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李剑农认为这一过程起自1919年,完成于1924年,并把这一过程分做三个阶段: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确定党的名称,是第一阶段;1923年预备“容共联俄”,是第二阶段;1924年实行“容共联俄”,完成改组,是第三阶段。
1919年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确一直处在“改组”过程中:1919年10月确定中国国民党名称,颁发《中国国民党规约》;1920年11月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及规约;1923年1月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党务改进;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宣言》和新的《中国国民党总章》,完成国民党改组。
五年之内,国民党三次制定新党章,一次修正党章。如此频繁、持续地进行党务革新,在国民党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尤其是1923年1月的国民党改进与1924年1月的国民党改组仅相隔一年(实际只相隔10个月),而两次都是郑重其事地开大会,发宣言,制订新党章,实在令人费解。学术界普遍认为1923年1月的改进是1924年改组的开端、前奏、过渡和预备。然而,对两次所颁党章进行文本考察,这种说法颇觉勉强:1923年改进时所订党章,其文本格式显然与1919、1920年所颁国民党规约、总章属同一“模板”;而1924年1月改组时所订党章,则系以1919年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所订《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两者迥然有别。若改进是改组的前奏和预备,那么后者似无必要重起炉灶,制订新党章,最多在前一年所订党章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即可,至少在组织形式上不应有如此大的出入。
事实上,“改进”和“改组”,是国民党两次内容迥异的党务革新举动。在一年之内,国民党的组织形式何以会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使孙中山再次反省深思:光靠军事的进行,革命事业未必能成功,而扩张党务则是有胜无败的。于是孙中山决心再次重整党务。8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9月4日,孙中山召集各省在沪党员会议,确定国民党改进计划,着手国民党改进工作。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党的改进案起草委员。起草委员会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集议研商,纂成总章、党纲草案呈请孙中山裁定。其后又历经一个半月,两度召集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对党纲、总章、宣言集体审查修正。1923年元旦,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进宣言》,2日召集大会宣布党纲,3日公布总章。这次党务整顿过程即国民党官方史书中所称的“改进”。
这次“改进”,和以往国民党党务革新相比,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以往几次党务革新,多为孙中山一人苦心积虑,独力担负,而此次改进工作,由一个专门委员会集体起草,并由各省国民党代表数十人多次集议,最后经孙中山核定,前后历时数月方才完成。除了制定、颁布总章和党纲外,这次公开向全国发表宣言,这在国民党历史上尚属首次。其郑重其事的情形,显示孙中山进行这次党务改进的初衷,并非只是一次“预备性”的操作。
第二,这次党务改进前后,孙中山已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而且有共产党人直接参与了这次“改进”工作。9月4日,当孙中山召集各省在沪国民党党员53人,举行讨论国民党改进计划座谈会时,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被邀与会;9月6日,孙中山指定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陈独秀亦列名其中,并成为参与国民党改进工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其后,孙中山又任命陈独秀为改进后的国民党参议之一,直接参与国民党中央的党务决策。除陈独秀外,参与此次国民党“改进”事务的共产党员至少还有两人:林祖涵(伯渠)、张春木(即张太雷)。林任总务部副部长,张任宣传部干事。另据马林回忆,他也参加了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的审查国民党改进方案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国民党改进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高层会议。马林在会上与孙中山讨论了怎样改组国民党以推进政治宣传等问题。但马林的建议未被孙中山采纳。
第三,组党宗旨未变,仍以实施三民五权为宗旨;组党方式略有变更,如增设法制、政治、军事、农工、妇女等委员会,开始注意民众的力量,宣称要“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但组织体制基本仍循旧轨。
1923年的“改进”既然是孙中山一次郑重其事的正式的党务革新,且在这一过程中已初步确立了联俄、容共政策,何以仅相隔一年(实际只隔数月)之后,孙中山又重起炉灶,再次开大会、发宣言、订党章,进行改组?据“改组”前夕廖仲恺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所作的解释:“此次之所以必改组者,本有极大的原因,广州政治起伏之经过有三度……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又称:“吾党情形,目下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虽亦有力量,然不过一部奋斗之历史而已……改造中国之责既在吾党,倘非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徒拘泥于上层之干部,必不足以负此伟大责任。”廖仲恺在指出国民党组织存在的两大缺陷后,紧接着说:“前数年已觉本党之有缺点,但不知缺点在何处,今年始寻出,故遂决然改组。”
依廖仲恺的解释,“今年始寻出”者,自当在1923年初“改进”工作完成以后。廖虽未进一步解释“今年始寻出”之原因,但从此后国民党依俄共模式进行改组这一点,不难推测其原因乃受苏俄的影响。不过,当孙中山着手“改进”工作时,联俄容共已初见端倪,且有陈独秀等中共党员直接参与其事,何以未在“改进”时,即仿效俄共模式进行改造,以“毕其功于一役”?这其间当另有原因在。
如果追寻孙中山联俄的思路历程,不难发现其对苏俄的认识及其联俄的兴趣点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主要在如何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物质援助,而非引进苏维埃的政治制度或借鉴俄共的组织形式。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一边着手国民党“改进”工作,一边与苏俄联络如何取得其军事援助。
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国民党“改进宣言”;15天后,滇桂军克复广州(1月16日);又相隔10天,《孙越联合宣言》发表,孙中山声明共产组织及苏维埃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2月21日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2月23日孙中山对外发表谈话,表示与张作霖、段祺瑞之三角同盟进展顺利。孙中山重新埋首于军政,将党务暂时搁置一旁。苏俄方面注意到这一情况,开始提醒孙中山不要专注于准备武装革命,而应该注意健全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宣传工作。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资助孙中山200万墨西哥元的同时,提醒孙中山过于注重纯军事行动会损害组织准备工作。马林一再提醒孙中山加强党的组织和宣传的重要性,反对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他还在中共刊物《向导》周报上用化名发表文章,批评孙中山的这种做法只会使国民党日益背离下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但孙中山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维经斯基亦建议俄共当局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中山提出条件: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地方军阀建立军事联盟上,而要放在建立全国性的政党上。表明苏俄对国民党“改进”以后的组织体制并不满意,预示着苏俄有将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向国民党输出的意向。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在马林的建议下,也向孙中山提出要“扩大和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但孙中山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当前的关键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陈提示孙,在国民党尚未成功地改组并扩大自己的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孙回答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
1923年7月20日,孙中山根据年初“改进”时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总章》,批准颁布中国国民党总支部、支部、分部及海外总支部、支部的组织通则。相隔半年多以后才批准组织通则,意味着国民党“改进”方案自年初制订以后一直延搁,实际并未付诸执行。
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代表团访问苏俄。代表团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说服苏俄同意援助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要求苏方尽快提供援款,并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协助编练军队,指挥作战,并与苏方讨论有关西北作战计划的具体方案。故这次代表团的中心使命是寻求苏俄的军事援助。
就在孙中山派遣蒋介石率团赴莫斯科的同时,俄共中央政治局任命鲍罗廷前来广州做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一个是政治顾问,一个是军事考察团,显示此时莫斯科和广州的决策者各自的出发点和合作的兴趣点存有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莫斯科和鲍罗廷在广州,所受到的“待遇”判然有别。蒋抵达莫斯科后,发现苏方对他的到来并不重视。苏俄方面拒绝了孙中山所提的要求帮助国民党建立西北军事根据地的方案,并告知蒋介石: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军事行动都注定要失败。11月29日,蒋介石在对苏俄进行了将近3个月的访问之后,十分失望地离开了莫斯科。他未能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
鲍罗廷则不同。鲍于1923年8月2日离开莫斯科,辗转北京、上海,至10月6日抵达广州。出人意料的是,鲍罗廷很快得到孙中山的极大赏识和高度信任。鲍罗廷抵达广州时,恰值孙中山因为军费所累,试图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开始发生冲突之际;且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内外交困的危急形势,增添了孙中山争取苏俄援助的紧迫感。据鲍罗廷称,孙中山与他初次见面时,所关心的是苏俄的军事援助和他本人的军事计划,并“醉心于军事冒险”。但鲍罗廷不失时机地向孙中山介绍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讲演关于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及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介绍俄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以及俄共的组织宣传方法。鲍罗廷到广州后不久,便很快说服孙中山接受了借助俄共经验全面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据鲍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在孙及其政府成员为他举行的几次欢迎宴会上,他就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宴会通常都变成了真正的会议——“正是在这些宴会上为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外,鲍与孙还进行过多次个别交谈,向他阐明国民党组织“缺在何处”,比较俄、中革命成败殊途的原因。鲍的意见显然受到孙中山的高度重视。据记载,鲍罗廷抵达广州的第四天,孙中山就在双十节举行的国民党党务会议上首次公开以俄国革命为借鉴谈论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称:“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即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
鲍罗廷抵达广州的第五天,孙中山便电令国民党上海本部先期进行改组。又过一周,孙中山即聘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紧接着,孙中山于10月19日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10月25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同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等九人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改组筹备工作,标志着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式启动。也就是说,鲍罗廷的到来,直接推动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马林与孙中山接触数月未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仅以数日之功便顺利推动。其间除了时机等因素外,鲍罗廷非凡的个人能力和魅力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鲍罗廷是一位富有革命经验的俄共党人,16岁起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资深的布尔什维克,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领导人交谊甚深。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鲍就一直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鲍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长达12年,英语娴熟。
鲍罗廷在离开莫斯科赴中国之前,是否得到过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有关改组国民党的具体指示,目前尚无直接的证据。1923年7月31日当斯大林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从这项原则性的指示中,看不出莫斯科有改组国民党的明确意图。据鲍罗廷本人回忆,改组国民党的思想动议,形成于他由莫斯科经北京、上海至广州的旅途中。他说:“还在北京和上海时,就从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交谈中弄清楚,如果国民党不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就不会是什么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起到这个作用,它必须进行改组。”虽然如此,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的动议显然与1923年初以来莫斯科多次要求孙中山注意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论者有谓孙中山在国民党改进不到一年之后,又再次改组国民党,乃由于苏俄对国民党改进不满,为了得到苏俄的援助,孙中山出于“让步”而采取的措施。这一说法显然忽视了孙中山对改组积极主动的一面。孙之所以那么快地采纳了鲍的建议,正说明鲍的建议深得孙心,而非孙迫于无奈。
事实上,从民初以来,孙中山一直在寻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从1914年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又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再到1923年进行党务改进,这持续不断的改组工作,均是孙中山为谋求一个比较完备的组党办法而不可得的过程。1920年孙中山在总结革命成败的原因时,便认识到:“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能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但如何振兴党务,孙中山虽多次整改国民党而未见成效。
1923年1月孙中山宣布“改进”国民党时,认为国民党党务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宣传不得力,而“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此时孙中山虽已看到了俄国革命成功与宣传的关系,但注重宣传只是俄共组织体制的特征之一。他显然尚未认识到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体制的全貌及其他优长之处。亦因为此,1923年国民党改进时,孙中山未能仿效俄共组织形式以改组国民党。直到同年10月俄国政治顾问鲍罗廷到来之前,孙中山联俄的兴趣点一直在希望得到对方的军事和物质援助上。鲍罗廷的到来,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孙中山联俄的重心由单纯的军事物质层面向政党组织层面转变。
国民党改组工作从1923年10月中旬开始筹备。10月19日孙中山正式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5日,在广州召开了一百余人参加的改组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对国民党的改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会上讨论了改组计划和改组纲要,大体把新的国民党组织体系和轮廓描绘了出来。孙科在会上说明,改组纲要主要译自俄共模式。鲍罗廷在会上发表了一长篇报告,对改组的重要意义作了解释和说明,并对改组如何进行提出了建议。此后改组工作大体按照他的建议进行。是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执行委员,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面负责改组的筹备工作。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自1923年10月28日成立,至1924年1月19日结束,前后开会28次,议决要案400余件。主要工作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广州、上海两地进行“试点改组”,从党员登记入手,继而成立区分部、区党部,自下而上,实行“民主集中制”。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广州市共成立9个区党部、66个区分部,党员8200余人;上海市共成立1个区党部、33个区分部,有党员1500余人。据鲍罗廷当时的报告,广州的共产党员为国民党的“试点改组”做了大量工作。上海方面,中共成立了一个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常设委员会,委员会由10人组成,其中包括党、团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的代表。
孙中山对“试点改组”的成绩比较满意。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向外宣布国民党改组的目的和意义,申言“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此前,中国报纸舆论对国民党的改组几乎完全没有关注。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和试点,改组的时机已经成熟。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期11天,中间休会2天半,开会17次,到1月30日闭幕。大会代表共196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165人。据加拉罕等人当时的观察,这些代表如以左、中、右来划分,右派和左派大约各占30-40人,中派约80-100人。右派主要由海外华侨华人代表组成,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曾给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以财政支持,他们与孙中山之间与其说是“党的”关系不如说是私人关系;他们竭诚拥护孙中山的个人权威,担心国民党改组后实行苏俄的“委员会制”有可能降低孙的威信,所以提出了一系列赋予孙在党内拥有非常权力的修正案;他们的另一个担心是害怕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特别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按照加拉罕的说法,中派是指孙中山本人和他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以及来自各省的大多数代表。左派主要是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共产党员代表有23人,其中7人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即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李永声、沈定一、谢晋;另外16人是由各省市国民党组织分别选举产生的。他们是:林伯渠、毛泽东、李维汉、夏曦、袁达时、张国焘、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韩麟符、于方舟、王尽美、刘伯垂、李立三、陈镜湖。
孙中山在开会词中指出:这次大会“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革命党用了三十年工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
如果从兴中会算起,到1924年,国民党已是一个长达30年党龄的党。但在此之前,国民党没有召开过一次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实际上是由孙中山一人乾纲独断,“孙本人就是党的权力的唯一源泉、党的唯一的权威、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唯一来源。”从国民党一大的形式和规程看,几乎都是仿照俄共代表大会的形式进行的:事先起草了大会宣言和党章,组织了宣言、党章、组织宣传和党务等议案审查委员会,成立了大会主席团,最后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据鲍罗廷称,当时国民党人对如何召开代表大会甚是茫然,如负责会议筹备工作的委员们不明白为什么议事日程上的每个问题都要作出决议。按他们过去的做法,一个人就某个问题提出报告,大会代表满意,就意味着全体同意了,何必还要写成什么“决议”呢?中文里连“决议”这个词都没有。委员们也不明白“宣言”和“党纲”之间的区别,不知道什么是大会的“主席团”,它有什么用,因为在中国人的会议上从未设过这种“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亦因委员们不能理解而没有设立。很显然,“代表大会”这样一种会议程式对当时中国人而言是陌生和新鲜的。鲍罗廷确实起到了“组织教练员”的作用。
这次大会的具体议程和内容,国民党史书及各类相关史著早有详细的记述。这些记述多根据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似乎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实际上,这些宣言和决议案的幕后故事颇为曲折。作为“组织教练员”的鲍罗廷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最后形成的宣言和决议案既有苏俄和共产国际影响的痕迹,亦体现了孙中山的个人意志。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既充分施展了他高超的政治技巧,亦留下了与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相互妥协的记录。在1924年以前,国民党历经多次党务革新和党体变革,但这些革新和变革均缘发于内部,而这次国民党改组的特异之处,则体现在苏俄的介入和影响,因而带有浓厚的“外铄性”特征。此前孙中山多次改组国民党的努力,无论对党的自身还是对它的政策和实际活动,都没有导致实质性的变化,而这次改组,在国民党历史上堪称是一次“革命性”的转折点。
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鲍罗廷的关键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包括制定新的党纲、党章,改变党体和组党方式,建立党军等。鲍罗廷自称其任务是“从组织上扶植国民党,帮助它制订党的纪律,以便使它真正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同时“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使运动得到真正的发展”。鲍罗廷申称:“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它应该执掌政权。为此首先就必须使国民党成为一个战斗的党。”
国民党一大着重讨论并通过了两个关键性,同时也是基础性的文件:一是大会宣言,一是国民党新党章。孙中山视大会宣言为大会的“精神生命”。宣言草案由鲍罗廷和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共同起草。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而解释的依据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鲍罗廷对宣言的起草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鲍罗廷称,在宣言起草的过程中,他同国民党领袖们的混乱、含糊和空洞的思想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同时他也作了某些妥协让步。最后形成的宣言草案为三民主义赋予了新的社会政治内涵,如指出民族主义具有阶级性,对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意义,除要求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外,亦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少数民族拥有自决权;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而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民生主义包括两个重要原则,即“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宣言阐明农民、工人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一方面当努力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另一方面当全力扶助工农运动,发展其经济组织,以增进国民革命的实力。宣言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沿袭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观点外,对“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几乎是一致的。鲍罗廷对此十分满意。他评价这个宣言:“像是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动纲领”。
大会宣言草案首先于1月20日提交大会讨论和审查。孙中山指定宣言审查委员会负责收集代表们的意见。21日审查委员戴季陶和胡汉民报告审查结果。孙中山鉴于审查结果对于“民生主义”一项尚有问题,提出对审查报告暂缓讨论。由于一些国民党“旧同志”对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不甚了解,并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发生怀疑,孙中山乃发表演讲,对“民生主义”作了解释,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之中包括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集产主义。
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一部分来自海外的华侨代表对宣言的反帝国主义内容表示疑虑和反对。他们担心国民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会影响他们在国外的生存,担心国民党会落入布尔什维克之手。于是他们极力劝说孙中山放弃鲍罗廷等人起草的宣言。由于这些人长年追随并效忠于孙,他们的主张和压力使孙中山一度犹豫动摇。23日当宣言即将提交大会表决前夕,孙中山告诉鲍罗廷想取消宣言而代之以他本人起草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鲍罗廷认为,若取消宣言,就意味着召开代表大会毫无意义。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并不是完全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并不认为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危害,相反,那些本该被视为民族眼中钉的租界,实际上在许多国民党人看来,是一些应该仿效的模范城镇。”鲍罗廷还指出,国民党在其言论、纲领和宣言中有时也谈到帝国主义问题,但那是因为现实生活迫使它涉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而实际上,国民党始终要么竭力完全回避问题,要么设法寻求同帝国主义妥协。从主观上说,国民党不是反帝的。过去国民党的不幸,亦在于它缺乏足够的民族主义色彩,缺乏彻底的反帝精神。
鲍罗廷认为,孙中山所提出的《建国大纲》根本没有触及中国当前的局势,也没有指出摆脱这种局面的任何出路,而是充满空想和空洞的词句,诸如提出“要满足人民吃、穿、住、行这四个主要要求”,但对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切,几乎没有提及。鲍罗廷认为,孙中山能够成为国民党的领袖,“正是因为他对国民党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没有任何要求。正是因为他把这个简单的公式——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用到这个最色彩斑斓、最五花八门的国民党身上,让他们每个人随便去加以理解。”因此,鲍罗廷极力说服孙中山,宣言第一次较明确地阐明了国民党的立场、主义和党的迫切任务,如果代表大会通过这个宣言,这个宣言将会成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鲍罗廷毫不隐讳地告诉孙,他的纲领不适用,需要加工和完善,无论如何不能以它替代宣言,或与宣言混为一谈。鲍罗廷最后提请孙中山注意并作出选择:“是同帝国主义营垒中的2.5亿人前进,还是同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12.5亿人前进?”“是做以被压迫的中国及其他被压迫国家为一方和以帝国主义世界为另一方之间的妥协者,还是当争取被压迫国家权利的冠军?”经过长时间的谈话,孙中山终于被鲍罗廷极富说服力和煽动性的言词所折服。在孙中山的首肯下,大会最后顺利地通过了宣言。
但当宣言全文于23日下午由大会表决通过后,鲍罗廷又收到加拉罕的来信,要求宣言中加入几点修改意见。鲍只好于27日早晨再次向孙中山提出。孙中山同意了所有修改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及相应的指示交给了委员会,但委员会只向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有关军队的修正案,而对其余的修改意见采取抵制态度。经过鲍罗廷的又一番奔走和努力,孙中山指示廖仲恺于30日上午的会议上提出一项《依法连署提案》,提议在已通过的宣言政纲中再加入如下内容:“一、租界制度于二十世纪之今日尚任其存在于中国,实为中国民族之耻辱,应由中国收回管理;二、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应服从中华民国之法律;三、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廖仲恺的提案提出后,引起少数代表质疑和争议。作为大会主席的孙中山当即表示支持说:“本案加入政纲中,本总理非常赞成。当初起草宣言之时,本总理曾嘱于对外政策应列举事项,现在政纲中之对外政策,乃将此三件事情忘却,虽有概括之规定,犹嫌未能明白。本总理以为应将这三件事大书特书,如今虽有说收回主权的话,都是空空洞洞,一无办法,未闻有说收回租界者,我们现在有了办法,实属可喜,亟应加入以补充之。”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廖仲恺的提案被表决通过。
宣言的通过,意味着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带有共产国际决议色彩的新政纲,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孙在接受宣言时的犹疑。国民党一大之后,孙中山即系统演讲三民主义,全面阐述了他的思想主张。若与宣言两相比对,不难发现,孙在阐述三民主义的过程中,既有接受共产国际影响之处,更有其固守不渝的一面。
国民党一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制订和通过新党章。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而是有所取舍。孙通过鲍罗廷所借鉴的,主要是苏俄的办党建军经验。用孙中山自己的话说:“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
孙意甚显,国民党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方法。换言之,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和范围作了明确的限定。这一点,从国民党改组之初频繁发表的“辟谣”声明,也可得到印证。1924年2月间,香港报纸声称国民党已经“赤化”。对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辟谣通告,郑重申言:“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在“三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苏俄的“办党”经验,大体符合孙中山改组初期的想法。
本来,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相连的。但在孙中山看来,俄国党人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孙认为,俄国共产党最优长之处是善于组织,而这一点正是国民党乃至所有中国人所最不擅长之处。孙中山对中国人“一盘散沙”和不善于组织一直痛心疾首。故此,孙中山将“师俄”的目标主要限定在党务组织的技术层面上,请鲍罗廷当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切切实实地向俄国人学习组织的功夫。
党章是一个政党的最高组织法规,是一个政党赖以运作的基本组织法则。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最重要依据,即是新党章的制订。自同盟会以来,国民党曾多次更易党章。但自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中国国民党总章》以后,国民党的党章基本定型。其后数十年间,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只作修订,未再重颁。因此,1924年的国民党党章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创制性的意义。通过对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章》的文本进行考察,发现其最初的蓝本是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该章程是191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来所制订的第一个党章。俄共章程分12章66条,国民党总章分13章86条,内容均由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
党的组织系统,俄共建立了一套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相并行的层级机构,国民党亦仿行建立。俄共的各级权力机关依次为全俄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省代表会议、县代表会议、乡党员大会、支部党员大会,相应的执行机关依次为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乡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国民党改组后的各级权力机关依次为全国代表大会、全省代表大会、县代表大会、区代表大会(或全区党员大会)、区分部党员大会,相应的执行机关依次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全省执行委员会、全县执行委员会、全区执行委员会、区分部执行委员会。
在俄共组织体制中,除各级权力机关外,还设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乡级为止)的各级检查委员会,其职能在定期检查和监督同级委员会的工作。国民党也借鉴了这一体制,在各级执行委员会之外设立了从中央至县一级的监察委员会。
俄共党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一切党外机关和组织中,凡有党员3人以上者,即成立党团。党团的任务是在各方面加强党的影响,在非党群众中实现党的政策,以及对上述一切机关和组织的工作实行党的监督;党团完全服从党;党团所在的党外组织中必须解决的每个问题,应预先在党团内讨论,作出决定;所作决定,党团的全体成员必须遵守,并必须在该党外组织的大会上表示一致意见。这是俄共体制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组织机制。它既保证了党与非党群众的密切联系,加强党对非党群众的影响,更保证了党对党外组织团体的严密控制。这一独特的机制也为国民党所采纳,并正式列入其党章。
除此之外,国民党党章中专门列有“纪律”一章,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规定“党内各问题,各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定后,即须一致进行”。这也是以往国民党旧党章中所无,而仿效俄共党章的结果。
与俄共党章相比,国民党党章略有增损之处,如总章中的“引言”和第四章“总理”。这两个部分在鲍罗廷最初拟定的国民党章程草案中原无,而为审查委员会讨论后所增列。“引言”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五权宪法之创立,特制定中国国民党总章如左”。增列这一“引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彰显其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体现其“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模式为用”的特色。国民党自兴中会一直到1924年改组以前,一贯采用党魁制。党魁的名称或称会长,或称总办,或称总理,始终由孙中山担任。而俄共组织体制在形式上实行委员制。俄共党章规定全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和组织局。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在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党章草案中,亦仿照俄共体制实行委员制,并得到孙中山首肯。孙中山担心在他逝世以后国民党内没有人能立刻完全承继他的职位,为了他逝世以后党的工作不致中断,他同意采用委员制。但在国民党一大上审查讨论时,审查委员会鉴于孙中山在党内的历史地位,建议在党章中增列“总理”一章。这样一来,实际上成为一个非驴非马的东西,因为俄共的委员制意在分权,而国民党的总理制重在集权,两者兼收并蓄,实际上意味着国民党全党仍自愿听从孙中山独裁。党章明文规定:以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这是国民党党章对俄共党章的一大修正。
建立笼罩每一个党员的基层组织。这是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结构上与西方议会政党的基本差别,也是此次国民党改组着力的重点。列宁主义政党不是由独立散漫的个体成员组成,它是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细胞。俄共党章规定“党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国民党仿照设立“区分部”,规定“区分部为本党基本组织”。“支部”和“区分部”,均是以党员生活居住和工作的区域来划分。这种基层细胞的特点,一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笼罩性,每个党员必须是某个“支部”或“区分部”的成员,连党魁也不例外;二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平等性,如在以地域划分的某个区分部里,属于同一区域的不同职业和不同级别的党员一起出席区分部会议,如孙中山住在甲区,即属于甲区的某区分部,逢区分部开会,便得以党员资格,和同一区党员中的花匠、司机一样列席;三在于它对每个党员个体的凝聚性,在同一区分部里,党员之间一起开会、活动,交流思想,共同行动,既相互了解,也相互监督,使每个党员对党形成凝聚力和向心力,维系每个党员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四在于它深入民间的渗透性,一方面“使国民党得尽力于民间”,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考察吸收新党员,以确保党组织的群众性和严密性。
自鲍罗廷担任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后,极力向国民党人宣传只靠干部不靠党员之弊,强调建立基层组织的重要性。1924年元旦,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专号,其中宣称:“没有区分部,上级机构等于无领土、无人民的国家。”孙中山在一大后给全体国民党员的一篇训词中,对基层组织的作用阐述得更为真切:“此次新章所订之组织方法,其意义即在从下层构造而上,使一党之功用,自横面言,党员时时得有团结之机会,人人得以分担责任而奋斗;自纵面言,各级机关,完全建筑于全体党员之上,而不似往时之空洞无物,全体党员亦得依各级机关之指挥而集中势力,不似往时之一盘散沙。此种办法,在能自由办党之地,固易获效;即在不能自由办党之地,亦殊有活动之可能。本党之决心改组以此。”改组重点放在基层,可以说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重心所在。
李剑农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指出,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严格说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只是为国民党谋划了新的政治方向和奠定了新型组织体制之基础,是国民党改组之开始而非国民党改组完成之标志。对国民党改组后的前景,鲍罗廷表示不敢过于乐观。他认为大会虽然通过了新的宣言和新的党章,但“国民党能否经受住根据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明确纲领和建立在党的纪律之上的章程所进行的彻底改组”还不敢断言。从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的实际发展情形观察,鲍罗廷的担心确非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