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红军武装割据的南方众多偏远农村，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认同，从而取得了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而它由小到大的迅速发展，渐渐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从而引起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两个“中国”命运的较量与决战，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临近。但这毕竟是一场事关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全面较量。在这样一场拼实力的较量中，主要建立在贫苦农民的拥护与支持之上的苏维埃政权俨然处于下风。因为，1931年以后的国民党已经基本上扫除了国内最主要的反对势力的威胁，掌握了全国绝大部分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外交的资源。
中共南方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有着极其特殊的政治和地理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28年在井冈山时就曾经有过客观的分析。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首先得益于中国地域辽阔，而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极不平衡，多数地区，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农村和山区，不仅交通阻隔，而且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中，便利于造成割据的局面。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且通常以省为界独霸一方，互为防范；各省边界地区因偏僻落后，为三不管地界，以致常被土匪盘踞，此即为重要原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各种政治、军事势力或致力于争夺中央政权，或致力于防卫其交通干线及城市，很难有余力把其统治伸入到其所占区域的偏远角落，这样才有了共产党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的客观条件。井冈山恰好位于湘赣两省边界，距离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较远，对两省地方实力派的统治一时不构成有力威胁；它又盛产稻、油、茶等重要农作物，可以为红军提供足够的给养，自然有着武装割据的较好条件。中共南方各个根据地能够在南方各省交界处得以建立与发展，都与这种客观的情势有关。
但是，在闽、赣、湘、鄂几省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仍有诸多不利因素。首先，中共几块根据地虽然都处于几省偏远地区，但仍属中国心脏地带，对国民党的统治及其国家整个交通大动脉和主要中心城市，均容易构成重大威胁。随着各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中央政府势必会逐渐重视并以大力来加以“清剿”。这种“共进国进”的关系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结果就是，根据地和红军为了发展，必须不断扩张，刺激着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加以“围剿”；红军每取得一次胜利，就会刺激国民党进一步增加兵力加大“围剿”力度，使战争越打越大；而战争打得越大，红军人员损失以及装备和物资的需求也就越大，因而越得靠扩大根据地或打入国民党统治区来获得各种生存发展的资源；而红军越是向外扩展，也就越会逼近交通要道和主要中心城市，从而越发加剧国民党政府的恐惧，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来消灭红军。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加速总决战局面的到来；它只能使缺少足够人力和物力资源，又没有足够回旋余地的红军日渐陷入到严重困境之中。事实上，这种困难的情况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建立之前，就已经露头了。
以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为例。第一次国民党军出动兵力5万人，红军主力伤亡约2000人；第二次国民党军兵力增至10万人，红军主力伤亡即增长了1倍，达到4000人；第三次国民党军兵力增至近20万，红军主力伤亡达到了6000人之多。总计从1930年底到1931年夏秋，三次反“围剿”，红军主力伤亡12000人，其中死亡约2000人，残废1000多人，并且阵亡军长1人、师长2人，中下级干部伤亡数目尤其大。此仅就兵力损耗而言。再具体到部队给养。第一次反“围剿”时，红军士兵尚有每天0.5元的伙食标准，月发生活费平均不足1元，加上医药费用，总计开支可达25万元。但此役之后，国民党紧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还来不及恢复，一方面部队伤病员大增，兵员急需补充，另一方面筹款及物资供给日渐困难，以致士兵每天的伙食标准降至0.1元乃至于0.08元，生活费完全停发，月耗总计已不足18万元。此外，地方政府及赤卫队经费亦须补助，“兵兴之后，宜告免收土地税”，“红色区域无款可筹”，苏区政权及武装月需最低30万元，全部要靠红军在敌人“围剿”间隙中向外扩张或到白区去打土豪才能获得。
红军最初能够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在于其以保存实力为原则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由于从来不死守一城一地，敢于大胆地使用游击战术，从内线跳到外线去作战，因而使国民党围攻的部队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由于不死守根据地，经常主动地跳到外线作战和解决给养等问题，这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内部资源紧缺的矛盾，减少了根据地农民的负担和压力。再加上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通常会采用“平毁净尽，格杀无余”的政策，这就使从土地革命中得到实惠的广大贫苦农民更加拥护共产党，宁愿不惜一切帮助红军。但是，无论是出于主动的游击战术，还是利用战争间隙跳出国民党军封锁线去白区打土豪取资财，毕竟范围有限，数量有限，不足持久。且扩张越多，战争越多，政权、武装等各种消耗和负担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仅靠在周边地区打土豪也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早在中共六大召开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当时曾经反对集中较大规模的红军，主张把武装分散在许多区域，对建立和保持农村根据地不抱幻想，正是因为他们“觉得在一个农民区域中，若集聚了那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虽然他们再红些，再数倍的红，但他们终是些活的人，需要饮食的”，他们必定会“是农民之一个很大的负担”，难免要和农民“发生相当的误会”。所以布哈林当时即告诫中国的红军不要在一个地方久住，“经相当的时间再转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再到另外一个地方”，“照样的杀土豪，吃鸡，过了相当时间之后再前进”。然而，中国农村武装割据的成功，南方各个根据地的创立，乃至红军成建制后能生存下来并且发展起来，这些最终改变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看法。他们甚至开始相信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一种特色，因而不惜根本改变以往的看法，下决心要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的革命模式，先建立农村中的苏维埃政权，然后以这样一个新的政权来与统治阶级的中央政权“进行决战”。这种情况不能不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起来了。
1930年以后共产国际急于早日建立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在相当程度上这其实也是它对中国革命形势看法过度乐观的一种反映。它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住共产党人的思想和红军的手脚。过去，红军作战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不必死守一城一地，主动地由内线而外线，甚至进行游击作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来之后，这些苏区、根据地等等，实际上就成了苏维埃共和国现有的疆域和领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指挥者显然很难单纯从军事的角度去考虑应付国民党“围剿”的问题了，一切都不能不开始政治化了。红军的进退胜负，将不再只是军事问题或实力消长的问题，而将成为关系到整个国家命运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不可避免地会使红军和根据地，特别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逐渐地失去其原有的灵活和流动的特点，而被一种政治的和地理的抽象概念牢牢地束缚起来。不仅如此，国家概念的提出，还必然会激起共产党人进攻和决战的强烈心理，从而再度诱发苏维埃革命模式本身具有的那种激进的意识，对形势发展、敌我力量对比以及阶级关系的状况等等，发生过左的估计。
还在1931年6月，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尚未宣告成立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在强调所谓“进攻路线”了。它在责令“江西中央苏区必须在八一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同时，明显地开始主张改变前此红军军事上灵活的策略，要求红军必须“日益向外发展，日益扩大他的领域而威胁着中心城市”，必须致力于“击破敌人主力以至完全消灭他们”。它特别提醒说：“即使红军在某些根据地受了一些挫折，或者敌人以极大部队压迫较小集团的红军，红军也不能远离根据地去躲避”，必须以坚壁清野和群众游击战争的方法来困扰敌人，抽调出红军主力“来给敌人以不及预料的反攻”。8月30日，当中共中央了解到“中央苏区至今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红军“困于长期的内线作战，很困难的向外发展”时，依旧主张“红军在冲破三次‘围剿’后，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甚至提出：“愈因敌人进攻的激烈，愈显示出两个政权对抗意义的重大”，“必须有一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来领导这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国内战争与发展土地革命”。而其解决军事危机的办法，却是“努力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组织群众的团结力量”，“尽量扩大和加强群众的自卫能力”。在他们看来，只有愈加紧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群众的发动力和团结力才愈加强”，从而“使他们自动的去发展游击战争，阻碍敌人的前进”；而只要群众都自觉地投身于革命战争了，就不愁打不败敌人。
9月中旬，由于国民党广东、广西地方实力派联合发动讨蒋战争，日本关东军又在北方悍然攻占中国东北沈阳等地，蒋介石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受挫而中止，中共中央更进一步充满幻想地开始提出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问题来了。中共中央认为：目前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的革命怒潮突飞猛进地发展着，全国革命的形势正在由不平衡走向平衡，“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国民党已经再不能挽救他们的死运了，红军必须乘此机会“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一宣告建成，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所谓总决战的任务，强调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已成今天行动的总方针了。在此总方针之下，大江以南的中央苏区必须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进而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联系起来；大江以北则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联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总之，“保守和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必须最坚决地毫不畏惧地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
1931年6月以后，由于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重要成员相继在上海被捕，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纷纷隐蔽起来，中共中央的工作暂时靠各部联席会议来维持。8月间，远东局建议中央主要领导人周恩来、陈绍禹等转往中央苏区，由生面孔另组临时中央，留在上海继续正常工作，故9月以后就产生了由远东局指定的以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为主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牵头的秦邦宪（即博古）年仅24岁，除工人出身的卢福坦一人外，其他几人，如张闻天（即洛甫）、康生、陈云、李竹生等，也都相当年轻，缺少足够的工作经验，但充满革命的**。
临时中央组成之际，恰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恶果显露，而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激起国内民众的强烈反日热潮，罢工、罢课、抵制日货、进京请愿、组织反日团体和宣传抗日主张的斗争风起云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空前衰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却蒸蒸日上。日本在这个时候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这不能不促使习惯于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立场上考虑问题的留苏学生们怀疑，“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因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得到空前的胜利，五年计划立刻就要完成，这对于帝国主义非常不利，而且含着极大的危险。各帝国主义都拼命计划想消灭苏联，以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而基于“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观点，他们坚信：“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于向国民党引颈就戮。”国内反日运动导致民众不断与南京国民政府发生冲突，出现捣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殴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等重要官员、一些大城市陷入混乱、蒋介石不得不宣布辞职下野的客观情势，这一切极大地激励了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群众斗争已经“走上了直接反国民党的冲突”，“统治阶级的崩溃和革命危机的成熟”正在到来。因此，他们对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来取代中华民国更具信心与热情，坚信：“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对帝国主义宣战，而取得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
正是由于临时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对形势的分析，因此，当1932年1月28日日军大举进犯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国民党守军奋起抵抗之际，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却相信类似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机会来了。因为，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利用了民众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与德国之间的残酷战争的厌恶与反感，发动中心城市民众暴动而取得成功的。上海抗战一发生，共产国际马上就发来电报，主张立即在中国已有军事力量的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进而组织全国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起来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临时中央开始积极在上海组织发动了对抗战士兵的宣传攻势，大量印发各种传单，并极力组织自己的义勇军，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他们公开告诉第19路军的士兵说：第19路军将领的抵抗，不过是为了欺骗士兵和民众，“造成马占山那样的‘民族英雄’的美名，来侵吞民众的捐款，来向帝国主义投降出卖”，“他们丝毫不想把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至少是日本的海陆空军驱逐出境，他们丝毫不想乘胜追击日本的军队到租界上，根本消灭日本在陆地上的根据（地）”，“他们有意把士兵放在日本军队猛烈的炮火之下，不给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好让士兵失败之后自动退却”；而当第19路军被迫后撤时，他们更是公开宣传说：“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正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十九路军的兵士撤退”，“去攻苏区，压迫民众的反帝运动”，同时“要日本军事用到满洲去进攻苏联”。据此，他们公开号召士兵“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军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然而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这一计划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共只组织到义勇军700人，有长短枪不足百枝，打入第19路军去做争取士兵工作的不过百人左右，且基本上只是在做运输物资和弹药的工作，并不能真正接近到前线和士兵。临时中央虽一度力图造成武装暴动，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派义勇军去闸北和南市抢夺武器，开展游击战争，最终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进攻路线”、决战思想的提出，显然进一步加剧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心理。上海抗战刚一结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表了对日宣战的宣言。宣言号召广大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他们深信：“现在全国力量的对比，是已经与三次战争时不同了的，是更有利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革命的。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据此，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准备“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然而，红军扩大苏区、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尚未开始，随着上海抗战的结束，蒋介石又重新上台，并再度调集大军，开始策划第四次“围剿”了。
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首要目标，是直接威胁武汉和平汉线的湘鄂西、湘鄂赣几块苏区。5月21日，蒋介石亲自就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并亲自部署，严令中、左、右三路各军限期于6月底在安庆、武汉、浦口集结完毕，分头并进，步步为营。7月14日，蒋介石指挥以中央军为主的26个师5个旅约30万人发起“围剿”行动。8月10日，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第6纵队在河口地区与红军独立第1师接触后，即向红安方向急进。第二天该部及其所属李默庵、汤恩伯等部与红四方面军正面交手。13日，因形势不利，红军放弃红安转向七里坪。15日，国民党中央军陈继承第2纵队及其所属黄杰等部进至七里坪一带，遭遇红军全力抵抗，使黄杰师受到沉重打击，6名团长悉数伤亡。但17日卫立煌部由红安北出，与陈继承部形成夹击之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再度转移。9月1日，国民党中央军张钫第1纵队与陈继承第2纵队靠拢由北向南，卫立煌第6纵队则由南向上，会攻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经过数天激战后，为避免陷入敌之包围，张国焘决定亲率中央分局、鄂豫皖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撤出新集地区，随红四方面军主力经白雀园、余家集、挥旗山、汤家汇，向皖西之金家寨转移。
新集陷落后，国民党军第2、6纵队马不停蹄尾随追击，并以第1纵队在北面商城、苏仙石一线堵击。同时，国民党中央军王均纵队、上官云相纵队先后进占独山、麻埠、罗田、黄山等地。在国民党军前堵后追，苏区重要县、镇相继易手的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要求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对此，苏区中央局建议鄂豫皖苏区采取诱敌深入和运动战的战术，争取疲劳与分散敌人，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予以猛烈打击，力求各个击破。但是，鄂豫皖红军已经失去了可以依靠的大部分根据地，且处于国民党中央军各路纵队的分割包围之下，非跳到外线去已难以获得击破敌人的重大战机了。
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经东、西界岭南下，直趋英山县境，试图打击上官云相纵队，未能得手。10月上旬，红军辗转返回红安地区，8日在红安以西河口地区与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等部遭遇。激战2天之后，眼看陈继承部快速逼近，甚至马鸿逵也从北向南压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议决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会后，在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率领下，红军第10、11、12、73师，外加一个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于10月11日分左、右两路向西转移，于12日夜越过了平汉铁路，到达四姑墩地区，决定转向鄂豫边区休整待机。部队随后向西北方向的枣阳转进。不意至枣阳以南即遭遇国民党军李默庵、蒋伏生、萧之楚3个师外加罗启疆旅的追堵，红四方面军主力不得不于19日拂晓与之展开激战，20日突围至枣阳东之土桥铺，又遇国民党刘振华部据险阻断渡河点。在敌前后夹击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主力突破了刘振华部的拦截，夺路进入河南境内，经新野、邓县进至淅川以南的宋湾。经过此役，鄂豫皖红军主力已无法在原有苏区立足，不得不向西北转移，力求摆脱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的追击。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翻过巴山天堑，进入川北，通过两河口，先后夺取了通江、南江和巴中县城，创立了新的川陕根据地，在成立了以邝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之后，很快又于1933年2月7日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在会后召集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以熊国炳为主席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前的当地最高政权机关。
就在鄂豫皖苏区被国民党军打破的几乎同时，蒋介石还分兵向湘鄂西苏区发动了大举进攻，并很快就攻入到洪湖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到9月初，苏区大部分地区已告沦陷，仅伤病员就有2000多人成了俘虏。原本兵力不多的洪湖地区的红军在遭受严重损失后缩编为独立师向西北方向退却，退出了湘鄂西，在大洪山与红3军主力会合，经由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历时两个多月转进到湘鄂边的鹤峰地区，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击。
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陷落，彻底解除了苏区和红军对国民党在华中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对中心城市武汉和贯穿南北的重要交通线平汉铁路所构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这次“围剿”能够成功，中共方面自身固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对敌估计不足，发动赤区群众反包围不够，发动白区士兵斗争的工作不够，开展游击战争不够，以及指挥不力等等，但是，国民党方面第一次以中央军为主力来对红军作战，也是相当关键的原因。国民党中央军较之地方实力派的杂牌军的最大特点是训练正规，装备精良，火力强大，机动性好，还有空中支援，尤其是能够严格服从蒋介石的统一调度指挥。相比较之下，鄂豫皖红军这时主要是靠从地主土豪或国民党杂牌军手中夺取武器，一方面拥有的武器制式不一，长短不一，弹药自然严重缺乏；另一方面自动火器极少，除了每师有四五门迫击炮以外，有较大杀伤力的各种炮几乎没有，因此火力明显不强。再加上部队两年来战斗频繁，损补速度极快，系统训练跟不上，班、排战术运用和单兵作战技能的掌握不够，自然会造成部队整体战斗力不如国民党中央军。鄂豫皖红军后来在检讨时多次提到，在一些关键性战斗中，因为部队不能按计划拿下制高点或战略要点造成整个作战失利的情况，就与部队装备和火力欠缺、战术运用不佳有关。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军从决定“围剿”开始，就首先抓紧构筑防御工事，不惜花大量金钱和时间来修筑公路，为部队配备性能好、马力大的汽车，同时训练部队适应甚至学习红军“小部队游击，大部队‘包剿’,避重就轻，声东击西，诈退返攻，包抄后路，雨中袭击，夜间突击等（刊成专册非常严密的分给各部上级长官）”，而在战术上蒋介石则要求部队每天推进距离“以八里十里为限”，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且互为犄角，鄂豫皖地区又主要为丘陵和平原，便于国民党军的机动，所有这些都明显地更增强了国民党中央军对付红军的作战力。
但是，蒋介石对赣粤闽边的“围剿”却是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
对鄂豫皖的“围剿”成功后，蒋介石陆续开始向闽赣边界的中央苏区周围调集重兵，准备展开对中央苏区的新一轮“围剿”。1933年2月，蒋介石先后任命陈诚、蔡廷锴、何键为赣粤闽边区“进剿”军中、左、右路总指挥，决定分三路再度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这里主要是山区，照搬其在鄂豫皖的战术，要各部队平行推进、步步为营有一定难度，因此蒋介石的战术与以往三次“围剿”没有太大的区别，仍旧是三路并进，大胆深入。而有了鄂豫皖“围剿”成功的消息打气，担任中路的中央军也是趾高气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
1933年2月12日，红一方面军应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要求，猛攻南丰城。此举吸引了陈诚的中路军，决心不等左、右两路深入，驰援南丰，与红一方面军展开决战。然而次日，负责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迅速改变部署，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而将主力秘密转移至敌援军前进方向的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和吴村一带隐蔽集结起来。当按照在黎川、建宁地区围歼红军计划大举开来的国民党第52、59师于26日推进到黄陂之际，红军出其不意，经过2天激战，几乎全歼该两师，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李明因伤重身亡。蒋介石闻此噩耗，亦疾呼：“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惨事。”
黄陂作战的严重失利，并没有改变陈诚要找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的决心。他很快重新调整了兵力，再向黄陂、东陂地区推进。占据黄陂、东陂地区后，更进一步向广昌方向挺进，想要逼迫红军主力与之决战。然而，由于山路限制了大部队的行进，陈诚指挥的前纵队挺进到广昌西北的甘竹、洽村一线后，后纵队却仍在东陂、徐庄、草台冈地区。这里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行进困难，走在前面的第11师到达草台冈、徐庄地区时，第9师和第59师余部却还在东陂，前后相距上百里，中间还隔着大山，不仅相互间极难策应和联系，其优良的武器和强大的火力也无从发挥。与此相反，这种情况倒是对装备落后，但熟悉地形地貌，又有民众支持的红军打一场伏击战极为有利。
3月21日，根据朱德、周恩来关于“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对草台冈之敌展开攻击，消灭11师之大部，师长肖乾及2个旅长受重伤，3名团长被打死，数千官兵被俘。随即，朱德、周恩来命令部队“不惜一切疲劳乘夜消灭东陂敌人，以便打敌增援”。当晚，红军乘夜追击，又消灭了肖乾师一部和东陂之第9师一小部。国民党第9师主力在该纵队总指挥罗卓英率领下，急忙回撤。已到甘竹准备回援的国民党军前纵队4个师也迅速退回南丰，转为守势。
国民党中央军在江西中央苏区惨遭挫败，很大程度上与其不熟悉山地作战却孤军突入、强行推进的傲慢心态和错误的战术有关。但十分明显，它也与国民党另外两路地方实力派军队不能积极呼应推进，使红一方面军可以不必顾虑另外两路的威胁，集中主力打击一路有关。当然，国民党中央军3个师严重受损，也不是蒋介石被迫停止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唯一原因。导致1933年3月国民党方面在对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上改取守势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关东军于1933年1月攻陷了山海关和临榆县城后，复于3月初占领了热河，引起全国震惊，蒋介石一面敦促主持北平军分会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一面于3月9日急忙从江西“剿共”前线赶去保定，紧急从华中向华北调兵遣将，力图沿长城一线调整布防，阻止日军进一步入侵。恰好这时又接到陈诚报告部队再度遇袭、损失惨重的消息，蒋介石顾首难顾尾，不得不电示何应钦等：“此次剿赤挫失，短时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可否请商两广与闽先负剿赤任务，陈（诚）部仍在赣中堵剿，以期早日肃清，俾得一致对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