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党力量介入以前，中国工人已有自发的罢工和抗议等集体行动，也有自己的团体组织，如行会、同乡帮口和秘密结社。在欧战以前，中国的工人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产业工人很少。欧战期间，英法等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业趁此良机迅速发展，产业工人亦迅速增加。邓中夏认为，正是在欧战期间，中国产业工人阶级随着中国工业的发展而形成。事实上，现代产业工人在欧战期间虽有显著增长，但其人数仍十分有限。即使加上店员、职员、苦力和传统手工业工人，工人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亦仅占百分之四五。早期中共党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了解十分有限，只是因为信奉马克思主义，认定工人是社会最进步的阶级，代表中国未来的希望，因而以无产阶级专政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共产党成立伊始即明白宣称自己是工人的政党，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第一位。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而言，第一次有政党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并告诉他们“劳工神圣”，工人是未来中国的主人翁，该是多么有吸引力啊。然而，当中共知识分子实际投身于工人运动时，发现工人并不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先进”，亦无明确的“阶级意识”。1921年初，陈独秀在一篇文章中慨叹说，工人不但自己不肯运动，还以运动的人是多事。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大部分工人还是老式手工业作坊中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对政治持否定态度。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尽管在这些工人中政治觉悟开始发展，但他们的要求充其量只是直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本组织的自由。如果我们想要同他们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就会害怕而离开我们。只有极少数人加入我们的党，即便这样也是通过友好关系。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人的则更少。”同年12月，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再次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很幼稚，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地方观念还非常重，具有国家觉悟和政治要求的只是少数，具有阶级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组织自己阶级政党的，更是少数中之极少数。1925年10月，中共广东区委在有关广东工人状况的报告中也指出，工人多数无奋斗精神；工人之间派别分歧，甚至互相仇视，“一切动作皆为无阶级觉悟之动作”，“皆不知阶级为何物”。
在中共的预想中，中国工人运动有几个有利条件：第一，工人集中，现代产业工人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动员起来方便；第二，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环境极其恶劣，有利于激发工人的反抗意识；第三，大城市的工人主要在外资工厂作工，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对帝国主义有感性认识，有利于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实际上，这些有利条件也同时含有不利的因素：工人集中于大城市，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和镇压；工人因生存条件恶劣、缺乏文化而没有政治觉悟；外资工厂的工人为了保住饭碗而不愿轻易闹事。
美国学者裴宜理在研究近代上海工人时发现，组织和发动工人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工人不是油灰腻子，党的干部不能拿在手中随意捏弄。工人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因地缘、祖籍、性别、文化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不同而存有差异。比如江南制造局的宁波技工，能读书写字，收入颇丰，工作稳定，而新来自苏北农村、在缫丝厂或纺织厂工作的年轻女工，教育阙如，工资微薄，工作条件恶劣，两者之间判然有别。另外，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多为青年学生，其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与工人迥若天壤。对工人而言，青年学生是陌生的外来组织者，相互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作为外来组织者，要深入工人之中并取得工人的信任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对政治的冷漠，对陌生组织者的戒心，对政府威权和工厂老板的恐惧，均可能影响工人的政治行动决心。工人之中原有的地缘、业缘和秘密结社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工人组织的障碍。对工人而言，仅有空幻美好的未来许诺是不够的，他们一定要有看得见的眼前好处，才肯参加。在军阀统治下，宣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自身尚不能公开活动，发动工人运动更会遭到严厉取缔和镇压。诸如此类，均是中共在早期工人运动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
中共既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使命，工人运动乃成为中共初期所从事的主要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开章明义便宣称“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决议共分六部分，其中有三个部分谈工人问题。次年7月中共二大再次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一大后中共立即成立了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名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了接触和联络工人，中共以成立工人夜校、工人子弟学校作为入手的方法，并以“平民教育”的名义进行。如最早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长辛店、江西安源和上海的小沙渡，都是以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为媒介。李立三在安源煤矿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时，表面上使用官方规定的课本，暗地里使用自编教材，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念。为了避免官府的注意，中共最早成立的一批工人组织，其名称不叫工会，而叫“工人俱乐部”，其公开宗旨是联络感情，团结互助。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早期中共在发动工人运动时注意利用工人既有的组织，并力争工头的合作与赞助。如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时，即拉拢了几个有力的工头。安源工人举行罢工时，也得到了帮会的同情与协助。
中共工人运动最先在铁路工人中初见绩效。中国铁路一直被以梁士贻、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势力所控制。当中共向铁路工人渗透时，首先遭到交通系势力的抵制。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直胜奉败，依附奉系的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由直系吴佩孚组织御用内阁。当时，李大钊的老友白坚武在吴佩孚幕下任政治处长。李大钊通过白坚武建议吴佩孚在通电发表政治主张时，列入“保护劳工”一项，为吴佩孚接受。吴佩孚知道交通系在铁路上植有浓厚基础，也知道共产党在铁路上有新兴势力，于是有意利用共产党对付交通系。共产党亦将计就计。李大钊向直系内阁的交通总长高洪恩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于是推荐六名共产党员担任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的密查员。六个密查员在交通部虽登记有固定的人名，但并不对外宣布，中共随时根据需要指派合适的党员担任。这为中共在铁路工人中发展组织提供了极大便利。因为密查员可以免票来往坐车，等于中共任何同志都可以免票乘车；密查员的身份使铁路职员畏惧，等于为共产党员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护符，密查员实际成了中共的工人运动特派员；此外，密查员每月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自留部分生活费外，其余均上交党组织。这在中共早期经费紧张的时候也不无小补。正是因为密查员的便利条件，中共很快在六条铁路上建立了相当的组织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沿路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1922年5月1-6日，中共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召集此次大会的原则是，不论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参加。结果共有12个城市百余工会的162名代表与会，其中除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工会代表外，还有无政府派和没有主义信仰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由于此时国民党重视军事而轻忽民众，大会虽在广州召开，却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和关注。中共在会上唱了主角，如大会会场布置的三大标语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各派均未提出异议。大会最初因为主席团名单问题，各派之间发生了激烈分歧，最后只好废除了主席团，由一个共产党员做大会主席，各派均无异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受到与会代表的尊重和认可。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大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处理，并决定“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劳动组合书记部几乎被公认为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机关。中共在这次大会上的这些收获，几乎胜过了大会所通过的一些具体决议案。邓中夏认为，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不是太局部，便是太技术”，缺少大智慧的提案。
大约从1922年1月起，中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罢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国大小罢工上百次，参加人数超过30万人，形成了中国第一次罢工**。在这次罢工**中，中共所属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俨然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领袖。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改为总部，另于上海、武汉、广东、济南设立分部。全国各地的罢工差不多都得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或分部）的指导。中共派遣知识分子党员去各地发起组织工会。工会成立后，由工人充当工会主任，知识分子党员多担任工会秘书。但往往因知识分子秘书在工人中建立了威信，而于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秘书专政”。另外，早期中共有一个十分矛盾的想法和做法：一方面以工人政党自命，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一方面又以工人觉悟程度不够，而未在工会中发展党的组织，将工人积极分子拒之于党外。即使介绍一个工会会员入党，也要郑重其事地经过数月的考察。而且入党之前，必先介绍其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似乎成了工人入党的预备机关。这实际上反映了早期中共所具有的知识精英组织的某些特性。当时吴佩孚称共产党为“学生政党”。上海一些招牌工会分子亦称共产党人为“穿长衫的”。
1923年2月初，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而举行大罢工。这次罢工为中国工人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为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阶段。此前在中共的指导下，京汉铁路全路各站工人几乎都被组织起来，共成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中共决定在此基础上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吴佩孚原拟利用共产党，不意共产党却“另有异图”，自然不能容忍。2月7日，吴佩孚下令在京汉路的南北两地（汉口江岸和长辛店）同时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酿成“二七”惨案。随后，吴佩孚又在北京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北方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一律被封闭，领袖被通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从北京迁往上海。两年来中共所惨淡经营的工会组织，除广州、湖南尚能保存外，其他各地皆完全倒台。中共工人运动转入一个暂时的消沉期。
当共产国际劝中共加入国民党时，正值第一次工运**方兴未艾。当时中共领导人都抱乐观的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二七”失败后，中共从中得到教训，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不能产生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在华指导工作的马林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产业工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而对于国民革命来说则是有用的”。陈独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一看法，认为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很幼稚，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资产阶级虽然也很幼稚，但其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中国民主革命可先由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三大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并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单纯领导工人运动转移到国民革命中来。
国共合作初期，中共党人的工作重心集中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而且认为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吹阶级斗争。1924年5月10-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重新检讨了在国共合作条件下的工运政策，重申工人运动是党的根本工作，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必须保持对工人运动的独立领导，不必帮助国民党在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只可在不妨碍阶级斗争的前提下帮助国民党组织店员及手工业工会。
国民党改组以前，本无所谓工人政策。改组以后，正式确立扶助农工政策，及时制定并颁布了《工会条例》，赋予工会以罢工权和言论、出版自由权，并在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中设立工人部，作为工运的领导机构。但孙中山否认中国劳资间存在阶级矛盾，反对工人进行阶级斗争，认为“中国工人现在不但是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压迫，并且反想种种方法来压迫本国资本家”，“中国工人所处的地位，是驾乎本国资本家之上”。国民党在改组以前，有少数成员从事过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一批工会，据说广州就有60多个，如广东总工会、华侨工业联合会、机器工会等。这些工会大多劳资混合，带有行会工会色彩，与共产党所建立的阶级性工会不同。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后，竭力介绍自己的党员到国民党的工人部里去工作，以便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公开开展阶级斗争的工运活动。
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历任部长分别是廖仲恺（1924.1-1925.8）、胡汉民（1926.1-1926.?）、陈树人（1926.?——1927.3）、陈公博（1927.3-1927.7），工人部秘书长期由共产党员冯菊坡担任。当时国民党中央各部只设部长、秘书各一人，未设副部长。部长往往身兼数职，公务繁杂，实际工作多由秘书主持。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工作过的共产党员还有刘尔崧、施卜等人。此外，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由共产党员邓中夏、邵力子（当时是共产党员）等负责实际工作。广东、湖南、湖北、汉口等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工人部亦多由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主持。
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为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中央工农部。工农部内特设工会运动委员会（四大以后改为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张国焘任工农部部长。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虽仍存在，但“二七”失败后已不常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去做职工运动。1925年10月中央工农部取消，分设直属中央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同年12月，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主任。1927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设立工人部，李立三任部长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各区委、地委也设立了专门领导工运的机构，如上海、湖南在1924年5月以前就设立了劳动运动委员会。
在国民党的统治地区广东，中共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可以公开、合法地开展工人运动，于是中共工运工作的重点从华北转移到华南。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被任命为国民党工运特派员。由于他们与老国民党人的做法和作风不同，广东工人将他们称做“好国党”、“新国党”。
1924年5月4日，广州工人召开代表大会，全市200多个工会的代表参加。会议决定成立广州工人代表会（以下简称“工代会”）作为广州地区工会的统一领导机关，由工人部长廖仲恺兼委员长。选举产生的17名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9人，5名常务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占了4人。刘尔崧实际主持工代会的日常工作。工代会成立后，创办工运讲习所，培养工运人才；领导和发起沙面罢工，组织工团军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和滇桂军阀叛乱等，促进了广东全省工人运动的发展。
不过，广州工人组织没有实现完全统一。以国民党右派为支持背景的广东总工会、机器工人维持会为了抵制受中共控制的广州工代会，于1924年底相继脱离了广州工代会，从而形成左右两派工会组织的分庭抗礼。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控制的曹锟政府。新上台的段祺瑞政府一时无暇顾及工人运动，客观上为北方工运复兴提供了机会。北京、天津、直隶、山东等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均由共产党人主持，为北方工运提供了便利。在共产党人看来，国民党老党员对于工人运动简直与“门外汉差不多”，因而北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是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但中共在上海开展工运最初并不顺利。邓中夏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在上海做职工运动，但是，总做不起来，做起来一点，便又覆灭。”“‘二七’失败的消沉期中，简直没法活动。”原因是：一、列强与军阀官僚的政治控制力相对较强，资本家对付工人运动的经验也相对丰富；二、上海工人中，女工与童工占有很大比例，其战斗力与阶级觉悟不及成年男工；三、上海流氓帮会势力强大，招牌工会发达，后者如上海工团联合会、上海总工会等，在社会颇有影响，革命工会初时无力与之竞争；四、因交通方便，周边地区破产农民与手工业者不断涌入，造成劳动力供过于求，减弱了工人与雇主斗争的决心与信心。中共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调富有工运领导经验的李立三为上海地委劳动运动委员会书记，同邓中夏、项英等一起领导上海工运。
1925年1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并取得其领导地位。会议通过了《对职工运动之议决案》，认为工人阶级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对于国民党所指导和影响的工会，要积极从中开展活动，争取群众，以取得其领导权。决议还制订了工人运动的具体计划，要求以产业工人运动为重点，同时加强大城市手工业工人运动。
四大结束后，中共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此次大会的与会代表不像第一次大会那样复杂。此时无政府派已退出工运舞台，流氓招牌工会被大会摈斥。大会中最活跃的是中共所领导的工会，其次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工会。也有不少无党派工会的代表参加。大会决议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执行委员长。中共在总工会内设立党团。邓中夏任书记。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后不到20天，上海就爆发了惊天动地的五卅运动。此次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具有全国性规模和影响的群众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共真正取得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权，中共工人运动实现了真正的突破。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在五卅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上海总工会一跃成为上海工界的权威，原有的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上海工团联合会迅速失势，乃至解散。成批的学生和工人因敬佩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杰出表现而加入中共。中共党员人数由不到一千人，猛增到上万人（1925年底）。
在这场运动中，中共意外地发现，向罢工工人提供救济金，是使工人运动持久、壮大和力量整合的一个重要手段。一位参与过五卅罢工的老工人回忆说：“我对罢工没什么认识……人们上街游行，我就跟在后头……在四个月的罢工中，我们得了不少罢工补贴。我们想：‘不上班也能拿钱，真是大好事！’我们根本没有其他认识。当工厂复工后，大家又回去上班了。”一些工人当时并不知道是共产党在领导这场罢工。“我们当时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做得对。”当时工人对工会的认识也相当模糊，有的以为工会是发救济费的，有的以为工会是专搞罢工的，却不清楚工会是工人自身的阶级组织。由于上海总工会在罢工运动中建立了很高的权威，以至于工人只相信总工会而不相信自己所属的基层工会。当上海总工会于9月18日被奉系军阀查封而转入秘密活动后，工人们感到群龙无首。上海总工会的会员人数由高峰时的20万人降至1926年6月的4万人，下辖工会亦由117个减至75个。
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不久，广州和香港的工人起而响应，并将大罢工坚持了长达16个月之久。省港大罢工得到了国民党与广州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据邓中夏说：“当时国民党因刘杨战争刚毕，新胜之余，对于民众运动极为援助，特别是刘杨战争之中，铁路工人与海员工人罢工给予他们军事上很大的便利。所以使得他们怀好感，省港罢工起，共产党要求国民党经济援助，他们很慷慨的承认而且实行了。”省港大罢工促进了广东工人运动的发展。1926年6月冯菊坡总结广东工人运动的成绩时，认为取得了七大进步：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上层组织到下层组织，由职业组合到产业组合，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由阶级行动到民族行动，由领袖结合到群众结合，由局部组织到全省组织。
不过，广东工人运动仍未能实现统一，工会派别虽有所简化，但右翼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仍试图与左翼的广州工代会分庭抗礼。据1926年5月前后的统计，广州地区工会总数已达到150多个，其中属于工代会的有120多个，属于机器工会的有6个，属于广东总工会的有30多个。由于工会太分散，各工会之间为了争夺会员、争夺会费和公共福利费而常常发生暴力冲突。“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工人在冲突中遇害的消息。”“广州工人建立工会时，其第一件事是成立检查小组，检查小组的第一个任务，不是收集公共福利费，而是开展争夺会员的运动。一个工会一成立，立即派检查小组或者宣传小组进行争取会员的工作。搞宣传的人所带的不是宣传品，而是各拿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如有工人不愿意加入工会，他必将受到木棍的棒打，因为工人们加入工会之后，他们一方面可以获得工人的进会费和每月的公费；另一方面又可得到工厂主所给的公共福利费。如果一个商店的工人参加了两个工会，立即就会发生争夺公共福利费的冲突，有时候为了争夺会员而发生巨大的斗争。为了得到上面所说的好处，许多人竞相组织工会。”广州的工会大多财力充足，有的工会拥有高达数万美元的基金，其工会领导人每月月薪多达200多美元。
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报告，北伐前夕的广东工人运动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存在许多危机。第一，工人组织主要是依靠政治力量建立起来的，缺乏坚实的基础。当时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广东省党部工人部、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工人部都掌握在中共党员之手，任何工会的成立都必须通过他们的审查。故所有新成立的工会都不得不加入广州工代会。中共广东区委担心，如果广东一旦由国民党右派掌权，那些依靠政治力量建立起来的工会组织基础也会随之瓦解。第二，中共在广东的工人运动，主要在工会的办公室中进行工作，在工人群众中没有进行多少工作。“因为我们的负责同志只在办公室中进行工作，没有主动地与工人群众进行接触，甚至那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同志也脱离了群众，因此完全缺少对工人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工会的组织力量很弱。”中共广东区委担心，如果有一天发生政局变动，这些工会就会马上解散。第三，中共在广东工人中的组织基础薄弱。据广东区委报告，广州工代会所属的工人群众虽多达15万人，但其中只有300名中共党员。所以广东区委认为，“我们虽然占领了工人的领导机构，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完全地领导工人群众”。此外，北伐前夕的广东工人运动开始出现了“过火”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工人们提出的经济要求太高，如普遍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不上夜班，要求成倍地增加工资，以及封闭商店，骚扰厂主等，致使“小商人和小贩非常不安，社会人士对工人们更为讨厌”，进而引发不利于共产党的社会舆论，也引起国民党人开始对工人运动产生不满。
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朱少连、何耀全、刘文松、项英、陆枝当选为常务委员。苏兆征为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部长，李立三为组织部长，邓中夏为宣传部长。大会明确规定工人阶级目前的任务是支援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之后不久，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又召开了全国职工运动讨论会。会议强调在工人运动中，要正确处理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加强党的领导。会议还要求各地秘密组织工人自卫团，为建立正式的工人武装做准备。
北伐出师后，需要庞大的后勤运输队伍。广东和省港罢工工人积极支援北伐。数千名工人担任运输队，仅省港罢工委员会就派遣了3400余名工友参加。
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为沿途各省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在湖南，唐生智在北伐初期表现得很左倾，对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采取支持态度。中共湖南区委透过省总工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工人部指导工人运动，如开办工会职员讲习班、工人运动讲习所，培养和派遣数十名工运特派员具体指导各地建立工会，并取缔招牌工会，打击“反动”工会，确保了湖南全省工人组织掌控在中共之手，避免了广东工运出现的分裂局面。其次，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工人纠察队。湖南工人武装的普遍建立是湖南工运的一大特色。此外，工运与农运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是湖南工运的又一独特之点。在一些工农势力较大的县，出现了工会、农会与县长共同主政的局面。农民问题交农协，工人问题交工会，一些县政府不能解决的纠纷，由工会、农会来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前可以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据统计，自1926年8月下旬湖南全省总工会改组成立至同年12月中旬，湖南工人参加政治运动235次，参加人数33万余人，另有经济斗争如罢工等108次。
在湖北，工人运动以武汉三镇为中心展开。党军未到之前，汉口、武昌只有10余个工会；党军攻占汉口不到1个月，便出现了100多个工会。两个多月后，又增至300多个工会（一说200多个）。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4月，武汉地区总共发生了300多次罢工，平均每天约1.5次。天津《大公报》记者于1926年11月下旬从汉口发回的通信中这样写道：
两周来汉口之社会，颇呈不安之现象，所谓“店员工会成立，停止营业一天”之标语，几无店无之，故千百成群，整队游行者，亦日必数起。据湖北全省总工会最近报告，党军到武汉后，工会次第成立者，确已增至三百余处之多，入会的工友在二十余万以上。总工会每次开会，辄有人满之患。该会近已提议购置地皮建筑一可容五千人之大礼堂，以免与会者兴向隅之叹。该会委员长为向忠发，会中设有秘书、宣传等部，职员约四十余人，纠察军三千数百人……惟该会既总揽三百余工会之全权，仅四十余职员办理事件，终有应接不暇之势，每日自早八时起，至夜十二时止，所办案件，动百余起，尤以劳资争议者为多。前日第四次代表大会，据报各工会因发生劳资争议，而具函到会要求援助者，共有五十余起之多，且报告罢工者五十余处，于极短时间得圆满解决者四十余处。盖今日之汉口，无论男女，工作何业，已成“无工不组会，无会不罢工”之时代，且各业“工贵”（汉口社会，原仅有“新贵”之名词，近因劳工神圣，故有“工贵”之流行语）群起奋争解决经济之压迫，俾资生计之维持，赖总工会之援助，而又都得最后之胜利。二十万工贵，诚不能不感受总工会之赐。
《大公报》记者虽担心中流以上阶级因工人运动而感受痛苦，但他对汉口工人运动的报道基本上是写实的，特别是注意到“工贵”之流行语以及湖北总工会之应接不暇的忙碌情形，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工运画卷。
1927年2月中下旬，《大公报》记者再次前往汉口调查。相隔3个月之后，《大公报》记者注意到汉口工会的情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汉口工会在北方听得最是吓人。我在汉口的时候，工会气焰已经小得多了。自从蒋介石到过汉口一次，公开演说，说是许多商人亦是被压迫者，总工会也出布告叫工人须服从厂主正当规则，不得倚工会横行，否则工会不为保护，所以工商两界比较渐渐相安。不过汉口地方本系五方杂处，人情素坏，平时久受压迫，忽然解放下来，一般无业游民借组织工会为名，榨取劳工，包办工潮，原所难免；商界知识本是不够，经此非常之变，重以政府当局侧重保护劳工，他们愈觉得惶惑震恐。等到一阵狂潮过去，工会自身已有不能支持之势，因为工会若是实际上不给工人好处，工会已失却存在的权威，而事实上汉口地面历年受军阀剥削，本已徒有外表，再加工潮一闹，中人以上之资产阶级，多已逃之夭夭，中人以下也只有尽几个本钱赔干了事……从前工会有四五百，我在汉口询问，据说只有二百四十多个，还有关门解散的。
北伐时期，两湖工人运动出现了一些“过火”现象，如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擅自捕人、封店、罚款，随便断绝交通，在经济上提出过分要求，有的要求足以致企业于倒闭的境地，如要求缩短工时到每日4小时以下，工资加到骇人的地步。在武汉地区，由于工人频繁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甚至一月开工只有十四五日。一方面工厂开工不足，另一方面工人又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加上其他因素，致使生产额大幅度下降。据国民党中央工人部1927年6月对武汉纺织业进行的调查，因工潮或厂主潜逃而倒闭的纱厂有泰安、大丰、宝丰等多家，继续维持的有申新、第一、裕华等数家。申新、裕华纱厂1927年3月的生产额比1926年9月下降了30%,第一纱厂下降了55%。
武汉工人以店员和码头工人为主。在武汉地区的劳资纠纷中，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冲突占了相当一部分。因国共两党将店员划归工人之列，店员工会便在党军所到之处被广泛建立起来。店员运动也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工人运动的核心。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陈公博对此深有体会地说：在把工业社会当中极强烈的工农运动搬到中国以后，由于没有大资产阶级作对象，只好以小资产阶级为对象；在城市当中没有大工厂作工运的大本营，便以商店为工运的中心。极南的广州以至长江中心的武汉、九江，表面虽然工人运动很强烈，但骨子里实在还是店员运动。
据国民党中央商民部1927年5月调查所得，武汉店员总工会拥有15个分会，会员总数达32000人。人数虽然不太多，但在当时湖北总工会下属的各行业总工会中，店员总工会最为活跃，影响也最大。店员自组工会后，便与店东立于对立地位。因店东属于商人，劳资冲突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商冲突。在武汉地区的工潮中，数量众多且迁延难决的罢工，多由店员发起。因商业店铺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店员一罢工，便波及整个市面，社会影响十分巨大。天津《大公报》记者在汉口考察时发现：“此次汉口最受打击的是中产商人，大家最痛心疾首的是店员工会。据说会中规定，店东不得随便歇业，不得任便辞退店员。这样一来，笑话闹得非常之多，大有不把东家吃倒不许散伙之象。"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上，谭延闿指出，现在湖南、湖北的小店家简直不能做生意，认为工商间冲突的最大原因是店员工会，而国民党中央将店员算作工人，又是错误之源。
除武汉外，北伐时期工人运动的另一集中地是上海。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中共中央对上海总工会的组织进行了调整和充实。在执行委员会内设常务委员会，以汪寿华为主席，项英为组织部主任，何味辛为宣传部主任。47名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35名。1926年夏秋之际，上海米价上涨，百物腾贵，工人生活十分艰难。上海总工会及时领导各业工人开展经济斗争，掀起了五卅运动之后一场新的罢工潮。在这次罢工潮中，上海工人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26年9月，上海全市的工会恢复到90个，正式入会、交纳会费的工人虽只有5万人，而团结在工会周围的工人则达到20万人。
为了配合北伐战争，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在上海发动一次民众暴动。中共上海区委认为，工人的组织和战斗力还不强大，不宜单独行动，在这种状况下，不幻想立即在上海通过暴动建立平民政权，只求能够尽量减少军阀孙传芳的统治势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式的自治市政府。当时上海反对孙传芳的还有这样两方面的力量：一是以虞洽卿、王晓籁为代表的商人资产阶级派，二是以钮永建、吴稚晖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钮永建于1926年9月间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驻沪军事特派员。他与上海各界头面人物建立了联系，通过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人，拉起了一支以流氓无产者、落伍军人和青洪帮分子为骨干的队伍，号称数千人。钮永建表示要工人帮助他，要工人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但不大愿意非国民党的商人参加政权。虞洽卿是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因孙传芳支持傅筱庵从他手中夺走了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位，又下令解散了他所控制的商界保卫团，因而与孙传芳产生矛盾，主张商、工两界共同行动，反对孙传芳的统治，恢复保卫团，由市民管理市政，但有点轻视国民党。中共上海区委的策略是与国民党左派和商人合作。具体计划是：组织三百到五百武装工人、二三千游民、市内部分保卫团、国民党方面的水警一起发动武装暴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与其相配合；暴动成功后，由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商人领袖合力组织临时市政府机关直接执政。中共自己则不拿政权，只求得到民众自由，发展工人运动与民众运动。
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省长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输诚广州国民政府，隔绝了上海孙传芳的军队与其主力之间的联系。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出现了有利时机。但10月22日，夏超独立失败。次日，中共上海区委获悉这一消息，但同时又得知九江已被北伐军克复（实际是11月5日才克复），因而还是决定与钮永建联合发动起义。23日下午5时，中共上海区委下达起义命令。由于风声泄漏，警方早有准备。黄浦江上的军舰未能及时发出起义的号炮。计划投入起义的工人武装300人，实际参加行动的只有80人。钮永建所派的武装队伍在进发途中被警方发觉后一哄而散。虞洽卿的保卫团则临阵退缩，没有参加行动。
上海工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未及真正发动即归于失败。从这次起义中，中共上海区委认识到：“我们过于（高）估量了资产阶级，其实他们终究是不能做革命主力的，我们要完全相信自己”，“以后上海的运动，应很坚决地认定只有工人阶级可以主动，否则一无所有”。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又着手研究和准备发动第二次起义。第二次起义的政治目标并没有改变，仍是要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由资产阶级左派出来掌握政权。但对于暴动的主力与领导，不再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运动的方式，改为全部以民众式的暴动来达成。由于北伐军夺取九江后没有立即东下，暴动计划一度暂停，改为领导工人参加和平的市民自治运动。另一方面，在发展和健全各级工会组织的同时，加紧对工人进行军事培训。
1927年2月16日，新的上海区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独立领导一次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表现并树立工人阶级的势力，通过强有力的群众运动，遏制蒋介石对列强的妥协。暴动的政治目标，不再强调帮助资产阶级建立自治政府，而是有了自己夺权并掌握一部分政权的准备。
2月17日，北伐军占领杭州。同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罢工。但还未等到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作出适当部署，上海全市的总同盟罢工便爆发了。2月18日晚，上海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会间传来北伐军占领嘉兴的消息，与会者群情振奋，一致决议自19日起举行全沪工人总罢工，目标是援助北伐军，打击孙传芳，夺取上海，并强调此次罢工是政治性罢工，绝对不能有经济要求。19日，罢工人数达到15万，20日增至27万，21日又增至35万，22日达到36万以上。其时上海小报中有两首打油诗，这样描述当时的罢工情景：
其一
传来一片罢工声，资本家先吃一惊；
巷尾街头人踯躅，电车今日不通行。
其二
绿衣使者往来频，何事于今不问津；
总同盟罢工实现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总同盟罢工转为武装起义，起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的、革命的和各阶级联合执政的市政府。为此，中共方面与钮永建、王晓籁等经过谈判达成协议。2月22日中午，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孝公、张曙时组成的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宣布于当日晚实行武装暴动。按照中共的设计，起义的发动以工人为主，管理时偏重资产阶级，临时革命委员会中由钮永建出面号召。由于武装起义的计划是中共事先独自决定的，钮永建等疑心受中共利用，心存戒备。
起义按时发动了，少数工人纠察队真刀实枪地与军警发生了巷战，并占领了警察署，但因准备不足，部署不周，指挥不敏，大部分工人纠察队员未能采取行动。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决定停止暴动，并下令工人复工。事后，中共上海区委总结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也有相当的收获：临时革命委员会虽因起义失败而未能行使职权，但罗亦农以共产党的名义参与其中，公开在政权中占得委员一席，为中共从来未有之创举；汪寿华以上海总工会的名义加入，代表工会参政，也是前所未有之举动；而海军在中共的秘密疏通下参与起义，同样是数年来难得的行动。
上海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又迅即成立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和部署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述之、中央军委委员兼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上海区委组织部长赵世炎、上海区委职工部长兼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上海区委宣传部长尹宽等组成。中央特委作为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和指挥机构，它的成立和陈独秀的亲自参加，表明中共中央对实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有了新的认识。特委成立后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先后开过31次会议，对起义部署作了充分的准备。特委总结了前两次的教训，特别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确认中国革命不必走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应当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决定把扩大武装、夺取政权作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方针。中央特委下设特别宣委和特别军委，特别军委之下又设有运输、消息、策反、纠察队、自卫队、特别队等组织机构，并举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3月16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大会作出两项决定：一是至诚拥护中国共产党；二是服从上海总工会的命令，做到能在6小时内实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从3月18日起，在上海产业工人、学生、店员和小商人群众中，用公开签名征求的办法发展党员。这也是中共过去所未有的。
按照预定计划，全市实现总罢工后，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周恩来、赵世炎分别担任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正、副总指挥。陈独秀在中央特委坐镇，并与周恩来保持直接联系。全市7个地区的罢工工人在武装纠察队、自卫队的带领下，纷纷向预定目标发起攻击。至22日下午，上海全市均为罢工工人所占领，完全推翻了奉鲁军在上海的统治。
按照中共中央特委的设计和部署，早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之前，就为召开市民代表大会和成立临时市政府做了充分准备。3月12日，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临时市民代表会议，有200余团体的代表出席。会议选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15人。3月22日，召开了第二次市民代表会议，有1000余团体的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了经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同意的临时市政府委员19人名单，其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10人。3月23日，上海临时市政府迁入原上海县署办公，推选白崇禧、钮永建、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为常务委员，林钧为秘书长。3月24日，武汉国民党中央电告上海市党部，承认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为上海市民正式代表机关，承认市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市政府委员会。3月29日，上海市临时政府举行就职典礼。4月6日，市政府委员会议推选产生了市政府各机关负责人：财政局长王晓籁，建设局长杨杏佛，教育局长丁晓先，土地局长叶惠钧，劳动局长汪寿华，卫生局长陆文韶，市政府秘书长林钧。3月29日，市政府委员宣誓就职。
上海临时市政府的成立，遭到蒋介石与白崇禧的反对。钮永建、虞洽卿、陈光甫、杨杏佛、王晓籁等先后提出辞职。4月8日，蒋介石另指派吴稚晖、钮永建、何应钦、白崇禧、叶楚伧、吴忠信、陈果夫、杨杏佛、蔡元培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行使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事务的管理权。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中共上海区委发出行动大纲，要求每个工厂都要成立工会，每个工人都要加入工会，各个工会立即公开，并设机关办公。3月24日，上海总工会迁入闸北湖州会馆公开办公。27日，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28日，选举常务执行委员，汪寿华当选为委员长。起义胜利后，工人加入工会和成立新工会的热情空前高涨。1927年1月，全市有工会187个，会员7.6万多人。到1927年3月，工会猛增至502个，会员达到82万多人。当时全沪工人总计125万，加入工会的工人约占2/3，达到了1920年代上海工会发展的顶点。
时世造英豪，竞争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劳工高。
少小须爱国，宣传可立身；
满街争演讲，尽是罢课人。
利向争中得，条件如意书；
薪资须足用，谁管店空虚。
女工衫子短，袖捋逞雌风；
先去求解放，将来压老公。
北伐期间，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华北与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十分消沉；华南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北伐出师后亦出现逆转趋势。北方的消沉直接导因于北洋军阀的严密防范和镇压，两广的逆转则情况较为复杂。
北伐出师后，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4军军长的身份坐镇后方。1926年11月，广东省政府改组，李济深任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于1926年12月迁往武汉后，在广州成立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李济深任主席。这样一来，李济深掌握了广东的党、政、军大权。李是国民党内有实力的右派。在国民政府北迁以前，广东省政府在工人运动与反工人运动两大势力之间一度保持中立。当国民政府北迁后，广东省政府“似乎连中立也不守，似乎不客气地对于工潮用政治力量甚至有时还有军警力量加以取缔了”。
北伐前，广东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北伐出师后，革命的主要力量相继投入前线，留在广东的革命力量相对较前薄弱。北伐前，广东的工人组织主要是依靠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缺乏坚实的基础。当时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工人部都掌握在中共党员之手。北伐开始后，主导广东地区民众运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物被大举动员参加北伐，其后任的民众运动的主导者大部分由右派或中间派人物来担任。
北伐以前，工人运动对支持国民党东征北伐、统一广东作出了贡献，自然迎合了广州政治人物的政治和军事需要。当蒋介石决心北伐后，后方的政治稳定成为他的首要考虑。北伐出师前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请求国民党中常会赋予总司令部政治部对战时宣传、印刷（出版）、运输等机关的监督和指挥权，并要求将战区内的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机构受总司令部指导。国民党中常会同意将工会指导权交给总司令部后，总司令部对工会和工人运动采取的实质性对策，是由1926年7月18日召开的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后方政治工作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体现的。为了控制北伐期间兵工厂、自来水厂、粤汉铁路、电灯厂等公共部门的罢工，此次会议决定立即召开由工人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代会、总工会、农工厅等部门代表参加的会议。接着于7月27日召开政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定了限制罢工和工会纠纷，严禁私斗等项条例，内容包括禁止兵工厂、自来水厂、电灯厂等公共领域的所有罢工，私有事业的罢工亦须事先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报告其理由。《严禁私斗条例》中还有禁止工会内部纠纷和帮派对立，工会集会严禁携带武器，即使在平时也不容许携带棍棒等规定。政治工作会议同时制定了限制各种自由集会的条例。
国民政府北迁引发迁都之争后，蒋介石与共产党对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蒋介石反共，首先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下手。先是1927年3月，在其支持和指使下，相继发生了杀害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的“赣州惨案”、杀害九江工人纠察队队员的“九江惨案”，继而演变为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屠杀数百名工人和共产党员的“四一二”政变。面对蒋介石正规军队的残酷镇压，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几乎无还手之力。
应该说，北伐时期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北伐战争的军事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产业工人集中于少数大城市，为中共发动工人运动提供了活动空间，但大城市往往也是统治者控制力最强的地区。中共工人运动的开展，有赖于国民党控制地区为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合法的环境。当国民党清党反共以后，中共工人运动便不容易再找到合法和半合法的活动空间。
国民党分共后，中共党员人数由5万多人减至1万余人。除部分被国民党杀害外，尚有相当一部分动摇脱党，其中工人农民脱党的远比知识分子为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伐时期的工农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共发动起来的，民众自发的成分其实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