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方农村根据地的创立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并不能使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很快放弃对苏维埃革命模式的坚持。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通过各种办法，将中共领导人及其各地代表100余人秘密运送到莫斯科，召开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为大会做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做了关于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做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则为大会做了政治报告，并在大会结束之际就政治报告讨论的情况对大会做了总结。

这次大会对于刚刚经历过一系列惨痛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是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它在莫斯科的成功召开显然振奋了党的领导层的斗争意志，而从斯大林到布哈林耐心地听取中共代表提出的种种问题，深入浅出地答疑解惑，显然也解决了不少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迷惑不解的问题。大会在中共中央以及中共代表思想观念上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影响，则是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限定了现阶段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它使代表们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革命还没有到“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一次不再幻想一步踏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阶段，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从正面肯定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那些特殊形式。

关于这方面的看法，在大会的《政治议决案》中都有明白的解说。议决案肯定地指出：中国现时没有革命**，“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口号”，“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故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大会肯定了中国已经出现的农民武装割据现象和农村苏维埃区域的意义，强调“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势必要成为未来新的革命**的“重要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它明确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而在“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建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区域是有可能的”。与此同时，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不因国共关系的破裂和苏维埃革命的展开，就从民主革命转向了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应当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的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而争取民众的具体要求和斗争口号也应当限定在以下10个方面：（1）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2）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3）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4）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5）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6）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7）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8）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9）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10）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大会直截了当地要求“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和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主等的财产）”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调，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政治议决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16个决议案，同时还修改了党的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根据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的提议，把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向忠发推上了总书记的位置。这次大会的各项文件和决议案基本上都是由苏联和共产国际专家代为起草，莫斯科方面坚持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党的领导层要突出工人成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苏联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实际策划、组织和主导下的这次大会，对俄国苏维埃革命的模式仍旧是相当地坚持。它意味着，大会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革命模式中的城市中心观点，即城市领导农村、工人领导农民的观念；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变苏维埃革命模式中排除资产阶级乃至于小资产阶级，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种种做法和观念。

关于这种情况，在大会决议以及布哈林的报告和谈话当中，表现得也很明显。在谈到农村武装割据的作用时，大会《政治议决案》明确指出：“各省自发的农民游击战争……能够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只有在下列条件之下，就是和无产阶级的城市的新的革命**相联结起来”，才是可能的。对于工农红军的存在，大会在高度肯定的同时，却相信它只能作为革命的一种补充手段来发挥作用，真正的革命还是要像俄国那样，通过群众暴动来解决问题。因此，就连布哈林也不大相信中国红军能够在脱离城市的农村环境中长期生存下去。他指出的生存策略是：今天在这个村子杀一杀鸡，喝一喝鸡汤；明天去那个村子杀一杀鸡，喝一喝鸡汤。等到中心城市的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达到**，“我们放一个号炮，便可以进行总攻击”了，红军这个时候自然可以担负起配合工人暴动夺取中心城市的作用。

至于对资产阶级的态度，无论大会各项决议如何肯定中国的民主革命性质，依照俄国革命的经验，布哈林仍旧坚持把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我们最无情最残酷的敌人”。对于小资产阶级，布哈林也毫不怀疑，整个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反动。他唯一有所保留的只是对中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但当中共代表提出“如果工农群众强烈要求实行势必会侵犯到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均主义的政策，对小资产阶级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时，他则毫不犹豫地答复说：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只能牺牲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而不能怜惜他们。十分明显，苏维埃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虽然在这次大会上得到了明确的肯定，然而对于何为革命的动力，何为革命的对象，与会者依旧混淆不清。据此通过的六大议决案，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动力并不含有理应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成员的资产阶级。大会明确认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其实就是工农革命；苏维埃革命的动力，只有工人和农民。甚至对于农民而言，也必须要加以清楚地划分，因为革命的农民主要也只是指农村中的贫农和雇农，中农只能被视为不十分可靠的同盟者，而富农则应被视为剥削阶级的一部分。如此一来，苏维埃革命的对象，自然也就不仅是议决案中所规定的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它还不可避免地包括军阀国民党在内，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内；并且，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还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中共对苏维埃革命形式的坚持，很快就反映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当中去了。中共六大召集的过程中，恰好发生了济南惨案。日本大举出兵中国山东，国民党领导下的民众组织和各地舆论掀起了反日运动的热潮，使一向以彻底反帝为号召的共产党人处于相当困难的地位。这时留守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明确发出通告，承认“这一反帝运动，确实被国民党领导了”。为此，留守中央决定改变前此与国民党及其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团体划清界限的做法，让党员“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运用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面具而取得其群众，也就是取得公开的地位以便到群众中去活动”。具体做法就是通过“检查日货焚烧日货阻运日货……等类激烈的动作，以惹起许多小的冲突”，暴露国民党妥协投降，从而达到揭破国民党假面具的目的。

中共策略的调整，迅速改变了它在群众反日运动中的被动局面。在5月30日和6月3日这两天，由于中共的参加，上海反日大同盟和工人反日后援会等组织成功地动员了上千群众上街举行反日示威，同时还有一些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反日罢工，群众反日斗争的方式也开始突破了上海市政府的限制。面对这种形势，留守中央进一步提出的调整策略的方案，中心在于要“把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发动城市广大的群众”。基于这样一种目的，它明确提出了“要求公开外交”“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民众政权”和“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等一系列明显地具有改良性质的斗争口号，力图“使之成为目前民众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起而斗争”。

留守中央为适应国内政治斗争形势而作出的这些策略调整，很快就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的严厉批评。瞿秋白甚至明确认为：这是“机会主义重新抬头”和“新的右倾”的表现，说提出这些口号就“意味着否定和取消苏维埃的口号”。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于9月初一回到国内，也明确地批评了留守中央的上述做法。它更进一步明确提出：苏维埃革命必须最鲜明、最彻底地打出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旗帜，不能拐弯抹角，“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尤其不应突出反日而不反其他帝国主义和假反帝的国民党及各种改良主义派别，甚至于“竟跟着资产阶级于不知不觉中做了美帝国主义在华发展的工具”，“使革命的反帝运动变成了反革命的作用”。

中共六大给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苏维埃革命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的到来，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南京政府。因此，新的中共中央回国之后再三强调：“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夺取千万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如果中国无产阶级不能强健起它的革命领导，工农兵士群众不能在无产阶级很正确的政策领导之下，广大的斗争起来，则中国统治各阶级的混战，帝国主义争中国的大战，便是爆发，也不会于中国革命有多大的助益。”但是，自1927年宁汉合流之后，尽管国民党内部依旧矛盾重重，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战事不断，国家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开始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之下，并且开始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加强国家统一的步骤。这些步骤使得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开始有所改善，从而也就使得辛亥革命以来饱受分裂和战乱之苦的社会各阶层群众很快开始对国家的和平统一前景寄予了强烈的期望，削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力图通过和平改良与合法斗争来实现国家政治稳定和民族经济复兴的主张，日渐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包括在大批知识分子当中，占了上风。这种情况，即使六大后的新的中共中央，也不能不看在眼里。他们工作了一年多之后，清楚地注意到，整个1928年，“民族资本的状况，的确比较一九二七年是进步了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一天天“突飞的进展”着，1929年民族资本的发展势头比1928年还要明显得多。国民党内部的利害冲突，很明显地已经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南京政府为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势必“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能调协的”。加上“美帝国主义不但要求中国，而且要求世界和平”，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统一中国，就更是不可避免地会推动南京政府“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同时要引起帝国主义内部的激烈的冲突”。当然，中共中央绝不会为在美国支持下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斗争感到丝毫的鼓舞。恰恰相反，一心指望积蓄群众力量以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中共中央，对南京政府的日渐巩固和统一深感忧虑。中共中央明白地告诫各级党员：务必要把这种“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则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派别，“视为我们目前争夺广大群众最严重的敌人”，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

相信中国在南京政府的指导下正在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等于说中国存在着土耳其基玛尔式的发展前途，即有资产阶级单独领导民主革命走向成功的可能性。这同样不符合中共六大所提出的关于苏维埃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和目标的种种规定。因此，1929年2月8日，在反复讨论和统一认识之后，共产国际就“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发出了致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信中明确提出：必须反对那种“以为在中国，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健全’底纪元，已经开辟政治经济和平发展底道路”的右倾危险。它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基本问题，并且也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一切关于中国有基玛尔式的发展之可能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空谈。”它们充其量只是“用表面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来遮盖着它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孝顺，替帝国主义开辟道路，来使中国遭受殖民地地位的束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好，各派军阀和地主豪绅势力也好，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内部斗争的现成工具”，夸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统一中国和打击豪绅地主、买办阶级方面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转入反革命的营垒，投降在帝国主义面前”，它就“再不肯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了”，“再也不能而且不愿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了”。同样，帝国主义的政策也是要加紧对中国的殖民制度的束缚，区别的只是方法而已。“统一中国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是和土地革命及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联系着，分割不开的”三大革命任务，“只有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农专政政府”，才能根本解决这些问题。

莫斯科一再反对中共中央强调南京国民政府的稳定、发展与改良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政治需要。

托洛茨基是联共（布）党的最主要领袖之一，俄国十月革命时，他实际上是彼得堡起义的领导人；十月革命后，他先后担任过工农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和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担任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的首任军委主席，1919年成为俄共（布）新成立的政治局委员，以后并兼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列宁病逝后，他与斯大林围绕着党内民主问题、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以及中国革命问题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被总书记斯大林开除出党并流放到国外。然而，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却遍布于各国共产党当中。在中国党内的同情者，就明确认为中国正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目前并无革命形势，“没有意外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目前应当模仿俄国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策略，以“国民会议”号召、动员和组织群众以合法斗争来争取民主与自由。托洛茨基对中国现状和革命任务的看法，明显地与中国党内不少人的看法接近，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中共党内造成了托派小组织。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些共产党人，开始公开地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怀疑。陈独秀明确提出：国民党目前已经不再是各个阶级的政治联盟了，大革命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仅帝国主义施以让步与帮助，封建残余势力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国正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的观点之所以会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与纠正，正是因为它很容易滑到托派的观点上去。

1929年5月27日，中国东北当局强行搜查了哈尔滨苏联领事馆，随后更于7月10日强行接管了中东铁路，制造了中东路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明确认为这是整个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的一部分。出于保卫苏联的需要，几天后它就在上海组织了总行动委员会（简称“总行委”），并由罗登贤、李立三、李维汉三人组成了主席团。总行委极力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并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为口号，组织了几百人的示威游行。然而，陈独秀等人却明确反对中共中央的这种做法。他在7月28日即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中央不知道“讲求策略”，“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无视民众更能接受的其实还是国民党“拥护中国”、“拥护民族利益”的口号。中共中央对此强硬地答复称：陈独秀的主张是“降低我们的口号，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是试图“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陈独秀对此亦反批评说：中共中央完全不看事实，反以主观为客观，不懂得在阶级斗争中夹杂着民族问题、必须“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反而盲目地以为“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陈独秀对苏维埃革命方针的怀疑，以及对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问题上的尖锐批评，使之在客观上站到了党内反对派的一边。和托洛茨基派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自然而然地被中共中央看成是“以托洛茨基主义来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完全离开中共六次大会以至国际的路线，并以许多挑拨的言辞来制造党内的纠纷”。随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发出“反右倾”、“反调和”的号召，中共中央很快于10月20日通过决定将陈独秀开除出党。紧接着，中共江苏省委也于次日通过了开除与陈独秀有相同倾向的彭述之等4人党籍的决定。中共中央在随后发给下级支部的文件中更明确指出：陈独秀等人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态度，“是党内一些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的最露骨的表现”，是“一小撮托洛茨基反对派立场的大暴露”。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的决议，在相当大程度上促使中共中央开始左倾。这是因为，曾经主持过中共六大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这时因为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如何对待富农等问题上意见分歧，被解除了职务，并被指斥为“共产国际内部的一切右派分子的重心”。共产国际新的领导集体为避免与布哈林的错误相联系，亦转而左倾，要求各国党要坚决反对一切右倾观点、取消派分子、调和派分子，断言“目前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各国共产党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发展速度的危险（尾巴主义）”。很快，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革命问题发出指示，强调中国现在的危机和革命高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了。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对已经接连受到共产国际批评的中共中央来说，不能不是当头棒喝。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0次全会决议刚到不久，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远东局也马上表态反对右倾。远东局通过决议，指责中共中央在富农问题、赤色工会问题以及利用国民党广西省主席俞作柏暴动的问题上都犯了右倾的错误。针对远东局的指责，本来就担心被扣上右倾帽子的中共中央不能不奋起抵抗。他们转而批评远东局曾经试图取消游击战争，远东局则怀疑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处理过于简单化，双方都指责对方“是一贯的右倾路线”。双方为此接连召开了三次联席会议，争论激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更不能不努力改变过去对形势的估计，极力搜寻一切可能代表革命形势高涨的苗头和征兆。

1930年2月，一场新的危机露头了。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逐渐拉开了国民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内战，即中原大战的帷幕。双方动员了上百万人，战事波及到十几个省区。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鼓舞了共产党人。

战争从来都是共产党人借以判断革命形势成熟与否和加剧革命步骤的重要依据。所谓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这本来就是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共产国际极力反对右倾，一再提醒共产党不得落后于群众革命运动发展速度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自然会牢牢抓住这一重要的国内战争形势来推动革命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李立三很快针对这一形势明确提出：这场国民党自身的大混战，势必会在全国范围内造成革命的**。我们必须准备组织全国的总暴动。鉴于经济恐慌极其严重的湖北可能成为这场混战的重要战场，周围地区工农红军发展又快，应考虑以湖北为中心的暴动方针，并辅之以顺直、广东和江苏，而以湖南、江西、山东、满洲及广西为配合。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通过的决议亦对此明确肯定，并且更进一步把这一暴动准备具体化了，提出了“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和“集中红军攻坚”四大口号，并以此为“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决心“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南方各地红军主力先后得到命令，分别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方向发展。同时，中共中央召集军委、农委、总工会及地方党的各种会议，开始具体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动与红军进攻的配合问题。李立三等人非常清楚这时中心城市的大多数工人群众并没有被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之中，要想像俄国革命那样主要依靠中心城市民众的暴动来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中国红军是为夺取政权而产生出来的，是工农革命的军队，红军只要能打下大城市，我们未必非要机械地等着把城市里的工人都组织起来，发动政治总罢工再来夺取政权。因为，“在当前存在着白色恐怖和迫害的条件下，把几十万名工人组织到红色工会中去是完全不可能的”。

1930年3月5日，中共上海党组织指挥祥昌纱厂罢工工人冲厂，与工头及巡捕发生冲突，一名工人被巡捕开枪打死，数人受伤。此事激起了相当的反响。3月8日，上千工人和学生拥上南京路，并引起大批民众围观，十余辆电车被砸，群众与警察及巡捕再度发生了冲突。随后因南京和记蛋厂资本家雇用流氓打伤工人，引起南京学生及工人不满。4月5日，因资本家请来日本水兵登岸压迫罢工工人，大批学生赶往声援，与警察发生冲突。得知此一消息的上海青年学生迅速起而响应，四处讲演、集会，开展抗议活动。一边是中原大战大规模展开，一边是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发生大规模的工人和学生的示威游行，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中共中央的革命情绪。向忠发即明确提出：现在形势下再说革命形势正在复兴已经不够了，“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可说是革命**到了”。

针对当前形势，李立三在4月7日提出了一整套推动中国革命的新设想。他确信：（1）没有一省、数省在革命**之中，而其他省份不在革命**中的情况，革命**是在全国平衡发展着的；（2）各省国民党统治的情形、程度虽不同，其日趋崩溃则为共同的前途；（3）一省、数省的胜利，必然引起全国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反扑，造成空前残酷的战争，不存在一省、数省革命政权单独存在的可能。据此，他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同时也是帝国主义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由于其矛盾尖锐而统治相对薄弱，中国必然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而由于中国革命的任何胜利，都会带来国内的残酷战争，并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因此它势必会引起全世界的阶级战争，促成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革命的大爆发。如此，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就是世界革命的开始。而中国革命能否最终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又不能不取决于世界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会带来残酷的阶级战争和世界革命，中国共产党虽不能立即宣布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和宣布社会主义政纲，却必须要建立最集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且必须要没收一切中外资本家的财产。换言之，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就意味着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

5月，共产党在上海发动的工人运动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电汽车工人罢工坚持了3周，取得了胜利。赤色工会组织利用“五一”“五卅”等工人运动纪念日，成功地组织了有上千人参加的示威斗争。上海的党组织一个月内也因此增加了240人，仅产业支部即增加了17个。这种情况使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更感乐观了。尽管李立三对城市工人斗争高涨程度并不满意，认为“还未到革命**的时候”，但中共中央内部多数人却坚信过分强调城市工人政治罢工的规模太过机械了，不能说工人运动还落后于农民斗争，客观上工农兵的斗争正在全面发展和高涨之中，已经可以看见革命**了。6月11日，中共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案，一方面承认今天还不是革命**，通过暴动夺取政权还不是行动口号，另一方面却宣布说，“只要在产业区域或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直接革命的形势”，即可以通过武装暴动来夺取政权了。为此，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不仅要以武汉为中心来争取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且全国“任何一个省区都必须积极准备争取一省胜利的暴动”。中共中央随后还特别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

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遭到了远东局的反对，远东局不仅扣发了中共中央的电报，而且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停止下发这一决议。其理由是，这一决议高估了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无视共产国际有关文件所强调的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说法。对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声称：“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党的任务决不是准备夺取部分的政权，如果认为现在还是准备夺取部分的政权，无疑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无产阶级负责、对国际负责，已经决定即刻发出这一决议，不能接受远东局停止发出的提议。”而事实上，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着手组织兵士暴动和要求红军发动对中心城市的进攻了。

1930年7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组织会议。会议的统计资料显示，党员的数量从2月份的71119人已增加到193422人，净增12万余人。其中，产业工人占党员总数的1.2%,增加1倍左右。赤色工会会员也从无到有，达到60000人的规模，在中心城市里则达到20000人左右。而在上海，共产党人已经在总共130多个工厂中的30多个工厂里取得了重要影响。据此，中共中央于16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开始明确提出，因为革命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已有很大可能实现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和武汉武装暴动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电报要求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立即从人力、物力等各个方面支援中国革命。对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于23日明确回电反对，称：“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

7月27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发动进攻中心城市的红军第3军团，趁国民党何键部队开出长沙参加中原大战之际，打下了长沙城。这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更极大地坚定了中共中央必欲夺取武汉的决心。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共产国际的来电。来电强调中共组织还过于薄弱，缺乏广泛的工人基础，没有争取到工人群众的大多数，只靠少数先锋队绝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武装暴动，因此目前的暴动路线是盲动的和脱离实际的。与会者在讨论中承认自己在组织上暂时还没有能够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目前也还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因此革命**还没有到来。但是，他们相信，根据几个月的形势发展和工作成效，在一两个月内，仅上海党组织就可以发展出3000-5000名工人党员，一旦革命**到来，发展20000-30000名工人党员也是有可能的。因此，只要发生重大事变，党在几天之内或数周之间就可以组织起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工人群众。结果，共产国际的来电不仅没有减弱中共中央推动在全国范围暴动的热情，反而促使它更进一步把暴动的部署具体推进到北平、天津、郑州、开封、唐山以至满洲去。中共中央甚至相信，北方的客观形势，与南方的形势绝对是一样的。即使满洲的暴动可能引起日本很剧烈地向苏联进攻，成为国际战争的序幕，但按照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势必引发世界革命的估计，它恰恰可以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决战。因此，他明确认为，这样的战略正是国际路线，是不会错的。李立三批评共产国际对长沙事件太轻视，并且是“对中国革命的估量的不足”。他认为共产国际“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中国暴动一起，蒙古就应出兵中国北方，苏联则应在满洲与日本作战。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更快的成功”。为了达此目的，李立三甚至扬言：必须据此“与国际力争”。故中共中央随即电告共产国际主席团，称现在红军在全国已有“二十二军计三十余万人”，“有组织的武装农民有五百万，有组织的群众三千余万”，十余万国民党伤兵及镇江、汉口驻军的大部分在我们的影响之下，长沙、大冶、沙市已攻占，南昌、九江指日可下，京汉路已切断，广大工人“都要求武装，要求暴动”，故请求共产国际务必“批准中央的决定”。

按照惯例，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会议记录及各项重要文件都要送交远东局，由远东局审查并翻译后报送共产国际。中共中央8月1日和3日的会议记录送到远东局后，马上就引起了远东局的强烈不满。8月5日，远东局代表在向莫斯科紧急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相关言论的同时，郑重致信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正在冒险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因为李立三在会议发言中公然宣称：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形势，如果我们偏离政治局的路线而忠实于共产国际的电报，我们就会对中国革命犯罪。故其坚持命令全国准备过左行动和没有群众参加的暴动，调动红军和着手发动世界战争，甚至“怂恿政治局作出关于苏军出兵和苏联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的决议”。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围绕着暴动政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中共中央完全不顾远东局的反对，坚持贯彻暴动方针，全面打乱了党的各个系统的组织体系，组成了专门用于全国性总暴动的中央总行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8月8日直接致函斯大林，宣称：“武汉和南京工人要求立即举行暴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反对军阀，坚决向武汉进攻。红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攻克沙市，第八军占领大冶，第一军打下孝感、黄安（应为“花园”——引者注）……军阀们完全无法指靠他们在南京和武汉的军队，因为武汉多数部队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南京的情况同样如此，那里士兵倾向我们，他们越来越响亮地提出了举行武装暴动的要求……现时的形势无疑证明举行暴动必需的条件业已成熟，现在的问题只是哪一天和哪一刻举行暴动。远东局的同志们对罢工运动的巨大规模表示怀疑，他们不懂得在如此激烈阶级斗争条件下的总罢工，必须使武装暴动早日爆发，甚至与武装暴动同时爆发。上海正是形成了这样危急的形势，那里的罢工浪潮异常高涨，党在各工厂中成立了工厂委员会，保证在最短期间完全能爆发总罢工……中央考虑到客观条件业已成熟，认为必须积极准备武汉和南京的暴动，尤其是组织作为决定暴动胜利前提的上海总罢工。我们曾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作过报告，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不同意这一决定，我理解这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当时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够详细，没有收到关于革命飞速发展的详细报告，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才给我们下达了这样的指示。所以，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专门一封信并请求批准中央的决定外，我们还请求您给予支持。这不仅对于中国革命，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中共中央8月8日的信毫无疑问与实际情况不符。红军并未攻占这许多城市，长沙早已被迫放弃，在南京也仅有几个支部在驻军中活动，甚至一直认为形势最为成熟的武汉，军队工作同样十分薄弱，全市所有党员加起来也“仅有同志四十人”。但他们显然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问题。还没有收到莫斯科方面的回电，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发出时局宣言，公开宣告：“革命的国内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必须“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为此，中共中央要求红5军“反攻长沙”，“扑灭何键”，“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红2、红6军进攻沙市、宜昌，必要时可直取汉阳；红1军“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红3、红4军攻占南昌及九江后，亦与红8军会合后进逼武汉。而武汉党组织，则应“猛烈的扩大组织”，“十倍努力扩大”工人运动，准备“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

中共中央一味坚持全国暴动的做法，受到联共（布）中央的严厉批评。8月1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审定通过了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发出的电报指示，指示称：“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实，在苏维埃地区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府，还没有真正的红军，而在中国其他地方还没有工业中心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发动，在农村还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强烈**。所有这一切只有在共产党实行正确政策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出现。然而，帝国主义者目前光是在汉口一个地方就有相当于10个师的兵力，在上海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因此，莫斯科要求李立三马上离开中共中央，前往苏联。

莫斯科方面的严厉态度，再加上红军再度进攻长沙失利，南京党组织遭受严重挫折，终于使中共中央放弃了原定的暴动计划，开始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中央在周恩来和瞿秋白先后从苏联回来之后，于9月24-28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李立三也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后，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李立三被解除了职务，动身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

然而，仅仅承认中央在策略与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显然是不能被共产国际所接受的。随着中共中央8月1日和3日等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记录被译成俄文摘要送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李立三的问题立刻就被提到整个路线错误的高度上来了。共产国际在随后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明确认为：中共中央的这次错误，“并不只是个别的错误，它造出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其行为更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根据这一指示，过去曾经受到中央压制的大批留苏回国学生干部迅速发起了声讨“立三路线”的斗争。他们宣称“立三同志代表的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等的混合物”，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及他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过去中央给予他们的处罚。与此同时，从中央直属机关支部、军委、交通系统工作人员，到江苏省委、全总党团及部分苏区干部，都开始纷纷写信，甚或要求共产国际出面否定三中全会了。因为他们认为三中全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李立三错误的实质，并且保护了犯错误的领导人。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于12月9日做出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不正确”，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表示将在一周内召集紧急会议，重新成立一个正确的政治决议案。但由于党内反对三中全会的力量很难协调，秘密潜来上海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不得不撇开积极反对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全总党团书记罗章龙和“海总”党团书记陈郁等人，决心用改组政治局的办法，保留三中全会选出的主要领导干部，同时把政治嗅觉灵敏、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留苏学生塞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中。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的一手操办下，扩大的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尽管会议仍邀请了罗章龙、何孟雄等一批持不同意见的代表，但由于会议的内容、议程以及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早已内定，因此反对者一开始就处于少数。最后，罗章龙等人不得不用放弃表决权的方式来表示抗议，个别代表还大吵大闹退出会场。然而无论如何，这次会议达到了米夫等人所希望的目的，即把陈绍禹（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人推举为中央委员，让与米夫走得最近的陈绍禹当上了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