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殖民主义东来
早在13世纪末，整个世界仍沉睡在封建主义时代，一个威尼斯商人的儿子——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和叔父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安南（今越南）、缅甸等地侨居和做官。回国后，由其口述而传抄存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炫耀他在东方的游历见闻，以夸张的手法告诉人们，东方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世界，宝石和珍珠难以计数。15-16世纪，随着当时世界上第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在欧洲出现，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初生的资本主义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物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为了快速地完成原始积累，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伊始，便开始对内残酷剥夺农民土地，变农民为无产者，对外进行野蛮的殖民扩张，掠夺财富，开拓市场。因此，马克思认为，殖民掠夺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马可·波罗夸张的描述，此时把新兴的殖民主义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东方，使他们对那个遍地黄金的东方世界充满了无限贪婪的向往。
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殖民者的冒险远航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首先，托勒密的《地理学》被译成拉丁文，地圆学说引起人们重视，人们关于地域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殖民者开始相信，由欧洲直航向西，最终可以到达东方。或先向南航行，再折向东，同样也可以到达东方。其次，此时由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也已传入欧洲，为航海远行提供了方向指针。多桅轻便的快速帆船此时也在欧洲出现，使踏海远航成为可能。于是，欧洲殖民者开始了一系列的远航探险：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东部的巴哈马群岛；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到达印度半岛西南岸的卡利库特港；1519-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绕地球航行。航海探险家们的成功，使殖民主义者更加坚信，洪涛汪洋再也不能阻断他们海外寻求宝藏、掠夺财富的梦想之途。从此，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足迹踏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早开展海外殖民活动并展开过激烈竞争的国家。当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大肆进行殖民扩张之际，西班牙人也横越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开展了一系列的殖民活动。葡西两国分别在非洲、美洲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掠夺了大量财富。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贪欲益加膨胀。
然而，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黄金世界仍未被发现。于是，葡西两国殖民者从不同的航向展开了激烈的角逐。1502年，达·伽马率领由20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再次东航。至1511年，葡萄牙人不仅确立了对印度洋西南海岸的殖民统治，截断了阿拉伯人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商业联系，垄断了西方世界与东方的贸易，而且还征服了马来半岛西南的马六甲，控制了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咽喉，接近了中国的南大门。当时中国正处于明代中叶。明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封建国家，是当时东方世界的第一大国，文明久远，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国力与西方新兴的殖民主义国家相比，未遑多让。葡萄牙在探索通往东方的航程中，一直对中国怀着浓厚兴趣。早在1508年2月，葡王曼诺尔即明确指示其东航舰队司令德·塞凯拉探明中国的情况。1515年，葡萄牙新任东印度总督阿尔贝加里亚奉葡王之命，正式派遣舰队司令费尔南·安德拉德率领舰队驶向中国，同时派药剂师汤姆·皮雷斯带着礼品，充任使臣，同道前往。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8月15日，费尔南·安德拉德率领葡萄牙及马来商船共8艘抵达广东屯门，与两广总督陈金等人交涉，要求入京觐见中国皇帝。总督陈金破例将此事奏报朝廷。事隔很久，明正德皇帝批准了他们赴京的请求。
与此同时，广东当局命令葡萄牙人除留下皮雷斯及其随员学习礼仪、等候召见外，其余人等退到屯门。次年，费尔南·安德拉德返回马六甲，其弟西芒·安德拉德来华接替其职。西芒来华后，无视中国主权，在屯门“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引起明朝当局的惊惧；进京觐见的使臣皮雷斯等人也很不安分，引起群臣的广泛不满。1521年3月（正德十六年二月），明正德帝去世，嘉靖帝朱厚熜继位。群臣痛恨葡萄牙人的恶行，纷纷上奏主张对葡人采取强硬态度。嘉靖帝乃谕令广东当局禁绝对外贸易，驱逐外商出境，命葡人撤离屯门。同时明令将皮雷斯及其随员递解到广东，驱之出境。然葡人借口货品尚未售完，拒不遵命。广东当局乃派员对其武力驱逐。葡人负隅顽抗。至10月底，明军大败葡人，收回屯门。1522年7月，葡萄牙人再次组成殖民队伍进犯广东沿海，遭到中国军队狙击，双方在新会之西草湾激战，葡人战败，10月间退回马六甲。经此两次失败，葡萄牙人对华殖民活动有所收敛。其后他们利用明朝允许对东南亚各国复开贸易之机，混入位于澳门西南海中的浪白澳进行交易，并沿海北上向闽浙地区发展，与倭寇、海盗相勾结，进行非法贸易，扰害地方。为肃靖海防，1548年4月，明嘉靖帝令明军向盘踞在宁波口外双屿的葡萄牙殖民者发动进攻，“官兵奋勇夹攻，大胜之，俘斩溺死者数百人”。次年2月，明军复向退踞在月港、走马溪一带的葡萄牙殖民者追击，获全胜，“全闽海防，千里肃清”。
虽屡遭失败，侵略气焰有所收敛，但葡萄牙殖民者仍不甘心，他们依旧混在浪白澳从事贸易。1553年，他们用行贿手段买通海道副使汪柏，“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汪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允许其在澳门海滩搭棚晾晒。从此，葡萄牙人在澳门有了一个立足点。从1557年起，葡人又偷偷在这里筑屋建房，把晾晒地变成居留地，意图窃据澳门。他们还得寸进尺，不遵明朝规章和管理，不断向北延伸势力。为制止葡人扩张，明朝复于1574年在莲花茎设闸筑墙，闸门由明政府官吏负责启闭。此后，明、清两朝政府都以香山县县丞管理澳门，每年向葡萄牙人收取租金500两白银，保持对澳门的主权。但是，葡萄牙人也由此在澳门站稳了脚跟，并逐步摆脱了明、清政府的控制，自行建法庭，任长官，管理澳门事务，并“高建炮台，隐如敌国”。澳门实际上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第一个据点。
随后来到中国的是西班牙人。1519年，麦哲伦受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的派遣，率船5艘，向西越过大西洋，绕过美洲南端进入太平洋，并继续西航，于1521年3月17日到达今菲律宾群岛南部蒙洪岛，证实了地圆说。这不仅在人类认识宇宙、认识地球的科学史上具有伟大意义，也对日后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世界扩张活动的广泛展开打开了通途。
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到达菲律宾后，建据点，设总督，数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菲律宾的控制。然后，他们开始把殖民扩张矛头直指中国。1575年，菲律宾总督派两名教士为使臣，赴中国福建，冒用吕宋名义，谋求通商，并希望像葡萄牙人那样，能在中国沿海占一席地方以为立足点。但是明朝当局并未满足他们的要求。西班牙的使臣从中国搜集了一批方志书籍，回去之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风俗习惯进行了全面的介绍。1593年，西班牙人曾经出兵，企图占领台湾，但被飓风吹回了马尼拉。5年之后，菲律宾总督复派使者至广东，要求通商，但遭到拒绝。他们于11月间，在“虎跳门结屋，群居不去”，图效葡萄牙之例，以为久居之计。1599年10月，广东当局派兵将其驱逐出境，使他们在虎门建立据点的企图落空。
继葡、西之后来华的是荷兰人。1595年，荷兰武装商船队打破葡萄牙、西班牙的封锁，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接着又到达爪哇和摩鹿甲群岛。1601年，荷兰海军舰队司令韦·内克派格罗茨保根率领舰队到达澳门，请求明朝当局允许他们做生意。他们在广州停留了一个多月，然后离去。1604年，荷兰海军舰队司令韦麻郎率领8艘武装舰船，占领了中国的澎湖，后经明朝福建南路总兵施德政派员率兵前往开导，迫以兵威，断其接济，使其难于立足，而被迫退去。1619年，荷兰与英国组成联合舰队，集结16艘军舰，企图夺取澳门，遭到痛击，舰队司令雷约兹被击毙。在澳门被击败之后，荷兰殖民者随即东驶厦门，进攻六敖和鼓浪屿，复被中国守军击败，乃又向东袭扰，于1622年6月间再次攻占澎湖列岛。荷兰殖民者在岛上推行野蛮的殖民政策，大肆屠杀当地居民，修建堡垒，进行奴隶贸易，勾结海盗，骚扰中国沿海。
为了解除荷兰殖民者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1624年2月，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员率军渡海，向盘踞在澎湖列岛上的荷兰殖民者发起猛攻。是役，明军先后调兵万余人、战船200余艘，双方交战六七个月，最终将荷兰人逐出澎湖。但是，荷兰殖民者并不甘心于失败，通过欺诈手段，先在台南驻足，然后蚕食鲸吞，最后于1642年8月侵占了整个台湾岛，开始了对当地人民长达20年的殖民统治。1661年4月，郑成功以收复台湾，“复先人之故土”以为光复明室之根据地为志，亲率水陆兵丁2.5万人，分乘战船数百艘，向台湾进军。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下，郑成功对荷兰军队的水陆作战均取得胜利进展，荷军步步溃逃，最后全部龟缩进台湾城。郑成功见台湾城墙高壁厚，急攻不见其功，乃对其实施长期围困。经过8个多月的围困，台湾城内的荷军饿死、战死、病死者达1600多人，损失惨重，内外交困，士气大减。郑成功抓住战机发动总攻，终于迫使荷军宣布投降，交出城堡。1662年2月1日，荷兰驻台湾殖民长官在投降书上签字，残余的荷兰人在郑军监视下，乘船离开了被他们侵占长达38年之久的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的一次伟大胜利，为维护祖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台湾人民摆脱了殖民奴役，重新回到了祖国怀抱，中国东南海防由此得到稳定。荷兰殖民者经此惨败，失去了其向远东殖民侵略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站，其原本盛极一时的殖民势力亦由此时开始走向衰落。此后，英国逐渐取代了荷兰的地位。
当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渡海而来，袭扰中国东南沿海时，沙皇俄国则初建不久，大肆向外扩张，并经北陆路把它的殖民扩张势力向东延伸，逼近了中国。沙俄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直到1521年，俄罗斯国家才正式建立。1547年，伊凡四世在加冕典礼上采用古代罗马皇帝恺撒的称号，自称“沙皇”。此后，沙皇俄国不断向外扩张，1552年兼并喀山汗国，1556年吞并阿斯特拉罕国，越乌拉尔山，向东逐步征服西伯利亚，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帝国。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俄国的商品贸易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俄国人获悉中国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乃想寻求一条通往中国的商路，和中国进行交易。沙俄政府也渴望着把它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中国。1618年，托波尔斯克的长官库拉金派遣伊万·彼得林率领一个外交使团来到中国，并于次年9月间到达北京。明朝政府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同时允许俄国人前来贸易。10月11日，彼得林一行带着中国皇帝的国书离开北京，只是这封国书直到1675年才被译成俄文。这是中俄两国的首次直接接触，彼得林搜集了不少有关中国的情报，回国后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使俄国人首次直接得到关于中国的情报。
此后，沙俄又多次遣使来华。1654年，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派贵族费·依·巴依科夫出使中国，刺探情报。1656年3月，巴依科夫使团抵达北京。由于俄国人不愿意遵从中国礼制，未得清朝接见。1660年，沙皇再派贵族伊万·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勃林为专使来到北京，但当中国官员认为其国书“语多矜夸”，表文不合体制，亦未让他们觐见皇帝。1670年（康熙九年），尼布楚新任总管阿尔申斯基派米洛瓦诺夫率使团出使北京。他训令使臣要向中国皇帝说明：已有众多国君和国王率其臣民归服于俄罗斯沙皇陛下的最高统治之下，“博格德汗”（指清朝皇帝）亦应尽力求得沙皇陛下皇恩，归依臣服于沙皇陛下统治，永世不渝，并向沙皇进贡，允准两国属民在两国境内自由通商。这一训令反映了沙俄企图征服中国的野心。米洛瓦诺夫到中国后，受到清朝康熙皇帝的亲自接见，赠其礼物，并派专员护送回国，令其带回国书面交阿尔申斯基，申明和平解决边境问题的意愿，希望沙皇“勿启边衅”。
1675年（康熙十四年），沙俄再派尼果赖率团使华。当时正值清廷平息“三藩之乱”，尼果赖到达中国后，态度倨傲，双方因礼仪问题争执不休。1676年6月25日，康熙帝召见尼果赖，他勉强“朝着大殿行了三跪九叩礼”。8月23日，康熙帝回送俄皇及使臣礼品，双方又以礼仪再起争执，尼果赖表示：中国皇帝送给他本人的物品，他可以跪接；但是送给俄皇的礼品，必须立受，双方为此僵持竟日。尼果赖在华期间，曾据沙皇训令向清廷递交了一份照会，提出12条要求，要求中方答复。清政府则郑重声明三项条件：（1）由俄方派使者把逃人根成木尔送至北京；（2）来华使臣应是一位通情达理之人，遵守中国礼节，不得违抗；（3）沿边各地俄人不得再有侵扰，保持边境安宁。因为清政府曾给俄皇去信，未得答复，因此决定此次亦不再函复沙皇。尼果赖希望就12条要求作出答复，清廷表示：如果俄国不停止对华侵略，中国一条也不能接受；如果俄国履行了上述3项条件，即便是120项条款，也将作出答复。尼果赖眼见自己的使命将全部落空，无奈之下，乃一反常态，恳求清廷用拉丁文给他一封回书，并表示愿意按中国习惯跪接。最后，清廷答应给他回书。他又以行文款式再启争执，清廷以其反复无常，不可信赖，催他立即回国。1676年9月11日，尼果赖使团在北京呆了3个多月后，一无所获地离开了。回到莫斯科后，尼果赖即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并声称只要“一支不大的欧洲军队，就可以把他们制服”。
另一方面，沙俄早在1643年便派波雅科夫率领一支由132人组成的远征队，侵入中国黑龙江地区，杀人、放火、绑架、抢劫，无所不为，遭到中国东北地区人民的激烈反抗，最后狼狈退出黑龙江。1650年（顺治七年），哈巴罗夫带着188名亡命之徒和3门大炮窜入黑龙江上游，攻占了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村屯雅克萨，修筑堡垒，取名“阿尔巴津”，作为其侵略据点。1651年6月16日，他们又窜进桂古达尔城砦，杀人放火，残杀当地居民661人，掳走妇女243人、儿童118人，全砦仅有15人死里逃生。3年之间，哈巴罗夫在黑龙江地区烧杀抢掠。当地人民与清军对沙俄的入侵展开了英勇的反击。1652年4月，宁古塔章京海色率部突袭俄军驻地，当地各族人民纷纷前来助战，打死俄军10名，打伤76名，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658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瑚达率1400人、战船47艘在松花江和牡丹江汇流处围歼俄军，击毙沙俄匪军首脑斯捷潘诺夫，打死、俘虏270名匪军。次年，清军乘胜收复雅克萨。1660年，沙尔瑚达之子巴海追击残余俄军，于黑龙江下游大败沙俄军残部，“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全歼沙俄匪股，肃清黑龙江中下游地区。
但是，沙俄并不甘心失败。1665年，以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84名哥萨克匪徒再次窜入黑龙江，重新占领雅克萨。1672年，沙皇政府将他们收编为正规军，并任命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雅克萨长官。此后不久，沙俄侵略军不断向精奇里江推进，先后建立了结雅斯克、西林宾斯克、多伦斯克等据点。1683年，沙俄政府命令在托波尔斯克地区招募1000名哥萨克，组成军队，增援雅克萨；同时决定设立雅克萨统领区，企图正式吞并这片中国领土。清政府一直关注沙俄的侵略动向，一方面加强边防建设，另一方面屡次致函沙皇，劝令其退兵。但是沙俄当局视清廷的和平努力为软弱可欺，其侵略活动反而变本加厉，康熙皇帝乃决意以武力将沙俄侵略军驱逐出黑龙江地区。1685年2月，清政府派遣都统彭春率领水陆兵丁进攻雅克萨。6月23日，清军抵雅克萨城下，沙俄驻雅克萨首领托尔布津恃城相拒。25日，一股沙俄援军从上游赶到，未及登岸，即为清军全部歼灭。晚，清军发起强攻，摧毁俄军工事，俄军不敌，托尔布津到军前求降，发誓决不再来雅克萨。彭春允许托尔布津率领700多名俄人撤走，被俄匪掳掠的各族居民160多人皆获释放。
清军克复雅克萨，摧毁俄军各种工事后，回驻瑷珲（今作爱珲）。然托尔布津言而无信，待清军撤后，卷土重来，复占雅克萨。康熙帝遂命令驻瑷珲的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兵2000人再次征讨。1686年7月，清军抵达雅克萨。萨布素致信托尔布津，劝其率部主动撤退。但俄军对中方劝告置之不理。清军乃向雅克萨城猛烈进攻，击毙托尔布津等100余人。拜顿率俄军残部凭借工事，进行顽抗。萨布素乃改变战术，实行长期围困，伺机进攻。经过5个月的长期包围，雅克萨城内的800多名俄军或战死，或病死，或冻死，到第二年春天，仅剩66人。沙皇政府眼见雅克萨俄军即将全军覆没，无奈之下，只得接受清政府和平谈判的建议。1689年8月下旬，中俄在尼布楚正式举行谈判，双方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于9月7日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如下：
一、以格尔必齐河、外大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东段分界线，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的大小诸川尽属中国，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属于俄国。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待两国查明之后，再定分界。
二、俄人在亚（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基础上订立的第一个条约，它对阻止沙俄入侵、促进中俄关系正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贸易有了较大发展。1728年（雍正六年）6月25日，中俄双方代表在恰克图又正式签订了关于中俄政治、经济、宗教、边界诸方面的《恰克图条约》，对《尼布楚条约》的规定进行了重申与扩展。它的签订，使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中俄中段边界保持了相对的安宁和稳定，对改善中俄关系、促进中俄间的商贸往来起了积极作用。
此后，陆续东来并初步与中国接触的西方国家还有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奥地利、美国等国。当然，在来华的西方各国中，有些小国的目的只是要求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本身并不具备殖民扩张或侵略特征，也未表现出有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野心。但是，有的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东来，则具有明显的殖民野心与侵略特征。他们不但一再表白要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而且在中国或邻近国家建立殖民据点，作为实现征服中国的重要步骤。
当历史进入18世纪中叶，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迅猛发展并大肆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之际，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还一直笼罩在封建专制主义的迷雾之中。中国虽然于17世纪初，便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部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并未因为这种萌芽的出现而走上末路，作为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很快适应并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生产方式与文化观念，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帝国，并且始终以“老大帝国”的姿态，迎接着来自于海上或陆上的西方殖民者。从西方来华使者与清政府关于觐见礼仪的争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的尖锐冲突。
与中国相毗邻的亚洲国家，情况更加不容乐观。印度在16世纪中叶之前，由莫卧儿帝国统治，国家内部封建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外族入侵连绵不断。亦正是在这个时候，欧洲殖民主义势力乘机侵入。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把整个印度正式纳入了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它向东方扩张的大后方。在西方殖民主义到来之前，缅甸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王国。17世纪初期，葡、荷、英、法殖民势力相继侵入缅甸。英国在1824年以后屡次发动侵缅战争，图谋完全占领缅甸。尼泊尔、锡金、不丹北连中国西藏地区，南与英国殖民地印度接壤。尼泊尔是中印之间的主要商道，经济上长期与中国互相贸易，政治上与清政府联系密切。1814年，英国借口印、尼边界领土争执，对尼泊尔发动侵略战争。1816年，尼泊尔战败，与英国订立条约，被迫割让一部分领土，并规定英国派使常驻加德满都，尼泊尔与锡金发生纠纷时由英国仲裁等。从此，尼泊尔开始受到英国控制。锡金又名哲孟雄，居民有尼泊尔人、锡金族、菩提族和藏族人。17世纪初，西藏黄教兴盛，一部分红教喇嘛进入哲孟雄建立政权。它的首领对清政府自称哲孟雄部长，年节向驻藏大臣、达赖和班禅“禀呈方物”。1835年，英国在“租借”名义下占领锡金的大吉岭。16世纪，西藏喇嘛教中的白教首领进入不丹，自立为法王，与中国之间长期保持联系。1826年，英国占领阿萨姆土邦，分割不丹领土。这样，与中国南部接壤的缅甸、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相继遭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或被吞灭，或受控制，中国西南边境线以外，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虎视眈眈，蠢蠢欲动。
与中国南部接壤的越南，从16-18世纪，长期处于封建集团割据对峙的局面中，内战连年不息。1669年，法国兵船闯到北圻。1749年，法国派使臣到越交涉通商。1771-1802年，越南西山农民发动起义，推翻南、北方的封建割据政权，建立了以阮文岳为首的统一政权。残存于广南一带的越南阮映福集团，为了恢复自己的统治，投靠法国殖民者。1787年，法、阮双方订立凡尔赛条约，规定法国以武力协助阮氏复国，越南则将昆仑岛、土伦等地割给法国，作为报酬。1802年，西山农民起义失败，越南复归阮氏王朝统治，法国势力乘机深入。从此，越南成为法国向中国扩张的跳板。
与中国东北地区山水相接的朝鲜，在19世纪中叶以前，自然经济一直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国家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16世纪末，日本军阀丰臣秀吉曾两次发动大规模的侵朝战争，在朝中两国军队的联合抵抗下，日本侵略军被赶出朝鲜。1832年和1845年，英国军舰两次窥伺朝鲜沿海。1835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潜入京城。1846-1847年，法国军舰接踵而来。以后，俄国、美国军舰又分别闯进元山、大同江等处，进行威胁讹诈。至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侵入朝鲜。
从17世纪到19世纪前半叶，随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也迅猛发展，欧美强国为了扩大市场以倾销商品、争夺原料产地，大规模地进行殖民地扩张活动，这也正体现了资本主义不择手段、极端追求商业利益的本质特点。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的加剧，亚洲各国逐渐丧失其原有的独立性，沦为欧美强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势力正以迅猛之势，向尚处于封建王朝专制统治下的中国逼近。于是，当东方传统的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两种文明开始接触、互相碰撞时，也必然会激起尖锐的矛盾与冲突，其所裹胁而来的腥风血雨，也必将使封建专制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外来挑战。
二 可耻的鸦片贸易
在西方世界中，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比，英国与中国发生接触在时间上相对要晚一些。虽然早在1576年英国商人就组织了中国公司，并组成探险队，开拓通向东方与中国的商路，但数十年间，皆无功而返。它与中国只能通过成立于1600年的东印度公司进行间接的接触。到17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实力逐步加强，成为仅次于荷兰的海上强国，而此时老牌的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开始走下坡路了。1635年，葡印总督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缔结对华自由贸易协定，英属东印公司获得了在葡属殖民地贸易的权利。同年7月，英船“伦敦”号驶抵中国澳门，英国径自登岸搭棚经商，同时他们还希望中国官员能够允许他们第二年可以到广州附近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此后至17世纪末，都有英国商船或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开抵中国澳门、台湾、厦门等地，从事贸易活动。1715年，英国在广州建起了商馆。
在17世纪30-40年代，中英两国内部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1644年，清军乘明末农民起义之机进入关内，明王朝灭亡，清王朝建立；英国则从17世纪30年代中叶开始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逐步确立。18世纪，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织布机、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自动织布机、蒸汽机等各种机械纷纷出现和完成，机械化生产普及推广，更加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煤的产量，1700年为260万吨，1795年增加到1000万吨，1836年更增加到3000万吨。到1839年，英国的煤产量比法国、比利时、普鲁士的总和多三倍。生铁的产量也由1740年的仅1.7万多吨，增加到1800年的19.3万吨，1840年更增加到140万吨。机械纺纱业所用的棉花量，也由18世纪60年代的500万磅，增加到1841年的52800万磅。从1830年开始，英国大规模筑铁路，20年间，筑成铁路近1万公里。英国成为当时世界各国机器的供应者。
机器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商人对产品销售市场、原材料产地扩张的欲望。海外殖民侵略，正是英国资产阶级用来满足它这种欲望的不二选择。在对海外殖民扩张的过程中，英国与荷兰一样，采取的基本方式是组织商业垄断公司，以拓展海外市场，掠夺原材料。在英国对远东地区的殖民扩张中，英属东印度公司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英属东印度公司最早成立于1600年，当时称做“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公司”，英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特许状，允许它有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1708年，英国国会批准该公司与英国公司联合，改称“英商在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并最终确立了其对东方贸易的垄断地位。马克思在《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一文中曾经指出：像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垄断企业，并不是根据国王的特许令建立起来的，像伊丽莎白和查理一世时代那样，而是由议会核准，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被宣布为国家的企业”。这就明确地阐明了东印度公司代表英国国家意志对海外实施扩张的殖民机构性质。事实也正是如此，东印度公司自成立伊始，便担负起英国向东方进行殖民侵略的重要任务，它除了具有对东方世界的贸易垄断权之外，还有许多获得英王允准或国会批准的代表国家的权利，如宣战媾和权、建立海陆军权、管理殖民地权、设立法庭权等。为了争夺世界殖民霸权，英国与荷兰、法国展开了长期的竞争。经过1650-1674年间的三次大规模战争，英国战胜了荷兰。接着，英国与法国在北美、非洲和亚洲展开争夺。至18世纪，英法两国在印度展开了拉锯战，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这场争夺战的主力，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757年，英军在普拉西战役中打败孟加拉，占领了印度最富庶的地区；1756-1763年，英法两国展开“七年战争”，英国取得胜利，从此在印度压倒了其主要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也由一个英国政府特许的商人合股公司发展为拥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政权，奠定了英国在整个远东殖民统治的基础。1849年，英国吞并旁遮普。1858年，英国正式把全印度统一到自己的殖民政权之下，把它变成了向东方继续扩张的大后方。在整个19世纪，英国对中国以及对东非、波斯、阿富汗、缅甸、印尼所发动的各次侵略战争，皆以印度为根据地，而孟加拉生产的鸦片更是英国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特殊商品。因此，印度彻底沦为殖民地，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和对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在对中国的殖民扩张政策上，与在印度采取明火执仗的武力侵占有所不同。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东印度公司建议英国政府派遣使团访华，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以期解除英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任命卡茨卡特为大使组团访华，但是这位使臣在来华途中病死，使团和船队返航。1792年，英王再次任命马戛尔尼为特使，组成一支由60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使团队伍，带着国书和600箱礼品，以为祝寿辰之名访华。英国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导致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销售祖国及我们印度领地的产品，除有助于繁荣外，还能从售货中获取供应欧洲的回程投资的资源。”马戛尔尼使团财政资助主要由东印度公司提供，于1792年9月25日分乘“狮子”号炮舰、“印度斯坦”号货船和“豺狼”号运输舰，由英国南部朴次茅斯港出发，驶向中国。1793年6月20日，驶抵中国广东海面。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奉命向两广总督通报英国使团来华消息，并请求由天津海口登岸进京。见英国人从万里之遥前来为自己祝寿，乾隆帝十分高兴，便接受英人请求，并嘱沿海各地对“英吉利贡使”妥为照料。7月25日，英国使团驶抵大沽口附近。天津方面，长芦盐政徵瑞已事先奉旨负责接待。
在乾隆皇帝的心中，只有藩国贡使的观念，自是不会把马戛尔尼视为外交使臣。他就接待规格对直隶总督梁肯堂和徵瑞作出明确指示：“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应该说，乾隆皇帝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不能超越时代，以平等观念对待英国及其使臣外，其对接待、照料来使的关注与安排还是妥当的。8月9日，使团船队从大沽沿白河上驶，11日经过天津，16日到达通州。徵瑞等人遵乾隆帝谕旨，要求马戛尔尼等人遵奉中国礼节，演习跪叩之礼，遭到马氏拒绝。21日，使团由通州前往北京，下午到达圆明园的宏雅园。25日，徵瑞再次向马氏等提出觐见礼仪问题，要求演习一遍。次日，马氏一行移住北京城内。29日，马戛尔尼就礼仪问题提出要求：“今觐见礼节，敝使拟用觐见敝国皇帝之成礼。若贵国必欲改用中国礼节，亦未尝不可。但须请贵国派一大臣，职位与敝使相若者，至馆舍中吾英皇帝皇后两陛下肖像前行一觐见中国皇帝之礼，则敝使无不如命。”
觐见礼节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个关于外使谒见仪式的争执，其实质则反映了清封建王朝统治者根深蒂固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尊卑观念与来自西方世界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观念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王朝传统的“上国”观念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之间的冲突。乾隆皇帝对于英使的态度，深为光火。9月2日，马氏一行在徵瑞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承德，9月进入热河。徵瑞等人连日劝英使团人等遵从中国礼制，马氏则始终表示要按觐见英王礼节觐见乾隆帝，即“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亲之”。后几经协商，清廷同意由其屈一膝，但免去吻手之仪。双方最终确定，9月14日觐见并由马氏向乾隆帝亲呈国书。9月14日，英使团一行觐见乾隆帝，行礼如约，马氏向乾隆帝呈国书，互赠礼品。15、17、18日三日，英使又多次觐见乾隆帝。21日，英使团一行离开热河。26日，返至北京。英使离后，英国国书被译成中文，主要提出三点要求：（1）两国互通有无，增进贸易；（2）英国要求派遣使臣常驻中国；（3）要求中国当局保护英人。乾隆帝看了国书后，方明了英使来华真意在于扩大通商，为自己祝寿只是个幌子。为此，军机处当即于22日致信徵瑞，令他敦促英使团早日回国。同时，乾隆帝还谕示两广总督长麟：英使团来华别有他图，须预为防范。
马戛尔尼一行本意想在中国多作逗留，甚至要求自己作为英王代表久驻北京。但是清当局既已明了来使目的，与自己长期奉行的尽量避免扩大中外接触的政策相抵触，乃严促英使一行尽早离开中国。9月3日，清廷将乾隆帝复英王书交马戛尔尼，并回赠了相应的礼物。马氏意识到久留之计已然落空，乃拟一信，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要求：（1）允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贸易；（2）援俄国旧例，准许英人在北京设一货栈，以便买卖货物；（3）在舟山附近指一小岛供英人停泊商船和存放货物，并允英人居住；（4）允英人在广州附近有上述同样的权利等项；（5）英国货物从澳门运往广州，请予以或免税或减税的特别优待；（6）允许英商按中国税率纳税，不在税率之外另行征收；并请求赐税单一份，以便英商奉行。乾隆皇帝审读了马氏的这封信后，复作第二封致英王敕书，对马氏所提六项要求一一予以驳斥。同时乾隆帝通令沿海督抚，预为筹备，并促马氏一行即日启程返国。10月7日，马氏率使团离开北京至通州，10日沿运河南下，11月9日至杭州，复由长麟陪同溯钱塘江西行，经江西，于12月19日抵广州。1794年1月10日，马氏离广州去澳门，旋启航回国，同年9月5日回至伦敦。马氏此次中国一行，在使团预定的外交使命方面，即争取解除英商在中国贸易的限制，扩大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甚至派使长驻及商品入口免减税等，皆以其与清政府长期奉行的国策相矛盾而毫无建树。不过，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在中国前后逗留了5个多月，离京之后，沿运河，经钱塘，过江西，南北纵贯中国内地。使团成员每到一处，笔录图绘，对中国的山川地理、自然资源、民情风俗、政治经济、军事海防等实情，多所搜集，成为英国当局了解中国的重要情报。而且，他们通过与中国各级官员的亲身接触与亲眼所见，探悉到清王朝武备废弛、吏制腐化的真相，从而也为后来英国殖民者公然敢踏万里波浪而来，向东方世界第一大国挑起侵略战争预埋了伏笔。乾隆帝当初提出的避免“为远人所轻”的意图，反而落空了。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交涉失败后，英国当局转而企图用武力向中国扩张，曾于1802年（嘉庆七年）和1807年两次派兵侵入，意在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澳门，以为久踞之计，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1815年，英国再次选派阿美士德作为大使访华。1816年1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致函阿美士德，向其下达访华使命，要求他争取从清政府当局获得：公司的权利应有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保证不断地进行贸易，保护英商投资财产；中国官吏不得闯入公司商馆，准许雇用中国仆役；商馆人员与北京有关衙门直接通讯，取得以汉文书写全部书信与文件递交当地政府的权利。阿美士德一行于1816年2月8日自英国启行，7月28日至天津口外。中英双方复就觐见礼节问题再起争端。结果，阿美士德一行被嘉庆帝一怒之下逐离北京，其外交使命也成泡影。
英国当局三番两次地遣使出兵，目的是为了扩大同中国的商业贸易。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它的这个目的始终无法实现。进入19世纪后，清王朝虽然开始从巅峰下滑，日益走向衰败，但当时英国用以同中国进行贸易的产品，如机制棉布、毛织呢绒、羽纱及一些金属制品等，由于售价过高，始终无法在中国打开销路。同时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商品贸易的依赖性并不严重，也构成了对英国商品进入中国的巨大阻力。而中国的特产，如丝、茶、漆器、瓷器等，由于品质优良，反为西方所欢迎。在当时，英国的机器纺织技术非常先进，但其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反倒是中国生产的土布，成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大宗。1817-1833年间，中英两国棉纺织品的贸易情况略如下表：
英伦本土对华棉纺织品贸易趋势表（1817-1833年年平均数）
单位：银两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从1817-1831年间，英国棉纺织品对中国的出口远远不及其自中国进口的土布，中英双方在棉纺织品上的贸易，英国始终处于入超的地位。这种情形直到1831-1832年度才发生变化。
茶叶在中国对英贸易输出中，占着极大的比重。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茶叶日益成为英国人民所普遍欢迎的饮料。1760-1764年间，英国从中国输出的茶叶共值银806242两，占其从中国输出商品总值的91.9%。1825-1829年间，英国平均每年从中国输出茶叶值5940451两，占英国从中国输出商品总值的94.1%。中国的茶叶，不仅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也使英国从中获得了巨额税收，“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茶叶不仅成为英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同时也成了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国家的重要利源。但是，也由此造成了中英之间贸易的巨大逆差。英商在经销中国商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支付的平衡，必须运来大批的白银——主要是西班牙银元和墨西哥银元予以填补。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需要是尖锐对立的。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无法实现，东印度公司又无法从英国运来能够受到中国人欢迎的商品，而中国茶叶、土布等商品又成为英国国内的必需品和英国国家、东印度公司的重要利源之所在，英国急切地希望改变这种长期存在的对华贸易入超的情况。
于是，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商人开始暴露其殖民主义者的嘴脸，公然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对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贸易。
鸦片（opium），又译作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果实的汁液提炼制成的。罂粟约于唐代传入中国，因其有镇静安神、止泻止痛作用，一直被作为药材使用。18世纪前期，鸦片主要由葡萄牙商人从果阿和达曼等地运进澳门，然后向内地转卖，不过当时的输入量并不大，每年约在200箱左右。由于当时鸦片被当做药品进口，所以与其他货物一样缴纳关税，公开买卖。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由南洋传入中国，此法较传统的吞服或煎饮更易使人上瘾，对人体造成危害更大，且凡染上此毒瘾者，再难自制，往往不惜为此倾家**产，从而构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严重威胁。因此，自1729年（雍正七年）开始，清政府即明令禁止吸食鸦片。到1796年（嘉庆元年），清廷更下诏停止鸦片征税，严禁鸦片输入，鸦片贸易已成为非法。
英国殖民主义者从鸦片贸易中获得了极高的利润。以1805年为例，东印度公司以每箱160卢比的价格收购鸦片，运到加尔各答后，以每箱988卢比的价格拍卖转手，然后由英国私人商船走私运往广州售卖，每箱价格高达3500卢比，等于收购价格的22倍。鸦片贸易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很快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入超的地位，而且他们以对华鸦片非法贸易为中间环节，用贩卖鸦片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换取中国的茶叶、生丝输入英国本土，谋取另一份超额利润；同时，他们又利用印度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使英国工业品在印度市场上增加销路。这就形成了英（棉纺织品）——印（鸦片）——中（茶、丝）的三角贸易格局，而在这种三角贸易格局中的任一环节上，英国殖民主义者都能从中获得超额利润。
虽然毒品走私这一肮脏的贸易遭到舆论的严正谴责，但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在巨大利益的驱动下，顽固地坚持鸦片走私政策。针对中国禁止鸦片入口的政策，英国政府于1832年曾专门就鸦片税问题进行过调查。英国议会的报告说：“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每年供给政府数达981293英镑的收入。鸦片税是按成本301.75%的税率征收的。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的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在英国政府的包庇和纵容下，英国烟贩对华走私活动益发猖狂。当中国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后，英国商人便以武装走私的方式来推进鸦片贸易。1834年，东印度公司改组，其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对华贸易事项改由英国政府外交部派出驻华商务监督予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