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秦土协定”达成的当天，吴佩孚旧部白坚武等即在土肥原的策动下，乘着何应钦远避南京，第32军军长商震刚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一职、部队换防尚未完成之际，纠集地方流氓和日本浪人数百名，夜袭丰台车站，夺取了铁甲车，然后开向北平，企图一轰而攻占北平，组织自治政府。此一事件很快即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及其驻在北平附近的第53军万福麟部所平息。但丰台事件本来就是土肥原用来警告华北当政者的，日方的目的是要想方设法促使华北当政者充当其拟议中的华北自治政权的领导人。以商震的名望，他显然还并不是日方最中意的人选。8月，国民政府将东北军系的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调任军事院副院长，遗缺以宋哲元继任。因宋在北方很有名望，手下颇多名将，且有过反蒋经历，早在日方着意策动的名单之中，故日方对宋哲元复出相当看好。
9月21日，宋哲元正式就任平津卫戍司令。此前一天，刚刚接替梅津美治郎就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公开向记者散发了他的题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明确鼓吹华北五省应当在日本指导下实行自治。24日，多田骏正式声明，要通过驱逐反满抗日分子、经济独立和实现华北五省军事合作来防止赤化，实现把华北建设成“日华共存共荣之乐土”的目标。4天之后，日本陆相川岛义之更向内阁会议提出《鼓励华北自主案》。10月4日，陆相川岛的提案和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均得到内阁会议的正式认可。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还在会议上达成谅解，共同制定了《对华政策方案》，准备要求中国政府：（1）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摆脱依靠欧美的政策，采用对日亲善政策；（2）正式承认“满洲国”；（3）共同防共。此即所谓“广田三原则”。
1935年10月初，蒋介石就已经得到报告，知道土肥原、高桥等曾到张家口会晤过秦德纯、萧振瀛等将领，透露日本分离华北的计划是：先倡联省自治，使华北事实上脱离中央，然后即逐渐实现华北独立组织，争取在11月以前先由日方组织起一个自治政权，以为号召。同时日方还准备在财政上每年截留约4000万元的关税和盐税等，一方面打击南京中央政府，一方面将截留的税款用作未来新政权发行华北建设公债的基金。这些消息给蒋介石以相当大的震动。他深信，只要华北的经济财政与中央断绝，就足以置南京中央政府于死命了。因此，蒋一得到消息，就马上中断了在成都督师“剿共”的工作，迅速北上，去做阎锡山等人的工作，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南京，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向苏联提议两国实行军事结盟。
蒋介石于10月13日抵达太原，与阎锡山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认定“晋绥绝不为日方威逼利诱所能屈”。同时他指派的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熊斌，也分别拜访平津及山东各省军政首脑，一面传达对日“除非万不得已，应仍以睦邻为重”的方针，一面则带去华北地区国防大纲，向各省军政首脑说明：一旦开战，华北将分为冀察区、晋绥区、山东区和以陇海线为最后抵抗线；开战初期，准备以宋哲元、商震守平津，晋绥军分守雁门关及娘子关；如果平津失守，宋、商退守保定、沧州之线，中央军进至漳河之线收容之，同时晋军应据太行以侧击敌人，以形成西依太行、东沿黄河之阵线。最东之线应以徐州为倚轴，而连于海。
蒋介石离开太原后即赶往南京，于18日夜在孔祥熙宅邸秘密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亲自出马约见苏联大使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要和苏联缔结军事互助条约。3个月前，即在日本逼迫中国接连签订“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之际的7月3日，孔祥熙就曾经受命秘密会见过苏联大使，提出过这一建议。只不过在上次的谈话中，孔祥熙很巧妙地把它解释成是苏联的需要。他指出日本军队已经在察哈尔安营扎寨，准备迅速渗透绥远，其目标是想要发动对外蒙古的进攻。因此，日军的行动不仅是对中国的侵略，而且也是明目张胆地威胁苏联的安全。他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只有中苏两国共同合作，才有可能制止日本的进一步扩张。问题是，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对此，苏联大使毫无思想准备。鲍格莫洛夫当场表示：这一提议使他感到惊异。“中国政府慑于日本压力而拒绝互不侵犯条约，担心有人评说而拖延贸易条约的回答，可是忽然间谈起互助条约来了”。要知道，“互助条约的签订应以良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即在贸易条约、互不侵犯条约都早已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才能谈及”。事隔3个月，在与蒋介石的会晤中，鲍格莫洛夫的态度依旧，他首先表示苏联愿意改善两国关系，但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则表示，他毫无疑问赞成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然而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他在进一步答复鲍格莫洛夫关于何为“非表面性”协定的问题时强调指出，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来谈论这一协定，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他告诉鲍格莫洛夫，日本政府确实向中国要求缔结关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同盟，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包括反对苏联的目的在内的。他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蒋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来提出这样的要求，清楚地显示出南京政府这时面对日本分离华北的计划已经沉不住气了，为此不惜改变前此的对苏政策，想要得到苏联的援助，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严重事变。
10月18日，也就是蒋介石秘密约见苏联大使的当天，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策动了所谓“香河事件”。当天，香河县部分人借口反对田亩赋税，召开所谓“国民自救会”。随后聚众向香河县长请愿交涉，逼迫县长让出县府，由民众自动组织接管，实行自治。这些人并且公开发表所谓自治宣言，与县府公开对峙。香河事件虽在商震与多田骏的反复协商下，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但日本方面随即开始提出一系列要求，目的仍在逼迫平津和冀察地方当局接受其自治的主张。
10月29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致函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河北省主席商震、北平市长袁良和天津市长程克，要求“迅速彻底取缔妨碍贵我两国邦交之团体”。同日，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参谋中井增太郎代表参谋长酒井隆，偕同高桥前往会晤商震，提出“关于华北协定实施事项之通牒”，除重复川越函中所提要求外，还进一步要求罢免北平市长、撤废军分会及其附属机关，彻底实行停战协定及华北协定等。
眼见日本方面紧锣密鼓、步步紧逼，非要造成华北五省自治不可，蒋介石不得不急忙改变过去将事件局部化的做法，以免被日方在地方交涉中各个击破。他在给宋哲元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此次华北策动，固非枝节应付所能解决，尤非局部敷衍所能了事，故中央根据整个对策，多方与之周旋，现正着进行中，已日有转机，但期华北坚持不自生异动，则彼方步调自可一致而就范……此时兄处境只听命中央，诿责中央为惟一之法，否则所谓其他办法，皆自陷绝境，则将来之悲惨烦闷必更有不堪设想者，现在此间已拟定有效办法，即派大员携来与兄详洽。”
蒋介石所说的“有效办法”就是：（1）从前华北事件皆武人口头交涉，此次并有外交人员，且有公文，稍一不慎便成定案。（2）六月间我方让步已至极点，今若再让步则无可立国。（3）请用公函答复川越茂总领事，以平津地方并无反日机关存在，自当随时严密注意，不使发生。公函中不可有“国民党部”字样，自失立场，尤不可有反“满”字样，致涉承认之嫌。（4）酒井通牒并非正式，不必以文字复之，口头已足。大意与复川越同，惟须注意否认“何梅协定”，因当时并无“协定”字样。
然而，在日方的压力之下，袁良还是被迫提出了辞呈，且很快得到行政院的批准。1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秦德纯为北平市长，萧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鉴于宋哲元所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平津、河北和察哈尔的控制权，日方开始向宋哲元施加更大的压力。在11月9日天津驻屯军因反对中国实施法币改革，迫使宋哲元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之后，土肥原奉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之命，又向宋哲元提出了一份《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令宋于11月20日之前宣布自治。方案对自治机构的名称、地域、首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方案计划成立一个名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政权机关，统辖华北五省二市，以宋哲元为首，并由土肥原担任总顾问；截用中央在各省、市的关税、盐税和统税，经济上靠开发华北矿业和棉业，使与日本和伪满洲国结为一体；金融上脱离法币制度，发行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同时，提出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行东洋主义的主张。
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及十余名日军将领这时则专程去济南先后会晤韩复榘，向韩施加压力，力图推动韩复榘首先宣布自治。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则受命出动一部前往山海关附近集中，日本巡洋舰和驱逐舰则驶往天津大沽口，日本飞机也频频侵入北平上空。所有这些都对宋哲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还在11月8日，宋哲元就明确向南京中央要求早定对日方针，表示“哲元能维持暂时，不能永久”。3天后，他更不得不向次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发出通电，要求大会毅然宣布结束训政，开放政权，以缓和日方的压迫。韩复榘亦于13日通电响应。然而，15日，有消息称日本关东军4个师团的部队自锦州开往山海关，天津驻屯军司令部亦于当晚向天津市政府要求供给容纳15000名士兵的营房设施。宋哲元急电蒋介石，要求中央派吴忠信来津，以救华北危局。但蒋判断日方仍属威胁，未必真有作战决心，故只是复宋称：“彼以军队实行威胁，则兄更应坚忍镇定，以伸正气……望兄坚忍到底不为威屈，万一决裂，照中所定处置，不仅为国家争光，而我四万万同胞亦必为兄后盾，亦不辜负我忠勇之将士也。”宋哲元见此颇为不满，电蒋称：“哲元报国有心，救亡无计，只有竭全力，撑一天算一天而已。”
19日，在土肥原的策动下，所谓河北民众代表联席会议、中华民主同盟会、国民自救会、山东人民自治协会、绥远军政自治协会、河南全省人民自救会、察绥商民联合会、天津工商联合会等团体，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保定商震、山东韩复榘、太原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北平秦德纯、天津程克、青岛沈鸿烈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宋哲元眼见20日期限已至，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除空言鼓励外却毫无对策，不得不于当天致电何应钦，明确提出：“刻下环境至为明显，似非少数军人自由之行动，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不得已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与之研商，以（一）不干涉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为限度作进一步亲善表示。”
19日晚，蒋介石得到情报称，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准行使武力。这一消息证实了蒋的猜测。他当即电示宋哲元，说明土肥原并无代表日本政府之资格，应立即停止与土肥原之间的谈判。次日，蒋去电批评宋哲元19日电，称：“来电所称，拟在中央系统之下，以不干涉内政、侵犯领土主权及平等互惠为限度……已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既有中央之明令，宋哲元当天即让萧振瀛向北平报界宣布“华北事件停止谈判”，并通知了土肥原。蒋介石当天也专门接见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称：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为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此事。“对于华北类似独立之自治运动，乃妨碍中国行政之完整，在国家立场上，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南京政府拟对华北问题采取新的措施，即取消北平军分会，改派中央大员坐镇办理一切，今后华北问题“必须中央派大员赴华北主持军民两政，方能与日方负责人进行商谈”。
虽然日本内阁确定了不以武力分离华北的方针，但土肥原等对宋哲元听从南京调度，拒不宣布自治，不免心有不甘。11月24日，土肥原使出杀手锏，策动冀东非武装区，即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殷汝耕宣布“自治”，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会设于通州，下辖冀东22个县，并宣告脱离中央政府。殷汝耕并且发出通电，要求宋哲元等“当此危急存亡之状，宜定大计，借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磐石之重任”。土肥原即据此来要挟宋哲元，再度要求宋必须于11月30日以前宣布自治。
殷汝耕此举当即遭到中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和指责，英、美两国亦表示严重关切。国民政府行政院于2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撤销滦渝、蓟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殷汝耕免职拿办。同时，撤销北平军分会，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然而宋哲元确信日本人不肯罢休，坚持不就绥靖主任职，并于29日再电蒋介石，说明日方限其2天之内宣布自治，否则将要施以武力。宋已被迫密调4个团兵力入平，用以应付万一。蒋介石于30日中午再开紧急会议，并力劝何应钦北上赴任，何应钦因有“何梅协定”的教训，再三推托。再加上日本方面得知此一情况，也公开声言反对，何更是以此为由不去北平。为了劝说何应钦前往，蒋介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并许以四项原则，才算把何应钦劝上了北上的列车。此四项原则是：（1）如许可，即就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职。否则参酌西南政务委员会现状，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2）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以适合北方特殊情况为标准，其委员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为委员长。（3）冀察一切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必须保持正常状态，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围以外。（4）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状态。如日人压迫，中央与地方一致行动。而何这边刚一动身，蒋介石那边就通知宋哲元，说明已同意何应钦不就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一职，此行纯为解决目前困难，协助宋应付危局。
何应钦于12月3日到达北平，次日即与宋哲元等正式商谈解决华北危机的问题。而当天中午，日方即告诉北平军分会人员：如果何应钦继续留在北平，双方难免发生冲突，进而造成地方混乱状态。且华北地方自治当以华北人自任为宜，中央方面不应有所妨碍。对于这种情况，何应钦早有准备，故他当天即电告蒋介石，强调冀察之事仍宜由宋哲元负责处理。5日，在得到蒋批准后，何应钦正式通知拟由宋哲元领衔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显然认为这是唯一能够取得日方谅解的一种状似分离的政权组织，故表示同意。6日，萧振瀛将草拟的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送交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进行交涉，得到日方同意。
12月8日，宋哲元向何应钦提交了委员会成员名单，经协商增减后，国民政府于12月11日明令公布。计其委员有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李廷玉、胡毓坤、王克敏、刘哲、高凌霨、萧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周作民、门致中、贾德耀、冷家骥、石敬亭等。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将商震调任河南省主席，由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并调萧振瀛任天津市长。据此，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综理冀察平津两省两市一切事务。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秦德纯、刘哲、王揖唐为常务委员。宋哲元公开发表书面谈话表示：今后当力谋中日友善与东亚和平，与日本互维互助。此举显然部分地满足了日本人的愿望，但远没有达成日本方面策动“华北自治运动”之初所设定的那个分离华北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南京政府也勉强算是达到了保住平津及河北的目的。因此，日本驻南京武官矶谷廉介曾明确表示：“我们所希望的是排除国民党统治华北，并不是排除华北的国民党员，恐怕今后华北还需要有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自治运动。”
相对于主要由日本天津驻屯军来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本关东军策动的内蒙自治运动显然要更成功一些。这时，内蒙古共有6个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2个特别部（呼伦贝尔部和察哈尔部），4个特别旗（土默特旗、阿拉善霍硕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依克明旗），1个牧场（达里冈崖牧场）。它们分属于热河、察哈尔、绥远、黑龙江、吉林、辽宁、宁夏7个省。日本早有征服满蒙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先后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随后又在1933年占领热河全境时占领了昭乌达盟，从而完成了对内蒙古东部的征服。自此之后，日本关东军便将征服内蒙古西部作为工作的重点。其第一步就在察东和锡林郭勒盟找到了自己的代理人，即察东的李守信和锡盟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在扶植李守信的伪军占领察东重镇多伦后，日本陆军参谋部就确定了以察东和锡林郭勒盟为向内蒙古西部扩张的跳板。1933年9月，德王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策动下，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内蒙古自治会议，向南京政府提出实行高度自治的要求。南京政府为避免刺激德王等人，满足了其自治的要求。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选云栋旺楚克（即云王）为委员长，索诺木拉布坦（即索王）和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为副委员长，但实权却在秘书长德王手里。
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派参谋田中隆吉和蒙事处第二课长石本寅三去见德王，明确提出愿意帮助蒙古人建立“蒙古国”。德王因此与日本关东军密切勾结，密谋先组建独立政府和军队。9月间，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一行人再度与德王会谈，双方围绕着“蒙古国”的范围是否包括在“满洲国”范围内的几个旗的问题发生争论，未能达成一致。但双方就日本关东军协助德王建立政权和军队一事取得了协议。
12月，德王前往长春，拜见了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寿造。紧接着，德王就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迅速以蒙政会的名义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李守信部也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夺占了察东张北、沽源、宝昌、康保、商都、多伦6个县。有鉴于此，南京政府于1936年1月25日下令将蒙政会一分为二，另行组织“绥境蒙政会”，将德王所辖的一部分改称“察境蒙政会”。前者管辖乌、伊两盟和土默特，后者管辖锡、察两盟。绥东四旗归绥境蒙政会管辖。
但是，这个时候的德王已不受南京政府的约束了。他已经下决心要改元易帜，即要改民国纪年为成吉思汗纪年；取消青天白日旗，制定蓝地右上角红、黄、白三条为标记的蒙古旗，彻底宣告脱离中国。2月12日，即1936年旧历正月十八日，德王于苏尼特右旗德王府大蒙古包内，仿效成吉思汗大祭仪式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并以成吉思汗30世子孙名义宣读誓词，扬言要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德王被推举为总司令，李守信为副司令，下设军务、政务两部和一个秘书处，另外还由日本人组成了顾问部，主任顾问为村谷彦治郎，负指导军事、政治、财政、文教之责。德王兼任政务部长，李守信兼军务部长。
几个月之后，为了使自己的独立更加名正言顺，德王进一步筹备成立“蒙古军政府”，并于5月12日在化德县嘉卜寺正式宣告成立。云王为伪蒙古军政府主席，索王和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为总裁。8月，在关东军的帮助下，军政府大致编成了2个军共9个师的伪蒙军，并很快开始骚扰绥远东部地区。由此，日本关东军所策动的内蒙古分离运动，或曰自治运动，已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