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蓄意发动侵华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是日本明治政府制定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结果。“大陆政策”也称为“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和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它开端于明治维新初期，经过20年的准备与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成为日本近代长期奉行的最高国策，并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得以实施。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实施吞并朝鲜的计划。1876年，日本军队开赴朝鲜，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侵略特权，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2年，朝鲜国内发生“壬午兵变”，日本借口保护日本使馆人员，出兵朝鲜。清政府担心日本乘机控制朝鲜政府，派兵进入朝鲜，平定了内乱。日本则以赔偿为由强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获得在汉城的驻兵权。1884年，日本策划朝鲜亲日派官员发动“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就此要挟清政府，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华，于1885年4月与清政府订立《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今后发生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必须事先相互知照。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在朝鲜的地位。
日本在向朝鲜渗透势力的同时，开始制订“征清”方策，进行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878年设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后，第二年即派陆军中佐桂太郎等10余名将校到中国收集军事情报，归国后起草了《对清作战策》，这是近代日本制定的第一份“征清”方案。1886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再次来华进行广泛调查，归国后于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准备以主力攻占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日本一旦战胜后，便将中国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长江两岸10里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中国的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日本并准备用5年时间（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抓住时机发动侵略战争。
为了尽快实施对华作战计划，日本明治政府把扩充军备作为头等大事。日本陆军在1870年就实行了军制改革，先采用法国军制，后又采取德国军制。1872年日本天皇睦仁颁布《征兵告谕》，在全国推行国民义务兵役制。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大力提倡武士道精神。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成拥有1个近卫师团和6个野战师团、总兵力达7万人的近代常备军，还有23万预备兵。日本海军在1872年仅有军舰14艘，总吨位18000多吨。1882年明治政府制定了一个为期8年的造舰计划，每年拨出300万元作为造舰经费。此后又发行公债1700万元，大力扩充海军。为了对付北洋舰队的两艘7000吨级“定远”和“镇远”舰，还专门订造了3艘排水量4000吨以上、航速比“定远”和“镇远”快的巡洋舰。至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373万吨。
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的精心策划和大力扩充军备，在甲午战争前夕已经完成了对华战争的准备。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终于使日本寻找到发动战争的机会。
1894年1月，东学道徒全琫准在其家乡全罗道发动农民武装起义，6月1日攻克朝鲜南方重镇全罗道首府全州，进逼汉城。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获悉日本对中国出兵“必无他意”的保证后，令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派舰赴仁川。从6月6日起，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率清兵分三批陆续乘轮船赴朝，第一批910人于6月9日进驻牙山县。同时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亦奉命行文知照日本外务省，告之中国应朝鲜政府之请决定派兵入朝。至6月25日，屯驻牙山的清军共2465人。另有“济远”、“扬威”、“平远”三艘军舰。
日本政府在东学党起义发生后，一面派日本浪人团体玄洋社组织天佑侠团到朝鲜以帮助东学党为名，企图寻机扩大事态；一面极力敦促清政府派兵入朝，以作为日本借口出兵的口实。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以所谓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出兵朝鲜的决定。6月5日，日本成立了战时大本营，并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先遣部队400余人赴朝，于6月10日进驻汉城。
此时，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了招抚措施，接受义军提出的惩治贪官等要求。义军于6月12日撤出全州，东学党起义基本平息。同一天，驻朝鲜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奉李鸿章命与大鸟圭介举行会谈，商讨双方撤兵问题。朝鲜政府也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撤兵。日本政府拒绝撤兵，继续派遣部队入朝，至6月16日，日本派遣部队4000人全部在朝鲜登陆。另有“松岛”、“吉野”等8艘军舰停泊仁川，兵力远在中国之上。同时，日本又向中国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即由中日两国向朝派出若干常设委员，查核朝鲜的内政，企图以此将清军拖在朝鲜。李鸿章和总理衙门据理驳斥了日本的提案，表示不干涉朝鲜内政，仍然坚持两国同时撤兵，但没有作出单方面撤军的决定。日本一面准备单独“改革”朝鲜内政，一面极力寻找事端挑起中日冲突。7月中旬，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明确训示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还分别于6月22日和7月14日两次向清政府提出绝交书，声称决不撤退驻朝日军，“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充分暴露了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险恶用意。
面对日本的战争挑衅，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阻止日军的武装侵略，驻扎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也一再电请李鸿章派兵增援。清政府内部则出现了后党主和和帝党主战的分歧。后党和帝党是围绕清廷最高权力斗争而形成的。慈禧太后自1875年立载湉为帝并再次“垂帘听政”以来，一直控制着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即使1889年光绪帝亲政后，慈禧太后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清廷的最高决策，并笼络集结朝廷枢要和地方实权人物，形成所谓的“后党”。光绪帝为了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依靠其师翁同龢，集结部分官僚，与后党争衡，形成所谓“帝党”。光绪帝在帝党官僚的影响下主战态度比较坚决，不断电谕李鸿章预筹战备。李鸿章则出于保全自身的实力和北洋的地盘考虑，也希图通过外交途径来扼制日本的侵略，进行所谓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活动。1894年正是慈禧太后的60岁寿辰，她忙于准备自己的万寿庆典，一意力保和局，对李鸿章的求和主张予以支持。
在甲午战争前夕的远东国际政治格局中，英国一直在远东保持政治、经济优势，俄国与中、朝接壤，具有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列强在远东的争夺主要是在英俄两国之间进行。英国的远东政策以防俄为主要目标，所以把中日两国都看做是英国在防俄上可以利用的缓冲力量，因而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担心中日战争会给俄国造成在远东进行侵略的机会。不过，在对待中日两国的态度上，英国政府的天平更倾斜于日本，因为在英国看来，日本是一个足以在远东与俄国抗衡的强国，所以英国的态度是怂恿清政府向日本让步，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来避免战争的爆发。
利用俄国来制止日本是李鸿章一贯的外交主张，他请求俄国出面调停。俄国在远东地区扩张的重点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这就与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因而担心日本一旦占领朝鲜，将危及其在远东的利益，也希望通过调停来遏制日本。但是当日本保证“无意”占领朝鲜后，俄国便表示对朝鲜问题采取不干涉的态度，而且它还担心若在调停中倾向于中国，又会促使日本倒向英国，造成对英国有利的局面。日本的基本外交政策是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争取英俄两国在中日交战时保守中立，这一外交目的是基本达到了。但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的外交却没有取得他所预计的结果。
二 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军舰及运送援朝士兵所雇用的英商船“高升”号，挑起了战争。是日凌晨，北洋舰队“济远”、“广乙”两舰完成护送“爱仁”、“飞鲸”两艘运兵船任务后，从牙山返航，7时半驶至牙山口外丰岛海面。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舰已提前一小时行至丰岛西南的长安堆附近等候。7时45分，日舰“吉野”号突然向行驶在前的“济远”舰发起炮击，“济远”被迫自卫。后至的“广乙”也立即投入战斗，但遭到日舰“秋津州”、“浪速”舰的合击而受重创，官兵牺牲30多人，受伤40多人，被迫退避，驶至朝鲜西海岸十八家岛处搁浅后自焚。此时“济远”舰在日舰合击下已牺牲30人，受伤27人，被迫向西驶避。
9点15分，驶近作战海域的“高升”号被日舰“浪速”拦住，强令随之驶行。“高升”号船长英人高惠悌表示服从“浪速”命令，但船上清军官兵一致拒绝被俘。相持至下午1时，“浪速”发炮攻击，半小时后“高升”号沉没。船上的清军官兵除245人遇救外，牺牲871人；船员除12人遇救外，牺牲62人，其中包括5名英国人。随“高升”之后的北洋舰队运输船“操江”号被日舰劫走，舰上82名官兵被俘。
丰岛海战爆发的当天，日本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4000余日军由汉城龙山出发，分两路南下，准备进攻牙山的清军。此时驻守牙山的清军已增至3880人。聂士成获悉日军南犯的消息后，于7月26日率军2800人移驻牙山东北20公里的成欢部署防御；叶志超则率一营移驻背山面江的公州以为后援，同时留下一营驻守牙山。这一布防结果使清军兵力分散。7月28日夜，日军进犯成欢。至次日凌晨，清军四面受敌，虽经顽强抵抗，终因伤亡过多，聂士成被迫率军突围，与叶志超会合。叶志超主张退至平壤，会合大军，再图进取，遂先行率部由公州渡江北退，聂士成收集余部，随叶之后而行。叶于8月21日、聂于8月28日先后抵达平壤，与左宝贵等诸军会合。日军攻陷成欢后直扑牙山。驻守牙山的清军夜袭日军，受挫而退。成欢之战，日军死37人，伤50人；清军伤亡100余人，加上在牙山及北撤途中的伤亡，共约200人。
丰岛、成欢之战以后，中日双方于8月1日正式宣战。
日本政府为发动这场侵略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日本大本营制定了所谓的“作战大方针”，作战的目标是最后在直隶平原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迫使清军投降。而达到此目标的关键则是海军作战之胜负。日军的整个作战部署大体上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境内，以牵制清军；同时，以海军联合舰队与中国海军进行海上主力决战，争取夺得黄海及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设计了三种作战方案。第一方案，如果夺得制海权，即派陆军在渤海海岸登陆，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第二方案，如果未能得到制海权，则派陆军驱逐清军出朝鲜，以实现扶植朝鲜“独立”的目的；第三方案，如果海战败于中国，则派陆军加强在朝鲜的防御，击退清军的进攻。日本考虑渤海北岸每年11月即进入封冻期，自身海运兵力的能力又不足，遂决定实施第二方案，首先部署对平壤的进攻。
与日本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相比较，清政府则大体上采取了陆军取攻势、海军取守势的作战方针，即集结部分陆军于朝鲜平壤，准备攻击侵朝日军；以北洋舰队扼渤海湾口，并掩护陆军由海路进驻朝鲜，以策应和支持入朝陆军。
在清政府正式宣战之前，从7月21日起，援朝清军分南北两路开始进发。南路从海上运至牙山，除1800余名官兵到达外，“高升”号所运官兵在丰岛海面遭日本海军袭击。北路入朝的援军为四支大军，即记名提督宁夏镇总兵卫汝贵统率的盛军13营共6000人，总兵马玉昆率领的毅军4营共2000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领的奉军马队2营、步队6营及炮队1营共4000人，以及副都统丰升阿率领的奉天、吉林练军1500人。四大军共32营，总兵力13500余人，于8月9日大部分集结于平壤。
入朝日军各部则在第5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指挥下，先后集结汉城、朔宁、元山一带，与大岛义昌少将所率第9混成旅团会合，总兵力达19600人，其中担任进攻平壤的兵力为16000余人。日军于9月初分兵四路北上，15日凌晨，从南、西、北三面向平壤发起总攻击。在平壤南战场，日军混成第9旅团集中兵力从正面和右侧向大同东左岸船桥里清军阵地发起进攻。马玉昆指挥毅军和部分盛军顽强反击。大同江右岸的清军也隔江向日军侧面发炮轰击，左宝贵亲率部分盛军过江作战。双方激战至下午2时半，日军在清军的反攻下仓皇败退。船桥之战，清军以2200人击退日军3600人的进攻，日军将校以下死者约140名，伤者约290名。在平壤西战场，上午8时，日军第5师团主力5400人到达预定阵地，向防守平壤中城的清军发起炮击，步兵随即攻城。清军发炮还击，两次派骑兵从中城冲出，突向敌阵，最后依凭堡垒坚守；日军进攻严重受阻，只得暂时休战。平壤北战场则为主战场，日军集中主力7800人，分东西两路向城北的牡丹台、玄武门发起进攻。防守城北的清军仅约2900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日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击防守城北的左宝贵所率奉军。左宝贵临危不惧，登城上指挥战斗，杀伤日军甚多。至8时30分，平壤制高点牡丹台在日军炮火的猛攻下失守。日军将山炮移至牡丹台，对玄武门及全城构成极大威胁。左宝贵在玄武门里督战，誓死抵御，多次击退敌人进攻，最后中炮壮烈牺牲。奉军士兵仍然顽强抵御，进至玄武门外门的日军无法攻入内门，只得撤至城北高地。日军虽然攻占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在平壤西、南两战场上的进攻亦接连受挫。日军共死189人，伤516人，且面临粮、弹、药告罄以及冒雨露宿等困难。
平壤之战中，清军伤亡人数本少于日军，主帅叶志超却过高估计日军的攻势，下令弃城撤退。当夜8时，清军冒倾盆大雨仓皇出城，向北撤退。日军乘势埋伏截击，清军溃不成军，死伤甚众。一夜之间清军被击毙1500余人，被俘683人。9月16日拂晓，日军占领平壤城，缴获清军大量枪弹军需。
三 黄海海战
在日本陆军占领平壤之后，日本海军实施大本营的作战计划，寻机与北洋舰队进行决战，以夺取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9月17日，即平壤战后第三天，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黄海海面终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
9月16日凌晨1时，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舰队主力，计军舰12艘、炮艇2艘、鱼雷艇4艘，由大连护送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10营4000人分乘5艘运兵船向大东沟进发，以增援叶志超部。17日早晨，增援部队在大东沟全部登陆，北洋舰队开始进行常操，至10时30分结束，丁汝昌下令午饭后返航。11时许，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舰队从西南方向驶来。丁汝昌即令各舰起锚备战。以“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排成犄角鱼贯小队阵，以每小时5海里的航速驶向敌舰，准备迎战。为了发挥各舰舰首重炮的威力，丁汝昌继下令变阵形为犄角雁行阵，即以旗舰“定远”居中，“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居右，“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居左，成人字形阵式以迎敌。日本联合舰队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为第一游击队，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率“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等6舰为本队，以“西京丸”、“赤城”两舰相随本队。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时，北洋旗舰“定远”首先开炮，接着各舰相继发炮轰击。3分钟后，日旗舰“松岛”进至距北洋舰队3500米时开始还击。
中国参战的军舰10艘，总吨位为31366吨，总兵力2000余人；日本参战的军舰12艘，总吨位40849吨，总兵力3500人。中国军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5.5海里；日本军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6.4海里，其中第一游击队的军舰为每小时19.4海里，最快的“吉野”竟达23海里。日本舰队拥有各种火炮268门，其中速射炮97门；北洋舰队各种火炮173门，却没有1门速射炮。所以，日本舰队在吨位、兵力、速度、炮火等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
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见北洋舰队来势甚猛，尤惧“定远”、“镇远”两舰的巨炮，便突然向左大转弯，直扑北洋舰队的右翼“超勇”、“扬威”两弱舰。至下午2点23分，“超勇”中弹沉没，“扬威”受创搁浅。在此之前，旗舰“定远”桅楼突然被日舰排炮击毁，正在督战的丁汝昌被抛堕舱面，身受重伤。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为督战，指挥北洋各舰以舰首指向日舰本队，发动猛攻，先后击中“松岛”炮塔及炮位，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先后受创驶逃。
双方激战至下午3时左右，北洋舰队遭到日舰第一游击队及日舰本队的前后夹击。“定远”舰腹中炮起火，日舰第一游击队乘势向“定远”扑来。“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立即下令开足马力，驶出“定远”之前，直向日舰“吉野”撞去，准备与之同归于尽。日舰连发群炮，“致远”舷旁鱼雷发射管中一枚鱼雷中弹爆炸，右舷随即倾斜，邓世昌与大副陈金揆、二副周居阶同时沉海。部下以救生圈付之，邓世昌拒不受；一鱼雷艇前来相救，复不应。邓所蓄爱犬凫至身旁，衔其臂及辫，不令其溺。邓世昌誓与舰共存亡，乃按犬入水，随之没入波涛之中。全舰200余名官兵，除7人遇救外，全部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面对4艘敌舰的围攻，临危不惧，指挥官兵迎战，最后被日舰击沉，林永升及全舰200余名官兵，除16人遇救外，全部殉国。“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见处境危急，先后转舵退离战场；“济远”深夜驶回旅顺，“广甲”夜半行至大连湾触礁搁浅，两天后被日舰击沉。
下午3时20分后，海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松岛”为首的5艘日舰缠住“定远”、“镇远”；以“吉野”为首的4艘日舰则猛攻“靖远”、“来远”，企图击沉两舰后再全力围攻“定远”、“镇远”。“靖远”、“来远”中弹累累，顽强苦战，最后冲出日舰包围，驶至大鹿岛附近修补灭火。“定远”、“镇远”在刘步蟾指挥下，仍与“松岛”为首的日舰本队激战。3时30分，“定远”一炮击中“松岛”，引爆了甲板上堆积的弹药，“松岛”遭受重创，“死伤达一百余人，死尸山积，血流满船”。4点10分，“松岛”等5艘日舰仓皇向东南逃逸，“定远”、“镇远”即从后尾追击之，至相距2-3海里，日舰本队复回头应战，双方激战至5时半，日舰本队各舰大多受伤，无力再战，向南驶逃。“定远”、“镇远”及归队的“来远”、“靖远”等舰尾追数海里后，因航速不及，始转舵驶回旅顺。历时4小时40分的中日黄海之战至此结束。这场规模巨大、惊心动魄的中日海战在世界近代海战史上也是罕见的。北洋舰队损失4艘军舰，牺牲了邓世昌、林永升两位优秀的海军将领及600多名官兵。日本舰队虽未失一舰，但也受创严重。从中日双方的作战目的来看，北洋舰队护送陆军的任务基本完成，而日本原定的“聚歼清舰于黄海”的计划则未得逞。
四 日军进犯辽东
黄海海战后，日军立即开始进攻中国本土，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由陆军大将山县有朋指挥第1军为右翼，总兵力3万人，从朝鲜的义州渡鸭绿江入侵辽东地区；由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2军为左翼，从海路在辽东半岛登陆，攻占金州、旅顺、大连，入侵辽南地区。两军配合占领东北南部地区，然后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清军则以九连城为中心，以左右两翼沿鸭绿江布防，左翼总兵力号称80余营，实际约2万人，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所部外，各军统归四川提督宋庆指挥。
10月24日，日军第1军一部首先向清军左翼防线安平河口进攻，以迷惑清军；日军主力则作好进攻九连城及其险要虎山一带的准备。下午1时半，日军占据安平河口，攻破清军左翼防线。进攻九连城的日军主力则连夜搭建起直通虎山的浮桥。25日拂晓，日军过江直攻虎山，清军将领聂士成、马金叙率部奋力抵抗，宋庆所派援军遭日军截击。上午11时半，日军占领虎山。这次战斗中，清军战死495人，日军死34人，伤115人。虎山失守后，驻守九连城的提督刘盛休所部铭军弃城而遁，吕本元所部盛军随之逃走，宋庆感到兵力单薄，连夜撤往奉天至朝鲜的东南孔道凤凰城。26日清晨，日军不费枪弹而占领九连城，接着又攻占了安东县。清军重兵驻守的鸭绿江防线，一夜之间便迅速崩溃。10月28日，宋庆又率军退出凤凰城。30日，日军占领凤凰城。同时，日军还先后于10月27日和11月5日占领大东沟和大孤山。11月18日，日军又攻占辽东交通要冲岫岩。
在进攻清军鸭绿江防线同一天，日军第2军先遣部队乘运兵船，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护送下，抵达辽东半岛东侧的花园口登陆。此后，第2军各部约25000人陆续在此登陆。奉命在大连湾巡逻的北洋舰队却未予理睬，竟让日军在花园口从容登陆达半月之久。
11月3日，登陆日军由貔子窝出发，向辽东半岛重镇金州进犯。金州南距旅顺口约50公里，为旅顺口门户。驻守金州的清军仅有总兵徐邦道等所部3000余人，形势十分危急。5日，日军向距金州5公里的石门子清军阵地发动进攻。徐邦道率部激战7小时，两次击退来犯敌人。终因腹背受敌，被迫撤退。6日，日军攻破金州，清军败退旅顺。7日凌晨，日军兵分3路进犯大连湾。大连湾为旅顺的后路门户，此处炮台坚固、军储丰厚，但仅有赵怀业所部守军3300余人。在李鸿章“宁失湾，断不失旅”指示下，赵怀业率部不战而退至旅顺。当天上午9时，大连湾被日军占领，120余门大小炮及大批炮弹和军用物质全部落入敌手。日军休整10天后即向旅顺发起进攻。
旅顺口与威海卫隔海相望，共扼渤海的门户。从1886年起，清政府营建旅顺军港达7年之久，设海口及陆路炮台30座、大炮近150门。位于市区东南黄金山炮台最为坚固，配备有大小炮20余门，其中有24公分远距离新式克虏伯重炮3门，能作360度回转，可向任何方向射击。驻守旅顺的原有姜桂题、张光前、黄仕林、程允和、卫汝成等五统领所部清军，后又增加赵怀业、徐邦道，成为七统领，其时总兵力约14700人，但有相当部分是未经训练和战阵的新募之兵。七统领不相系属，诸军临时推姜桂题为统帅；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总办、道员龚照玙则“隐帅”之。
11月18日，日军一中队的骑兵搜索至土城子，徐邦道率部从高地冲下，向日军发起反攻，击毙日军12人，击伤43人。19日晨，日军主力继续向旅顺进逼，20日到达准备发起攻击的出发地。下午2时许，徐邦道指挥清军5000余人，分两路袭击日军。因日军占据有利地形，清军进攻受阻，被迫撤退。21日晨，日军向旅顺发起总攻，先攻占旅顺后路西炮台群的椅子山、案子山及望台北诸炮台，接着攻占松树山、二龙山及鸡冠山等处炮台。日军全部攻占旅顺后路炮台之后，转而向海岸炮台发动进攻，清军东岸守将黄仕林弃台而走。下午5时，日军占领黄金山炮台。西岸炮台守将张光前率部坚持战斗至夜幕降临，被迫与徐邦道、姜桂题、程允和等部乘黑夜撤退。次日晨，日军完全占领旅顺口。旅顺一役，日军死66人，伤353人，失踪7人。清军死伤远比日军多，但无确切统计。据日方统计，清军被俘355人。
日本侵略军占领旅顺后，从11月21日至24日，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有组织的血腥大屠杀，中国无辜群众2万余人惨遭杀害。亲历目睹了这场惨案的英国人詹姆斯·艾伦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了《在龙旗下》（Under the Dragon Flag）一书，详细记载了日军的暴行。其中写道：
日军正在很快遍布全城，击毙他们所遇的人们。几乎在每条街上走路时都开始踩着死尸，而且遇见一群群杀人凶手的危险每时每刻都在增加。……
我看到一个抱着小孩子的妇女，当她拼命挣扎向前的时候，一个鬼子用刺刀把她捅穿，她倒下后，鬼子又刺了一刀，将这个约两周岁的孩子刺穿了，并把小尸体高举起来。那个妇女爬起来，拼命想夺回孩子，但她显然已精疲力竭，快要死去，又跌倒在湖水中。她的尸体，跟距离很近的每个尸体一样，被砍成几截。新的一批批受害者继续被赶入湖水中，直到湖水中很快就无法容纳更多的受害者为止……
一路上成堆尸体和杀戮的景象不断出现。在某个地方，我看到大约十名或十二名日军和许多被他们反缚在一起的不幸的人们。日军对他们发射一排排子弹，并按照通常的那种可怕的方式，着手肢解他们的尸体。不管是男人、妇女或儿童，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这一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当时英国著名的国际公法学者胡兰德博士，原是一亲日人物，“虽在这次中日战争中，从一开始就常常赞扬日本行动，但对于旅顺口事件，却感到非常痛惜”。其《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一著中这样写道：
当时日本官兵的行为，确已越出常轨，他们这样做，虽说是因为在旅顺口炮台外，发现有先被中国兵惨杀的日本人尸体，但也不足以为日军暴行作辩护。他们除了战胜的当天以外，从第二天起一连四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者和妇女幼童。据说当时从军的欧洲军人及特约通信员，目睹这一残暴情况，无法加以制止，唯有旁观，令人惨不忍睹。在这次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中只剩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个中国人，完全是为驱使他们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他们帽子上粘有“勿杀此人”的标记，才得免死。
当时美国的报纸曾指责日军的暴行，“有的说日本披着文明的外衣，实际是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有的说日本现在已摘下文明的假面具，露出野蛮的本体”。尽管事后日本侵略者对旅顺大屠杀百般抵赖，企图开脱罪责，但谎言终究无法掩盖血的事实。
自鸭绿江防线崩溃后，聂士成、依克唐阿等部清军在辽阳东路构建起一道新的防线，西起摩天岭，东迄赛马集，长约75公里，以扼阻日军从东路进攻辽阳的通道。日军则以凤凰城为根据地，企图突破清军防线。从11月上旬至12月初，双方在辽阳东路展开激烈争夺战。12月中旬，清军在反攻凤凰城的战斗中予日军以沉重打击，伤毙敌人74人，但最后失利，清军阵亡150人。辽阳东路争夺战前后持续两个多月，聂士成率部坚守摩天岭，阻击敌人，使日军东路进犯辽阳的计划受挫。
日军进攻辽阳东路受挫后，转而进攻辽南重镇海城，企图打通辽阳南路的通道。12月13日，日军攻下海城，翌年1月10日又攻占盖平，关外形势危急。清廷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急调集湘军增援，湖南巡抚吴大澂、左宗棠旧部布政使魏光焘、曾国荃旧部按察使陈湜、湘军悍将李续宾之子道员李光久等，皆奉令率湘军北上。旨授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事务。清军集结数万兵力，从1月7日至2月21日，先后4次反攻海城，皆失利，清军共约伤亡1240人，日军仅伤亡72人。2月24日，双方展开争夺太平山激战，宋庆、马玉昆率部与日军苦战整日，最后败退。此役清军阵亡400余人，伤100余人，日军亦受重创，伤亡400人左右，且有2000-3000人冻伤。此役后，日军基本控制了从盖平至海城的通道。2月27日，清军向海城发动第五次反攻失利。次日，日军从海城出击成功，清军伤亡600-700人，日军仅伤亡95人。日军不仅解了海城之围，而且掌握了辽南战场的主动权。3月4日拂晓，日军集中兵力11800余人向牛庄发起猛攻，魏光焘、李光久率湘军6000余人，以弱抵强，激战至日落，率残部突围。是役湘军阵亡1000余人，受伤700人，被俘约700人；日军死70人，伤319人。3月6日，日军开始进攻营口。清军在营口虽然建有较多炮台及防御设施，但主要兵力已调防田庄台，仅有4000人驻守，且无战斗力，与敌一接仗，即弃城逃走。次日，日军占领营口。日军乘势发动田庄台之战。田庄台为营口至山海关的必经之路，地处平原，南临辽河，无山险可扼。清军在此处虽然集结兵力69营，2万余人，但因牛庄、营口失陷，田庄台无所依托，处于日军的夹击之下。3月9日上午，日军调动3个师团主力共2万人，集中91门大炮，从三面向清军发动猛攻，占领田庄台，并纵火焚烧。繁华市镇，顿成焦土。是役清军伤亡2000人，多数系被烧死者，日军伤亡160人。宋庆、吴大澄分别率余部退至双台子、锦州。至此，北自鞍山站起，南达大连、旅顺，西至营口、田庄台止，辽南所有城镇要隘，皆被日军占据。
五 北洋海军覆灭
日军大举进犯辽东的同时，对北洋海军的另一基地威海卫发动了进攻。
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的东北端，东靠荣成县成山，西接烟台。港湾环抱大海，湾内横列刘公岛和日岛，形势十分险要。港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日岛等处，修筑有各类炮台25座，所用大炮全部购自国外，形成火力交错的防御体系，并在威海南北两口布置了层层木栏和水雷。日军进攻之前，驻泊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有“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等7艘战舰和“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6艘炮舰以及“康济”、“威济”2艘练舰，此外还有3艘差船和大小鱼雷艇13艘。自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提出“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从令海战”，一再指示丁汝昌采取所谓“保船制敌”之策。从北洋舰队的实际情况来看，因“镇远”舰11月14日在驶进威海北口时不慎被礁石严重擦伤，经修补仍不能出海作战，可任海战的主力战舰仅有“定远”、“来远”、“靖远”、“济远”4艘，以及“平远”、“广丙”两艘辅助战舰，而“定远”失去与“镇远”的相互依持，难以独自攻战。尽管如此，日军要想从海上攻入还是极其困难的。
威海卫防御的弱点主要在陆路。甲午战争前，驻扎山东半岛沿海一带以拱卫威海后路的陆军共有24营2哨，总兵力12200人，但因海岸线绵长，分扎各处后则兵力分散。中日宣战后，虽经山东巡抚李秉衡极力整顿，总兵力扩充至60营，共约3万人，但因威海后路长约150公里，兵力分布各处，仍显得严重不足。
1895年1月20日拂晓，从大连湾出发的日军第一批运兵船19艘和海军运输船6艘在日本联合舰队13艘军舰的护航下抵达荣成湾。驻守此地的清军不足两营，在日舰猛烈的炮轰下溃退，日军顺利登陆，占领成山和荣成县城。25日，日军主力3万余人全部上岸。26日，日军分兵两路进犯威海卫，右纵队进攻威海南帮炮台，左纵队则配合右纵队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准备攻下南帮炮台后，再从后路抄袭威海卫城和北帮炮台，海军则配合陆军从海港正面进攻，企图一举攻占威海卫，全歼北洋舰队。
1月30日上午，日军右纵队向南岸炮台发起总攻，驻守清军顽强抵抗，停泊港内的“定远”等舰亦开炮助战，经激烈争夺，日军先攻占制高点摩天岭，接着占领南岸所有炮台。在这场争夺战中，清军伤亡2000余人，但日军同样付出重大代价，死伤228人，其陆军少将大寺安纯被击毙。与此同时，日军左纵队向南帮炮台外围清军发起攻击，占领威海南部交通孔道虎山，然后向北推进，与右纵队会合，切断从南帮炮台撤退下来的清军退路。此时已近正午，北洋舰队10余艘舰艇突然驶近南岸杨家滩附近，发起炮击。日军仓皇退逃，死38人，伤51人。日军慑于北洋舰队炮火威力，不敢沿海岸推进，改从西路迂回进攻。2月2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城，然后分兵进攻北帮炮台。驻守北帮炮台的6营清军已经溃散，威海陆军主将戴宗骞亦愧愤自尽。丁汝昌只得下令炸毁弹药库以免资敌。当天，日军占领北帮炮台。至此，日本陆军全占领南北海岸炮台，海军严密封锁威海港口，完成了对北洋舰队的陆海合围。
2月3日上午，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率全部舰艇出动，向刘公岛、日岛及港内北洋舰队发起猛攻，日本陆军则在海岸以炮火配合。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及刘公岛、日岛守军奋勇抵抗。双方炮战至日暮，日舰终未接近港口，只得退走。5日凌晨，日军鱼雷艇进港偷袭，“定远”舰中雷搁浅。日本联合舰队乘机再次发起攻击，被北洋舰队及刘公岛、日岛守军击退。次日凌晨，日军鱼雷艇再次进港偷袭，将“来远”舰及练舰“威远”、差船“宝筏”击沉。当天下午，日本舰队又一次对刘公岛发动攻击，仍被北洋舰队及岛上守军击退。7日晨，日舰队向刘公岛发起总攻，双方激烈炮战，日舰“松岛”等数舰中弹受伤。在此关键时刻，北洋舰队的13艘鱼雷艇及2艘差船竟然在管带王平策划下擅自驶逃，结果在日本舰队的追击下，大多触礁或搁浅，被日舰击毁或俘获。“康济”舰管带萨镇冰率水手防守日岛炮台，虽击退日舰多次进攻，但炮台严重受损，火药库中炮爆炸，守军被迫于次日撤回至刘公岛。8日深夜，戴乐尔等洋员与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等人商议，劝丁汝昌投降，被丁严辞拒绝。9日，日本舰队再次进攻，“靖远”中炮搁浅，丁汝昌下令将“靖远”炸沉，以免落入敌手；刘步蟾派人将“定远”舰炸沉，然后饮弹自尽。11日上午，日军又从水陆两面发起攻击，北洋舰队虽拼死抵抗，但已经弹药将尽，援军无望，处境危急，士气大挫。是日夜，丁汝昌在绝望中呑下鸦片，延至12日晨7时而死。洋员浩威（Howie）以丁汝昌名义起草降书，牛昶昞钤以北洋海军提督印，派“广丙”舰管带程璧光送致日本联合舰队。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管带杨用霖、护军统领总兵张文宣皆不愿投降而自杀。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11款。17日上午8时，日本联合舰队驶进威海港内，北洋舰队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战舰和6艘炮舰降下中国旗，易以日本旗，被编入日本舰队。下午4时，“康济”舰载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沈寿昌、黄祖莲等6名将领的灵柩，以及陆海将弁和洋员，在凄雨悲风中离开威海卫，向烟台港驶去。至此，北洋舰队全军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