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两股从事改革运动的新力量，一派主张以暴力推翻朝廷，另一派则主张在朝廷主导下推行改革。前者以孙中山为代表，后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孙中山最初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造反”，后受《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之启示，改以“革命”相号召，并自称“革命党”。
对“革命”一词在晚清言论界所出现的次数及其所指涉的含义进行量化统计的结果显示，在1894-1898年间，“革命”一词只是零星出现，且主要指涉法国革命；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革命”一词开始出现新的含义，如代表彻底变革的“宗教革命”、“诗界革命”和用暴力推翻旧王朝的“排满革命”等。1901年以后，“革命”一词开始在中国士大夫著述及报刊言论中较为频繁地出现。1902年，梁启超就晚清知识界对“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的认知变化情形作过一精彩的描述：
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王安石变法，为世诟病，数百年来，变法二字，为一极不美之名词。若于十年前在京师尤习闻此言，今则消灭久矣），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
梁氏之言，极生动地说明了“西学”、“变法”、“民权”、“革命”等话语在晚清中国交相递嬗的情形：学界由最初的“骇西学”、“骇变法”，进而“骇民权”、“骇革命”。而且“骇革命”也很快转化为“不骇”。两年之后，梁启超即观察到这一变化：“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梁启超不知是否预料到，“骇革命”之后再无可“骇”。当“革命”一旦代替“民权”，“革命”却找不到别的替代，从此历久而不衰。晚清知识界对革命由“骇”转为“不骇”，从恐惧革命到竞言革命，使“革命”成为一种强势言论，似乎仅是数载之间的事，不能不慨叹晚清言论界嬗变之速。不过，此时革命尚未成为政治正确的评判标准。在庚子勤王前后，革命与不革命，还处于革新进步的同一阵营之内，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就当时多数趋新士绅而言，“革政”比“革命”更容易接受，其原因并不一定是前者的方式较为温和，反倒是所带来的变化更具实质意义，而且不必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当时革命党人也并不以“革命”自囿，而排斥其他方式和派系。
1910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对华侨演讲《中国革命之难易》时，声称“‘革命’二字，近日已成为普通名词”。“革命”既成“普通名词”，至少表明此时知识界“言革命”之普遍。不过，孙中山也注意到：“在美华侨，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动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口不敢道之，耳不敢闻之。”在美华侨参与孙中山革命最早，未料直至辛亥革命前夕他们之中尚“多有不解革命之义者”。以此推测国内普通大众，其以“‘革命’二字为不美之名称”亦当属情理之中事。
辛亥以前，同盟会是中国唯一以“革命”为诉求的团体。当时他们的革命目标比较单纯，主要集中于武力排满。民国建立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成了一时的舆论倾向，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革命党人内部，多认为帝制推翻后，革命亦应随之结束，主张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代议制度和政党政治。一时间，全国数百个号称“党”、“会”的小党派乘时兴起。据张玉法研究，几乎所有的西方政党类型都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找到。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旋即又联合其他5个政团改组为国民党，政纲由激进转趋温和，性质亦由革命党转变为致力于国会政治的民主政党。是时孙中山也一度大力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式政党政治。但这一理想未能实现。国民党于1913年11月被袁世凯解散。
1914年6月孙中山于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首次在党的名称中公开标示“革命”，厘定“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革命方略”，宣布自革命军起义之日至宪法颁布之时，均为“革命时期”，在此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革命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的政党观，由推崇两党轮流执政的西方政党政治，转变为革命党一党治国，但孙中山这一重造革命党的初衷，格于环境，并未能立刻达成。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中华革命党由东京迁回上海，重新致力于恢复共和代议制度，实际暂时停止了革命。1917年以后，孙中山开始打出“护法”的旗帜，以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为目标，但其护法事业连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认识到以和平方法争取政权已不可能，再次明确提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再次成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改造中国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与清末之际革命与改良互争雄长不同的是，到1920年代初，革命为中国多数党派所认同。除中国国民党外，新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党亦以革命为诉求。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演变为“多党竞革”的局面。这一局面的形成，意味着北洋军阀之失道，已经超过了19世纪末的晚清朝廷。康、梁等人当年尚寄希望于清政府推行渐进性改革。而袁世凯死后，北洋体系内再也未能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统一全国的强势人物，中国出现了一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格局，即中央政府失去对全国局势的驾驭力，形成大小军阀分裂割据、频繁混战的局面。这一局面的持续，使中国人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
另一方面，民国肇建十余年间，因民主宪政的不成功试验，特别是1923年曹锟贿选，使约法、国会声名狼藉，助长了知识界对共和民主宪政的失望和再起革命的信念。正如《大公报》社论所称：“试问半世以来，中国所谓共和者，果于其义有合否耶？是共和者，不特无毫末之益，而害之于国与民者，且百十倍于清之季世。假共和不如真专制，已成为国民之一般信念。”《东方杂志》在当时中国言论界大体属于比较稳健和偏于保守的刊物。即使是这样的刊物，是时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肯定革命与暴力的正面作用。
与《东方杂志》相比，《新青年》自属于激进刊物（有一个变化过程）。该刊自1915年创刊，至1926年终刊，前后持续十年有余。统计该刊“革命”等词出现频度的变化，大致呈现出这样的轨迹：
前五四时期（1915-1918）：“革命”、“自由”、“科学”、“平等”、“民主”等词的出现频度大体相当，均在1%以下。“自由”、“革命”、“科学”三词的出现频度略超过“平等”、“民主”等词。
五四时期（1919-1922）：除“民主”一词的出现频度略有下降外，其他各词的出现频度均呈上升趋势，而“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开始明显超过其他各词。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出现的次数不到“科学”的1/10，不及“革命”的1/20.
后五四时期（1923-1926）：“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蹿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均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1923-1926年间，《新青年》杂志共发表各类文章128篇，平均每篇出现“革命”一词多达25次以上。这无疑是20年代革命在中国再起的一个重要表征。
《新青年》杂志“革命”等语词历年出现频度统计
注：本表语词频度，是语词出现次数与各期文章总篇数之比。表中数据是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北大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1998年出版的《新青年》电子版用词频率统计而得。但该电子版有少量误录，统计结果亦难免有一点误差。
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的成立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分别为1921年、1923年和1924年）。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国、共两党将他们合作进行的革命称做“国民革命”，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国青年党自称其革命为“全民革命”，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表面观之，相互之间并无显著区别，实则三党各自的诠释大有不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申称其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二大对此作了修改，分别提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方法是援助国民党继续“民主革命”。不久，中共将“民主革命”改称“国民革命”。据陈独秀解释，之所以改名，乃鉴于“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而“国民革命”这个口号更适合于半殖民地各阶级联合革命的需要。其后，毛泽东等人又进一步阐释了中国“国民革命”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贵族，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共产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认为不同的阶级因其经济地位不同，其对革命的态度亦判然有别：“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中共坚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先进阶级的代表，是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宰，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历史使命感。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国民革命强调联合，社会革命强调分化。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他们看来，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革命如同俄国的二月革命，而他们的目标则要发动十月革命，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中共话语中的“国民革命”，实质上是“阶级革命”。
“国民革命”口号提出后，很快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所认同。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国民革命”的理解和解释与中共并不一致。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和革命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他不同意在中国实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他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明确声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尽管声明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意图，但从其前后大量相关言论观之，亦未尝不是其本心的真实表白。在孙中山看来，苏俄的共产主义并无优长新奇之处，他的三民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具包容性，更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缓进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
但孙中山“联俄”“容共”以后，其思想仍难免受到苏俄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外间舆论传言国民党已“赤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发表“辟谣”声明，声称“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此次改组，乃改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以今人“后见之明”的眼光看，1924年国民党改组，其路线基本上是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借鉴苏俄的治党建军经验。不过，所谓“主义不变”，其实并非完全未变。国民党一大通过两个关键性的文件，一是国民党新党章，一是大会宣言。这两个文件均由苏俄顾问鲍罗廷参与起草，前者是以1919年12月俄共（布）第8次全国代表会议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后者是以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为蓝本。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最明显之处有二：
一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引入了阶级的概念和理论，指出民族主义对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意义；民权主义不是从人权和公民权的角度去分析，而是把它视为一个革命的原则，民权只赋予那些坚持革命政权观点的人，批评“近世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
二是在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中，加入了反帝的内容。“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盖民国之民权，唯民国之国民乃能享之，必不轻授此权于反对民国之人，使得借以破坏民国。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换言之，能否享有自由权利，端视反不反对帝国主义而定。
仅从语义上看，国共两党高呼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与中国青年党提出的“外抗强权”口号，似无多大差别，但前者实际上隐含着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观，至少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透示着俄式革命的潜在效应：第一，将中国革命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衔接在一起，组成一条世界革命阵线，带给中国的革命分子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他们的奋斗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也为了全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第二，革命的任务和范围扩大，不仅要推翻中国的过去（封建主义），也要打倒西方的现状（资本帝国主义），所以革命不再像过去以为的短时间内就能结束。
中共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命题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认同。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即申言：此次国民党要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将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宣言》更明确指出：“中国国民革命，实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标，在打倒帝国主义。”“吾人所指为中国之生路者则如下：其一，对外当打倒帝国主义。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联合世界革命之先进国。二曰联合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之民族。三曰联合帝国主义者本国内大多数被压迫之人民。其二，对内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首为军阀，次则官僚、买办阶级、土豪。”依此，“国民革命”的涵义实际已经大大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民族的革命扩大为世界的革命，“国民”的革命转化成了阶级的革命。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青年党的“全民革命”主张，正是针对国共两党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而发。中国青年党在其建党宣言中，首先批评了中共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符合国情，认为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4%强，以如此少数的工人实行专政，万不可能。况且全国农、工、商、学各界同受军阀压迫，独倡一阶级专政，会失去大多数民众的同情，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革命。其次，青年党认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不是国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发展、劳资阶级不甚悬殊的时期，主张阶级斗争会助长混乱，妨碍国家统一。“中国目下的急务是被压迫的中国与压迫的列强争斗，力求国家的生存，而后全国人民无论有产的或无产的，才有所托命，否则国内阶级争斗利害一分，便使对外争斗的力量减少一分。”
青年党自称其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本是五四爱国运动中所提出的口号，而青年党进一步将其阐释为“对内为民主革命，对外为民族革命”。具体的进行方法，则“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先求‘全民武装’,进而实行‘全民革命’,以造成‘全民福利’之国家，而不偏于任何阶级”。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青年党看来，国共两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甚至称不上是“真革命”，而是“假革命”。其理由有二：一是国共“联此军阀以倒彼军阀”；二是国共“联赤帝国主义以倒白帝国主义”。前者指联冯玉祥、唐生智等人，后者指联苏俄。在中国青年党人眼中，冯、唐固然是旧军阀，苏俄也是变相的“新帝国主义”。青年党人自认其革命主张比国共两党更激进，更鲜明，更彻底。因为他们反对联络任何军阀，也反对依靠任何欧美国家，主张“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内不妥协，外不亲善”。
自“军阀”与“帝国主义”被国共两党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后，“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很快为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但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一般民众心目中固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即使在国共两党的言说中，亦带有浓厚的任意性。冯玉祥、唐生智等人由军阀一变而为“革命将军”，几乎是旦夕之间的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孙中山誉之为“中央革命”。其实，冯的倒戈行为不仅有悖北洋体系的传统行事准则，在操守上亦颇遭谴责，“社会上谅之者甚少”。北伐出师后，唐生智等一大批旧军人相继归附到国民革命军行列，被国民革命军委以要职。青年党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考此辈军阀，来助革命军北伐，不外两种心理：或系师出无名而欲借名义以自重，或系日暮途穷，而欲得点钱财以自保。此种人而欲其了解主义，以始终从事革命，实行救国，岂不是大笑话！在南方政府之意或不过暂时利用之以张声势，以图进展。殊不知此辈为投机利用而来者！一旦稍有利可图，有地可据，则群起争赃；争之不平，则破裂随之，或内哄或倒戈，而大局因以瓦解！”青年党在北伐初期的这一预言，在北伐以后大体为新一轮的军阀混战所证实。
近年来大量前苏联档案解密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表明，20年代苏俄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援助中国革命，均有其自身利益的优先考量。即就共产国际所领导的世界革命而论，联合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其最大受惠者亦首先是号称世界革命中心的苏俄。但在当时联俄师俄的气氛下，国共两党几乎都不曾警觉苏俄援助中国革命背后所隐含的终极关怀，即或有所怀疑，亦出于党派当下现实利益的考量而策略性地加以运用。
当时中国知识界亲俄的风气亦相当盛。青年党指出：“就国人之亲俄程度而言，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种类之复杂，诚有令人惊叹者。"1925年，北方的《晨报》和《京报》副刊围绕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应该“联俄”还是应该“仇俄”，曾组织过一场大论辩。参与论辩的大都是高层次的知识人，意见则正反两分，主张“亲俄”与主张“仇俄”几乎难决胜负。当时，胡适的“许多朋友”也邀请他加入“反赤化”的讨论。而胡适表示：“许多少年人[对苏俄]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对苏俄]的‘武断’也是不好的。”言下之意，“亲俄”的多是年轻一辈的学生，“仇俄”的多是年长一些的学者。在胡适看来，“亲俄”与“仇俄”的两极化，双方均有“盲从”和“武断”的成分，而他似乎更同情于“亲俄”一方。国共两党的“亲俄”与青年党的“仇俄”，实际均是当时中国民众（主要是知识界）对苏俄态度两极化的反映。中国青年党反对与苏俄亲善，认为共产国际由苏俄发起，受苏俄操纵，以苏俄利益为中心，是苏俄借以称霸世界之利器。青年党还指责苏俄“派兵占领我外蒙，侵犯我中东路权，虐待我旅俄侨胞，干涉我国内政，翻悔其既承认取消之不平等条约”。这些指责中，既有主观武断的成分，也具有一定的客观事实基础。
“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在列宁的论述中乃指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垄断性、寄生性和垂死性。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后，几乎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代名词，而且逐渐形成一种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青年党沿用五四时期的“外抗强权”而拒绝采纳“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意在警觉“帝国主义”概念背后的世界革命观。青年党认为，苏俄主张的“世界革命”，其实质是“使全世界各弱小国家归顺苏俄”。故青年党对国、共所主张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观念，颇不以为然。在青年党看来，世界革命的目标，是要把全世界压迫弱小民族侵略弱小国家的各帝国主义者一起打倒，不仅渺不可期，从策略上讲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本不是一个整个的组织，相互之间含有竞争冲突的成分甚多。对于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国际的，而是国别的，中国若想解除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只有利用列强间冲突抵触的形式，从中分化应付，断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反促成列强的团结一致。而在陈独秀看来，青年党的最大错误，在于“误认中国国民革命乃整个一国家的孤独运动，不认识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外也有友军，国内尽有敌人。”青年党则认为：“打倒帝国主义为一事，排除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又为一事。前者为世界革命（即共产革命）之口号，后者为国民革命（即全民革命）之职志。吾人主张‘外抗强权’,即属于后者而非前者。”
除青年党外，当时中国社会及知识界，其实亦有不少人视“打倒帝国主义”为苏俄世界革命的战略口号。梁启超即明确指出：“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的。”《国闻周报》社评亦称：“反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非二十世纪之时髦名词耶。然此时髦名词苏俄可用之，中国则不宜。”
实际上，无论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都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意味。至于说某一党派比另一党派更具民族主义，其实很难落到实处。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恐怕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