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6月5日武藤信义司令官下令关东军从关内撤兵。6月17日，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按照“塘沽协定”接收战区各地。7月1日，河北省政府华北战区接收委员会成立，于学忠为委员长，负责处理有关接收战区内的行政、警察、交通等事宜。至8月8日，日本陆军省宣布进入长城以内的关东军已全部开回长城线。8月22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宣布接收战区工作大部完成。至此，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日本南侵的危机迅速化解，获得了第三、四次“围剿”以来最为稳定的外部环境。再加上国民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国民政府同时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在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到6000多万元。这些装备的到来，无疑极大地加强了国民党军的军事实力。蒋介石迅速把军事重心转向“剿”共，特别是转向对南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实属必然。
“塘沽协定”签字不久，蒋介石就开始总结对鄂豫皖等苏区“围剿”成功的经验和对中央苏区“围剿”失利的教训。他认识到，对付红军单纯采取军事手段是不行的。国民党人早在第一次“围剿”失利后就发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过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也谈到过农民拥护红军的情况。他说：“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蒋介石这时也明白承认：“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因此，这时国民党人已经一致认识到与共产党争夺农民的必要性，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据此，蒋介石开始明确地提出“剿匪”必须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因为“军队与政治、社会、经济是密切相关，而不容分割的”，“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更加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积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设法变更。故须积极地组织并武装民众以树立我们在民众中实质的基础，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们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壁垒”。
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的工作要点是：（1）凡军事推进之处，政治、社会、教育，甚至产业，统统要军事化，要以军队的精神去办理一切，受军事计划所支配，使军队成为当地政治和社会的核心或主体，一切受它支配、指导、掌握、负责，使军队的精神和组织普及整个社会，达到军事化的目的。（2）党政军要相辅为用，设立统一机构，共同一致，通力合作，在军队的推动下，互相促进，同时并进。（3）在军事区域内，所有党部均须秘密化。（4）由各师党部负责社会调查，每到一地必须立即认真进行，由军队协助当地政府，调查户口，办理保甲，整顿地方团队；由军队供给武器，训练军事，务须平时能执行宪兵警察之职务，以保卫地方的治安，战时而为国家之征兵。（5）由各师党部遵照《农村土地处置条例》《农村合作社组织条例》等，宣传二五减租，办理土地登记，组设农村合作社等，推行农村改良的各种措施。（6）由军队党部人员会同县长，负责采办民食，办理平籴，发放医药，实施救济，组织感化等，以转化民众心理。（7）广泛开展反共政治宣传，利用新闻、书刊及组织“剿共宣传周”等各种方式，以文化“围剿”强化政治“剿共”。（8）根据行营颁布的《剿匪内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等，由各师党部会同县政府、区公所办理“自新自首”，除行营或省设感化院外，各部队设临时战地投诚俘虏收容所，地方设感化班、劳动团，以推行心理瓦解战术。
除上述要点外，国民党军政当局还针对苏区大大强化了保甲组织和对苏区的封锁政策。一方面做到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为“匪”全甲同罪；另一方面设立粮食管理处、食盐煤油管理所和交通管理处，颁布了《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粮食统制办法》等十余种法令，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由各路军总司令、总指挥、纵队司令，对封锁区内粮食、食盐、煤油、中西药品、布匹、燃料和军用品等物资，依据“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之不同，厉行统制或禁运。具体办法即以官督商办为原则，由县、区、联保主任及士绅组织各级公卖委员会，下设公卖处，负责购进、运销事宜。凡无运输凭证，偷运或“济匪”者，轻则没收物资，判处徒刑，重则处以死刑。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就是必使苏区群众不能接济红军，且“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蒋介石深信：“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这一策略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以食盐为例，中央苏区1929-1932年人均年食盐消费量在12市斤，即192两上下，1933年底已骤减至2.4市斤，即38两，1934年8月更骤减至0.75市斤，即12两。（当时1市斤为16两——作者注）这意味着每人每月只能吃到1两盐，1个月里大多数时间完全吃不到盐。这对红军的战斗力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特别注重各部队之间的相互协调统一。为此，他特地从7月开始在江西庐山开办了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这是因为，他相信，“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故必须加强战斗精神、团结精神的教育。这一做法也确实加强了各部队军官相互间的了解和沟通。黄绍竑即认为：这一训练使“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各派别、各系统的军官们朝夕相处和交流，也在相当程度上“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
江西、福建的中央苏区多山地，与鄂豫皖苏区有所不同。蒋介石基于以往进攻部队“**”、“分进合击”的战术容易被红军利用地形各个击破的教训，在德国高级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处处建堡，匪来我守，匪去我追，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不先找匪之主力，应以占领匪必争之要地为目的”的新战法。这一战法强调“以静制动”，强调“严密封锁，发展交通，稳扎稳打，注重游击，居于主动”。具体说来，就是要求部队战略上固然以攻为主，但战术上占领一地后不是迅速推进，而是要在构筑严密工事和碉堡的同时，坚持“侦察、探索、警戒、联络、掩护、观测”六大步骤，再向前推进。通过这种缓慢但有效的占领方式，压缩红军作战区域，限制红军活动空间，迫使红军陷入到打资源、拼消耗、比人力的持久战中。利用国民党军在资源和人力方面的绝对优势，一步步挤压红军，削弱红军，逼使红军主力出来决战。国民党军主攻部队第3路军作战方针就明确规定：“本路军以消耗战之目的，采断绝赤区脉络、限制匪之流窜、打破其游击战术、封锁围进之策略……步步为营，处处筑碉，匪来我守，匪去我进。”蒋介石对筑堡非常重视，再三强调“清剿各部到处以修碉筑堡为惟一要务”。他硬性规定“每星期一连必须添筑一个以上之碉堡”，“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过二里以上”。任何因循玩忽，“查出定以军法从事，决不姑宽”。且在战略必争之地，还要建立碉堡群，即要构筑主要碉堡，在主要碉堡之间及其前后，还要构筑众多小堡，形成梅花式的相互支持的碉堡群。为了切实筑好碉堡，南昌行营还特地印刷出版了《碉塞图说》，要求前线各地各部队按图建堡。据统计，整个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国民党军建筑各种碉堡达14294座。利用这些碉堡，实施严密封锁、步步为营的战术，在这场战争中产生了相当的作用。有稳扎稳打的战术指导，再加上精良的装备和强大的火力，这些都使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关于装备和火力的优势，可以从当年红军的指挥员的说法中一窥究竟。据粟裕回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部队头一次遭遇到国民党军队装备的装甲车时的情景，就很说明问题。他说：“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的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也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比较而言，红军的装备就差得多了。以往红军主要是靠夺取国民党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自己。第五次反“围剿”中夺取国民党军武器弹药十分不易，结果只好靠自己的兵工厂生产弹药。而因为红军的兵工厂技术较差，生产出来的子弹多数不能用。即使是能用的子弹，因为“装的是土造的硝盐，是从厕所墙壁上刮下来的尿碱熬成的，燃烧速度慢，动力不足。弹丸是用电线拧成的一坨铁蛋蛋，不能啮合膛线，初速很低，所以打出去之后在空中折跟斗”。随着战争的持久进行，红军作战物资消耗严重，枪械、弹药供给越来越困难，以致国民党方面在1934年时发现，作为红军主力的“一师每连仅有士兵三四十名，子弹每枪约六七排，都是土造，连续射击不得超过五发，以上则炸裂”；福建方面一些地方红军更是枪弹缺乏，“多持标枪扁担”。
蒋介石为发动第五次“围剿”，先后调集了69个师9个旅，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55个师7个旅，远远超过前四次“围剿”的兵力投入。其部署分为北、西、南三路大军，以北路为主攻部队。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指挥33个师、3个旅，下辖第1、2、3路军及浙、闽、赣边区警备区。其第1路军总指挥由顾祝同兼，副总指挥刘兴，辖4个师、1个骑兵旅及1纵队，再加税警总团等；第2路军总指挥由蒋鼎文兼，副总指挥汤恩伯，辖2个纵队、1个预备队，共6个师及1个补充团；第3路军总指挥由陈诚兼，副总指挥薛岳，辖3个纵队及1个守备队，共18个师及1个补充旅。此为“围剿”军之主力。何键的西路军和陈济棠的南路军，则基本上取守势，担任防堵红军向西、向南突围的任务。
北路军的部署则以一部构筑金溪、崇仁、新淦、吉水、乐安、宜黄一带的碉堡线，防止红军北进，并相机向古龙冈方向推进，策应作战。主力集中于南城、南丰、黎川之间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逐步向广昌、宁都方向渐次推进。另以一部控制于赣江两岸之安福、吉安、万安、遂川一带，协同西路军“围剿”湘赣边的红军。
按照蒋介石的计划，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应于1933年10月中旬开始，故他明令各部队务必在10月中旬集中完毕。但实际上，还在9月25日，已经完成集结的第3路军陈诚所部已率先开始向苏区推进。28日，国民党“围剿”军3个师从南城、硝石向仅有少量红军兵力驻守的黎川发动进攻，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率教导队迅速撤出黎川，退至60里外的溪口。中共中革军委为收复黎川，下令彭德怀率领的东方军进攻硝石、资溪桥和黎川之敌，命令中央军主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并牵制南城、南丰之敌。10月7日，东方军在向硝石推进的途中，与国民党“围剿”军在洵口激战，至10日战斗结束，取得了胜利。随即红军第3、5、7军团受命进攻硝石，试图切断黎川与南城方向国民党军队之间的联系。但连战数日，未能寸进。红军也没有能够阻止住南城方向国民党军队向东推进。彭德怀因此不得不率部很快停止了对硝石的进攻，回到了洵口、莲塘一线。随后，中共中革军委又下令红军主力进到抚河以东，想要在资溪桥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决战。结果是连攻数日，不仅没有占领资溪桥，红军相反遭到国民党军堡垒火力和空中轰炸的沉重打击，损失巨大。至10月26日，部队不得不撤离战场。
红军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之初即在军事上陷于被动，关于这一点，红军前线指挥员已经有所认识。硝石作战失利后，彭德怀就注意到国民党军堡垒战术的厉害。他说：“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然而，中革军委对此似乎并没有十分在意，它甚至并没有认识到中央苏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改变军事部署，将北路军1/3的主力调离江西前线，进入福建进攻第1路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尚未正式展开便告停顿，这可以说是红军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几乎惟一的重要机遇了。但中革军委却对此无动于衷，丝毫没有采取援助第19路军的任何想法，反而把红军主力调去西线扩大苏区，听任第19路军在中央军的围攻下逐渐归于失败。结果，1934年1月第19路军在军事上失败后，蒋介石迅速在福建成立了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不仅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而且更加逼近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
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对军事形势依旧缺乏足够的估计。1934年1月15日，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照旧坚持其“进攻路线”和“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口号。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增补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却按照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的意见，在随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将毛泽东从人民委员会主席（即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上拉了下来，只保留了没有实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给了从莫斯科回来的留苏学生张闻天。中革军委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不过，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还是控制在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的手中，实际上也就是控制在博古的手中。由于博古从苏联留学回国不久，又刚刚进入中央苏区，对军事一窍不通，因此1933年10月由共产国际选派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李德，便成了博古在军事上的指导者。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就是在这位德国人的指挥之下展开的。然而，这个只参加过几个月德国城市巷战，在苏联普通军校学习过的德国人对中国战争和中国军队的特点、对长期利用地形地貌和群众支持，凭借着游击战术取胜的苏区红军作战的特点，同样也是一窍不通。按照从军校学到的军事条例指挥只擅长游击战或游击运动战的红军，与同样有着德国顾问战术指导的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即使不考虑装备、训练和兵力上的种种差距，这场仗也注定了难有胜算。
1934年2月以后，蒋介石重新开始组织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战争。随着国民党军步步推进，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红军主力很快便被压缩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不得不与国民党军拼消耗了。与国民党军拼消耗的结果，首先在人力资源上就使自己陷入了一条死胡同。作为全国广大区域的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战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区，总人口最多时也不足300万人。经过多年向红军输送兵员后，1933年初最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上大部分已被征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对长冈乡、才溪乡的调查，可知苏区农村中男劳力（16-45岁）占人口比例为25%左右，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已占到70%-88%了。
战争打到这种程度，已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主力第1、3、5军团4万余人，一战就损失了5000人。8月高虎垴、高兴圩战斗，第1、3军团又损失了约2000人。战争越打越残酷，规模越来越大，自然就越需要“扩红”；而“扩红”越多，苏区内部的矛盾和危机也就变得越发严重。这是因为无限制的“扩红”必然造成后方劳力匮乏，本来应当优待的红军家属日渐窘困，土地弃耕带来的缺粮者比比皆是，反过来又严重影响到前方将士的士气，使本来就十分困难的“扩红”工作更加困难。
除兵员问题以外，在战争和被封锁的情况下，中央苏区的物质资源更加困难。第五次“围剿”开始后，苏区区域日渐压缩，兵员却仍在不断增加，到1933年底，红军及政府机关粮食不够供给的问题就已成为严重问题。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于是，强行摊派甚至逼粮的情况屡有发生。
但是，更为严重的还在于从上海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人这时在中央苏区逐渐掌握了控制权，推行了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这里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查田运动。查田运动开始前，中央苏区清查出的地主、富农人口数已占到总人口的7%左右。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到来后，认定中央苏区原来开展的土地革命犯有富农路线错误，相信中央苏区还存在大量隐藏的地主、富农分子，要求广泛开展查田运动，严厉清查“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由于苏区的土地关系并非如临时中央设想的那样复杂，查田运动一展开，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侵害中农乃至贫农利益、扩大打击面的偏向。“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建宁的城市、里心、安仁等区，共计中农、贫农被误打成土豪的有五十余家”。1933年底，鉴于运动出现的严重偏差，毛泽东曾主持过纠偏工作。但这一纠偏工作很快被作为右倾受到批判，在“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的判断下，侵害中农和乱划成分现象继续发展。大批中农不可避免地被划为富农或小地主，造成人人自危，因此“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甚至连田也宁肯荒掉。
在这种情况下，民心的向背出现了转变。过去，苏区的土地政策等吸引着大量苏区以外的贫苦农民跑到苏区来谋生，如今却开始出现苏区群众大批出走的现象。早在查田运动大规模展开的开始阶段，一些地区就出现了逃跑问题，如江西胜利县马安石、仙霞观、河田、曲洋区“一部分劳苦群众逃往赣州”。赣县长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区“少数群众逃到白区”。随着运动进一步展开，触犯中农、贫农的运动扩大化现象加剧，逃跑面迅速扩大。雩都（今于都）“在查田运动中发生很多侵犯中农……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用来煽惑群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万泰县窑下区郭埠乡不顾贫农团会议许多人反对，强行将一人划为富农，结果两三天内群众“就走了一大批”。由于该县普遍存在“工作人员乱打土豪，把贫农中农当做地主富农”的问题，群众逃跑现象十分严重，“塘上区有群众约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西江县“赤鹅、洛口、庄埠等地都发生了反水的事件”。一时间，苏区不少地区都出现“成群结队整村整乡”逃跑的情况。到1934年5、6月份，这种现象才有所缓和。
除了查田运动造成农村的普遍紧张外，肃反工作更是极大地影响到苏区的各个阶层。经过查田运动，地主、富农人口在中央苏区已经普遍上升到总人口的10%以上，加上被作为打击对象的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宗教人士、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刀团匪，所谓敌对力量的人员空前庞大。在战争形势下，临时中央更加担心堡垒从内部被攻破，因此对查找内部敌人更为热心，认定：“在我们党与苏维埃机关内埋伏着的‘坏蛋’不在少数。”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34年5月，西江县在“下半月短短的半个月中，即捕获了几百名反革命分子，只判处死刑的即有二三百名（城市区在红五月中共杀了三十二名反革命，破获了AB团、暗杀团、铲共团、社民党、保安会的组织，共捉了四个暗杀团长、两个AB团长、数十名连长、排长、宣传队长等）”。西江是人口仅数万人的小县，半月内即出现如此之多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和反革命组织，这本身已极不正常，而这种做法还作为正面典型受到鼓励。闽赣省裁判部的钟光来甚至“把裁判部犯人大批的不分轻重的乱杀一顿”；在由樟村退往石城途中，更是“沿途格杀群众”。关于这种情况，就连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不能不承认：“一些地方，赤色恐怖变成了乱捉乱杀……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这样一种查田运动及肃反斗争，不能不影响到中共与群众间原有的良好关系。一些过去积极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农民，开始对国民党组织的民团武装的侵入无动于衷了，致使这些民团组织“敢**的到四边围绕有赤区的区政府捉人、缴枪”。
中央苏区的这种情况，固然有临时中央政策上的种种原因，但客观上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战争环境的持续恶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正如当年有报纸所评论的：“共党占地，首重分粮分田，故贫民趋之，然战斗无已，生产不兴，粮尽后则如何？此事实问题也。是以共党之飘忽不定，不久守城邑者，非特军事上之避冲，实因根本不可久守。故中国现在之经济环境下，共党苟非久占一富源雄厚区域，外无战事，内有建设，则其势力不足久支，久则穷矣。”这种看法虽嫌过于简单武断，但其说确实抓住了红军及苏区生存的两大要件，即土地政策和游击战争。前者使红军在贫苦农民中得以立稳脚跟，获得兵员及政治上、物力上的种种支持；后者则可借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免强敌所击，同时通过打土豪及四处筹款的办法来维持战争所需，不致过分挤压苏区的农民。固守一地，不论所在富庶与否，在敌我各方面实力相距甚远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临时中央的极左政策，也难免造成竭泽而渔、殊求无已、生产不兴，最后走向人心恐慌的局面。
不仅如此，苏区和红军的存在，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还必须利用毛泽东所强调的地理上远离中心城市的这一特点，并借助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长期割据一方的特殊国情。然而，临时中央对此全无清醒的认识。它不了解，闽、赣、湘、鄂几省交界地区的苏区虽位于几省偏远地带，但仍属于中国心脏地区，其稍一发展扩大，便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主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从而引发国民党军的持续“围剿”。由于国民党方面志在必得，战争自然越打越大，结果是红军势必要不断扩充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苏区自然也要不断扩大才能满足红军在人力和物资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而苏区越扩大，必然就越接近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从而越发加剧国民党的恐惧，使战争进一步扩大和残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促成双方总决战局面的到来。既无足够物质准备又没有足够回旋余地的红军，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保存红军的基本办法，只能像毛泽东所建议的那样，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大胆地由内线跳到外线去，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和国民党军进行周旋。但是，临时中央却不可能这样考虑问题，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使单纯的军事问题变成复杂的政治问题了，红军的进退胜负，已经成为关系到整个国家领土和命运的大问题。在临时中央领导人的眼睛里，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地理的和政治的符号，丝毫没有流动的可能。再加上其政治上生怕越雷池半步，绝不敢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外拒友邻，为丛驱雀，最后走到捉襟见肘、内囊掏尽、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减、红色政权无法立足的境地。
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已经被国民党军压缩到只有不足7个县的范围了。红军更是“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花子一样”。共产国际驻上海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不得不向莫斯科请示，要求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在得到莫斯科的首肯之后，红7军团首先受命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向东经福州北上赣东北，会合红10军，组成10军团，挺进浙皖赣边，开辟新苏区，试图以此来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主力回援，以减轻其对苏区核心区域的挤压。随后，为开辟西进通道，湘赣边的红6军团亦受命向西突围，在湘西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以便为中央红军西去创造条件。在秘密完成了一系列准备之后，10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红军主力及后方机关共8.6万人，从瑞金及其周边地区悄悄向西潜去。随着这些曾经掌握着数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和挑在担子上、驮在马背上的银行、医院、印刷厂等渐渐远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从地图上消失了，中央红军也由此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