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和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之后，深受革命思想冲击的大批知识分子眼看国家战乱不断，政治独裁黑暗，民主得不到，人权无保障，备感苦闷。他们不可避免地想要向着他们认为理想的方向去寻求真理，寻求出路。而国民党这时在政治上，包括在思想言论上虽然对异己势力采取高压的政策，但它并没有公开放弃过去的革命旗号和追求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口号，国民党内一些思想派别甚至公开主张唯物论和社会主义，因此，它在公开反共反苏的同时，却在相当程度上容许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思想文化运动中各种流派的争论与存在。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即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共产党人及其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依旧在公开进行抗争，社会上的思想文化潮流因此也日渐呈现左倾和多元化的特点，与国民党极力推行的党治主张愈走愈远。
从1928年到1931年，即在国民党厉行“清党”、大力推行党治和训政的过程中，中国却出现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热潮。据统计，在这三四年时间里，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就有五六十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等译），马克思的《神圣家族》（李一氓译），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李一氓译），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朱镜我译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黄思越译为《社会主义发展史纲》），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李铁译为《〈哲学的贫困〉底拔萃》、杜竹君译为《哲学之贫困》、许德珩译为《哲学之贫困》），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陆一远译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成嵩译为《从猿到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吴黎平、钱铁如译），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杨贤江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彭嘉生译为《费尔巴哈论》、向省吾译为《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底终末》），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陈仲涛译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陈启修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为《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与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外研究会出版），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刘野平译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列宁的《两个策略》（陈文瑞译），列宁的《卡尔·马克思》（冯雪峰译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笛秋、朱铁笙译），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彭苇秋等译）。
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大量出版，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论集也相当流行。像李达、王静、张粟合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李达、钱铁如合译的杉山荣的《社会科学概论》，屈章译的梅林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吴念慈译的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上海泰东书局从1928年下半年起就陆续出版发行了一套“马克斯研究丛书”，共10册。其中有《马克斯的经济概念》《马克斯的社会民族及国家概念》《马克斯的国家发展过程》《马克斯的伦理概念》《马克斯的唯物历史理论》《马克斯的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斯的工资价格及利润》《马克斯的工资劳动与资本》等。而从1930年开始，上海明日书店也陆续出版发行了一套有22本之多的“科学的社会科学丛书”，其中有《唯物史观的基础》《唯物史观的哲学》《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唯物史观的社会思想史》《唯物史观的艺术论》《唯物史观的社会思想史》《唯物史观的经济思想史》《唯物史观的社会问题》等。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自己创办刊物，发表论文，或出版专著。如瞿秋白的《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马克思主义之概念》，李达的《社会主义之基础知识》，张心如的《无产阶级的哲学》《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张其珂的《理论与实践——从辩证唯物论的立场出发》等均属专著。1928年，成仿吾等人的创造社创办了《文化批判》月刊，被禁后又改名为《思想》月刊继续出版，发表了《科学的社会主义观》《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的构成过程》《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唯物辩证法》等许多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中共上海党的地下组织对传播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是不遗余力。1928年中共就在上海成立了地下出版社，对外的牌子是“无产阶级书店”，秘密或公开印制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国际以及中共自己的各种文件。一年后，该书店被查封，中共又成立了华兴书局，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它先后出版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革命与考茨基》《左派幼稚病》《三个国际》等重要著作，并且编辑出版了一本《马克斯主义的基础》的小册子，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的6篇论著，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其3篇序言、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编者公开号召读者：“劳苦群众的知识分子、革命的青年战士，迅速动员其伟大的科学研究精神，从社会经济进化上，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上，从阶级斗争的规律上去认识无产阶级科学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斯主义。这是我们思想上的武装，这是我们推翻资本主义及战胜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的重要工具。”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与宣传，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各派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与共产党暴力革命的合理性的怀疑与争论。中国社会往何处去？这个问题现实地摆在了大批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面前。
1928年1月，国民党人陶希圣、周佛海等就在上海创办了《新生命》杂志，开始致力于为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寻找理论根据。陶希圣接连发表了《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和《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等文章，并且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本论文集。陶希圣的基本思想是，中国当前的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封建社会，但这种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多地还是来自于外国商业资本利用种种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巧取豪夺。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就其制度而言已遭破坏，存在的只是一些封建势力。这些封建势力并非是农村中的地主阶级，更多还是那些“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而于1928年5月开始兴起的国民党改组派，也利用其在上海创办的《革命评论》和《前进》等杂志，宣传“中国现在绝没有封建阶级”，不能把中国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提并论；强调“打倒帝国主义，决非简单的争政治上的自由，最要紧的还是争经济上的自由”。为此，中国必须发展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要发展国家资本和社会资本，中国不仅不应当鼓励和制造阶级斗争，相反应当鼓励和加强阶级间的协调与融合。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这时也在积极探寻救国之道。他们从1928年到1930年间反复讨论中国的现状和救中国的方法。胡适认为：中国目前的敌人只有五个，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他指出：“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只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他因此明确批评共产党和部分国民党人高唱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说那只是“悬空捏造革命对象”来鼓吹革命。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问题首先在于扫除这五大恶魔，但也正因为如此，那种以暴力的革命为号召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都不是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要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大恶魔，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与此同时，由于联共（布）党内斯大林一派和托洛茨基一派公开分裂而导致的争论，也极大地影响到中共内部。托洛茨基公开指责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而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局面之中，即“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重要的农民区域开始完全依赖市场，从而使中国农村在各方面越来越隶属于城市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革命的主要任务应当逐渐转向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当前则应该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为团结一切小资产阶级及其势力，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通过合法和半合法的斗争来宣传和争取群众。显然，托洛茨基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共党内一部分人的积极拥护和响应。特别是以前总书记陈独秀为首的一些党的活跃分子站在托洛茨基观点一边，对中共正在积极推动的事实上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革命运动，明显地构成了内在的破坏力。
所有这些都迫使中共必须要做出回应，甚至是回击。1929年10月，中共首先展开了清除党内托洛茨基派别的斗争，并因此将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定性为“取消主义”，意即认定陈独秀等人的主张实为试图取消工农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暴力革命。11月，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以朱镜我为主编，王学文、潘文郁、吴亮平、李一氓等人在内，创办了《新思潮》月刊。他们通过这一刊物，一方面全力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文章，另一方面侧重于对党内托洛茨基派以及国民党新生命派和改组派等展开批判和论战。1930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揭开了被后人称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序幕。因《布尔塞维克》是秘密刊物，无法造成广泛的影响，故潘文郁、王学文等随即受命在《新思潮》第5期上公开发表文章以阐述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主张。而为了统一领导这一斗争，中共中央还提议将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共产党人和激进学者组织起来。1930年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正式宣告成立，并且公开通过了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假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表明了他们必欲在实践中同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思想派别坚决斗争的立场。纲领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三、严厉地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主义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五、……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李立三等人对各派观点的辩驳和反击是抓住了中国社会性质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他们在《新思潮》第5期的“编辑后记”中明白地讲：今天那些“主张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因而说现在的统治阶级是资本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已经完成其任务，目前没有任何的革命征兆”的理论家们，根本就是想要反对中共六大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十大政纲，取消中国革命。要说明其理论的谬误，就“要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现代中国的实际社会的阶段性”。而要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了解现代中国的实际社会的阶段性，就“必须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的结构及其特殊的性质”。他们通过实际的数字和具体的分析，着重说明了这一问题。他们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大的优势”，故“中国经济，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经济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它所传播的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打击且破坏了中国封建关系的行会制度和自然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组织向进步的道路上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作用的结果，就是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开始，使中国民族资本在城市中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在农村中已经孕育了它的种子，把中国推向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长期争夺的结果，造成它们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中国的封建制度，以维护各自的特殊权益，这种情况不仅极大地压抑和束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促使继续得以在农村中保持其特殊地位的封建势力，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巩固，变本加厉地增高了中国的地租和苛捐杂税，从而自然加重了地主阶级对整个农民的盘剥。因此，他们坚信：“中国经济，实在处于国内封建（半封建）的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二重势力压迫之下。”据此，他们明确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若保持着目前这一种帝国主义的特权，保持着中国经济中的封建势力，照这样下去，这只有使整个中国经济完全走到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走向殖民地”，“中国民众将要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剥夺，长（期）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相反，如果采取革命的方式，首先“肃清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中国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之一切的剥夺”，即“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彻底改变生产关系，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生产道路，才有可能提出改造生产技术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有前途。
《新思潮》的两篇文章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托洛茨基派的严灵峰、任曙、刘镜园等于1930年7月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动力》，也开始作出回应。主编《读书杂志》的神州国光社的王锡礼注意到这一讨论的价值，邀请各派人士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1931年8月该杂志第1卷第4-5期以“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一辑为名正式出版。王锡礼在其开篇序言《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一文中说：“关于中国经济性质问题，现在已经逼着任何阶级的学者要求答复。”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要找出中国社会的前途。“我们可以在‘中国社会的前途’的总问题中，随便拈出几个问题来考察。一、中国革命**是否到来？二、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本主义革命？抑是社会主义革命？三、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否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要解答第一个问题，就得了解革命的条件是否具备。要解答第二个问题，就得了解中国现在是封建社会，抑是资本主义社会。要解答第三个问题，就得了解帝国主义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封建势力是否存在。总之，我们要知道应当如何推动社会，就应当把握社会的动向；要把握社会动向，就应当理解社会的结构，尤其是其基础的结构。”该杂志之后又于1932年3月、8月和1933年4月，将第2卷第2-3期合刊，第2卷第7-8期合刊，第3卷第3-4期合刊，编为“中国社会史论战专号”第二、三、四辑，大大推动了这一问题的争论。
参加到这场争论中来并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新生命派陶希圣等，托洛茨基派任曙、严灵峰、李季、王宜昌、杜畏之等，神州国光社的王锡礼、胡秋原等，共产党人张闻天（化名刘梦云）、熊得山、刘苏华等。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中间派或无党派人士，影响面相当广泛。北平、天津等地的社会科学界人士也纷纷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来，如翦伯赞等人在天津创办了《丰台》旬刊，吴承仕、孙席珍等人创办了《文史》，再加上《三民半月刊》《晨报》《益世报》等的参与，使这场论战很快达到了**。
在这场论战中，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主要集中在托派与中共之间。托派坚持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主要已不是反对封建主义，而是反对整个的资本主义。那种否认中国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性质，否认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要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试图以工农民主革命来达成革命目标的人，才是真正的取消派！对此，张闻天、王学文、刘苏华、钱亦石等相继给予了严厉的批驳。他们指出：商品经济并不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所以在中国创造最小限度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为了这一点，它不但不愿意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尽量的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不仅没有加速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反而加剧了农民的破产。各国列强也正是靠确保和加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对其的依赖性，来增大其剥削的。他们在文章中几乎是公开地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中国封建残余势力的代表，因而公开宣传：中国现阶段革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剥削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不过由于资产阶级退出了革命，这场革命的动力只能是工农阶级，因此它所要建立的政权，也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当这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任务成功之后，中国才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一步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指出：任何否认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人，其实就是“企图否定工农民主革命运动”，“企图取消现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也就是要“讴歌与祈祷‘国民党政权万岁’!”
通过这场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共产党人成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化的观点，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的论战。1930年，郭沫若将其东渡日本时所写的几篇文章结集出版，名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阶段论观点，明确提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与欧洲古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相同的规律性，即认为中国也曾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最后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他通过对古代史的考察，认定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制社会，春秋以后是封建社会，清末开始中国则逐渐进入资本制社会。对此，各派知识分子的看法则颇有不同。无论是陶希圣，还是王锡礼，或是李季，他们大多认为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中间没有经历过奴隶制阶段，周朝是典型的封建制社会，然而秦汉以后至清朝，则与欧洲的封建制已大不同，或者可称之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可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同的只在于，李季等人认为夏至殷末一段，或可移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而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又可视为专制主义社会。对此，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做了大量的辩驳工作。他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历史进化阶段的观点，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述生产关系转变的必然过程，说明氏族社会经过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制社会这一历史的规律性，中国也不能例外。他们明确认为，否认中国有过奴隶制度，否认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社会过程，根本上是企图否认中国自有文明以来长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是，“实际上，在东方，尤其在中国的历史，完全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中以及在他们不断的斗争中发展着，而且理解这些斗争的内容，就是理解东方诸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的锁匙”。
除了社会史分期问题以外，这场论战还引发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就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开始之初，被蔡元培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正领着其属下王寅生、钱俊瑞、薛暮桥、张锡昌、刘端生等人在各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随后，他们更进一步与其他农村经济研究方面卓有成绩的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等人一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陈翰笙为主席，接受中共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该研究会在1934年开始出版《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专职主持，孙晓村、冯和法为对外的代表。而原在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孙冶方、骆漠耕、徐雪寒和石西民等也来到上海，一同投身于研究会及为月刊撰稿的工作。这场争论所针对的是托派学者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已经占了优势，“中国的一般的经济关系，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是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研究会的会员们用通过调查所得到的大量的事实来说明：中国农村同整个中国一样，仍然是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里面虽然相当存在，可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变成中国农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态，而榨取剩余生产物的基础，主要地还在土地所有”。而辨认某一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社会性质，要着重看生产关系本身，特别是要着眼于生产手段的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剩余生产物被榨取的形态。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非常明显地不是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的关系，而主要是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和无地少地的农民饱受地主剥削的关系。中国农村中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也还是土地的占有情况，而并非是其他工业化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依旧是中国革命当前阶段的最核心的问题，它同时也就规定了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还只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不能是以资本主义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主义革命。
除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外，这个时候的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新闻记者联盟、中国教育家联盟、世界语联盟等中共秘密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则是由大批激进的青年文化工作者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国共关系破裂后，一大批过去在国民革命中从事文化宣传的激进青年聚集到上海，从最初的苦闷中摆脱出来，开始拿起笔做刀枪，加入到向国民党统治做抗争的行列之中去了。他们以《创造月刊》和《太阳月刊》为阵地，开始重新投身于革命斗争之中。他们公开地为自己鼓气：“我们也不要悲观，也不要徘徊，也不要惧怕，也不要落后。我们相信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正义也将不终屈服于恶魔手。”
随着《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的出版，大批带有激进的革命色彩的文艺刊物相继问世，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阳翰笙、李一氓合编的《流沙》半月刊；杜国庠、洪灵菲创办的《我们月刊》;鲁迅主编的《奔流》月刊；郁达夫、夏莱蒂主编的《大众文艺》;鲁迅、冯雪峰、柔石主编的《萌芽月刊》;蒋光慈主编的《新流月报》，以及田汉、夏衍、冯乃超、潘汉年、潘梓年、欧阳予倩、胡也频、马彦祥、左明、沈从文等人主编或出版的《南国月刊》《艺术月刊》《文艺讲座》《泰东月刊》《战线》《洪荒》《山雨》《春潮》《戏剧》《红星》《现代戏剧》《南国周刊》《人间》《戏剧与文艺》《无轨列车》《文学周报》《新妇女杂志》《语丝》《北新》等。这些刊物发表了大量革命小说、诗歌和其他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其中较有影响的有蒋光慈的《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洪灵菲的《流亡》《转变》;阳翰笙的《两个女性》《女囚》;叶绍钧的《倪焕之》;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孟超的《冲突》;殷夫的《孩儿塔》，等等。他们以小说和诗歌的形式，用充满“革命浪漫蒂克”的笔触和标语口号化的语言，去描写面对革命成功与挫折的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描写革命与恋爱的关系，以展现他们所主张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特色。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说到底其实就是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这一主张刚一提出，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反对。特别是徐志摩为《新月》上所写的发刊词，把革命文学批评为“功利派”“偏激派”“标语派”“主义派”，认为置身于这种派别之中的人“凌辱和侵袭”了“人生的尊严和健康”。而梁实秋在《新月》上发表的《文学与革命》一文，更是极力宣传“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的标准”，要求文学家不要带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要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批评“革命文学”这个名词本身就不能成立。为此，鲁迅与梁实秋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笔战。鲁迅的观点很明确：“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文学家固然往往会自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超阶级的，实际上，他却始终受其本身的阶级意识的影响与支配。梁实秋标榜自己是超阶级的，但他的文章“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
为了便于对文化界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29年秋决定以聚集有夏衍、冯乃超、彭康、阳翰笙、冯雪峰、钱杏邨、蒋光慈、洪灵菲、柔石、戴平万等文化人的中共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为中心，联络文艺界左派人士。进而又将其改为文化支部，由中央文化委员会的潘汉年担任该支部的书记。1930年3月2日，在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在中共文委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当天到会40余人，鲁迅、沈端先、钱杏邨3人组成主席团，冯乃超、郑伯奇报告筹备经过，鲁迅、彭康、田汉、华汉等发表了演说。会议选举了由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会议通过的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要点，明白提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使艺术成为“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的武器。
左联成立后，很快投身于中共所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之中去了。他们所形成的一个又一个决议，特别是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政治任务的规定，几乎全是对中共中央文件的摹写。由于坚持一切文学都是政治的工具，因此茅盾按照文学的规律写出的小说《蚀》，也就受到盟员们的激烈批评。由于他们所办的杂志恨不能把一切作品都变成机关枪和迫击炮，结果通常出上一二期就被查封了。再加上中共中央把文化人当成普通政治干部来使用，依靠他们大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罢工、罢课，使盟员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失。仅仅一年之后，“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这种情况直到淞沪抗战发生，南京政府对上海的控制放松，整个舆论开始趋向活跃，而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出面批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才使得左翼文化人过多投身于政治斗争和四面树敌的倾向得以改变。从1932年底和1933年初开始，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人开始在过去不允许发表文章的国民党报刊和其他中间性刊物上大量地发表文章了。由于这些报刊发行范围广得多，因此，左翼作家的影响又重新扩大了起来。特别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创作很快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几年间，仅鲁迅结集的杂文集就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瞿秋白则有《乱弹》，徐懋庸则有《不惊人集》《打杂集》《街头文谈》;唐弢则有《推背集》《海天集》等。与同一时期林语堂和周作人等人的杂文相比，他们的作品不仅没有士大夫的书卷气和那种闲适情调，而且各有鲜明的特点。“鲁迅杂文将思想家、小说家、诗人气质熔为一炉，汪洋恣肆中见出深沉、冷隽、犀利，自成一路，雄踞群峰之上；瞿秋白杂文显现出政治家与诗人的敏感及理论家的理性光芒；茅盾、郁达夫、郭沫若、冯雪峰、叶圣陶等文学宿将，观察高屋建瓴，笔端变化自如，流露出一种高远、通脱的豪气；唐弢、徐懋庸、廖沫沙、胡风、聂绀弩、柯灵、夏衍、周木斋、徐诗荃、王任叔、夏征农、楼适夷、魏猛克、任白戈、张天翼、林焕平、林淡秋、孟超等一大批青年杂文家目光敏锐，文风泼辣，促迫中透露出逼人的锋芒；阿英、曹聚仁、陈望道、陈子展、邹韬奋、夏丏尊、陶行知、丰子恺、许钦文、孔另境、张友渔等作家、专家、学者，视点独特，发语奇警，行文老到之中往往带有一种‘学究气’,别具一番风姿；还有巴金、柳湜等青年作家，文笔细腻，情感深挚，多在描叙中见威慑，更富散文气息；老舍虽然与林语堂主办的几家刊物联系较密，个别篇章也有油滑之气，但在总的思想倾向上则与左翼更为接近。”总之，以鲁迅为代表的这一批杂文实际上“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其强烈的现实性、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思想的深邃、议论的尖锐、视野的广阔、驳诘的机智与形式的多样化，在中国的杂文史上独树一帜。
除杂文外，1932年以后左翼文化人的小说创作也同样是强烈的现实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左翼文化作品的这种政治特色，无疑是受到了1931年11月左联所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的影响。因为这一决议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作家当前必须要完成的六大任务，即：（1）加紧反对帝国主义；（2）加紧反对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政权；（3）宣传苏维埃革命以及煽动与组织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斗争；（4）组织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及其他工人农民的文化组织，并由此促成无产阶级作家及指导者之产生，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工农大众中的影响；（5）参加苏维埃政权下以及非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劳苦大众的文化教育；（6）反对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取消派以及一切反革命的思想和文学，反对统治阶级文化上的恐怖手段与欺骗政策。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决议更进一步规定了作家写作取材所必须注意的五大范围，即：（1）反帝国主义的题材；（2）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3）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题材；（4）国民党军队剿共杀人的题材；（5）城乡阶级压迫、阶级斗争、工农平民生活现状的题材。决议要求：“现在必须将那些‘身边琐事’的，小资产知识分子式的‘革命的兴奋和幻灭‘,’恋爱和革命的冲突’之类等等定型的虚伪的题材抛去。”
即使在如此政治化的要求之下，左翼作家这一时期仍创作了一系列有相当影响的文艺作品。如茅盾的《子夜》《春蚕》《秋收》《残冬》《多角关系》，叶紫的《丰收》《火》《电网外》，洪深的《五奎桥》《青龙潭》《香稻米》，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蒋牧良的《三七租》《懒捐》《集成四公》《雷》《报复》《干塘》，田汉的《乱钟》，李辉英的《最后一课》，葛琴的《总退却》，阳翰笙的《义勇军》，张天翼的《齿轮》，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端木蕻良的《浑河的急流》《遥远的风沙》，罗烽的《呼兰河边》。在这些小说里，作家们背负着神圣的使命感，自觉地拿文学作武器。他们通过对生活社会中的事件、人物进行阶级分析和政治解剖，来理清人物之间的关系，探明事件的来踪去影和政治意义，找出联系一事物与他事物的枢纽，辨析革命的动向，批判落后，摒弃腐朽，讴歌革命。他们力图鲜明地表现自己所追求的人民性、阶级性、党性、时代性和真实性的高度统一。而这一时期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明显地比1931年以前的文学作品更文学化，更艺术化了。在整个文学创作的这种时代氛围的影响下，一些并非左翼的文学家也同样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并且创作了一批堪称史诗的长篇巨制。如老舍的《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来观照市民社会，“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在所提供的市民人物的丰富性与生动性方面几乎找不到另一位作家可与老舍匹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则用生动的艺术笔触，透过四川一个家族的崩溃，揭示了在一个动**和分裂的时代里，一批又一批青年如何挣脱家庭的羁绊而走向社会。它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在各国读者中流传，获得了极高的荣誉。李劼人的长篇历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以大气度、大手笔、大结构，从平常小事琐事入手，活脱脱地写出了一部四川的近代史稿。
除了杂文和小说创作以外，这一时期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曹禺的话剧《雷雨》《日出》和《原野》，蔡楚生、沈西苓、袁牧之分别编导的电影《渔光曲》《十字街头》《马路天使》，都在中国文学、戏剧和电影史上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在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的《桃李劫》和夏衍编剧、许幸之导演的《风云儿女》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毕业歌》与《义勇军进行曲》，则以其充满爱国**的歌词和悦耳上口的曲调，一时间风行全国，成为经久不衰的名曲。
这一时期无论是社会科学界，还是在文化界，左翼的影响和势力都明显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极大地左右着思想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导向。这种情况自然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关切与担忧。基于党治和训政的思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早在1929年就意识到与共产党争夺思想文化阵地的紧迫性。当年6月召开了全国宣传会议，蒋介石亲临大会训话，当天即通过了三民主义文艺决议案，规定要以三民主义文艺为本党之文艺政策，要根据中国现状和世界潮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学。然而，这个三民主义文艺或文学，既没有理论，也没有创作，到底只流于口号，最后一无所成。于是就又有潘公展、范争波等国民党人打出“民族主义文艺”的旗号，一边宣称要铲除左翼的普罗文学，一边咒骂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遭人厌恶。他们利用《前锋周报》《前锋月刊》和《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提倡王道精神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称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命脉，但他们同样没有系统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其少数几部值得一提的作品，如《刹那的革命》《国门之战》《准备》《黄人之血》等，无论就其艺术水准还是就其文字的煽动力和感染力来说，都远不及左翼文学家的作品，因而它也无法与左翼文学相抗衡。
眼见思想文化阵地大部被左翼所占据，蒋介石在军事“剿共”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即开始倡导“新生活运动”，强调要改造社会，复兴民族，必须“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为配合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夺取思想文化阵地，CC系头子陈立夫于1934年春即开始大谈文化建设问题，很快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文化建设》。他说：“吾国民族固有之特性，可以‘大’‘刚’‘中’‘正’四字赅括之。”惟其大而能容，惟其刚而能勇，惟其中而不偏，惟其正故能和；“然则今日吾民族之大刚中正四大特性，果何在乎？”“吾国民族对于德性智能四者，既已完全失去，民族之将来果何在耶？”故“今日欲救中国，一方面须将中国固有之文化从根救起，一方面对于西方文明，须迎头赶上”。
在陈立夫等人的推动下，1935年1月10日，来自北平、上海、南京的10名教授，即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佣、樊仲云、萨孟武，在由陈立夫任理事长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机关刊物《文化建设》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通称“十教授宣言”）。宣言劈头就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并提出：“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所谓中国本位，就是指“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制度，要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对于英美德意和苏俄的文化，吸收其所当吸收。既不闭关自守，也不盲目模仿，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十教授宣言”因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一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各日报、杂志几乎争相转载，并举行各种座谈会，发表一系列文章，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但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实际上仍是一种模糊含混的意见，并未提出任何可操作性的方案。而所谓“以新生活运动做实行新文化的实行初步”，说到底不过是贯彻蒋介石提倡的“礼义廉耻”传统道德的一个步骤。这也就难怪一些国民党军政大员这时要主张“尊孔读经”，而国民政府也根据蒋介石的提议，规定每年8月27日孔子生日为“国定纪念日”了。胡适对此有过尖刻的批评。他指出：十教授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不过是洋务维新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何键陈济棠戴传贤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护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护持那个‘中国本位’”，“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
当然，胡适反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主张的是全盘西化，或叫“充分世界化”。此论提出，又不免惹出一场更广范围的争论来。但无论如何，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也好，全盘西化论也好，这些争论还仅限于少数教授学者中间，对当时条件下左翼文化运动异常活跃的情况，并未造成任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