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在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各自对于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实际上是存有差异的。
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一开始即将两党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观此可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将国共关系定性为“合作”关系，并郑重其事地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
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一直没有正式认可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国民党一大没有像中共三大那样通过一个关于两党关系的专门性决议。李云汉认为，国民党一大确立“容共”政策的标志，是1月28日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有关“容共”问题即包括在此案中。查该案讨论“容共”问题的原委，起因于代表方瑞麟的临时动议，要求在国民党章程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针对方瑞麟的主张，中共代表李大钊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主义，并遵守其党章。经过多位代表的激烈辩论，大会最后表决，多数代表赞成“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明文规定于章程”。李云汉认为，这一表决，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遂告确定”。实际上，提案中并未对两党关系的相关原则做出正面、直接和具体明确的规定。
其次，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先后发表过七次演说（包括开会词和闭会词）。其中关于民生主义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专门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做出解释，既批评党内“老同志”思想稳健为“不及”，也批评“新同志”思想猛进为“太过”，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并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声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针对两党关系所做的唯一一次演说，其意为消泯国民党内“老同志”对接纳共产党员所产生的疑虑。除此之外，孙中山即使在开会词和闭会词中亦未提及两党关系。
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分别就国共关系做出专门性的决议相比，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政策的过程带有某种消极性和含糊性。国民党一大宣言既未提及两党关系，其一大前后的舆论宣传，亦着力宣示其党务革新的意义，对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几乎没有正面提及。
国民党一大何以未就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写进大会宣言？一或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亦或此事早经孙中山定夺于前，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实，大会只在化解国民党内反对意见而已。除此之外，更直接的因素，当在孙中山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孙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孙）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在这种心态下，国共关系未被孙中山列为国民党改组大会中的重要议案，自是情理中事。在表述上，孙中山当时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所谓国共“合作”，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单方面的提法。
当然，孙中山轻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并未影响他对年轻有为的中共分子个人的重用。如他解释任命中共党员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这一要职时，就明确表示他看重谭“有能力和有才智”。可以说，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赋予部分中共党员以相当职务和权力时，更多的是看重中共党员个人的才干，而非出于两党之间职位和其他政治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虑。
国共关系确立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国共两党尚无大的分歧。如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依李大钊的意思，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组织，后者无法容纳前者，故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李的言意中，隐含着几分自得。此时国民党也开始接受“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之类的说法，作为国际组织支部的中共，无形中感觉比国内政党的国民党要高出一筹。中共的这种“国际性”，当时也为国民党人所认同。如汪精卫在李大钊声明后表示：“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在汪之意，中共既为国际团体，不必顾虑中共会在国内与国民党争衡。据汪精卫追述，1922年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曾向孙中山声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孙中山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视中共党员为第三国际党员，亦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的独立存在。
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国民党员颁发训令，内称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存在。“至于加入本党以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之一支派，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国民党人强调中共组织的“国际性”，实含有中共不会与国民党角立争雄的某些意味。
但事实上，中共基于其阶级基础的使命感及其与世界革命的直接关联，与国民党颉颃的意识甚为明显。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一再强调其自主独立性，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而非合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绝不是整个的共产党来加入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的，并且不是共产党每个党员都加入，所加入的不过是一部分。共产党在国民党外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有自己的一切机关，有自己的政纲与策略。”
依照国共双方的上述解释，意味着国共关系自始就存有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角度言，即既是容共，又是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联共乃“联合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称“容共”或单独称“联共”，都难以完整表述国共关系的这种两重性。
在表述上，国共双方最初并没有“容共”、“联共”之类的提法。据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最早所见“容共”的提法是孙中山于1924年3月2日发表的《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但据考证，孙中山的这一通告原稿本无标题，1924年3月2日《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发表时，题为《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194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主编《总理史迹稿》时，才将标题改为《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在所有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逝世前的国民党文件中，都不曾有过“容共”的提法。
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1925年5月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该决议案内提到：“因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故，社会对于吾党之疑虑，及吾党同志间之纠纷，由是引起……任何阶级无不闻‘共产’二字而却走，及见本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加入，率惊恐相顾，以为大祸之将临。”这是国民党官方文件中最早有关“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提法。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的提法渐成习惯用语。
中共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是认同“容纳共产分子”这一提法的。其后随着中共势力的日长以及与国民党抗衡意识的增强，“联共”才逐渐取代“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联共”一词，据笔者有限的查阅，最早见于瞿秋白在1925年秋冬间所做的一次题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内称：“在开会（指西山会议）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联共”一词。文中涉及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时，有八处用“联共”表述，一处用“容纳共产派”表述，一处用“党内合作”表述。此后，“联共”一词逐渐在中共人物的言论中频繁使用。与此同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渐形成。
国共关系并非单纯的两党党际关系，实际上是国民党、共产党与苏俄的三方互动。国民党同意容纳共产党人，与共产党同意其党员加入国民党，均基于各自现实策略的考虑。同样，苏俄在援助和介入中国革命时，亦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必然带来不断的纷扰和矛盾。
如前所述，孙中山之所以吸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除了欣赏共产党人的能力和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外，俄国因素亦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兹举一例：陈独秀在加入国民党后，经常在《向导》等中共刊物上著文批评国民党。孙中山对此甚为不满。他在与马林的一次谈话中，曾用英语愤愤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孙中山此句的意思不妨倒置来理解：“如果我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我就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员开除出国民党”。所谓“财政援助”显然是指苏俄的财政援助。其言外之意，正说明孙中山“容共”与其欲得俄援密切相联。
中共党人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与马林在华时的策略有很大关系。马林一度想以中共党员去引导国民党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因而鼓励共产党对国民党展开批评。1923年7月下旬马林离开中国。10月初鲍罗廷来华。鲍来华后，很快取得孙中山的信任，并成功地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同时也与中共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指导关系。他不像马林那样毫不隐讳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的理想目标，而是向中共党人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和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与中共党、团领导人经常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的改组事宜，发挥中共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而中共党人亦积极配合鲍罗廷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前后尽量保持低调。加拉罕称赞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表现“十分出色”，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而出现麻烦是莫斯科的一些人所曾担心的。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中共与青年团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鲍罗廷出席并作了报告。鲍指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国民党把国民革命运动真正建立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为此，他要求中共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要有自己的同志，“他们同自己相应的机构保持联系并在当地国民党组织中贯彻他们的决议，从而不仅不会削弱自己的党，而且会使它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共中央向地方组织发出呼吁书，要求全体党员立即加入国民党，在各地协助国民党改组，尽可能帮助国民党发展，“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要派我们的同志去建立支部；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们的同志应该成立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成立后，他们应该在国民党内有组织地进行工作。”中共中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形态，即共产党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不合法的支部”。“全体同志尽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内的人事安排，议定“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委员会中谋求职位”。对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初也只计划由鲍罗廷推荐两名自己的同志。
共产党人的表现得到孙中山的肯定。尽管中共党人保持低调，但最终在国民党内所得的位置仍相当突出。中共及青年团此时总人数虽然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而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全体代表人数的10%。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24名委员中，中共党员有3人入选；1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有7名中共党员入选。两者合计，中共党员占到1/4.此外，3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亦有1名中共党员名列其中。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的7部1处中，中共党员占据了2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3个相当于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职位。
中共虽然力量弱小，却能利用改组后国民党地方组织新建和急谋发展的机会，在众多地方党部中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取得支配地位。如广州是国民党最早试点改组的地区。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广州全市共设立了9个区党部、66个区分部，其中共产党员在5个区党部和13个区分部中有影响。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决定派遣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分赴上海、北京、汉口、哈尔滨、四川组织执行部，指导和监督地方各省区的党务。后来实际只成立了上海、北京和汉口3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管辖苏、皖、浙、赣4省，北京执行部管辖冀、晋、热（河）、察（哈尔）、绥（远）、豫、甘、新、青、蒙等10省，汉口执行部管辖两湖和陕西3省。上海执行部成立后，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为常务委员兼组织、宣传和青年妇女部长，而日常工作多由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中共跨党人员负责。北京、汉口执行部的各部部长、秘书及助理中，亦有相当一批跨党人员，如李大钊、蔡和森、朱务善、于树德、张昆弟、王尽美、林祖涵等。此外，在派赴各省开展党务的临时执行委员中，中共跨党人员亦不少。
此时，国民党内反对中共跨党的呼声从国民党筹备改组之时就已微澜泛起。随着中共力量的日渐活跃，一些老国民党人或暗生妒忌，或担心中共争夺其政治资源，其反对声浪一波强似一波。国民党一大后，广州少数国民党老党员甚至组织秘密小团体抵制共产党。其他一些省市亦有老国民党人拒绝与中共跨党党员合作，或拒不到任，或分庭抗礼。其时中共党内亦存在着这样一种气氛：“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却不打算支持它，而只想利用它。”而中共中央最初在指示中要求党员“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老的国民党员身上，因为他们是党的官僚，是他们把一些有组织能力的人和各种政客派往各地，必须同他们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矛盾势必激化。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国共两党党员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受其影响，工人和学生组织中亦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鉴于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告诫党员：对国民党人不要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并尽量避免国民党内发生左右之分歧，不可勉强援引自己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在发展本党组织时，须十分慎重，不要使国民党误会中共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今后一切工作均“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当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时，才以本党名义独立活动。
应该说，在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党人是比较谨小慎微的。据阮啸仙1924年4月间的报告，广东中共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以至于一般工人、农民只知我们是“好国民党”、“新国民党”，而不知有共产党。中共中央鉴于一些国民党人对中共党人在国民党内轻易取得高位不满，一度打算让谭平山和林伯渠等人主动请辞国民党中央的领导职务，以示诚意。实际上，中共党人因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中，以至于影响本党自身组织的发展。在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党员人数基本上没有增加，有些地方还有所减少。
与此同时，苏俄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仍然存有不同意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认为，中共以牺牲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却持异议。维经斯基认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共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共产党人的任务，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他甚至认为鲍罗廷没有必要为国民党制定严格的纪律和集权化的章程。
1924年5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代表们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工人代表“对共产党实际上被溶化在国民党中表示反对，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有一些人持相反意见，要求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争论的结果，决议继续留在国民党中工作，但必须巩固和加强共产党自身的组织。会议针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提出了相当激进的主张：
第一，认为国民党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国民党内一大部分党员属于有产阶级，并且回避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劳动平民的利益不一致，他们的阶级性每易趋于妥协，很难为中国民族独立奋斗到底，由此国民党内部分化为左右派。左派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孙中山及其一派，一是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同志，后者是左派的基本力量，“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不能为了巩固扩大国民党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而是要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
第二，中共在国民党内工作，无论是组织、宣传，还是党务，都必须有非常明显的组织形式，而国民党“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我们当赞助国民党办好组织机关，引进思想上接近国民党的分子，然而这不能作为我们在国民党里的唯一主要工作”。
第三，“产业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工人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不必一定要先经过民族民主的政党之政治训练，才可以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能使手工业的无产阶级，做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因为中共目前的能力有限，还不能在手工业无产阶级里开展很大的工作。在工会运动方面，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工会，或者使已经成立的工会全体加入国民党。
此次会议是中共调整国共关系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由谨小慎微、自我约束，转向积极进取、主动出击。但在实际行动中，中共并没有立即和完全地执行会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