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没有触动底层社会。而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妇女等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动员和民众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为少数士大夫所从事和参与，下层民众与上层官僚机构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为政者倡导“无为而治”，而民众则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为理想境界。这一千年未变的官民关系在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剧变，上层知识精英与新兴政治集团开始关注下层民众，并试图动员和结合下层民众的力量，达成改造中国的政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新兴的工人阶级受到垂青，就是向来不被重视的农民，也被政治势力纳为重要的动员对象。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无疑是20年代国民革命的最重要特征。

国民党在改组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的政治集团，非常有限的一点群众基础，不是会党就是海外华侨，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发生关系。孙中山对中国老百姓的政治文化素质一直持悲观态度。他将国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种类型，视普通民众为“不知不觉”。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与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开始对群众力量有所体认，不过仍未将这种新的体认落实和转化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组织行为。孙中山本人周旋于南北各派军阀之间，迷恋于单纯军事斗争。直至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才开始由一个封闭型的精英政党，向开放型群众性政党转变。

国民党的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受苏俄的影响。1921年底，当马林与孙中山第一次会面时，即向孙中山宣传群众运动的必要性。大约一年后，马林再次来华，正值孙中山被陈炯明逐出广州不久。马林劝孙中山不要用武力收复广州，而应该使上海成为向全国工人和农民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1923年1月，莫斯科正式确定“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后，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敦促国民党注意群众运动，不要迷恋单纯军事斗争。孙逸仙代表团赴俄考察时，俄方多次向蒋介石强调群众政治工作在革命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建议国民党将注意力首先用在对工农群众的工作上，接近群众，使国民党的主义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鲍罗廷来华担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后，直接向孙中山阐述关于群众运动的观点，指出国民党之所以软弱，其主要原因，一是思想上和组织上一片混乱，二是完全缺乏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从来不以某个阶级，更不以劳动群众为基础”。鉴此，鲍罗廷建议孙中山，必须将国民党改组成为一个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政党。孙中山接受了鲍罗廷的建议，并请鲍罗廷参与起草了国民党新党章与改组宣言。宣言称：“国民党人，因不得不继续努力，以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一大召开后，国民党对民众运动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农民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作为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工运、农运计划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出台。国民党开始步入群众运动时代。

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采取了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中共建党初期的成员虽然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但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共二大的决议就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将精力主要投向民众运动。国共两党在民众运动上大体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的地位。两党虽然都有改良民众生活的意愿，也都认识到民众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但在动员民众的手段和目标上，一温和，一激进，步调不尽一致。中共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指南，在运动民众的具体方略上又得着苏俄与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以为民众组织起来了，动员起来了，党的势力就可以深植于广大基层社会，既具有不易摧毁的力量，又可以解救和解放被压迫民众。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由政府自上而下，以法令来推行其扶助农工的政策；共产党则着重自下而上，在基层具体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中共表面上推重国民党的领导权，实际上则有当仁不让的气概。

国民党在改组之初，也一再号召其党员“到民间去”，“从下层多做工夫”，而实际情形却是党员群相往上拱。孙中山所倡导的“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居高临下地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当北伐军占领江西后，有几位中共党员出任县长，中共中央认为这是腐败堕落的表现，立令他们辞职，否则立即登报开除。由于国民党人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态，逐渐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1927年2月24日，顾孟余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上感慨说：“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很像国民党是在朝党，共产党是在野党的样子。”

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时论认为“一半靠兵力，一半靠宣传”。“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当两党互相对抗时，共产党的笔杆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枪杆。合作破裂后，蒋介石认为，国共之间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