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我入鹿位极人臣独掌大权后，很快就展现出了当年苏我马子的风范，从内到外都搞起了大包大揽，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
在外交方面，他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警觉，尤其是对大唐，他一直认为唐朝会入侵倭国，然后就拼了命地鼓吹倭唐必有一战，嘴上说了还不算，手里的活也没停下——不仅调用工匠民夫建造了各种城池工事，还攒了很多兵器，同时也不断地派遣使者入唐，名为友好往来，实则为了刺探各种情报，总之是大有决战就在眼前的架势。
对此，其余的大臣们当然是不爽的。
本来嘛，当时日本但凡有点政治地位的人几乎都是亲唐派，不但热爱中土文化还能说几句唐话，你在这些人跟前扯两国交战的论调就已经很遭人厌了，再加上苏我入鹿筑垒屯粮都是未经请示宝皇女的擅自行动，虽说女王本身无论公开还是私下都没说什么，但在别人眼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而最糟糕的是，入鹿还大兴土木给自己修建宫殿。
如果说鼓吹倭唐必有一战和擅自备战备荒，多多少少还打着一面爱国主义大旗的话，那么给自己造房子一事则是完全出于苏我入鹿的私欲了，这让大伙对他的不满又更上了一个台阶，几乎就快要超越他爹苏我虾夷了。
但苏我入鹿却似乎对此一无所知，或者说他知道，但也无所谓，因为自认这帮家伙拿自己没办法，故而在之后的数年里，入鹿一如既往地打压政敌独掌朝纲，并变本加厉地扩充私人势力。
但宝皇女仍是一言不发。
她不是在韬光养晦，而是真的支持苏我入鹿——当然不是支持他给自己造豪宅搞腐败，而是支持他的倭唐战争论。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话说在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对高句丽用兵，征讨泉盖苏文，虽然最终无功而返，但唐军的战斗力依然震惊了东亚诸国，以至于即便是亲唐派的女王大人，也不得不心有忌惮地防他一手。
说白了，对于宝皇女而言，大唐的威胁比苏我入鹿更大。
有了最高领袖的支持，苏我入鹿愈加大鸣大放，因此积怨日深。
公元645年春，在飞鸟寺，一场看起来相当冷清的蹴鞠比赛拉开了帷幕。
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由中国人率先发明，然后在隋唐时期连同佛教一块儿传入了日本，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上流社会的专享。
当时飞鸟寺的这场蹴鞠比赛的主角只有一个，名叫中大兄王子（中大兄皇子），时年十九岁，是舒明天皇和宝皇女所生，也是下一届王位热门候选人古人大兄王子同父异母的弟弟，同时他和古人大兄还有另一个关系，那就是翁婿——古人大兄的女儿倭姬王是中大兄的老婆。
这一天中大兄王子和往常一样，同几个仆人一起玩着必赢不输的蹴鞠对抗赛，只不过小哥的实力不咋地，一脚过去球没踢着，鞋子反倒飞了出去。
望着那几个想笑又不敢笑的狗奴才，王子有点尴尬，正要抬手叫人去拿鞋，突然斜刺里蹿出一个黑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那只鞋捡了起来，然后跑到中大兄跟前，单腿跪地，再双手捧鞋，恭恭敬敬地奉了上去。
中大兄王子着实有些感动，更难能可贵的是，那个给自己捡鞋的人从穿着打扮上来看并非是自家的奴仆，非但不是，甚至还应该是个贵族出身的家伙，所以他怀着感激，用真挚地语气说了一句：“真是谢谢你了。”
然后又问道：“你是何人？”
“鄙人名叫中臣镰足。”
中大兄王子点了点头，意思是我听说过你。
中臣镰足，原名中臣镰子，是神袛伯中臣御食子的儿子，同时也是当时日本著名的秀才（优秀之才）。
神袛伯是当时日本神袛官中最高的一阶，故而中臣御食子的地位很高，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发言权，比如当年推古天皇驾崩那会儿，就是他联合苏我虾夷，然后和其他重臣一起，推荐了田村王子，于是才有了后来的舒明天皇。
可中臣镰足似乎和他爹一直都合不来，他不仅没有子承父业地继承神袛官一职，并且在政治立场上也并不喜欢舒明天皇，而是非常倾心于圣德太子，不过由于在他成人的时候圣德太子已经不在人世了，故而只好爱屋及乌地去追随他儿子山背大兄王，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说高表仁访倭那会儿有个黑影跟着山背大兄王一起跑出飞鸟寺吗？不错，那正是中臣镰足。
且说自从那次飞鸟寺事件之后，镰足便时常出现在山背大兄王身边，尽管两人关系未必到了那个程度，但他本人却俨然一副大兄王左右的模样，很是英姿勃发。
结果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山背大兄王就被苏我入鹿灭了，于是既没有继承家业当上神官也没有跟大兄王一起打下江山坐享荣华富贵的中臣镰足就这么一下子变成了无业游民，每天过着郁闷的日子，并对苏我入鹿产生了极大的怨念。
怨念之余，他决心要把苏我入鹿做掉。
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中臣镰足自己也很清楚，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靠山，期待能找一个可以让自己依靠的后台，然后在这个后台的笼罩下，完成自己的大业。
他首先找的是轻王子，因为轻王子对苏我入鹿的种种行径向来都很不满意，还时常称病不参与朝政，这让镰足很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
但轻王子毕竟是敢跟高表仁争是非的人，胆识与智商兼备，中臣镰足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看穿了，所以尽管史书上记载两人关系是“来往频繁，相交甚密”，但实际上大多数所谓的“频繁”来往都是中臣镰足单方面主动去找轻王子，而轻王子虽然也确实相当好客地跟镰足谈天论地东拉西扯，可一谈到苏我入鹿纳小妾以及造武器库之类的实际问题，他却往往会装傻糊弄过去。
久而久之中臣镰足也就顿悟了，知道这个自己人未必靠得住，故而又调转马头去寻找新的靠山。
就这样，他寻上了中大兄王子。
于是让我们把目光再一次地转向那一天的飞鸟寺。
中大兄这一年十九岁，和轻王子不同的是这倒霉孩子还处于青春叛逆期，三观尚未形成，本来有个贵族穿戴的人像奴仆一样地跑过来跪在地上给自己捡鞋子就已经挺打动人了，再加上一听名号居然是有名的才子中臣镰足，所以王子当时就对镰足顿生好感，在踢完球后就跟他聊了起来，聊得兴起，镰足还请王子去附近的山上一走。
两人来到山顶，中臣镰足将手往下一指，说道：“王子，您请看。”
顺着中臣镰足手势，中大兄王子看到了山下的一处规模堪比王宫的宏伟建筑。
“此乃何处？”王子问道。
“这是苏我入鹿的家宅。”中臣镰足一脸的忧国忧民，“这仅仅是其中的一处，而且里面还存放了大量的武器。”
“这样啊……”中大兄王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苏我入鹿的宅子还真大呢……”
“这还仅仅是一处，他们苏我家在飞鸟有五六处宅邸，每一处的规模都能和王宫相提并论。”镰足不知何时已经换上了一副义愤填膺的面孔，“我估计用不了多久，他苏我入鹿就会把王室朝廷置于自己的膝下肆意玩弄吧。”
对于这番言论王子显然是信了：“那应该怎么办才好？”
中臣镰足等的就是这句话：“与其等着苏我入鹿篡权夺位，不如抢先一步把他消灭了。”
中大兄王子愣住了。很明显，虽然他确实看苏我家不爽也确实认为苏我家对王室是个威胁，但你要他去把如日中天的苏我入鹿弄死，这无论从主观感情上还是客观实力上来看，都不太可能。
中臣镰足很明白这点，所以他又说道：“苏我入鹿一直支持让古人大兄王子当下一任大王，对于有实力的竞争者，都毫不留情地斩草除根，山背大兄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王子您的人望与德才都在王室里属一流，所以也要小心谨慎哪。”
“你是说苏我入鹿连我的命都想要？”
“那是自然，毕竟王子您也是下任大王的候选之一嘛。”
中大兄王子又愣住了，不过这一次他并非犹豫，而是一脸红晕地期待了起来。
听这意思，自己也能当大王？
中臣镰足看出了对方的心思，笑着点点头，并又再进了一步：“王子将来必定能背负起倭国的朝政，所以请不要再踟蹰了。”
中大兄王子也笑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此处并非议事的地方，以后我们就以南渊请安老师的塾校为据点，共商大事吧。”
南渊请安，日本飞鸟时代的学者，是被誉为继王仁之后日本历史上的第二位大儒。
且说当年小野妹子第二次带着国书访问隋朝时，曾带去了八名留学生，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而这南渊请安，就正在八人之中。
他是公元608年去的中国，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二年，主要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和律法政治。在此期间，尽管中国大地历经各种沧桑，先是隋亡再是唐兴，但不管发生了什么，都没能影响到这位留学生每天在书案前的奋发努力。
一直到公元640年，他才被舒明天皇召回了倭国。
在那个时代，从中国回到日本的留学生通常从事的工作是文化传播，就是把隋朝或是唐朝先进的文化政治理念和科学技术带回日本的国土上让其生根发芽乃至开花结果。说得具体一点，这些留学生的职业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登堂入阁官拜将相，把学到的东西直接用在国家政治的运作上；另一种则是在都城开一间私塾，将自己在中华所学的知识倾囊而出，传授于贵族王公的子弟们。
一般来讲，大家往往选择后者，比如跟南渊请安同一批出国的一个叫旻的人，他回国比较早，公元632年时就离开了中土，回到倭国后便开了学校，然后结识了苏我虾夷，于是就当上了苏我入鹿的老师。
比较有趣的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一度也出现了去日本留学的风潮，而那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们大都步入军政商界，肯从事教育的虽说不是没有，但确实比较少。
这便是两国之间的又一个差别，不过这是后话，我们放到后面再详细说。
再说南渊请安，他在回国之后，也依照惯例在飞鸟川（流经奈良县和大阪府的河流）的上流开了一家私塾，而中臣镰足则正是他的高徒，成绩相当地好，在当时有大才之名。
顺道一说，苏我入鹿也是有名的好学生，他的老师旻曾亲口评价说：“在我的课堂里，要论成绩，则无人能与苏我太郎（入鹿）相比拟。”
不过，尽管南渊请安认为倭国想要强大就必须得模仿唐朝的制度律法，但他却并不同意用武力除掉鼓吹倭唐必有一战的苏我入鹿，所以当中臣镰足打着中大兄王子的招牌邀他一起入伙时，南渊老师拒绝了：“苏我入鹿乃是国家重臣，岂能轻言谋杀？”
中臣镰足说苏我入鹿屯兵积粮想要谋反，不除不足以平国难。
老头子又问你有确切的证据没？
镰足说现在还没有，但以后会有的。
请安老师又问那么你动手的话打算事先和女王打招呼不？
镰足说自己准备暗地行事，如果让女王知道了，她必然会包庇入鹿，那么大事就成不了了。
请安说，那么你这叫谋反，恕老夫不参与了，不过看在师生一场的情分上，老夫不会举报你和王子，这学塾今后你也能来，只是一旦事发，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别跟我扯上关系。
在中土生活了三十多年，熟读中华经典的南渊请安当然知道这种清君侧意味着什么。
恩师不肯入伙，这让中臣镰足有点不爽，但终究没有灰心，因为他很快就找到了更好的帮手——苏我石川麻吕。
苏我石川麻吕是苏我入鹿的堂兄弟，但却一直都对入鹿不满，主要原因是分赃不均，石川麻吕总觉得已经是万人之上的入鹿对兄弟太小气，给自己的荣华富贵还不够多，久而久之就心生怨念，以至于当中臣镰足找他商量时，两人几乎是一拍即合达成了同盟协议。
接着镰足又找了几个跟王子混得比较好的家伙，一番封官许愿后，大家都表示愿意把苏我入鹿那个人渣给做掉。
具体的操作手法是暗杀。
当年六月，一套相当详细的流程方案出炉了：且说这个月的十二日，宝皇女将在王宫内会见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者，苏我入鹿作为重臣当然也会出场，与此同时苏我石川麻吕也会露脸，并且还担任着念国书的重要任务，中臣镰足正是打算在大家都聚精会神听国书的时候，对苏我入鹿下手。
包括中大兄王子在内没有人反对，因为只有在上述这样的场合，入鹿身边的护卫人员才是最少的。
很快，二月十二日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到来了。
这一天，在飞鸟的板盖宫前，正准备进去陪同女王一起会见半岛使者的苏我入鹿被门口的侍卫给拦住了：“苏我大人，事关重大，为了以防万一，无论是谁都不得带刀入宫。所以还请您把佩剑暂时留在此处。”
这种标准章回小说于杀人之前的必要台词居然真的把苏我入鹿给忽悠了，他笑了笑，没有任何戒备地解下了腰间的佩刀，递给了那个侍卫，走进了板盖宫。
眼瞅着该到的都到齐了，会见仪式便正式开始。
礼节性的寒暄过后，半岛使者将外交文书奉上，女王象征性看了一眼之后，又转交给了翻译官苏我石川麻吕，由他现场翻译成倭语并当众宣读。
此时此刻，中臣镰足拿着弓带着箭，躲在大殿深处，手下的十余名刺客亦各自就位，中大兄王子也手持一杆短枪，伏在镰足身旁，随时准备行动。
国书已经读了一半。
中臣镰足拍了拍身边一个叫海犬养连胜麻吕的武士，压低声音道：“上吧。”
这是行动暗号。
但海犬养的身体却纹丝不动，手里拿着短刀却在不停地颤抖。
很显然，他怯场了。
四分之三的国书读完了。
中臣镰足又指了指旁边另一个叫佐伯连子麻吕的，意思是叫他去。
可佐伯连子也没动弹——按照原定计划，本来他就不是第一拨冲上去的，现在突然变更，难免会有压力。
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顿时就急眼了。
还有一个比他们更急的，那便是正在读国书的苏我石川麻吕，眼看着国书都已经念到最后一行了，原本该发生的却什么都没发生，可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又不知道，所以急得满头是汗，读的时候也连连读错字。
于是苏我入鹿当时就觉得不太对了，还没念完他就叫了停：“石川麻吕大人，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苏我石川麻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努力挤出一丝笑容：“离王上太近，有点紧张。”
入鹿更加奇怪了：“你身为重臣面见王上乃是家常便饭，怎么平时不见你紧张？”
石川麻吕无言以对，只好努力地接着挤笑，然后口齿不清地表示自己今天早饭没吃，饿得慌。
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中臣镰足突然从埋伏的地方跳了出来，大喝一声：“苏我入鹿，你家着火了！”
趁着入鹿莫名其妙的那一刹那，镰足弯弓搭箭，拉满了弦然后一发射去。
没射中。
只好再喝一声：“动手！”
之前压力山大的佐伯连子麻吕这时候已经缓过劲儿来了，于是应声而出，冲上前去对着苏我入鹿就是一刀，正中其肩膀，接着又是一刀，砍中了大腿，入鹿当场扑倒在地。
瞬间明白过来的他朝着女王的宝座奋力匍匐爬去，并且发出了歇斯底里的一声大喊：“王上，为何如此？”
这时的宝皇女惊得脸都已经扭曲了，嘴巴一张一合可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也想知道为何如此。
“苏我入鹿意篡国谋反，图谋不轨！”眼看大功将成入鹿必死无疑了，一直躲在后面的中大兄王子也走了出来，“王上，我们今天将为国除害！”
“绝无此事！请王上圣断！”苏我入鹿趴在地上大喊道。
中臣镰足挥了挥手，佐伯连子麻吕上前一步，对着苏我入鹿的脖子挥下了第三刀……
紧接着，知道大势已去的苏我虾夷在围捕大军前来砸门之前，于家中放火自焚。
因为公元645年是乙巳年，所以史称“乙巳之变”。
苏我入鹿之死让宝皇女大为震撼，同时也以为这帮人下一个目标是自己，所以当即就宣布要退位，并表示准备把宝座让给中大兄王子。
旨意传到王子那儿之后，中大兄当时就喜滋滋地准备穿红戴绿地走马上任了，但却被闻讯赶来的中臣镰足一把拦住。
虽说这家伙不是个东西，但脑子确实很好使，正如南渊请安说的那样，苏我入鹿即便是真有谋反之意，那也该和女王事先沟通之后再行杀戮，哪有一声不吭直接在大王跟前把辅国大臣当场杀死的道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谋反呢，更何况苏我入鹿也就是为人嚣张跋扈了一点，做事心狠手辣了一些，真要说他谋反，那纯属莫须有。
所以乙巳之变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等人一起发动的一场武装政变，并且把女王给逼得退了位。如果这个时候中大兄王子再去当大王，那将没有任何悬念地成为众矢之的，用不了多时就会遭到不测，而身为王子的左右手中臣镰足，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因为本书主要说的是中日交往史而不是日本古代史，所以对于苏我家在日本历史上的贡献和重要性以及苏我入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就不费过多的笔墨了。唯独想多一句嘴的是，虽然今天在各种日本历史相关的图书资料上我们所看到的苏我家的形象都是相当的寒碜，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明治维新之后才兴起的，在明治之前的史学界，对于苏我氏，至少对苏我入鹿的评价，都是相当高的，反倒是中臣镰足，大家普遍都觉得这厮不咋地。
再说那中大兄王子，虽然当不成大王心有不甘，但还是听从了镰足的话，推辞了女王的让位，并且还和中臣镰足一起举荐了轻王子为下一任大王。
这是一个看起来相当莫名其妙的决定，以至于后世为此还产生了乙巳之变的幕后主使是轻王子的说法，但事实上只要稍微想想就会明白，轻王子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当时具备足够人气威望的王位候选人只有三个：一个是中大兄，一个是轻王子，还有一个是古人大兄。中大兄率先排除，那么古人大兄又如何呢？
别忘了，他是苏我入鹿的朋友，你中臣镰足要敢让他当大王那就等着有一天他反攻倒算为友报仇吧。
所以剩下的，只能是轻王子了。
要说这轻王子真是个聪明人，让他做大王的旨意刚到，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然后表示了婉拒。
不但婉拒，还附奏折一份，里面说古人大兄王子德才兼备，在下推荐他当大王。
中臣镰足知道后当时就想哭了，连忙跑去王宫求爷爷告奶奶地请宝皇女再下一道旨意，二请轻王子出山当大王。
轻王子仍是婉拒，仍是推荐了古人中大兄。
在心里骂了无数遍之后，中臣镰足仍是只能装孙子，不仅求女王，又亲自拜访了一趟轻王子，跪求他行行好，当个大王混两年吧。
三揖三让之后，轻王子终于点了头，然后于当年的七月十四日登上王位，史称孝德天皇。
孝德天皇登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立中大兄王子为太子，就是接班人，毕竟自己的宝座是中大兄和中臣镰足哥俩拼命换来的，总也该表示表示。
而镰足当然也没落下，他被任命为内臣，就是王家政务总顾问，这虽然不是编制内的官员，但却拥有比其他重臣更大的话语权。
还有苏我石川麻吕，则当上了右大臣，当然这是对他弃暗投明的表彰，也是为了让苏我氏的人在朝中牵制那匹新兴的黑马中臣镰足。
犒赏完有功之臣后，孝德天皇开始着手做起了第二件事：改革。
这主要是因为经过苏我家几代人那么一折腾外加隔壁大唐看起来很有威胁，整个倭国堪称内忧外患，不改不行了。
和圣德太子那次被各种牵制伸不开手脚只能搞搞表面功夫的皮毛之举所不同，这一回的改革，将是全面而又彻底的。
至于如何彻底如何改革，孝德天皇自己心里也没谱，所以他找到了南渊请安，请他来帮忙当一回总设计师，拿出一个改革的总纲领来。
但南渊请安表示自己不干。
同时他还用了“圣人不喝盗泉之水”的典故，意思很明确：你们的这个政权是靠发动政变夺来的，老夫绝不同流合污。
但看在倭国黎民苍生的份上，重民轻君的老夫子还是破例给了忠告：“目前的倭国只有以大唐为蓝本，效仿大唐的一切，才有可能脱胎换骨。”
千金难买爷不干，于是孝德天皇只能退而求其次，把苏我入鹿的老师旻先生给请了出来，顺带还找来了和他们同一批去隋朝的另一个老留学生高向玄理，任命这两人为国博士，为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旻高两人的政改理念和南渊请安基本相同，认为倭国当下的出路就是以效仿大唐为目标的幡然振兴，而且还要做到全面效仿，哪怕是造房子的一砖一瓦，也最好跟大唐一个款式。
改革的第一步，是创立元号。
元号就是年号，用于纪年的名号，由中国的汉武帝首创，象征着皇权的正统，在历史上，很多中华周边的藩属小国往往会跟中国用一个完全相同的年号，以表臣服，现在倭国要创立自己的年号，则首先表示了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其次也为了表达朝廷的唯一性和正统性。
当年六月十九日，孝德天皇颁布圣旨，从即日起创立元号名为大化，据说意思是伟大的变化，同时召集群臣要求他们发誓：第一，帝道唯一；第二，暴逆已被诛杀，从此往后，国无二君，臣无二心。
然后再宣布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誓言中的暴逆当然指的是苏我入鹿，由此可见乙巳之变未必得人心，不然何苦逼着别人又是表忠心又是发毒誓的呢？
当年九月，入鹿的死党古人大兄王子被杀，罪名是企图造反。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出家当了和尚，但却依旧被砍了脑袋。
大化二年（公元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诏四条，是为改革的具体内容。
第一条，叫公地公民制，就是废除原有一切豪族私有的土地和领民，一律改为朝廷公有。
第二条，重新调整地方行政制度。
国家的核心地方自然是首都，首都外一圈叫近畿，同时在近畿之外的地方设令制国为行政单位，一国就相当于今天日本的一县，管理令制国的地方官由中央任命，但大多是当地的豪族，国以下设郡，仍是交由豪族管辖，和之前的区别只是在于土地和百姓不再属于他们了。
此外孝德天皇还开创了日本最初的传马制，用于将地方情报及时传达给中央，以便加强统治。有了这个制度，自然少不了修桥开路，所以也就顺理成章地规划出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官道。
第三条，效仿了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中国历史在此我就不作介绍了，总之是朝廷计口授田，就是根据人口分土地，而所分土地不许买卖，死后归还国家。
第四条，效仿了唐朝的租庸调制度，要求分到田地的农民必须每年向朝廷缴纳谷物为租，服劳役或者以织布代役（庸），同时再上交地方土特产（调）。
这四条通称改新之诏。
除此之外，对于其他的制度，孝德天皇也先后做了相应的变革。
首先颁布的是薄葬令，也就是针对古坟时代造大坟刻大碑的那一套，政令宣布，从即日起废除“殉死”这种极不人道又严重扼杀劳动力的风俗，同时也规定，任何坟墓从开工到完工不得超出七日，包括大王的在内。
这条其实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比如中大兄王子后来当了大王，史称天智天皇，他的陵墓我们之前就有介绍过，乃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著名古坟，这样的陵寝只造七天，你信吗？
其次是重新制定了冠阶。尽管圣德太子的冠位十二阶实行了没多久，但这么多年来要求进步的人士不断增多外加搞死苏我入鹿前后加封了那么多人，十二个阶显然是不够用的，故而孝德天皇在大化三年（公元647年）的时候将冠阶分为了十三阶，大化五年（公元549年）时又增加到十九阶，等到了四十来年后的天武天皇十四年（公元685年），全日本的冠位总共分四十八阶，每个阶段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是不同颜色，当文武百官聚集一堂时，放眼望去，就仿佛置身于大染缸。
制定完冠阶，接下来就得制定礼法了，每个等级的官员见到上级该行什么礼，碰到下属行礼该怎么答复，孝德天皇都制订了相应的规矩。之前说的每个阶级穿戴的颜色不同，这也是改革后礼法的一部分，此外大王还规定老百姓不许穿红戴绿只许一身素白见人，这叫白丁，也是从大洋彼岸给引进过来的。
再然后是改革军制，首都设五卫府，地方设军团，老百姓要服兵役，叫做防人。
还有就是，继续向大唐派出遣唐使学习吸收那边的先进技术和华美文化，虽然这几乎已然是惯例了，但既然大王都说了，那就姑且算它一条吧。
以上，就是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两次改革之一的大化改新的基本内容了。
另一次著名改革想必你已经知晓了，那就是“明治维新”。
总体而言，这次几乎完全照搬了隔壁唐朝的改新确实在客观上巩固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权，并且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但实际上对于根本的东西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改变作用。这里的根本指的是国力，倭国仍是倭国，并未脱胎换骨。
大化改新并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奇迹般的发展，相反，在改新之后的那几年里，列岛上下一直处于混乱中。
这主要是由于改新的很多内容并不为广大贵族所接受。
毕竟原先贵族们都是大地主，家有良田千顷不说，还坐拥苦力无数，结果一道诏书全部化为乌有，都归了朝廷，归了大王。
别扯什么家国天下，这种事情搁在谁身上都不好受。
不过改新四条毕竟是国策中的核心部分，即便不服也没人敢跨雷池去明目张胆地表示反对，只能在别的内容上做做文章，比如冠位十三阶之类。
出头鸟是苏我石川麻吕。
这人估计被分了不少浮财，所以怨念挺大的，整天背地里念叨着“一夜回到解放前”之类的反动言论，而且还不肯换新衣，身为右大臣却仍是经常穿戴着圣德太子时代的衣冠，虽说没有豪放到上朝时还敢标新立异鹤立鸡群，但久而久之他的一些言论还是传到了孝德天皇的耳朵里，大王当然是相当的不高兴了。
也正在这个时候，石川麻吕的弟弟苏我日向跑来检举揭发，说自己的弟弟想造反，要复辟。
这简直是正中下怀，孝德天皇本人还没开口，太子爷中大兄就先发话了，表示既然石川麻吕想要造反，那就先下手为强，把他给灭了吧。
接着，中臣镰足也紧跟一步表示早就看出苏我石川麻吕有反意，该杀，绝对该杀。
如此一来，原先也只是不太高兴并不打算动真格的孝德天皇反倒是不好说话了，只能由着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点起兵马浩浩****地向苏我石川麻吕家杀过去。
寡不敌众的石川麻吕且战且走，一直退到了飞鸟境内的山田寺，实在是逃不掉了，于是只能自杀。
死之前留下一句话：“尽管蒙受如此冤屈，但我做鬼也依然是大王的忠臣。”
一般而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我石川麻吕真的只是个爱抱怨的小老头，至于他对孝德天皇的忠诚，完全没有去质疑的必要。
说白了中大兄王子跟中臣镰足除掉石川麻吕是假，真正矛头指向的是孝德天皇。
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为什么要针对他？这个我们稍后再讲。
顺便一说，孝德天皇有个王妃叫苏我乳娘，她正是苏我石川麻吕的女儿。
大化六年（公元650年）二月，穴门国（后改名长门国，今山口县）国司意外得到了一只浑身雪白没有一丝杂色的雉鸟。一般来讲在古代的东方，全白的动物几乎都是被当作神兽来看待的，所以国司不敢私藏，转手就贡献给了朝廷，为此，孝德天皇龙颜大悦，不仅重赏了那名国司，还将该年年号改为白雉。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个年号。
正所谓新年要有新气象，兴许是觉得光改号还新得不够多，于是在白雉二年（公元651年），孝德天皇又下了一道圣旨，说是要迁都，打算把首都从飞鸟迁到难波（大阪）。
当时没有人说什么，于是当年十二月，大王按照正常的搬家程序把东西都打包好，然后带着后妃奴仆们欢天喜地地从飞鸟出发，住进了难波的宫殿里头，第二年（公元652年）再发圣旨，表示此地很好，并让群臣们也迅速跟着一块儿来，以便尽早展开工作。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大家都表示待在飞鸟挺好，不想去难波。
还有胆大的干脆上奏指责大王明明有飞鸟的板盖宫却一定要去难波盖难波宫，实乃浪费民脂民膏，一点也没有改新的派头。
最后是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哥俩联名上奏，请大王迁回飞鸟。
孝德天皇瞬间明白，该来的终于来了，这矛头总算是对准了自己，于是并不甘示弱，打算以君威压群臣，一口气接二连三地又发了数道圣旨，但依然没有效果，并且反对声一片。
要说日本人也真够胆大的，几百年后的岳武穆能有这一半的魄力就不用上风波亭走一遭了。这孝德天皇的圣旨连发五六道，愣是没有一个人肯上难波，当年舒明天皇换王宫那会儿好歹还有几个小臣跟着，这回别说小臣了，连小仆都没有。
于是大王被气病了，而且还是一病不起的那种。
为什么没人跟他一块儿去难波？
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兴风作浪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因为大家都恨孝德天皇。
为什么恨？
因为这些王公大臣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土地和子民，都因为大化革新而化作了泡影。
所以就不用奇怪当年冰雪聪慧、胆识兼备，连大唐帝国的使者都不在他眼里的轻王子，为什么当了天皇就变得那么弱了。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要付出代价，轻王子仍是那个文武双全的轻王子，但他即便再厉害，也无法以一人之力抗衡那些因大化改新而失去了原本利益，并因此怀恨在心的旧贵族，外加存坏心捣乱的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
白雉五年（公元654年），被后世誉为尊佛好儒、用人无分贵贱的一代明君孝德天皇在郁闷和寂寞中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八岁。
王位的接替者出乎所有人意料居然是宝皇女。
这是日本历史上头一回已经退位了的大王梅开二度再登宝座。
不是中大兄王子乐善好施放着王位不肯要，实在是没办法。
孝德天皇被孤立至死，最大的原因不是他迁都也不是他干了别的什么，而是他乃大化改新的领导者，至少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四条诏书是他颁布的，薄葬令是他签发的，一切遭人恨的事情不管到底是谁琢磨出来的，底下总刻着一个通红通红的王印，这理所当然要遭人恨了。
改革就像小二子讨老婆，剥夺旧贵利益就如同上吊，你让人刚娶了媳妇就上吊，是个人都要诅咒你。
这两条路堪称凶险异常，要么亡国，要么亡命。
其实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王子心里很明白，大化革新再得罪人，但毕竟能强国，故而跟孝德天皇斗归斗，可他颁布的那几条圣旨跟政令却都被认定为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因为一旦把这些给废除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前途不堪设想。镰足也好王子也罢，即便再不是东西，也不会拿国运来开玩笑。
让他们亡命也不实际，毕竟这哥俩从来就不是大义凛然的货色。
于是只能走第三条了：再找一个人来当大王，说穿了就是顶缸——背黑锅你来，送死也最好你去。
当然了，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这个背黑锅的最好要把那口锅牢牢地扣住，别像孝德天皇那样风雨飘摇了几年就撒手人寰了，然后最好也能把手底下那群乱折腾的贵族们给镇住，在顶住巨大压力骂名的同时，把大化改新继续推行下去，让倭国稳步发展。
这个活中大兄王子肯定干不了，中臣镰足也不行，放眼当时列岛，唯一有这个威望有这个能力的，只有退位数年的宝皇女。
公元655年，时年已经六十有二的老太太重登王位，史称齐明。
齐明天皇上位之后，开始稳步地继续推行改革，顺便再安抚贵族们的人心，具体的做法是从老百姓那里多征一些民脂民膏上来打赏诸权贵——你丢了土地，我给你折现。
诸如此类的手段老太太在重出江湖之后用了很多，为此齐明一朝也一直被后人指摘过于铺张浪费以及消耗民力物力。
这就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此外，中大兄王子跟中臣镰足这一回也相当地配合，毕竟女王是王子的亲妈，再这么往死里整实在说不过去。
于是国内的形势便开始逐渐平稳了，只是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鲜半岛出了大事。
百济被灭了。
此事的因果还要从多年前讲起。且说半岛上有三国：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个国家之间明争暗斗了很多年却一直未分胜负，在这种情况下，公元648年的时候，新罗和唐朝结成了同盟，打算借助大哥的力量一统朝鲜半岛。
对此，高句丽表示无所谓。从隋炀帝到唐太宗，天朝上国对其用兵不下五六次，但从未成功过，所以他压根儿就不怕。
不过不怕归不怕，但他们还是跟百济结了盟，以防万一。
另一方面，很多年来一直都相当弱势的百济当然就不能那么洒脱了，在跟高句丽拉关系的同时，他们还做了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和倭国结盟——大化改新后不久，时任百济国军义慈王就主动要求和倭国结盟，还把他的儿子扶余丰璋送到了飞鸟，实际上就是同盟国之间的人质，而倭国朝廷对扶余丰璋也非常照顾，他的一切吃喝享用都和倭国王子一个级别，大化六年（公元650年）发现白雉的时候，孝德天皇还特地请他来一起观摩神兽，甚至后来还给他找了一个倭国的老婆，可以说是极尽优待。
两边都想拉拢飞鸟朝廷，于是倭国在又一次成为香饽饽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抉择：是选唐朝和新罗，还是选百济？
正常人一般肯定选前者，毕竟前者很强，但在当时的倭国朝中，新罗派和百济派之间的人数却相差不多，尤其是最高层，几乎是势均力敌五五对分，孝德天皇赞成和新罗结盟，但中大兄王子却坚定地站在了百济一边。
之所以要迎难而上帮百济，是因为百济对于倭国，并非是普通的同盟那么简单，说得露骨一点，其实那地方是倭国的小弟，是附庸，所以才会在结盟的时候把王子送来当人质。而对于倭国来讲，百济是他们在朝鲜半岛的一个落脚点，只要这个落脚点在，那么今后就能继续在半岛，甚至是在中华大陆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现在显然不是当墙头草随风倒的时候，而应该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站出来争上一争。
更何况，大唐虽然和新罗结盟，可百济却也跟高句丽有一腿，中华帝国会不会为了新罗而出兵百济还是个未知数呢。
但显然孝德天皇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他坚定地认为，新罗和唐朝结盟就是为了打百济，如果倭国帮百济一起打新罗，那么背后的大唐必定会出战，倭唐一旦开战，胜负根本不用说，这种明知道结果的战争，还有必要参与吗？
于是双方就杠上了。
这便是中大兄王子和孝德天皇之间如此水火不相容的最大原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代，倭国和大唐之间关系的变化完全有可能导致前者国运的变化，同时也可以引起最高决策层之间的斗争与对立。
白雉二年（公元651年），左大臣巨势德陀子上奏孝德天皇，说是干脆出其不意搞个偷袭，毫无征兆地直接攻打新罗，然后再结交高句丽，这样就算唐朝反应过来想要来救，也来不及了。
虽然这个听起来相当不靠谱的作战建议就连中大兄王子都断然否决，但在之后的两年里（公元653～654年），倭国朝廷还是连续派出两批遣唐使跑去长安打探风声。
这些使者归国之后，口径相当一致地表示：新罗准备攻打百济那肯定就是这几年的事了，而唐朝，也极有可能一同出兵。
虽然这间接证明了孝德天皇的观点是对的，但很可惜此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接任的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王子自然是母子同心，更重要的是这位能说唐话会写汉字的老太太心里宛如明镜一般，她知道倭国如果还想要朝鲜半岛的那一块利益，那么和唐朝之间直接的硬碰硬是绝对无法避免的。
其实朝鲜半岛出身的苏我入鹿当年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才会在一大堆亲唐派大臣中间不断地疾呼倭唐必有一战。
齐明五年（公元659年），唐朝方面突然下令倭国来的遣唐使从即日起一律不许回国，另行等候通知，如有违反，以重罪论处。
女王明白，战争就在眼前了。
好在当年苏我入鹿在给他自己造别墅的同时也没忘了干正经事，经过数年奋斗，还真的攒下了足够战争开销的兵粮和武器。此外，为了巩固大后方，使倭国能全力面对可能到来的战争，齐明天皇还命令越国守（今福井县到山形县一带的地方军政长官）阿倍比罗夫水陆并进，征讨虾夷和肃慎。
虾夷就是今天的北海道，至于肃慎，这个地方在中国的古典里，指的是东北松花江流域一带，不过以当时日本的能耐不可能攻到那么远，故而一般认为日本古代所说的肃慎，应该就是北海道的一部分或者是现在的库页岛。
经过两三年的苦战，两地先后于齐明五年（公元659年）和齐明六年（公元660年）被彻底平定。
就在肃慎被摆平的同一年，新罗联合大唐，向百济发起了进攻，仅仅五个月，王城就被攻了下来，国君义慈王投降，百济国宣告灭亡。
百济亡国的主要原因出在国君义慈王本人身上，这人是当时全亚洲出了名的昏君加暴君，关于他的斑斑劣迹简直是罄竹难书。比如有一年国家饥荒，这位仁兄自己照旧花天酒地，不开仓放粮也就罢了，还把前来劝谏要求拯救灾民的大臣们杀了个精光。所以在攻下王城之后，唐军将领特地立碑一块，内容主要是十六个字：外弃直臣，内信妖言，惩杀忠良，咎由自取。
然而，尽管百济国就这么没了，但国民却还在，即便义慈王在位的时候常常视大伙如草芥，可不管怎么样，这亡了国没了根的滋味毕竟不好受，所以一些百济的遗老遗少们纷纷出钱出力，四处招募义军，准备光复祖国。
百济复国军的总司令叫鬼室福信，他是义慈王的从兄弟。
但既然连正规军都被打垮了，这临时拼凑的乡勇游击队当然就更不用提了。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在鬼室福信的带领下，一些尚未被攻下的百济城池纷纷加入他们的队伍然后也打了几次胜仗，但随着唐罗联军对百济残余势力扫**工作的展开，这伙人很快就支撑不住了，无奈之下只能遣使入倭，请求援助，顺便再要他们把扶余丰璋给送回来，想立他为新的百济王。
使者到达飞鸟之后，倭国朝廷上下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策略。
把扶余丰璋送回去这个好说，但关键是要不要援助百济，说白了就是要不要为了百济和新罗乃至大唐开战。
想想也是，当年百济把王子送过来当人质的时候说得好好的，是一旦新罗和唐朝打过来了，让倭国出兵相救，可现如今别说救了，还没反应过来这百济国就被灭了，这种战斗力谁敢惹？
但更多的人却觉得如果就此坐视倭国在朝鲜半岛唯一的势力范围消失，那今后必定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他们也相信，虽然大唐确实很强，但历经大化改新的倭国，也不会弱。
因为不管怎么说，即便没有乌鸦变凤凰那般的脱胎换骨，但通过这场变革而让国力增强了不少也是真的，至少乌鸦差不多快要变成小黑鹰了，所以主战派们自信满满地表示，即便大唐横插一脚，我大倭的那些经过改新的兵勇防人们，也绝不会败下阵来。
两个国家，一个打百济只用了半年不到，另一个打个北海道外加库页岛这种原始部落都花了两三年，这两拨人要是放在一块儿对阵，你说谁会赢？
但齐明天皇仍是下令出兵半岛，为了鼓舞军心，老太太还决定御驾亲征。
是她不明白吗？不是。
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高句丽也派了使者到倭国，并送来一封信，说如果倭国出兵百济的话，我大高句丽也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助一臂之力。
落款人是著名的泉盖苏文，当年被女王用来打比方教育过苏我入鹿的那位。
虽然女王不怎么待见他，可泉盖苏文是狠角色却不假，如果有他相助，那么这一场对大唐的战争，兴许有的打。
抱着这样想法，齐明七年（公元661年），齐明天皇率部西行，当年五月，第一批倭军先遣部队总共一万多人一百七十余艘船在指挥官朴市秦造田来津等人的率领下先行离倭，护送扶余丰璋前往百济。
朴市秦造田来津这个名字可能有点怪，我简单说明一下，此人姓朴市秦造，听起来有点像韩国人，实际上却是中华后裔，乃是渡来人秦氏的子孙。
同月，女王抵达了位于今天福冈县内的朝仓宫，然后一病不起。
这也难怪，本来就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老太太，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长途跋涉，当然身体要吃不消。
七月二十四日，女王驾崩。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大兄泪满襟。中大兄王子是个孝子，本来这大王的位置怎么着也该轮着他坐了，可他却偏偏不肯上位，表示自己先要守孝七年，等七年过后，再登宝座。
王位继承人行大王之实却不登大王之位，专业名词叫做“称制”，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两例，一例男一例女，男的是中大兄，史称天智天皇，女的则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称制归称制，该干的活还是得干。
阿倍比罗夫是当时日本列岛最能打的人。
大唐当时最能打的，应该是薛仁贵。不过他没来。
还有第三批部队，总共一万余，不过他们并不用出国作战，只是在今天静冈县清水市一带驻守待命，以防不测。
根据倭国大本营制定的构想，这次作战的计划应该是这样的：先由百济王子扶余丰璋回国称王，然后带领百济遗民在第一军的配合下赶走新罗人，接着唐朝势必会派大军前来，到了那个时候，再由登陆半岛的主力部队第二军与其最终决战，将其击败。
平心而论，这个想法很美好，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居然也意外地顺利，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
当年六月，两万七千人的主力部队登陆半岛，随即在阿倍比罗夫的率领之下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沙鼻歧、奴江二城，使新罗与唐军的联系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
唐军之所以被打成这样，并非战斗力不高，而是人数不够，之前配合新罗灭完百济后，觉得待着也没啥意思，就撤走了主力，只留少数人协防，不曾想让倭国人钻了空子。
于是只能写奏折回国求援了，但正打得顺手的阿倍比罗夫毫不在意，他和第一批一万人的部队合并一处，做好了和唐罗联军决一死战的准备。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
就在所有倭国人都以为能一直这么春风得意下去的当儿，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百济的内部出了大状况。
王子扶余丰璋虽然被护送回了国，也很顺当地被拥护为百济新一代国君，称丰璋王，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跟鬼室福信有了矛盾。
矛盾的主要焦点在于兵权，丰璋王想把复国军统归到自己麾下，因为他觉得自己才是唯一能够拥有这支部队指挥权的人，而鬼室福信自然是不肯，因此，两人就这么对立了起来。
对立的结果是丰璋王说鬼室福信要谋反，鬼室福信骂丰璋王是“腐狗痴奴”，然后丰璋王拍案而起先下手为强，于天智称制二年（公元663年）六月率亲信突袭鬼室福信，将其擒获后斩首，并把头颅挂于闹市示众。
这次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百济复国军瞬间士气大跌，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支部队也是鬼室福信一手带出来的，他丰璋王名为百济王，实际上在倭国生活了十好几年，复国军将士除了知道他是义慈王的儿子，王室正统继承人之外，几乎就没有任何交集了，现在这个路人甲把大家的老领导给弄死了，还想统领部队，谁肯听他啊？
鬼室福信之死，使得百济复国军就此变成了废柴一根，几乎再无战斗力。
而对面的唐罗联军自然不会放过如此机会，当年八月，大唐皇帝高宗李治派七千兵马走海路抵达百济，和留守部队会师之后，分两路展开攻击，一路走陆地，一路走海路。
当时百济复国军的大本营在周留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内），那地方跟前是一条江，叫白村江，绕过周留城后再奔腾至海，入海口则名为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口）。
唐罗联军的水上部队正是打算走白江口逆流而上配合陆军夹击百济人和倭国人。
而在周留城的边上，还有十来座小城，但都在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被唐罗联军的陆地部队逐一攻陷，唯独剩下一座任存城，是进攻周留的必经之路，只不过那里地势险要，外加倭国大将阿倍比罗夫亲自带队死守，所以联军一直无法拿下。
也就是说，是否能够顺利拿下周留城乃至此战成败，最终将由双方的水军来决定。
倭国水军统领是朴市秦造田来津，这人不但负责水战，还负责造船，当时倭军所用将近千余艘船只都是他监工督造的。
而唐朝当时的水军将领，叫刘仁轨，时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年六十二岁。
刘仁轨，河南人士，平民出身。本来家境就不怎么样，又恰逢隋末大乱，所以年轻时日子过得非常清贫，但即便如此，他却依然专心于书本，素有恭谦好学之名。唐高祖时代，因受开国功臣任瑰赏识，在息州（今河南息县）参军，不久，出任陈仓县尉。
本来以为一辈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了，结果却摊上了大事。
话说贞观年间，陈仓有个人叫鲁宁，官居折冲都尉。
唐朝实行府兵制，基层组织的军府叫折冲府，折冲府的长官叫折冲都尉，最低也是个五品官，要比陈仓县尉的刘仁轨强很多了。
不过这个鲁宁性格不太好，嚣张跋扈喜欢欺负人，下到老百姓上到地方小官无一不遭受他的魔爪虐待，因为此人官大，也没人敢管，属当地一霸。
只是没想到鲁都尉运气不好，有一天不幸惹了刘仁轨。刘县尉知道这人的来头，所以一开始好汉不吃眼前亏，撸着顺毛说好话，但鲁宁非但不领情反而越发张狂，终于把谦恭的刘仁轨给惹毛了，当即命令衙役把鲁宁关入大牢，命其好生反省。
鲁宁活了半辈子就没碰到过这种事情，非但不反省，还骂不绝口，就这样，刘仁轨彻底地愤怒了，叫人把鲁都尉提出大牢，施以杖刑，就是打屁股。
喜欢欺负别人的人往往是最不经打的那种，一顿棍棒，鲁宁就这么被打死了。
县派出所所长打死了地方军区长官，这放到现在那也得上头条，在当年更是大事，故而当地高官一面拘捕刘仁轨一面将经过上报朝廷，等候回音。
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便将刘仁轨押至长安当面质问。
面对煌煌九五，刘仁轨毫无惧色，说道：“鲁宁肆虐百姓侮辱朝廷命官，臣实在看不过去，愤而杀之。”
这话在朝堂之上说得相当铿锵有力，以至于唐太宗本人还没说什么，一代直臣魏徵就跳了出来，问太宗道：“皇上知道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不等回答，他又补了一句：“隋末时期的官员，大多和鲁宁一路货色。”
李世民是聪明人，知道魏徵的意思，于是不但没有处罚刘仁轨，反而还让他做了栎阳（今陕西境内）县丞。
正所谓一粒沙一世界，一件事能看一个人，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刘仁轨有过人的勇气，不然他绝不敢杀鲁宁；同时却绝非匹夫之勇，做事相当有分寸，否则他也不会先礼后兵好言相劝不成再关入大牢；此外，也相当地有担当，即使被绑上了金銮殿，也绝不会放弃自我的立场。
因为篇幅问题，我们也就不再作更多的介绍了，总之鲁宁事件之后，刘大人算是发了迹，虽然不敢说是青云直上，但也至少算一个萝卜一个坑地稳步升官，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朝联合新罗攻取百济，此役中，刘仁轨也奉命出战，担任水军统领。
不过，刘大人主要负责的是后勤粮草，而非攻城略地。
这主要是因为他没作战经验，事实上除了早年当过几天大头兵之外，刘仁轨后来担任的几乎都是文职，并没有怎么带过兵，也基本上没怎么打过仗。
其实这次跟倭国打本来也用不着他冲锋陷阵，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时真正管打仗的左卫中郎将，熊津（今韩国公州）都督王文度突发疾病死了，这才让刘仁轨这个管后勤的从幕后走到台前，负责水路的具体攻略。
八月十七日，四国双方水师聚集白江口，大战一触即发。
唐朝兵力大约七千，战船一百七十艘；倭国兵力一万上下，战船数量则超过了八百。
一方是七千人一百七十艘船，另一方是一万来人八百多艘船，这意味着什么？
没错，这意味着那八百多艘都是小船，属于军舰里的碰碰船。
当刘仁轨第一眼看到满江扑面而来的倭船时，着实吃了一惊，还以为是附近渔民集体跑这儿捞外快来了，再仔细一看，发现真的是倭国的战船，于是非常淡定地下了命令：不动如山。
而倭军那边也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劣势，故而从一开始他们就打定主意要以数量取胜，领兵大将朴市秦造田来津下令全军冲锋，自己站在船头大喊：“只要我们拼死往前冲，敌军自然就会退了！”
望着汹涌而来的倭军越来越近，刘仁轨命令先头部队往后避退，以诱敌继续深入。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八百余艘倭船大部分都开进了唐军的船阵之中。
刘仁轨下令：放火箭。
很快，倭军船阵里一片火海，士兵们哭爹叫娘，或被火烧死，或跳海淹死。
但朴市秦造田来津却依然保持着高度镇定，大喝一声：“我们也放火箭！”
这又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玩意儿，你有，我也有。
于是倭军也弯弓拉弦，万箭齐发，因为人多箭也多，所以场面比大唐的还要壮观。
但很快，一幕让他们绝望的剧情上演了。
弓是一样的弓，箭是一样的箭，只不过船是不一样的船。唐军的战船楼高甲厚，根本点不着。
远程的不行，那就来近战吧。已经被打急了眼的朴市秦造田来津决定孤注一掷，下令全军划足桨力，朝唐军阵中冲去。
他的意思其实也很明确：我一条船撞不翻你，我十条撞你一条总能撞沉吧？
不得不重复一遍：船和船，真的是不一样的。
倭船想跟唐船玩冲撞，这种感觉就跟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差不多，你拿一百个鸡蛋砸在一块石头上结果只能是一地蛋黄。很快，海面上不再火海一片了，而是漂浮着一水的碎木板。
朴市秦造田来津疯了，造了一辈子的船，带了一辈子的水军，堪称是日本历史上最早期的水战专家的他，被虐成了这样，于是一下子就失去了理智。
在仰天长啸一番后，朴市秦造田来津提起战刀，冲向了已经跳上船来准备将自己生擒活捉的唐军士兵，一口气连杀数十人，但终究还是因寡不敌众而被活活砍死在了船上。
这就是命啊。
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之后，倭国水军沉船过半，不得已退走岸上，而陆上部队在亲眼目睹了水军惨状之后，也顿时斗志全消，纷纷表示这仗没法打了，于是也从各个据点内撤出，水陆两军会师一处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展开了胜利大逃亡。当年的九月十九日，前来参战的数万倭军全数离开朝鲜半岛，带着愿意跟着他们一起走的百济遗民浩浩****狼狈不堪地逃回了倭国。
百济复国运动宣告失败，从此历史上再无百济这个国家的存在了。
而丰璋王则逃去了高句丽，后被唐军所俘，流放江南，不知所终。
两国第一战，以唐朝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此役，唐军破倭船四百余艘，歼灭倭军万余，刘仁轨也因此名声大振，留芳史册。
公元1935年，适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一代学术大师傅斯年中年得子，取名傅仁轨，为的就是纪念这位在白村江大扬国威出尽了风头的刘仁轨。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战原本说好要来的高句丽虽然自始至终没出现过，但绝非是这伙人不守信用，他们一直在北面跟大唐对峙，而大唐也确实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力量来防止他们的偷袭。可以很负责任地讲，如果这次没有高句丽的牵制，一旦唐朝全力以赴打过来，那倭国绝对会死得更难看。
在白村江之战中，倭国那边除了战死的，还有很多被俘的，其中有五个人，分别叫大伴部博麻、土师连富杼、冰连老、筑紫君萨夜麻和弓削连元宝儿，这五个人估计平时关系很铁，一起打仗然后一起被抓，接着又一起被送到了长安。
到长安之后，就没人管他们了，于是五人组就成天四处打探如何回日本，当时长安城里头大家都在谈论大唐和倭国的会战，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坊间还传闻说唐军准备胜勇追穷寇，跨海打到倭国去。
这本是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那五个人却真的相信了。
信完之后他们就急了，心想当俘虏已经够凄惨的了，这要再当亡国奴那哪还有脸见祖宗啊，横竖得把这个消息送回国内，让祖国人民有所准备不是？
就这样，问题又绕回了起点：如何回国？
其实回国不是问题，关键是路费，五个人身上没一分钱，船家当然不肯帮他们渡海，只要解决了金钱问题，自然也就能回家了。
正当他们各自琢磨着是去搬砖还是摆摊来挣钱的时候，大伴部博麻发话了：“要不你们把我卖了吧，然后用卖得的钱作路费。”
他说的卖不是卖窑子，而是卖去当奴隶，唐朝时的中国流行用各种外国人当奴仆，市场上黑奴都有，学名昆仑奴，倭国奴应该也有人买，尽管可能价不高，但换几张船票应该问题不大。
四个人齐声叫好，当场就把大伴部博麻送去了人肉市场，接着买了船票就回了倭国。
而大伴部博麻在长安一直干了三十多年的苦工，才被后来的遣唐使给搭救回了国。
然后他受到了持统天皇的亲自接见，天皇都被这苦人儿给打动了，不仅赏赐了财宝和土地，还在史书中大书了一笔。
与此同时，大伴部博麻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也教育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到了江户幕末，甚至还被尊攘派刻成了碑四处宣传。
之所以要说这个跟冷笑话一般的感人小故事，是为了说明两件事：第一，大唐对于战俘真心挺优待的，不砍头不坐牢任你到处溜达，只要有钱就能回家；第二，那就是唐朝并不打算乘胜追击把倭国给攻下来，不然就会跟多年前准备对百济用兵时一样，不让一个日本人回国。
但当时倭国人并不知道这点，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全国立刻陷入一片恐慌，人人自危，都觉得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曾经有史学家把白村江战败评价为日本两千多年历史上最大的两次亡国危机之一。
或许有点夸张，但倭国国内因此而产生的绝望和恐惧却是真的。
而朝廷那边也乱，应该说更乱，当时甚至有人把当年苏我入鹿的那套倭唐必有一战的论调拿出来老话重提，这显然是针对消灭了苏我宗家的中大兄王子和中臣镰足，目的无非是想趁乱捞一票。
经过数个昼夜的紧急磋商，最终中大兄王子拿出了一套分两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是抽壮丁，当时倭国国内几乎是见人就抓，抓到之后用绳子一套，送往九州北面修城墙堡垒，以期靠此来抵挡攻来的唐军。
第二步仍是抽壮丁，不过这些壮丁不用干活，而是当炮灰，即传说中的防人，还是前往九州北面，驻扎在第一批壮丁修建的各种工事里头，如果唐军来了，他们就冲出去送死。
不过实际上大家也知道，造城也好拉壮丁也罢，这些都是自我安慰，唐军要真的渡海攻过来，谁也挡不住。
但大唐终究是没有打过来。论其原因，首先当然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仁义为本的传统美德，只要没什么深仇大恨不会把你赶尽杀绝，更何况这次倭国怎么说也是为了百济复国，说好听点叫师出有名，说难听点就是误上贼船，尽管两家真刀真枪地干了一场，但并无直接仇恨，故而大唐举国上下对这个东邻小弟也没什么太大恶感，自然也谈不上要乘胜追击；其次，从客观上来看，倭国当时还不具备让唐朝出兵远征的资格，此时唐高宗最大的敌人是高句丽，他之所以要跟新罗一起打百济，主要是为了能对高句丽形成一个夹击之势。
事实确实是这样，白村江之后仅仅三年（公元666年），泉盖苏文刚死，高宗就再度出兵半岛，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将高句丽这个一直悬在帝国东北的不定时炸弹给消灭了。
换言之，中日第一战的本质，实际上是唐朝本来就没想打倭国，也没空打倭国，结果倭国自己凑上来白白挨了一顿揍。
不过这样打一顿也有好处，百济彻底亡国之后，很多百济人都移民日本列岛，其中有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技术人员，同时还有不少壮劳力，就这样，倭国因祸得福地又有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