裂，讨袁护国战争直接造成西南各省的反袁联合阵线，后袁时期，西南各省因地域和利益关系的相近，对北京政权仍时时以共同的声音发言，俨然自成势力范围，而孙中山因从事革命斗争的需要主动或被动与西南实力派的结合，又给西南阵营构建了与北京政权不同的以“护法”为中心的政治语境，凸显出南北双方的政治差异，并因此而在一定阶段形成了南北双方各自的法统与政权。因此，后袁世凯时期的中国，总体而言进入了中央政权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南北之间的政治纷争年代，民国政局在军阀纷争的作用下，似无规律可循，而成混沌之势。
当袁世凯败亡之初，南方阵营因为讨袁目的已达，对北京政府表示了一定的支持，而刚刚掌握北京政府权力的段祺瑞亦为拉拢南方巩固自身势力起见，在政治上作出惩办帝制祸首、废除袁记机构法令等一系列姿态，南北双方之间因讨袁而形成的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一时有了较大的缓解。在宣布恢复旧约法、召开旧国会前后，北京政府先后下令撤销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京畿军政执法处，废除各省将军、巡按使名号，改称督军、省长；释放因反袁及反帝制被关押的政治犯；解禁因反袁及反帝制被查封的报纸；废止与帝制有关的《颁爵条例》《惩办国贼条例》《文官官秩令》等法令；惩办杨度、孙毓筠、梁士诒、周自齐等帝制祸首（实际因他们已逃离北京而使惩办流为空谈）等。
除了恢复旧约法及旧国会之外，南方阵营还看重北京新内阁之组成，因为这关系到新的权力格局与权力分配问题。6月29日，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对此南方阵营未表异议，因就实力、资历和人望而言，段祺瑞实为不二人选。但对于新阁的组成，南方阵营有自己的考虑，并与黎元洪、段祺瑞进行反复商讨。应该说，在挑选新阁人选方面，段祺瑞作了相当让步，在最后成立的新内阁阁员中，除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前国民党系有四人（外交总长唐绍仪、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海军总长程璧光），前进步党系有三人（内务总长孙洪伊、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谷钟秀），而接近于北洋系的只有交通总长许世英一人。尽管内阁总长的实际权力受到实力派军人的牵制，而且段祺瑞以其北洋派系为基础基本掌控了内阁的施政大权，但此次内阁的组成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讨袁胜利的成果，与以往北洋系成员包揽内阁总长的状况有了一定的区别，或多或少又有了民初“混合内阁”的影子。8月1日，旧国会参众两院如期在北京复会。21日和23日，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以绝对多数通过追认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案，9月1日和4日又以绝对多数先后通过内阁阁员名单，10月30日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仍兼江苏督军，在南京任职，未至北京）。至此，袁世凯死后北京中央政权的改组善后工作告一段落。
在地方善后方面，段祺瑞的做法却与对北京中央政府的改组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他对由北洋系担任军政长官的各省几乎未作更动，只是将将军、巡按使的名号改为督军、省长而已，从而确保了北洋系对大多数省份的控制，也有利于凝聚北洋团体的派系意识，同时亦反映出段祺瑞对掌握地方实力的看重，因其在当时更具实际意义，但这种强地方而弱中央的做法，不利于强化后袁时期已趋弱势的中央权力，北京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式微渐成事实；二是对南方各省军政长官的安排，迁就了地方实力派与前进步党势力扩张的事实，除原任唐继尧、任可澄和刘显世继续担任云南督军、省长和贵州督军外，还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省长，陈炳焜为广西督军兼省长，戴戡为贵州省长，吕公望为浙江督军兼省长（1917年1月改任北洋系杨善德）。这其中的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陈炳焜代表了西南地方实力派，而蔡锷、戴戡则是前进步党人扩张势力范围的主要寄托。
进步党及其领袖人物梁启超有强烈的政治企图，但在民国成立后武力当道的情况下，梁启超对进步党人没有实力地盘为依托的苦处深有体会，认为“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护国之役爆发，进步党人插足西南，为梁启超谋划建立实力地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等西南地方实力派参加护国之役的主要目的是维持自己的地盘与统治，并不愿在政治上听命于梁启超，梁也小心谨慎，避免在滇、黔、桂发展进步党的势力，以免得罪地方实力派而于己不利，他只能将进步党建立实力地盘的主要希望寄托于蔡锷督川与戴戡督湘。
四川方面，因陈宧宣布独立后与继续效忠袁世凯的川军第1师师长周骏互争都督之位，被周骏赶出四川，而蔡锷于他们相争之际率护国军进抵成都，又将周骏赶走，段祺瑞遂被迫将川督之位授与蔡锷。但对位居南北冲要的湖南（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后不为护国军所接受并被赶走），段祺瑞不肯交由进步党人掌管，他任命被周骏赶出四川的陈宧为湘督（后因各方反对未成），企图在此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留下北洋系的班底，而任命戴戡为贵州省长。虽然梁启超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但是蔡锷督川，戴戡长黔，加之进步党人在北京政府中获得了几席部长职位，也使梁启超的政治抱负颇有成为现实之可能。但不幸的是，蔡锷在护国战争爆发前即身染喉疾，战争期间辛苦劳顿，更加剧了病情，接任川督后不久即难以履职，1916年8月不得不辞职离川，赴日治病，11月8日在日本福冈病逝。因为戴戡在贵州省长任上受刘显世牵制，不能有所作为，故蔡锷离川后戴戡又被推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企图继续为进步党保有四川地盘。但戴戡的实力与才干均有限，虽然在1917年4月，他利用川滇军在四川争斗的鹬蚌相争之机，得渔翁之利，成为四川督军，但旋为川军将领刘存厚所败。至此，梁启超和前进步党人据有实力和地盘的想法完全落空，他们只能继续在国会中相与周旋，在北京政府中谋取职位，说到底也只能是分享北洋军阀政治分赃后的一杯残羹而已。
与前进步党人在护国战争胜利后的积极进取相比较，前国民党人在护国战争胜利后的表现却颇为低调。孙中山对袁世凯败亡之后的时局一度“颇具乐观”，认为“若今后南北各执权者能一秉至公，尊重约法，拥护共和，去其争位夺权之私心，革其武人干政之恶习，以爱国之真诚、和平之精神，致力于奠定国基、建设国政之事业，则袁死而中国真可大治。”他对段祺瑞接任北京政府亦寄予某种期望，并亲函致段祺瑞表示：“帝制发生，尤能以大义自持，冒犯险难，始终不变，大局以定。……今日天下汹汹，扶危定倾，又唯执事是赖，此文所倾服不置也。……愿执事翊赞当机，不为莠言所惑，重陷天下纷纠，亦文之望也。”为了表示与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孙中山主动致电各地中华革命军将领，认为“今者袁死黎继，我辈革命之目的物不存，则革命军亦无从继续”；应顺应国民心理，对执政者“暂为监视”。由于孙中山的坚持，各地的中华革命军先后解散，革命党人再次失去了自己直接统领下不多的武装力量。
1916年7月，孙中山决定，中华革命党总部及各地支分部“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孙中山之所以如此考量，在于他又重蹈民国初建之际的认识覆辙，即“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革命党人应将主要精力用于国会合法斗争并制定良善宪法。从表面上看，前国民党人在护国战争结束后得到了相当的政治地位，在北京中央政府中占据着最多的部长席次，但即便是前进步党人亦知，在北洋系武力独大的情况下，所谓政府部长席位不过是无根之木，因此力求在地方获取实力和地盘，而前国民党人在获取实力和地盘方面似乎并无积极举动。在改组后的北京政府最初任命的各省军政长官名单中，前国民党人没有得到一个省份。后来因为段祺瑞任命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不为护国军方面所接受，经南北双方的妥协，段祺瑞任命湘籍闻人、南北方都可接受的文人谭廷闿为湖南督军，因为谭延曾隶属于国民党，他的就职使前国民党人在名义上总算占有了一省地盘，但谭在政治上与革命党保持着一定距离，湖南也因此而成为南北方争夺的焦点之一。
无论是前进步党人，还是前国民党人，也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消极观望，客观而论，他们在袁世凯败亡之后的北京政坛并不占据主要地位，能够在北京政坛呼风唤雨、颐指气使、以北京政治主人自居的，还是手中握有枪杆子的北洋系军人。
北洋系自袁世凯小站练兵而起，本为以袁世凯为中心的军事派系，民国成立后又发展成为以北洋军为基础、把持中央与多数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集团，其内部已形成较为稳定的上下尊卑关系及派系团体意识，维持着大体平衡的秩序。但由于袁世凯的猝死及其政治生涯后期在接班人问题上的私心，北洋系在袁之后未能产生新的众所公认的领军人物，而是很快分裂为皖、直、奉三系，其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在后袁时期暂时以其实力和人脉关系控制了北京政局。
段祺瑞自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之始即加入北洋军，为北洋军元老之一。袁世凯亦对其信任有加，倚为左右手，在民国成立后裨其以陆军部长职，为其掌管军权。但段对袁称帝不以为然，未予劝进，而袁不仅对段反对其称帝大为不满，同时为传子之目的，亦不容段再掌兵权，故自其开始酝酿称帝后，即将段弃置闲散，两人过往之亲密关系名存实亡。及至袁称帝失败，迫于形势又重新起用段祺瑞，并授其组织责任内阁，但此时段已另有想法，并规划后袁时期之政治，而袁亦不甘完全放权于段，两人关系仍是貌合神离。袁死之后，段祺瑞因其所任之国务总理位置及其在袁称帝时之“清誉”，一时成为南北各方均认可之收拾残局处理善后之中心所在。而且段祺瑞长期在北洋军任职，门生故吏遍布北洋军上下，他们被视为段之部属，在袁死后奉段为主。袁世凯当政时期的一些政客，也在袁死后另寻后台靠山，集结在段之周围，形成可为段所用的官僚政客集团。这样，段祺瑞不仅在袁世凯死后掌握了北京中央政府的实权，而且还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并控制着从北到南的数省地盘，在北洋系中形成了以他为首的皖系（因段祺瑞为安徽人，故以皖系名之），在北京政府中期政治中起着关键作用。
北洋系中分化出的另一实力派系为直系（因其首领冯国璋为直隶人而名之）。直系首领冯国璋亦为北洋元老，与段祺瑞并列为袁世凯的亲信大将，也与段同对袁称帝表示不满。后袁时期，冯国璋以副总统和江苏都督的身份继续占据着富庶发达之地江苏，其部属王占元和李纯出任鄂督与赣督，以长江流域为轴心，形成为以直系名之的势力范围。因对段在袁死后的急速扩张势头不满，“冯在此时已滋不悦，遂联络长江各督，扩充其势力。段虽赞成共和，而不接近民党。民党乃转而趋冯，选冯为副总统。”及至冯到北京就职前后的种种复杂关系，“冯、段渐水火矣”。但冯国璋的为人不似段祺瑞那般咄咄逼人，因此较易为各方所接受，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段所容忍。冯因早死而未在直系中形成如段祺瑞在皖系中那般权威。军事上颇具实力与战功的曹锟与吴佩孚，在冯之后渐渐崛起为直系新的掌门人，他们以武力为后盾，插手北京政治，与皖、奉两系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直至以总统贿选而在政治上声名狼藉，又因武力失败而退出对北京中央政权的争夺。
北洋系中分化出的又一实力派系为奉系（因其首领张作霖为奉天人而名之）。张作霖借辛亥革命之机，崛起于东北，以奉天为基地，将势力范围逐渐扩张到东北全境，形成为奉系集团。奉系首领并非直接出身于袁世凯小站练兵，与袁的私人关系相对疏远，在相当时间里，也不被视为北洋系正宗，其所处地域又相对隔离，故在一定时期内，奉系主要固守于关外，发展其自身势力，未参与对北京中央政权的争夺。及其势力发展壮大之后，才开始将触角伸入关内，在直皖两系之间左右逢源，先是联直打皖，后又联皖打直，成则进居中央，败则退保关外，直至自成格局，在北京政府后期政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除了北洋系军人集团外，西南地方实力派亦为后袁世凯时期不容忽视的军事派系集团。西南地方集团以川、滇、黔、粤、桂、湘省为范围（此处的“西南”是个约定俗成的政治概念，如以地理位置论，至少广东和湖南并非西南），以地方军队为主力，政治上自成其势力范围，长期与北京中央政权格格不入，另行其是。在西南各省中，贵州的实力十分有限，四川则长期困于省内军阀混战，湖南的情况较为特殊；广西和云南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使其掌权者陆荣廷和唐继尧颇具政治野心，时时以西南地方的政治代言人自居，陆以广西为基地，力图控制广东，影响湖南；唐则以云南为基地，亟图控制贵州，再向四川扩张。但西南多数省份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总体实力无法与北洋系较量，地方实力派自知在自保之外根本无力问鼎中央，只是他们的政治表态，对于南北相争和北洋系内部相争不时起着一定的作用。广东在其时政治格局中的处境颇为微妙，虽然它因地利而成为西南政治中心，但也正因如此而成了西南各方争夺的中心，政治局势不时处在动**之中，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在广东有长期的经营，并视广东为当然的革命根据地，他们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看法不一，分合不定，由此而加剧了广东局势的动**。由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广东在192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国民党的革命基地，广西随之而加入，此后的两广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显非同路，不应再被视为西南地方集团的成员。
无论如何，当袁世凯败亡之初，北洋系的分化正在形成之中，阵线尚不十分分明，内部派系矛盾的表现也还不突出；在南北方之间，因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政治暂时消极，西南地方实力派则忙于瓜分及稳固其势力范围，南北矛盾亦暂时消沉。作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本有较大的空间和余地处理北京政治，但出其所料的是，在责任内阁制下权力本受限制的大总统黎元洪却与他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形成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而为了使矛盾的解决于己有利，府院双方又各自拉拢、争取其支持者，黎元洪得到前国民党人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段祺瑞则得到北洋系军人和研究系（前进步党人）政客的支持。其后，黎、段双方的矛盾又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纠葛而引入美、日矛盾的国际因素，致双方矛盾更加复杂激烈而多变，进而导致北京政局的不稳，并以最终解散国会和内阁，演成清室复辟闹剧而收场。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和国务院的职权各有分工，大总统的权力除了受国会的制约外，主要受到须经内阁成员副署规定的限制。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缘附会，并无实际政治力量为依托。正因为如此，段祺瑞及其下属也没有太拿他当回事，认为他“老实，易于妥协”，“既无势力为后盾，一旦继居高位，自易于对付”，何况段还有责任内阁制为借口。如果黎元洪上任后安于当个“太上皇”式的大总统，黎、段两人想可相安无事。不料黎元洪却不甘无所事事地当个空头总统，而愿意对政治表示自己的态度，结果黎以大总统身份干政，而段以责任内阁制搪塞，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加以其周围的鼓动说辞，两人关系更是到了水火不容之地步。
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关系首先因徐树铮而起龃龉。徐树铮长期追随段祺瑞左右，为段所最亲信的谋臣，段组阁时拟任其为国务院秘书长，但因其为人跋扈而为黎元洪所坚拒，后因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的说项才勉允其请。徐树铮上任后对黎更没有好脸色，“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日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其实阎锡山来呈请简，各有缘由，不难简单陈述；且简任官之任免，须经过阁议，徐亦完全接头）？徐竟率对以‘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其后，前进步党人、后靠向国民党的丁世峄出任总统府秘书长，援引同党、内务部长孙洪伊“极力在府方布置势力”，与段祺瑞、徐树铮“几乎无事无时不冲突，短兵相接，日在火并之中”。8月26日，段祺瑞具呈黎元洪称：“国务院呈请阅核文件，关系重要，逐日由祺瑞指示办法，交由秘书长徐树铮躬自呈递，于奉阅核印后，仍自赍回，未便假手他人，致生歧误。除训令该员懔遵办理外，理合呈报大总统鉴核。再该员伉直自爱，不屑妄语，其于面对时凡有声明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负全责。”此呈给了黎元洪一些面子，并为徐树铮有所辩解及担责。30日，黎元洪慰留请辞的孙洪伊，双方矛盾表面似有缓和，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此后，丁、孙两人“联合各方包围黎及其左右，作倒阁攻势，以孙代段。然以段之个性更强，又岂肯屈于孙？有人屡示意于孙，孙不辞。又有孙在内务部任内不依法而被裁撤之人员控之于平政院，孙不为所动。最后终至将拟孙免职命令送府，而黎拒绝盖印。”丁、孙两人的举动得到了国会中部分议员的支持，而黎元洪实亦乐观其成，但黎没有实力去段、徐，最后不得已在北洋大佬徐世昌的调停下，11月20日以黎元洪下令同时免徐树铮和孙洪伊职的方法暂时缓解了府院之争。但黎元洪与段祺瑞两人经此番斗争而结怨甚深，彼此间更无好感，两人关系不久即因参战之争而至极度恶化之境地。
府院之争延伸到国会方面，表现为前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各自之抱团争斗。国会复会后，前国民党议员主要分化组合为三大派系，以张继、谷钟秀、吴景濂等“稳健派”组成的客庐系，有议员二百数十人；以林森、居正、褚辅成等“急进派”组成的丙辰俱乐部，有议员数十人；以前进步党分化出的孙洪伊、丁世峄、温世霖等组成的韬园系，有议员数十人。三派因在制宪问题上意见相近，故联合组成“宪政商榷会”，“以拥护宪法，巩固共和，发展平民政治为宗旨”，在国会两院有议员近400人，俨然国会之主宰。但“三系之结合，各有其背景主张，并无共同之权利义务作结合基础，欲其保持长久性之团结，至为困难”。大体而言，三派“对于宪法问题之意见，主张采用两院制，规定省制大纲（眼目在省长民选）于宪法，殆以地方分权主义者自期也。对于段内阁，客庐派则主张拥护，丙辰俱乐部、韬园两派则主张破坏。两派极不相容。”加以“三系内部，破绽层见叠出，结果遂非至于分裂不止”。其后因在选举副总统问题上意见不一，客庐系的谷钟秀等主张选陆荣廷，后成立政学会；吴景濂等主张选冯国璋，后成立益友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系则合为民友社。前进步党主要分化为汤化龙等组成的宪法讨论会和梁启超、王家襄、林长民等组成的宪法研究同志会，后为对抗国会中的前国民党议员，两派合组宪法研究会（此即为在民初政治中颇为活跃的研究系之由来），有150余名议员，“其政纲主张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废两院制为一院制，省制不规定于宪法，对段内阁取一贯拥护态度，其党员胥抱渐进主义，训练且普遍而周密，故其结合牢固，他党无能并肩于同时者。”宪法商榷会（又称“商榷系”）和研究系主要是在制宪问题上意见对立，前者主张分权，后者主张集权，本来这不过是政见之不同；但在当时情况下，前者代表了南方阵营的利益，而后者反映出北京政府的意见，政见不同上升为南北阵营的政治斗争；再由于府院之争的存在，黎元洪引前者为己援，段祺瑞则以后者为盟友，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从1916年9月到1917年4月，国会在审议被袁世凯废弃的“天坛宪草”时，商榷系与研究系意见严重对立，数次投票均未通过，结果制宪未成而督军团干政乱起，北京政坛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客观而论，袁世凯称帝的失败表明，共和民主理念已在不长时间里成为国人接受的普适价值理念，约法与国会在后袁时期的恢复，也为民国政治复入正轨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共和民主派本应乘此时机大力推动共和民主制度建设，为民国开新风。何况商榷系与研究系同属共和民主派，在共和民主制度建设方面虽有意见不一，但未必有本质差别，两派成员中的许多人又是满腹经纶、饱读经典、游历中西之士，他们本可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探究如何制成合乎国情与实际的宪法。然而两派计不出此，反在制宪问题上纠缠不休，缺少探究理论、结合实际、推己及人的风格与气度，在讨论中形成恶斗，甚而演成全武行，并各自寻求军人实力派的支持，表现出国会议员严重的政客化、意气化以及利益集团化倾向，而这一倾向其后的恶性发展，更使国会几成为议员派系及个人利益之争的秀场，徒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不仅与社会和民众脱节，而且给社会和民众留下了恶劣的印象，反证出以国会制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引进中国后之水土不服，也为其后之发展留下了相当的负面影响。
另外，关于两派之争，以梁启超为领袖的研究系在两派矛盾斗争初起时似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提出的集权和拥段主张可能更有利于北洋军人集团，而北洋军人集团的当政显然不是共和民主制度的常数而是异数。在袁世凯当政时期，梁启超即一度拥袁而反对国民党，当其毅然投入领导反袁护国战争并获胜后，似乎并未汲取早先的经验教训，又在后袁时期一度拥段，与北洋军人集团结为某种政治盟友。梁启超如此做法，或有其政治考虑，也使研究系一度在北京政府中得到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但究其思想理念，梁启超与北洋军人集团本非同路，两者之间的政治联盟必然是短命的，然而却大不利于共和民主制度建设，最终也不利于其自身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发展。从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即可知，梁启超是非常人可及的绝顶聪明人，同时他也是横跨晚清、民国两个时代而又极具政治抱负的政治人物，惜乎在政治上，梁的眼光似不无短视之处，他与孙中山本可作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而反清反军阀，贡献于中国的共和民主制度建设，但事实上，梁却往往选择成为孙的政治对手而放过了他们共同的敌人。结果，当孙中山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时，梁启超在政治上只能是“稍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