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伊始，即致力于工人运动。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趋向，指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只有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大会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大会通过了《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尤其是北京政变以后，全国工人运动已由退守转入复兴；工人阶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力求各种产业工人完全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之下。
中共四大结束后，积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八厂工人因抗议厂方殴打女工而罢工。罢工发生后，中共中央成立一个由邓中夏、李立三为首的专门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并动员上海全体共产党员投入罢工的组织工作，使罢工风潮迅速扩大到上海22家日商纱厂。4月，青岛的日商纱厂工人亦起而罢工。这两次罢工，是五卅大罢工的前奏曲。
为了指导全国工人运动，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整合，中共发起了于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宣布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总工会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工会的委员和重要干部多为共产党员。共产党在总工会内设有党团，邓中夏任党团书记。
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职员枪杀，激起工人义愤，引发上海日商各纱厂中国工人的同情罢工。中国共产党获悉后，及时予以声援和引导。中共中央于16、19日连续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团员立即号召社会各界团体一致援助罢工工人，发起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
5月24日，由内外棉纱厂工会发起，举行顾正红公祭大会，参加者近6万人。工人、学生代表分头讲演，散发宣传传单，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共产党追认顾正红为中共党员。
5月27日，在恽代英的主持下，上海大学等32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开会讨论如何声援罢工工人。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发动和组织上海各阶层群众共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将工人的经济斗争与反帝斗争结合起来，将经济斗争转变为民族斗争，并作出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于30日下午组织学生上街演讲示威。会后，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了组织和宣传活动。李立三主持的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发表《援助沪汉青岛各厂罢工宣言》，呼吁社会各界投入反帝斗争。恽代英发动上海学生联合会开会，布置30日演讲队赴租界演讲的具体事宜。
中共中央认为，只有发起一个暴动，才能给凶横的帝国主义一个大的打击。他们分析，5月底6月初是一个顶好的暴动机会，因为是时上海工人早已情绪激昂，而上海商人亦思发起一场示威来抵制租界工部局的“三提案”。上海租界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合成。工部局是公共租界的行政机关，局中设董事九人，其中英人六，美人二，日人一。租界人口中，99.6%以上是华人，而工部局从来没有一个华人代表。因英国董事占绝对多数，英国人在公共租界最有权势。会审公廨是公共租界的司法机关。自辛亥革命时起，列强攘夺租界的裁判管辖权，并扩展到原告被告都是华人的案件。纳税人会是租界的立法机关，工部局如有提案，须经该会通过。1925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举行常年大会，工部局向纳税人会提交三个提案：一是印刷附律案，规定一切印刷品事先均须经工部局审查；二是增加码头捐案，计划将码头捐增加50%;三是交易所注册案，规定凡中国人在租界内开设交易所，必须到工部局注册，否则不许营业。这三个提案不仅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有损中国商人资本家的利益。因此上海各界群众，尤其是商人强烈反对这三个提案。由于4月召开的纳税人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未能通过，工部局准备于6月2日再开纳税人会。为了抵制，上海商人亦希望在6月2日前给工部局一个示威。中国共产党选择5月30日发动学生到租界去游行演讲，是想将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屠杀的罢工斗争，与商界反对租界工部局三提案的斗争结合起来，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反帝风暴。
为了组织好这次反帝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以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名义，设立了一个秘密指挥部，事先分派党、团员到各学校进行策动。由于租界不许游行演讲，中共最初担心学生不敢冒险前往，未料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竟有3000多人前往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和发表演说。这使中共党人大受鼓舞。恽代英事后总结说：“三十日出来的学生有了三千多个，与大家事前所揣测的，多了十倍。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
学生的讲演激起了市民的反帝斗争情绪。租界工部局出动大批巡捕企图驱散学生。学生与巡捕发生冲突。巡捕拘捕学生后，更激起学生和市民的愤怒。学生和市民近万人聚集到南京路老闸捕房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武装巡捕居然对徒手的示威学生和市民开枪射击，打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和制定反帝斗争的策略。会议决定发动全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将运动扩大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联合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来领导这次斗争，并决议立即成立上海总工会。5月31日晚，上海各工会召开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上海总工会，推选李立三、刘华分别为正、副委员长。
租界当局的暴行震动了全上海。中共中央印发告工人、兵士、警察的传单共五六十万份，激起上海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之心，很快上海民众几乎全都轰动起来。各社会团体纷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之方。5月31日下午，上海商界团体分头集会，商议对五卅惨案的态度。由中小商人组成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主张罢市声援学生，上海总商会则迟疑不决。总商会由上海商界头面人物组成，中小商人往往惟其马首是瞻，若要实行总罢市，必须有总商会的命令。故上海总商会的态度关系到总罢市能否实行。最后在示威群众的强烈要求和逼迫下，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会长虞洽卿时在北京）签署总罢市的命令。次日，上海公共租界大小商店都停止营业。接着华界、法租界的商店也纷起响应。
在商界罢市的同时，上海大中学校学生亦从6月1日起开始罢课。接着，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宣布从6月2日起实行总罢工。据李立三回忆，他们最初先动员工人总罢工，但未能罢下来，等商人总罢市以后，工人总罢工才实现。由于运动因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和英租界巡捕枪杀示威学生、群众而起，故英国和日本成为反帝斗争的主要目标。截至6月13日，英资工厂罢工者共26处，3.6万余人；日资工厂罢工者共39处，6.3万余人；工部局所属系统罢工者8处，3600余人。总计外资企业罢工107处，13万余人。此外，中国工厂亦有11处、2.6万余工人参加罢工。全上海学生、工人和商人同时以罢课、罢工和罢市的方式投身于反帝斗争，迅速形成一股巨大的民族主义洪流。是时的上海，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人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针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又制定出新的动员策略：一是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反帝运动的总领导机关，将上海社会各阶层民众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团结和统一起来；二是将五卅运动由上海扩大到全国去，形成全国性的反帝风潮。
6月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它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四大团体各派六名代表组成。上海总商会不肯参加，只允站在调停的地位。从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实际运作来看，总商会不参加，反有利于中共对运动的控制。因为参加工商学联合会的四大团体中，总工会和学生团体都控制在中共党人之手，因而中共实际掌握了工商学联合会的领导权，中共可以通过它来组织、策划、引导和控制五卅运动的发展。在五卅运动的头两个月里，工商学联合会差不多成了上海地方政府，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总工会成立后，即大力在罢工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五卅以前，上海工会不过20余个，参加工会的工人总计不到2万。五卅爆发后，各工厂纷纷组织工会。至6月7日，加入上海总工会的工会多达44个。到7月中旬，加入的工会增加到106个，会员30余万。依照《上海总工会简章》，各工会必须执行总工会的决议和命令；发生阶级斗争时，各工会必须一致作声势上、经济上或实力上的援助；同一产业或职业内，必须统一为一个工会。总工会成立后，为了充分发挥其工运指挥中枢的职能，在执行委员会之下，分设总务、交际、会计、宣传、组织等科，刘少奇、陈杏林、傅冠雄、吴敏、刘贯之分任各科主任。总工会还按地域分设办事处，指挥和领导各基层工会的斗争。6月19日，总工会下令在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南市等工人集中区域分设6个办事处。此外规定，各工会内部每10人为1小组，设组长1人；每3组以上，设支部干事会；干事会之上，设工厂委员会。上海总工会就是通过这样自上而下的层级组织系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地指挥数十万罢工工人开展反帝斗争。
上海学生联合会是五卅运动中的另一重要组织。五卅以前，上海学生界有“国民革命参与派”与“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派”之分野。前者如上海大学、南洋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东亚同文书院等校的学生会；后者如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法科大学等校（多为教会大学）的学生会。五卅惨案发生后，政治主张互异的两大学生群体均作出了积极反应。五卅惨案所激起的民族情绪，迅速缓和与消融了上海学生界的分歧和矛盾。五卅以前，上海学生联合会是一个以“国民革命参与派”学生为主体的组织，参加的学校只有10多个。五卅以后，90多个中等和高等学校的大部分青年学生加入，其中亦包括教会大学的学生，使上海学联真正成为上海地区的学生联合组织。
随着上海学联势力的迅速壮大，其影响亦与日俱增。恽代英谈到：“学生会在那时很有权威。有些学校原来是反动学生所把持，反对学生联合会的，自五卅的事件发生，学生群众都要求共同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假使没有学生的联合会，就不能号召民众，五卅运动就无从产生。”五卅以前，上海学联的组织相当简单，五卅事起，感觉原有的组织已不能应付繁复的工作，乃改组执行委员会，扩大组织，增添职员，除执行委员长正副三人外，分设总务、交际、出版、宣传、纠察、筹款六部，其后又增添工商和组织两部，并设审查提案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经济审查委员会、对英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检查食品委员会、英文编辑委员会、夏令讲演会等。各委员会分工负责，按照事务需要设立秘书、干事等职，总计职员在200人以上。上海学联组织机构之庞大，亦反映出它所担负的重要职能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上海总工会一样，上海学联和全国学联两大学生组织均接受中共党团的直接指导。
五卅时期，还有两大商人团体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一是上海总商会。前者由中小商人组成，后者为大商人的组织。两者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不尽一致。中小商人在五卅运动初期曾有热烈的表现，与工人、学生一致行动。工商学联合会成立时，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会员总数约30万）亦积极参加。上海总商会则有所不同，他们没有参加工商学联合会，表示愿在官民之间和中外之间充当调停人。上海总商会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社会团体。他们自恃有历史、有实力、有影响，不愿与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团体平起平坐，亦不愿放弃其独立自主性。由于他们掌握整个上海的经济命脉，在沪上多是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在五卅以前的对外交涉中，当政府感到棘手时，常有赖他们出面充当调停人（如1923年的临城劫车事件）。五卅事件发生后，中外政府当局也都希望由上海总商会居间调处，以使交涉留有转圜的余地。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没有接受北京执政府派任为交涉委员的命令。
当时上海资产阶级内部对于五卅运动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不同行业的资本家都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如工业资本家与航业资本家，起初想利用罢工打击日本和英国在华企业；而商业资本家中，国货派起初对罢市非常赞成，而洋货派则始终反对；银行资本家中，民族资本银行赞成罢市，而中外合资银行则反对。态度的分野与不同行业商人的利益得失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一些处于与外商竞争环境中的工厂或公司，往往会趁机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参与到罢市或抵制外货的行列；而一些与外商有密切合作关系的企业或行业则因自身利益受损而对运动持反对态度。总体而言，商人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多处于消极被动地位，除通电抗议或提倡国货等与商人利益无损的活动外，采取其他行动则多因时势所迫，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秩序。在激进的民族主义大潮中，“奸商”经常成为运动的攻击对象。为了不致成为运动中激进民众攻击的目标，罢市有时也是商人的一种自保策略。
依照中共的阶级分析，学生和中小商人均属于小资产阶级，总商会则代表大资产阶级。在中共看来，小资产阶级因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之下，很容易激发其反抗性而走到革命方面来，但因其经济地位所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分化、动摇；而大资产阶级自始即具有妥协性，当帝国主义威吓、利诱时，他们将趋于反动。中共也认为，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均有左、右之分。中共当时的总策略是建立“民族的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具体而言，即“以工商学联合会为中心，由上海总工会联络学生会的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又以整个学生会去联络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然后再以整个商界联合会联络总商会左派，去压迫他们的右派”。
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拟定解决惨案的17条交涉条件，交北京政府交涉专员蔡廷幹等人，而蔡等认为17条“太过火”，不肯提出与列强所组成的沪案调查团交涉。6月12日，上海总商会另行提出13条，交涉专员乃将13条送交沪案调查团。
工商学联合会所提17条的主要内容是：（1）取消戒严令；（2）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与巡捕的武装；（3）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释放；（4）恢复公共租界内被封与被占据的各学校原状；（5）惩凶；（6）赔偿；（7）道歉；（8）撤换工部局总书记；（9）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10）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不得虐待华工，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11）分配华人担任高级巡捕，巡捕房应添设华捕头，巡捕中华人应占一半；（12）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三提案；（13）制止越界筑路；（14）收回会审公廨；（15）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代表名额以纳税多寡定比例，在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西人一律平等；（16）取消领事裁判权；（17）永远撤退驻沪的英日海陆军。
上海总商会所提13条的主要内容是：（1）撤消非常戒备；（2）释放所有因此案被捕的华人，恢复公共租界被封、被占据之各学校原状；（3）惩凶；（4）赔偿；（5）道歉；（6）收回会审公廨；（7）参与罢业罢工的洋务职工和海员工厂工人，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8）优待工人，工人作工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9）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代表名额以纳税多寡定比例，在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西人一律平等；（10）制止越界筑路；（11）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三提案；（12）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13）撤换工部局总书记。
两相对比，总商会所提条件，删去了“永远撤退驻沪的英日海陆军”、“分配华人担任高级巡捕”和“取消领事裁判权”；其次，删去了“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而代之以“工人作工与否随其自愿”。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激进主张，而总商会所提条件则显得温和一些。尽管如此，后者在主权的收回问题上仍然表达了相当强烈的要求。其时胡适、梁启超等著名学者大多赞同上海总商会的主张。但总商会所提13条并未为列强所组织的沪案调查团所接受。
实际上，中共与上海总商会的意图全然不同。中共的出发点是政治，总商会的出发点是经济；中共的目的是想进一步激化和扩大事态，借此刺激民众的反帝民族情绪，总商会则“以风潮不再扩大，交涉早日结束”为宗旨；中共提出17条，显然并不指望列强接受，也深知列强不会接受。如果没有中共提出17条在前，总商会所提条件可能还要低调得多。总商会的这种低调处理，实际上代表了多数商人的心理。他们虽然参与了罢市行动，却不愿漫无节制，以至于无法收拾，给自己在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
中共提出17条后，通过发表通电宣言和举行各种民众集会等形式，大力宣传和制造强大的舆论声势。6月11日下午，工商学联合会发起召开上海各界市民大会，参加人数近10万，“悲壮激越，为历来所未有”。大会发表宣言，限政府当局于14日前将17条向列强公使团严重交涉，否则将发起全国大罢市、大罢工、大罢课。当上海总商会提出13条后，中共领导下的工人和学生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指责总商会妥协、让步。
沪案第一轮交涉破裂后，上海总商会鉴于谈判不知何时方可恢复，而商人罢市之损失已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商界开始酝酿开市。6月19日，总商会召集76商业团体代表110余人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开市问题，内部分三派意见：一派认为罢市使中国商人遭受损失，于英日外商反无影响，而且端午节临近，不如一面先行复业，一面仍继续交涉；一派认为，在取消戒严令等4项先决条件未获解决之前，不应开市；还有一派则调和前两派的意见，主张有条件的开市，开市后仍一致对英日两国实施经济绝交，至交涉胜利为止。经过讨论，第三派的主张获得多数赞同，于是决定由各业各帮另行组织提倡国货会，负责办理下列三事：（1）对英经济绝交，至”13条”解决为止；（2）对日经济绝交，至日纱厂案解决为止；（3）筹款接济罢工工人。最后决定于6月21日开市。
针对总商会开市的主张，中共虽不情愿，但见大部分商人要求开市，无法阻止，遂没有坚决反对。上海总工会表示：“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上工”。但中小商人多反对开市，申言“沪案尚未解决，条件尚未承认，今忽然开市，是我们商界的耻辱”。实际上中小商人内心亦希望早日开市，只是6月21日正值端午节前。按照当时上海的商业习俗，端午节为结账日期，大商人收入颇丰，而中小商人则大多付出。
6月23日，总商会与工商学联合会举行联席会议，磋商开市日期。中共为了争取中小商人，乃提议改为6月26日（农历5月6日）开市，获得通过。25日，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开市宣言》，说明于26日先行开市，“但同时仍本初志，为伸张公理，而努力于抵制英日货物与停业工人之援助”。与工人长达3个多月的罢工相比，商人罢市25天显得有些短暂。但对商人而言，为了反帝而坚持这么长时间罢市亦属前所未有。据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的调查统计，五卅运动中上海商界因罢市而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合计银367.8万余两，大洋775.4万余元。罢市对金融商业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则无法估计。具体数字未必精确，但商界损失重大则是无疑的。
1925年6月份，是五卅运动声势最壮、斗志最旺的时期。在运动初期，学生激于民族义愤，表现非常勇敢和坚决。学生的斗争带动了商人资产阶级的斗争。邓中夏说：“在资产阶级眼中，学生是被他们所比较重视的，此次南京路的屠杀，假使是工人而不是学生，资产阶级一定是漠不关心，一屁不放（譬如资产阶级对顾正红案的冷淡，便是眼前的证据）。惟其是因为屠杀学生，他们方慢条斯理的讨论他们对惨案的态度。所以此次学生运动有很大的作用。”进入7月以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商界开市以后，势必给其他各界的斗争带来消极影响。加之适值学校放暑假，部分学生在家长父母的催促下（担心子弟在外闯祸）或在老师的劝导下（担心闹坏学风）纷纷离校回家。等到暑假结束，返校学生恍若隔世，热度冰消，情绪全无。剩下少数学生会代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一些学生会干事喜欢坐汽车，吃西餐，爱与女学生交际等，遭人非议，大损学生会的威信。学生退回，商人软化，最后只剩下工人在那里孤军奋斗。
商界开市后，租界工部局为了破坏工人罢工，于7月6日断绝对华商纺织工厂的电力供应，想以此胁迫华商纺织资本家促成复工。此前由于日商纺织企业罢工，华商纺织资本家全力投入生产，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工部局停止供电后，华商纱厂联合会要求电气处工人先行复工，后又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当局制止工人斗争。
7月23日，奉系的淞沪戒严司令部以工商学联合会“煽惑群众，颠覆当局”为由，将上海总工会查封，同时被查封的还有海员工会和洋务工会。由于上海总工会等团体的抗议，工商学联合会于7月28日启封。但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开始动摇，不愿再与上海总工会统一行动，试图从火热的反帝斗争前线退却。
就实际运作而言，“三罢”斗争中，数工人罢工最为艰难。商人罢市固然影响其营业收入，学生罢课也影响其学业，而工人罢工则直接影响其日常生计。工人平日工资微薄，难得积蓄，一旦罢工，生活即濒于绝境。五卅运动期间，数十万工人持续罢工数月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历史上亦属罕见。罢工工人靠什么维持生活？主要靠捐款。其时罢工工人每人每日最低贴补小洋2角，每月总计需要100万至120万大洋，才能维持全上海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万大洋。300万大洋在当时是一个多大的数目呢？据称1925年北京临时执政府全年实支经费595万。也就是说，大约相当于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捐款数目之大，捐款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五卅捐款多集中在1925年6月份。7月份起，各界捐款渐少。罢工日久，各方捐款热情逐渐冷却，罢工工人救济费的筹集日趋困难。筹款成为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后期的头等工作。7月5日，上海总工会致函各报馆转各地官、商、民、学各界，呼吁捐款接济工人，以维大局。由于捐款不敷救济，或因救济费不能及时发放到罢工工人手中，生活面临困境的工人难免对运动产生厌倦情绪。数以万计的工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同时罢工的，众多的工会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立的。是时中共自身力量还很弱小。1925年1月，中共党员总数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区委所属的党员不过200多人，外加青年团员约500人。以如此少量的党、团员组织指挥数十万罢工工人，难免力不从心。加之工人的文化程度和政治素养较低，虽具有很好的革命潜质，并不等于天然具有阶级觉悟。工人的阶级觉悟必须中共知识精英去教育和开掘。刚成立不久的上海总工会忙于应付局面，根本来不及对工会组织进行整理和对罢工工人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办事处及工会，几乎全变成为发钱的机关，工会内负责人员，亦几完全变为发放救济费的特派员；工人入会，似亦专为救济费而来，甚至于会内要叫一工友送封信往数百步之外的地方，亦非先给他以钱不可。"7月份以后，因各界捐款不足，工人索款不得而常发生骚乱事件。上海总工会和上海总商会多次被要求救济的工人围困。在内外情势的压迫下，中共中央不得不调整运动的目标和策略。7月底，上海总工会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已有“适时停止罢工”的倡议。苏共中央政治局乃决定“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上海罢工运动开始急速收束。
1925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在《向导》周刊发表文告，指出：由上海、香港引发的罢工，还不能立刻形成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工人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工人阶级如果不顾环境孤军独进，也不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立刻抛弃不平等条约”，“上海工人假使能满足自己的经济要求及法律要求而上工，这决不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奋斗。这不过是总斗争中之一个段落和部分的胜利”，“你们既是有组织的罢工奋斗，你们也要有组织的上工。”
当日下午，上海总工会召开各工会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复工的最低限度的9项条件：（1）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2）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3）租界华人必须与外人享有同等参政权利；（4）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5）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而开除工人；（6）发给罢工期内工人工资的50%;（7）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8）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9）赔偿死伤学生、工人。会后，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向外公布9条复工条件，申言如9项条件得到认真履行，工人可以复工。9项条件主要侧重工人自身利益的局部解决。
8月中旬，上海总工会与日本资本家就日厂工人复工首先达成协议：（1）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之后，承认依中国政府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2）不发罢工期间工资，但对于良善工人予以相当帮助；（3）工人工资依技术进步程度予以增加，其余则斟酌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4）工资零数转入下期，付大洋，赏金亦付大洋；（5）日人平时入厂不带武器；（6）工厂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另外达成3项附议：赔偿伤亡，斥退凶手，补助工人停工损失费10万元。这些条件与上海总工会前述9项复工条件显然存有相当差距。总工会虽然不满意，但权衡各方情形只好忍痛接受。
日厂工人于8月25日全体复工。日厂复工后，鉴于英国是五卅惨案的主凶，上海总工会决定英厂罢工再坚持一段时间。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军阀封闭，英厂罢工工人顿失依恃。9月26日，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出面与英商纱厂达成7项协议，除复工后付工人大洋3元作补助金外，余均与日厂工人复工条件相同。英厂罢工工人分别于9月30日至10月8日相继复工。
长达3个多月的上海反帝大罢工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