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中期到后期的军事体制，河东设河东路经略安抚司，以太原知府兼任，河北划分为四个军事管辖区，前沿的高阳关路安抚司，以河间知府兼任，中山府路安抚司，以中山知府兼任，稍后的大名府路安抚司，以大名知府、北京留守兼任，真定路安抚司，以真定知府兼任。五个军事管辖区的安抚使或经略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一般以文臣知府充任，而对军区内的武将实行以文制武。童贯的宣抚司本来设在太原府，他逃回开封后，河东路经略安抚司由太原知府张孝纯充任，另有武将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王禀为副。由于三镇守臣仍然守卫，宋钦宗特命“知中山府（今河北省定州市）詹度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太原府张孝纯、知河间府（今河北省河间市）陈遘并为资政殿学士”，王禀升建武军节度使。[1]资政殿大学士和学士是执政级，而节度使又是武将晋升的“极致”[2]，可知赏功之厚。
完颜斡离不（宗望）所率金东路军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坚战，直下开封城外，待退兵之后，中山府和河间府一时暂无多少敌情。唯有太原府城，自宣和七年十二月，即被完颜粘罕（宗翰）所率金西路军所包围。[3]太原城中，其实主要还是依仗王禀，虽然无力出战，却部署死守“金人攻太原，筑长城围其外，用云梯、砲石、鹅车、洞子，分道并力攻冲”[4]。王禀“总守御，以死拒寇。城中食尽，至煮弓、弩、马甲，取筋皮充粮。虽粘罕尽锐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陷也”[5]。
二月下旬，宋钦宗“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滑州，而以姚古为制置使，总兵以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总兵以援中山、河间诸郡”。四月，又以“种师道加太尉，同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6]。然而在事实上，种师道并未全权处置救援太原。他“屯滑州，实无兵自随。师道请合关、河卒，屯沧、卫、孟、滑，备金兵再至。朝论以大敌甫退，不宜劳师以示弱，格不用”[7]。由此可见，种师道虽任总指挥，其实未到前沿，而前沿出战，实有种师中和姚古两军，又分别有河北与河东不同的战区。
宣和末，当完颜粘罕（宗翰）初攻太原时，“河东名将”、知朔宁府（今山西省朔州市）孙翊奉命救援，有人提出：“不若引兵北捣雲中，彼之将士室家在焉，所谓攻其所必救也。”这当然围魏救赵的高明之策，而孙翊不采纳，他说：“此策固善，奈违君命。”他引兵南援太原的结果，则是后方朔宁府被攻陷，而本人又战死太原城下，“身死军覆”[8]。显然，孙翊虽为名将，仍被宋朝保守的军事传统所束缚。
宋朝的军事传统就是分兵分权，特别在面临战斗力强的对手，其实是兵家之忌。种师中一路出兵，而“大臣立议矛盾，枢密主破敌，而三省令护出之”。此种矛盾当然是李纲和许翰为一方，而徐处仁等为另一方，最终是完颜斡离不（宗望）全师而还，种师中算是将金军“逐出境”。姚古一路于三月下旬收复隆德府（今山西省长治市）和威胜军（今山西省沁县），“扼南、北关，而不能解围，于是诏师中由井陉道出师，与古掎角”[9]。
前面说过，种、姚两家都是陕西世将，互不相下，结果无非是不能协同。时值夏季，照理是女真人休兵避暑之际。据金方记载，三月，“（完颜）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大同府）”[10]，其实就是回今山西大同市一带避暑，留下人马应不多。依宋方记载，完颜粘罕（宗翰）“以暑渡井陉，会西山之师于云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觇者以为兵散将归，告于朝廷。本兵臣信之，从中督战无虚日，使者项背相望”[11]。姚古“及种师中闻虏兵少，不知其诈也。于是各率兵数万，约古出河东，师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胜军。师中虑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虏谍知，以轻兵拒险，使古不得进，以重兵迎师中”[12]。
尽管完颜粘罕（宗翰）尚在北方大同府避暑，金方在太原一带兵力不多，但金将完颜银术可等仍骁勇善战，指挥有方。据金方记载：“及宗翰还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银术可留兵围之。招讨都监（耶律）马五破宋兵于文水。节度使耿守忠等败宋黄迪兵于西都谷，所杀不可胜计。宋樊夔、施诜、高丰等军来救太原，分据近部，银术可与习失、盃鲁、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于太谷。宋兵据太谷、祁县，阿鹘懒、（完颜）拔离速复取之。种师中出井陉，据榆次，救太原，银术可使斡论击之，破其军。（完颜）活女斩师中于杀熊岭。进攻宋制置使姚古军于隆州谷，大败之。”“五月辛未，宋种师中以兵出井陉，癸酉，完颜活女败之于杀熊岭，斩师中于阵。是日，（完颜）拔离速败宋姚古军于隆州谷”[13]。黄迪军之败，宋方也有记载，为另一路援军偏师。[14]樊夔、施诜、高丰等援军，则宋方并无记载。
此次失败的关键，当然是种师中一路。宋方记载称“枢密许翰怒其不进，檄书一日六、七，至有‘逗留玩敌’之语，且责必解围太原赎罪”[15]。“师中叹曰：‘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即日办严，约古及张灏俱进，辎重赏犒之物，皆不暇从行”[16]。后来对许翰的劾奏和处罚，也指责他“懦弱寡谋，而好谈兵，辄以逗挠不进，移文督责，令出师以赎过。师中素刚，不受迫促，翰从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万死，以决一战，卒至败绩”[17]。但朱熹却持另外看法，“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迫于许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师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兴遗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军真定，进兵解太原围。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间来突。师中欲取银赏军，而辎重未到，故士心离散。又尝约姚古、张灏两军同进，二人不至。师中身被数创，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朝廷议失律兵将，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而斩于马行市。’脱如所书，则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为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此二事盖出于孙觌所纪，故多失实”[18]。
事实上，既然完颜粘罕（宗翰）在北方避暑，金军留在太原的兵力不多，又不耐暑势，这确是一个用兵机遇，李纲，特别是许翰“从中督战无虚日”，并不能说是不对。问题在于宋军的素质和种师中的指挥。刘韐上奏说：
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军士中伤，十无一二。独师中不出。若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而其受命即行，奋不顾身。初闻右军战却，即遣应援，比时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败即行，亦必得出一。时将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敌。今一军才却，诸将不有主师，相继而遁。[19]
这是军队的腐败，一触即溃，将士各自逃生。张汇《金虏节要》说：
金人围太原，多于汾、潞两路，以拒王师。盖王师时在汾、潞也。不谓师中由平定出关，一旦去太原不远一舍，贼众惊惶，谓自天而下。师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无备，以破之。则当急趋太原，薄城而垒，与张孝纯、王禀之军相为表里。彼贼以粘罕之徒远去，而王师已到太原，必不敢越太原重兵，拒汾、潞之师也。由是汾、潞之师自可进至太原，则太原之解必矣。而师中至是自谓孤军深入，复怀怯惧，回趋榆次，为娄室所冲，大败，死之。[20]
这是种师中离“太原不远一舍”，却又“复怀怯惧，回趋榆次”之失策。此外，姚古一军不能及时赶到战场，又是一误。黄友是种师中的参谋官“同种师中解太原围。友遣兵三千夺榆次，得粮万余斛。明日，大军进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师中：‘地非利，将三面受敌。’论不合，友仰天叹曰：‘事去矣！’迨晓，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敌益以铁骑，士卒奔溃。敌执友，谓曰：‘降则赦汝。’友厉声曰：‘男儿死耳！遂遇害”[21]。这又是种师中不听黄友劝告，而失地利。种师中最终“率麾下死战，自卯至巳，所余才百余人，身被数枪，裹疮力战。又一时而死之，年六十八”[22]。这员老将的战死，更给宋军以重大心理打击，史称“师中老成持重，为时名将，诸军自是气夺”[23]。
另一路姚古军，“金人进兵，迎古遇于盤陀，王师皆溃”，则是不战而溃。他退军隆德府和威胜军，裨将焦安节虚传完颜粘罕（宗翰）“将至，众惊溃”。姚古后受御史中丞陈过庭弹弹劾，列举他治军和用兵的各种劣迹，“坐拥兵逗遛，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广州”。李纲为严明军纪，“召安节，斩于琼林苑”[24]。
如前所述，种师道初援开封时，他对战争还是有信心的。经历此次战败，他也失去了信心，他“驻滑州，以老病乞罢”[25]，先后被宋廷两次召还。种师道“度知虏情，必大举入寇，即疏请驾幸长安，以避其锋。守御战斗之事，本非万乘所宜，任责在将帅可也”[26]。当年十月，种师道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他在临死前的另一项重要的谋划和部署，是在开封集结重兵，而“唐恪、耿南仲专务讲和”，他们伙同后任同知枢密院事的聂昌，“以文止陕西、南道之兵”[27]。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宋军步兵在野战中根本无法与女真骑兵对抗，但如能按李纲和许翰早先的部署，或是种师道生前的部署，抢在金军之前，大兵先入开封城，城防形势当然会有改观。宋钦宗虽然也给种师道委以重任，但对他提出的若干关键性的谋划和决策，却一条也不能用。及至后来开封城破，宋钦宗恸哭，说：“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28]岂不为时太晚。
以下必须先说一下门下侍郎耿南仲在当时所起的特殊恶劣作用。他“自以东京（宫）旧臣，谓首当柄用，而吴敏、李纲越次而进，位居其上，南仲（积）不平。因每事异议，专排斥不附己者。时纲等谓虏不可和，而南仲主和议甚坚”[29]，是个标准的投降派。后来邓肃上劾奏说，“自靖康以来，有专主和者，耿南仲与其子延禧是也”。“今日割三镇，明日截黄河，自谓和议可必无患，凡战守之具，若无事于切切然者”，而宋钦宗却“信如蓍龟”[30]。他无疑在朝廷里有很大的势力，史载中书侍郎唐恪“附耿南仲，排李纲，专主和议”，后另有聂昌“附耿南仲，取显位”[31]，耿南仲“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唯以恩雠相报”[32]，他力主“趣李纲往救河东”[33]。正如邓肃所论：“靖康间，李丞相与耿门下之所争者，又不特是非、治、乱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系乎！”[34]
太宰徐处仁与少宰吴敏大体还是主战者，但两人显然在危难时期没有充当主心骨的器质，而彼此又很快发生龃龉，不能共事。徐处仁“寻亦有异议，尝与敏争事，掷笔中敏面，鼻额为黑”[35]。
耿南仲对李纲的积怨，乘着初援太原的失败，有了一个发泄和报复的机会。耿“南仲等以纲坚执异议，决于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宜以纲为宣抚使。’上欲用纲，召对睿思殿，谕所以欲遣行者，纲自陈：‘书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上不许”，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36]另一记载说，耿南仲“与徐处仁、唐恪嫉李纲胜己，同力挤排，奏上云：‘李纲要举兵，只遣李纲去。’上曰：‘种师道可遣，恐李纲不能兵。’唐恪奏上曰：‘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37]正如宋人的评论，他们明知“太原不可救，特以纲主战，故出之耳”[38]。
鲁迅先生曾讥刺说：“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39]其实，自古迄今的政坛又何尝不是如此。如耿南仲之流，还不是将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一套小聪明、小伎俩和小手腕，颇为得心应手地运用，而自鸣得意。特别是在国势危急时，不是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居然还勇于和忙于内斗和私斗，以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为快。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成功，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真是一种“窝里斗”和“窝里横”的坏传统！真是可悲可叹，而又可怕的劣根性！从北宋末的耿南仲，到南宋前期的黄潜善、汪伯彦、秦桧和汤思退。
李纲不得不上奏辞免，他说：
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东两路重寄，臣自视阙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于不避烦黩，力祈罢免，而眷属之厚，不容退避。见危致命，岂敢固辞，深惟国事之大，非小己私智所能独办。今其将行，愿受睿算与庙堂之成谋，使臣得以遵禀奉行，庶几有济。
夫用兵之道，虽临机制变，不可预计，然规摹大略，当须先定。今日之事，莫大于防秋，莫急于解太原之围。士大夫之献说者，不过和与战二策而已。金人留吾亲王、宰相以为质，屯重兵于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盖相望，而欲得三镇之意愈坚，和果可恃乎？种师中、姚古以十万之师，相继溃散，战果可必胜乎？和不可恃，则秋高马肥，贼骑侵轶，议者必以臣今日出师为致寇之端。战不可必胜，则万一将士或复有小衄，必又以臣为轻举误国。不知陛下睿算与夫庙堂之谋，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围者，当决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议，割三镇之失，至今为梗。今日之谋，倘或更有差误，则天下之势，有不可胜虑者矣。[40]
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儒者，不知军旅，将兵必败。”又说：“纲忠鲠异众，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不宜遣纲。使纲出，衄则太原失守，贻忧近甸，祸生不测，非计之善。”[41]作为李纲幕僚的张元幹，也向皇帝“陈以祸福利害”：“榆次之败，特一将耳。未当遽遣枢臣，此卢杞荐颜鲁公使李希烈也，必亏国体。”[42]但宋钦宗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认为陈公辅、余应求等与李纲结党。李纲的力辞更引起宋钦宗的震怒，志同道合的许翰，至此不得不为李纲写了“杜邮”两字，[43]引用了秦将白起被赐死的典故。李纲自述也承认此事：“或谓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乃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耳。公坚卧不起，谗者益得以行其说，上且怒，将有杜邮之赐，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44]。
许翰和其他人都明白，救援太原已经无望。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只为“以伸和议之必信”[45]。至于宋钦宗，也不过是听信谗言，“乃欲缘此以去”李纲，“则都人无辞”。当时给李纲空名官告三千余道，李纲“只用三十一道”，五月间，只因命二人“赍御前蜡书，间道至太原，赏之”，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但宋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正如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李纲不得不上辞职奏，而宋钦宗又下御批，“不可自疑，有骇众听”，“卿但安职，所乞不允”[46]。宋钦宗另有手诏说：
卿累贡封章，恳求去位，自陈危恳，甚骇予闻。乃者虏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前日宰执、台谏沮师败谋，格塞公议，已悉罢逐。方今四海所愿，以为辅佐，多聚庙堂，朕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以为庶几焉。卿其深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济国事。付李纲。[47]
朕信任卿，坚如金石。应一行事，朝廷岂能预先定得？卿可一切便宜施行。
李纲所到，如朕亲行。[48]
从书面上看，他对李纲似乎是“任贤勿贰”，事实上却心怀鬼胎。李纲“既受宣抚使命，以军马未办，量展行日”，宋钦宗即下御批：“迁延不去，岂非拒命！”[49]真可谓是伴君如伴虎！李纲不得不又一次上奏辞免。他对皇帝说，“所以为人中伤，致上听不能无惑者，只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事。今奉命出使，无缘复望清光”。“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臣既行之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执议不坚，臣自度不能有所为，即须告陛下求代罢去。陛下亦冝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他还为宋钦宗“道唐恪、聂山（昌）之为人，陛下信任之笃，且误国”。[50]后李纲在与吴敏的信中，也直抒胸臆，说：
其秋出师，固知堕（唐）恪计中，亦尝面道其详。然力辞而卒行者，非特迫于威命，如所谓杜邮之赐，势不得已，亦庶几立尺寸之功，以塞厚责。然后解兵归印，幅巾柴车，径返田庐，此素志也。[51]
前面说过，李纲在四月，与许翰以枢密院的职权，“条具调发防秋之兵”。然而至七月，李纲“已出宣抚，朝廷降旨，诏书所起之兵，罢去大半”，李纲又不得不“上疏力争”：
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陈。故令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畿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庙堂失策，使之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虏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宗社之羞，而陛下尝胆而思报者也。
今河北之寇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贼马出没，并边诸郡，寨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危甚，旁近县镇，皆为贼兵之所占据。秋高马肥，虏骑凭陵，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托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辄不自揆，为陛下措画，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大约不过十余万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边雄、霸等二十余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帅府，腹里十余州军，沿河一带，控扼地分，翊卫王室，堤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围太原，收复忻、代，以捍金人、夏人连兵入寇。不知此十数万之众，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无贼马渡河之警乎？
今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尽改前日诏书调兵防秋之计。既罢峒丁，又罢刀弩手，又罢土兵，又罢四川、福建、广南东路将兵，又罢荆湖南、北路系将、不系将兵，而京西州郡，又皆特免起发。是前日诏书所团结之兵，罢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两路入寇，将何以支牾？而朝廷何恃不留意于此也？……一岁两起天下之兵，中道而两止之，天下谓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而将士解体矣！国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系，而且行且止，有同儿戏，臣窃痛之。[52]
李纲在六月二十五日出行，“以七月初抵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南）”，“留河阳十余日，训练士卒，修整器甲之属，进次怀州（今河南沁阳市）”[53]。出朝之后，却又不得不特别忧心朝政和军备的变卦，上此奏议。
李纲为了整肃军政和军纪，斩前述虚报敌情，鼓动姚古退兵的裨将焦安节，“禁士卒不得扰民，有赶夺妇人钗子者，立斩以徇。拾遗弃物，决脊，黥配。逃亡捕获者，皆斩”。他也必须研究和考虑战术，认为“步不胜骑，骑不胜车，金人以铁骑奔冲，非车不能制之。有张行中者，献战车制度，两竿双轮，前施皮篱、枪、刃，运转轻捷，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执弓、弩、枪、牌之属，以辅翼之”。“行则为行阵，止则为营垒，平原可以驰逐，险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铁骑不得以奔冲，其制甚精”。“结阵以行，铁骑遇之，皆退遁。造千余两，日肄习之，俟防秋之兵集，以谋大举”[54]。后李纲还专门上奏，说“靖康间献车制者甚众，独统制官张行中者可取”，并介绍了具体的“造车之法”、“出战之法”和“布陈之法”[55]。为对付女真骑兵的纵横驰突，宋朝方面最初就是“宗泽、李纲有战车法”，[56]这在北方平原地区肯定有效用，特别表现在后来宗泽抗金。
在名将种师中战死，姚古败归后，到底是何人为将才，李纲心中根本没有主意。他“被命宣抚河北、河东两路，辟置官属，如范世雄充参谋官，郭执中、王以宁充参议官，田亘、韩瓘、邹柄、詹大和充机宜，梁泽民、赵柟、赵戬、张叔献、陈汤求充干办（勾当）公事，张牧、黄锾、陶恢、张光等充准备差遣，不过十五六人，其余皆因种师道之旧。惟以何大圭为主管文字。使掌表章。而大圭文人轻俊，馆中士夫多不喜之”[57]。此外，幼弟李纶也在幕府中，李纲诗后来回忆说：“前年（河）内中秋月，玉帐初寒铁衣滑。羽书猝至不成眠，坐伴清光到明发。是时季弟在幕中，病隔纱窗共谈说。”[58]李纲妻弟张焘在他任亲征行营使时，“辟焘入幕”[59]。聚集一批不懂军事的书生，就难免遭人议论。《朱子语类》卷131说：“李丞相不甚知人，所用多轻浮。”又说：“李伯纪（纲）丞相为宣抚使时，幕下宾客尽一时之秀，胡德辉（珵）、何晋之（大圭）、翁士特（挺）诸人，皆有文名，德辉尤蒙特顾。诸将每有禀议，正纷拏辩说之际，诸公必厉声曰：‘且听大丞相处分！’诸将遂无语。看来文士也是误人，盖真个能者，未必能言。文士虽未必能，却又口中说得，笔下写得，真足以动人闻听，多至败事者，此也。”这可能有部分道理，但决不能说，其幕僚都是轻浮无能之辈，有的人是与李纲志同道合，而相始终。此外，当时李纲并未任相，所谓“且听大丞相处分”之说，不确。但光是这些幕僚，“造谤者遂有聚轻脱于河内之语”[60]，真是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特别是事情办不好，就更易被谗口所中，无非是给人随便泼脏水而已，自古如此。
李纲作为文臣，当然不能说其军事指挥高明，但有一点应是正确的。他“极为上论节制不专之弊，又分路进兵，贼以全力制吾孤军，不若合大兵，由一路进”。这表明他还是认真吸取上次种师中与姚古分兵，而被金军各个击破的教训。但事实上，“朝廷之议变矣”，又根本不容他统一指挥和部署，“宣抚司虽有节制之名，特文具尔”[61]，实际上是“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62]。
宣抚副使刘韐、制置副使解潜、察访使张灏、勾当公事折彦质、都统制王渊、折可求等聚集隆德府会商，决定以七月二十七日分三路进兵。刘韐和王渊统军由平定军和辽州一路出战，解潜和折彦质统军由威胜军出战，张灏和折可求、张思正统军由汾州出战，而各“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勾当公事，皆承受御前处分，事得专达，进退自如”[63]。
八月，正值秋高而弓劲马肥的时节，完颜粘罕（宗翰）“发自西京”大同府，[64]宋方称“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65]。按金朝方面记载，“宋张灏率兵出汾州，（完颜）拔离速击走之”，“（完颜）娄室等破宋张灏军于文水”[66]。“宋统制刘臻救太原，率众十万出寿阳，（完颜）娄室击破之，继败宋兵数千于榆次”[67]，这其实是指刘韐和王渊的一路人马。至于解潜和折彦质的一路人马，金方记载未有交代。另据宋方的一段概述：
八月初，（刘）韐兵先进，贼并兵御之，韐兵溃。而（解）潜兵与贼相遇于南、北关，搏战四日，杀伤相当。贼日增兵，潜军力不能胜而溃。平定、威胜之师皆逗留不进，潜、韐失利，溃散之兵蔽野而还，人人震恐。独（张）思正之兵在汾州，其众十七万，号曰百万，未出战。贼曰：“韐、潜既败，不足虑也。”乃驱妇女老弱守虚寨，以当平定、威胜之兵，而并其兵以御思正。思正出汾州，执（冀）景示众曰：“景，不坚守石岭关遁还者也。”斩之以徇。是月十五夜，贼于文水张饮以赏军，谍者以告思正，思正袭之，斩首数百，几获（李）嗣本，（嗣）本脱去。灏、思正以小捷之故，驰黄帜呼于中路曰：“汾州报捷！”州县欢声震地，曰：“我师胜矣！”或持酒席相庆曰：“皇帝圣慈，吾其见太平乎！”至有感泣挥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战，贼曰：“彼众虽多，而嚣不整，无能为也！”乃以铁骑三千，直冲我师，我师大奔，相蹂而死者数万人，坑谷皆满。思正败卒数千奔汾州。（张）灏以牙兵数百趋慈、隰。于是汾州、威胜、隆德、晋、绛、泽州之民扶携老幼，渡河奔者臣万计，诸州县井邑一空。贼乘胜急攻，太原遂破，实九月初三日也。[68]
太原保卫战是北宋末最英勇、最悲壮的保卫战。张孝纯“遣人缒城”，向宋廷告急说，“太原被围，今已八月余日。城中居民死亡八、九。守御之卒糇粮已绝，以铠甲充食者已二十余日，卒多疲病。贼人知之，外为攻具甚盛”。“粘罕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毎攻城，先列砲三十座，凡举一砲，听鼓声齐发。砲石入城者，大可如斗，楼橹中砲，无不坏者。赖总管王禀先设虚栅，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有所坏，即时复成。又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车轮，上安巨木，状似屋形，以生牛皮漫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余两，运土、木、柴薪于中。粘罕填濠，先用大板，薪柴次以荐覆，然后置土在上，増覆如初。王禀毎见填，即先穿壁为窍，致大鞴在内，俟其薪多，即使放灯于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燃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鞴，其焰亘天，故能不令填壕。其鹅车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冠之以铁皮，使数千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禀于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行，使人在内迎敌，亦先以索络巨石，置彼鹅车上，又令人在下以撘钩及绳拽之，其车前倒，又不能进。其云梯、火梯悉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悉为王禀随机应变，终不能攻我。又尝内起重城，虑外壁之坏，无何。人众粮乏，三军先食牛、马、骡，次烹弓、弩、筋甲。百姓煮浮萍、树皮、糠籺、草荄以充腹。次即妻、男将毙，虽慈父义夫，无不亲食其肉，不暇相易”[69]。可知金军攻势之猛烈与守城之惨烈。
王禀在“围城中，奋忠仗义，不顾一身一家之休戚。遇一、两日，辄领轻骑出城，马上运大刀，径造虏营中，左右转战，得虏级百十，方徐引归，率以为常。宣抚使张孝纯视城之危，一日会监司食，谋欲降虏。禀知之，率所将刀手五百人，谒孝纯，列刀于前，起论曰：‘汝等欲官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立功，则官可得。’又曰：‘汝等欲赏否？’众曰：‘然。’禀曰：‘为朝廷御敌，则赏可致。’且曰：‘汝等既欲官，又欲赏，宜宣力尽心，以忠卫国。借如汝等軰流中有言降者，当如何？’群卒举刀曰：‘愿以此戮之！’又曰：‘如禀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又曰：‘宣抚与众监司言降，当如何？’卒曰：‘亦乞此戮之！’孝纯自后绝口不复敢言降事，而城中兵权尽在禀矣”。王禀到了太原城陷落的最后时刻，“父子背负太宗皇帝御容，赴火而死”[70]。王禀当然是一位足可令后人世代崇敬的英雄，乃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之祖先，[71]但张孝纯还是被俘降敌。
太原府的失守，就金朝方面说，使西路完颜粘罕（宗翰）军得以南下，与东路完颜斡离不（宗望）军会师。从宋朝方面说，宋朝救援太原，“（姚）古将兵六万，（种）师中将兵九万”[72]，但前引李纲奏则称“种师中、姚古以十万之师，相继溃散”。此次出兵，“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禁兵五万，共兵二十二万，寻皆败绩”[73]。因号称最精锐的陕西主力军在两次解围战中耗折殆尽，开封的陷落遂成定局。[74]
在李纲离开朝廷期间，自然深以朝政变卦为忧，他曾特别给宋钦宗上奏，说“臣总师，道出巩、洛，望拜陵寝，潸然涕流”。“进君子，退小人，无以利口、善谝言为足使，（无以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为足使）。益固邦本，以图中兴。上以慰安九庙之灵，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天下不胜幸甚。臣忘生触死，冒进狂言，不胜战越待罪之至！”他所指者，就是担心耿南仲、唐恪、聂昌之流的政见主导朝政。宋钦宗批答说：“足见忠义爱君之心，当一一铭记于怀。”[75]其实则另有盘算。
五月，首先是宋钦宗特别下旨：“余应求怀奸观望，不可与河北郡，可送吏部差远小监当。”遂贬为“监达州茶场”[76]。六月十日，宋钦宗因陈公辅上奏，说“如李纲者，其忠勇虽可持，而刚愎自用，不无过咎，故同列不平，共相诬谮，陛下已疑之矣，今更出使将兵”。“纲何足惜，宗庙社稷存亡为可虑焉”。于是下“圣旨，左司谏陈公辅差监合州酒税务”[77]。左正言程瑀[78]为此上奏说：“如余应求、陈公辅者踪迹孤外，志操凛然，金寇在郊，京师震恐之时，抗章乞对，慷慨论事。仰蒙陛下延问开纳。寇过之后，擢为台谏。士大夫方庆言路得人，而应求等亦感激奋励，知无不言，正道少伸，邪人侧目。一旦论事稍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执政因而挤之，是何异蔡京所为哉！覆辙在前，不惮蹈之，亦可哀矣！”[79]他又上奏弹击宰执，说“徐处仁庸俗，吴敏、耿南仲昏懦，加以唐恪之倾险”[80]。宋钦宗又下旨：“程瑀送吏部，与远小监当，日下出门。”[81]“添差漳州监税”，居言责五十四日而罢”[82]。
八月，正当救援太原之战尚在进行中，宋钦宗下令罢免太宰徐处仁、少宰吴敏和同知枢密院事许翰，进用唐恪为少宰，聂昌为同知枢密院事，这就是他对李纲临行前口奏和后来上奏的实际回复。徐处仁的罢相制说：“矧国步艰难之日，乃庙堂协赞之时，不知黾勉以赴功，相与逡廵而固宠。乏可否之相济，惟同异之是闻。边患未宁，方寸阴之可惜；机会一失，恐驷马之难追。道路流言，士夫兴叹。览封章之引咎，且公论之腾喧。俾解钧衡，进升秘殿。”吴敏更被指责为蔡攸一党，宋钦宗下手诏说，“敏之为蔡氏腹心，明矣！”“若敏辅相有力，犹可以赎罪。又况深险而好自専，弛慢而不及事，致今日边事尚炽，兵民未得休息，投诸遐裔，亦轻典尔！”许翰也遭受弹劾，说他“在言路，则党恶庇奸以欺君，在枢府，则妄作生事以误国，迹其罪状，夫岂胜诛！”[83]总之，“徐处仁、吴敏罢，而相唐恪。朝廷之论中变”[84]。李纲对此自述说：
初，贼骑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曚使金人军中，议以三镇兵民不肯割，愿以租赋代割地之约。至是遣回，有许意，其实以款我师，非诚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议，意谓非归租赋，则割地以赂之，和议可以决成。乃诏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而议和之使纷然于道路矣。既而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而进聂山（昌），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以内禅事，言者谓承蔡攸密旨，及初除门下侍郎，亦蔡攸矫制为之，责授散官，安置涪州。余窃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因入表札奏状，丐罢。初，唐恪谋出余于外，则处仁、敏、翰可以计去之，数人者去，则余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85]
三年后，李纲给吴敏写信，补充叙述了当时的若干重要史实：
不谓事与愿违，驻车河内，未逾月，而庙算中变。公既去位，某亦罢归，一切皆如（唐）恪策，而人罕知之者。初，某既总师指挥，继命刘韐为副，及其后乃知恪所荐也。解潜初与韐合，会议于隆德，韐志甚锐。及潜出兵，韐忽中变，按兵不行，故失期会，而潜有南、北关之溃。适所遣属官张叔献者，自韐军中来，能道其详。乃知韐将出兵，而得恪书，遂有缓师之谋。虽书辞不可知，而意则可料也。其后韐之子子羽道其书辞于人，果如所料。此二人者，今皆见存，他日可询也。渊圣又御札付韐，而误付宣抚司，其戒敕之语，与本司所禀受不同，亦必恪意。解潜为制置使，折彦质为河东勾当公事，张灏为转运使，折可求为都统制，皆各受御前处分，进退自如。因报公罢相，遂援此为言，以谓节制不专，难以责成功，必致误事。非使节制归一，以谋万全之举，则太原之围，必无可解之理。不然，愿丐罢去，遂得请。夫恪之意，不过欲作相耳，而妨功害国，其巧如此！[86]
后李纲在给秦桧信中也补充了若干史实，并涉及折彦质的为人：
夏末秋初，某宣抚河北、河东，辟彦质充参谋官。彦质只留隆德，不曾到军中供职。其后七月末间，诸将得进兵，多爽，独解潜、彦质以兵万人，与贼遇于南、北关，累战而溃。有旨，彦质、潜皆特勒停。某具奏，乞且存留，收拾溃兵，以俟再举。有旨，潜白衣领职，彦质召赴阙议事。过怀州，留军中者累日，某与论节制不专之弊。是时，刘韐以宣抚副使治兵于辽州，折可求以都统制，张灏以都转运使治兵于汾州，潜、彦质在隆德，各直达奏事，承受御前文字，得旨各不同，而自为进退。既约出兵，两路不进，而潜独进，故及于溃。某以谓诸道之兵方集，必欲再举，非尽罢诸处节制，而一听于宣抚司，决难成功。彦质亦以为然云。俟见渊圣，当面奏其详。既至京师，适徐、吴以纷争罢相，而唐恪当国，议论皆变。彦质亦尽变其前日之说以合恪。某以徐、吴既罢，内无助者，上疏，力丐罢去，遂有赴阙议事指挥。除彦质宣抚判官，交割职事，时八月末也。[87]
可知唐恪怂恿无能的宋钦宗，完全打乱了李纲在前沿应有的指挥权，败事于朝中。他又在致吴敏的另一信中说：
曩尝相与论于省中，临行亦以此奏渊圣（宋钦宗）。且谓太原之围，已几年矣。贼之巢穴已固，不能保其必解，安知未行，彼不以坐困而已破乎？迫于威命，既行，愿任今冬捍御之责。使太原遂破，亦当图所以复之者。故多请器甲以行，意欲鼓动两路之民而用之。既得罢，而志不遂。所谕捣燕山者是也。当时亦有此意，但仓卒戒行，危疑百端，种种不集。迨料理稍就绪，廷议已变，故不及此。当时（种）师中若能休兵平定百里之内，牛酒日至而犒师，与姚古约定而后进兵，宜有可解。惜其轻进而吝赏，士不用命，而堕贼计也。若谓按兵中山，先声后实，如李左车之说，则不然。汉兵破赵二十万众，故燕、齐靡然从风，威足以詟之也。斡离不之师，捆载而归，初无邀击之威，则粘罕何惮望风而解太原乎？大抵靖康之事，正犯“师或舆尸”之戒，而廷议不一，此所以卒无成功也。[88]
其中又分析第一次救太原，种师中的“轻进”，他和吴敏认为，太原之围不易解，不如取“捣燕山”之策，可惜在宋钦宗等人的各种刁难和掣肘下，根本无以实施。后邵才在祭文中评述此事说：
公则勋高，忌者益愠。启公出师，以夺其柄。其初遣公，诸帅听制。既离国门，分授密旨。公初不知，犹督进讨。传令再三，往往不报。公惊而疑，日虞败事。纳刀于靴，恨无死所。终焉报罢，窜公长沙。彼计斯得，以骋其私。[89]
但到闰十一月，东、西两路金军会师开封城下，宋钦宗又紧急“驿召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限指挥到，日下星夜发来赴阙”[96]，却为时已晚，而根本无补危局。
宋钦宗对宰执所做的人事大变动，无非表明他决意听从唐恪、耿南仲等人拙劣而荒诞之谋划。李纲上奏特别强调形势危急，不可不积极备战：“贾谊谓‘厝火积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以今日观之，何止于火未及然，殆处于烈焰之旁，而言笑自若也”。“不可恃彼之不来，当恃我之有备，则屯兵聚粮，正今日之先务，不可忽也”[97]。但宋钦宗却对如此严重的警告，根本听不进去。他对战争不仅不抱希望，更取消任何战备，竟荒唐地认为“和议可以决成”，唯有完全依赖于屈辱求和，方可保留赵宋之社稷和残山剩水。后李纲对宋高宗说：
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太半。盖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98]
其昏庸和愚蠢，简直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李纲的下台，固然是快了耿南仲、唐恪之流的私愤，实际上也满足了宋钦宗的皇权私欲，他的内心无非是视太学生伏阙上书的爱国群众运动为厉阶，务必清扫李纲的朋党而后快；但既然朝廷失去了唯一的主心骨，最终受害最深的，自然还是宋钦宗本人。
宋钦宗二十六岁登基，实际上只当了一年多，而横跨三个年度的皇帝，后来却悲惨地度过了长达三十年的备受屈辱和煎熬的俘囚生活。即使是一年有余的当皇帝期间，也从无片刻至尊的欢快享受，一直延挨着焦心劳思、焦头烂额的时日。后人追想起来，也不免够可怜的。祖宗发家，子孙败家，这大概是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这条规律也不可避免地在宋钦宗身上起着作用，其基本表现是无能。光是无能还不可怕，如因无能，而对李纲言听计从，倒还是件好事。但是，除了最初终止逃跑，临危授命李纲守开封城之外，宋钦宗竟无一项关键性的决策不铸成大错，竟无一招不是惊慌失措的臭棋，这又是他对那群鼠辈的宰执言听计从的致命后果。他不断否决李纲和种师道之忠告与部署，断送了若干本可挽回或多少可挽回危局与险局的机遇。宋钦宗在金军初犯开封时，不当逃而欲逃，后来的一次却不听种师道临终前的忠告，当逃而不逃，却在军无斗志的情势下，坐守开封，等着当俘虏，[99]也真可谓是自作自受。当然，也决不能说他在位就有多大失德；这与其父宋徽宗作威作福，招致千千万万百姓家破人亡，而竭天下以自奉，仍不可同日而语。宋徽宗当俘虏，真可谓是罪有应得。
然而上述一切，又正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在一个溃烂皇朝的末期，所具备的一种历史必然性。
由于李纲蒙受了太多的毁谤，他感觉有澄清事实的必要，遂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荆湖南路转运司翠华堂，完成了《靖康传信录》的撰写，《靖康传信录》原有二十卷，[103]今存《梁溪全集》卷171至卷173，乃是节录，共三卷。[104]他在《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序》中说：
靖康改元，金寇犯阙，实中国之大变，典籍所载，未之有也。朝廷应变设施大略，众人所共知者，往往私窃书之。至于庙堂之上，帷幄之中，议论取舍，事情物态，为宗社安危、生民利害之所系者，众人所不得而知，书之或失其实，此《传信录》所为作也。
臣子之义，惟当奋不顾死，以徇国家之急。及其成功，则天也。然自是之后，朝廷非大有惩创，士风非大有变革，内外大小同心协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为事，扫去偷惰苟且之习，媢嫉谮愬之风，虽使寇退，亦岂易支吾哉！故余于此录记其实，而无所隐，庶几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
他提出“朝廷非大有惩创，士风非大有变革”，“扫去偷惰苟且之习，媢嫉谮愬之风”，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而言，自然并非没有重要的鉴戒意义。
[1] .《宋史》卷23《钦宗纪》靖康元年三月、六月。
[2] .《宋史》卷162《职官志》，卷474《贾似道传》。
[3] .《宋史》卷23《钦宗纪》，《金史》卷3《太宗纪》。
[4] .《会编》卷52《（中兴）遗史》。
[5] .《靖康要录笺注》卷9靖康元年七月十日。
[6] .《梁溪全集》卷172《靖康传信录》中，《靖康要录笺注》卷3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宋史》卷23《钦宗纪》。各书记载有所差异，估计《靖康传信录》较准确。
[7] .《宋史》卷335《种师道传》。
[8] .《会编》卷23，卷25，《宋史》卷446《孙益传》。按孙益即孙翊，可能是元人修《宋史》者避家讳而改。
[9] .《宋史》卷335《种师中传》，卷349《姚古传》。
[11] .《靖康要录笺注》卷7靖康元年五月十二日，“渡井陉”，《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金兵下》作“度隰”。按隰州在河东路之西，今山西隰县，而井陉县在河东路以东，属河北路真定府。
[12] .《会编》卷46《林泉野记》。
[13] .《金史》卷3《太宗纪》，卷72《活女传》，《银术可传》，《拔离速传》。
[14] .《会编》卷46，《靖康要录笺注》卷9靖康元年七月十三日。
[15] .《会编》卷47。
[16] .《宋史》卷335《种师中传》，《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金兵下》。
[17] .《宋会要》职官78之34，《靖康要录笺注》卷10靖康元年九月三日。
[18] .《朱子语类》卷130。
[19] .《宋史》卷193《兵志》。
[20] .《会编》卷47。
[21] .《宋史》卷452《黄友传》。
[22] .《会编》卷47。
[23] .《宋史》卷335《种师中传》。
[24] .《靖康要录笺注》卷8靖康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陈过庭奏，《会编》卷47，卷49，《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宋会要》职官69之25，《宋史》卷23《钦宗纪》，卷349《姚古传》。
[25] .《靖康要录笺注》卷7靖康元年五月十二日，《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
[26] .《会编》卷60折彦质撰种师道行状，《宋史》卷335《种师道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
[27] .《会编》卷65。
[28] .《会编》卷60和本卷种师道行状，《宋史》卷335《种师道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
[29]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4引《拜罢录》，《宋史》卷352《耿南仲传》。
[30] .《历代名臣奏议》卷183邓肃奏，《栟榈先生文集》卷12《辞免除左正札子》第五。
[31] .《会编》卷83，《宋史》卷353《聂昌传》。
[32] .《宋史》卷435《胡安国传》，《斐然集》卷25《先公行状》，《会编》卷66《靖康小录》。
[33] .《宋史》卷352《耿南仲传》。
[34] .《栟榈先生文集》卷14《与胡左司》，《困学纪闻》卷17。信中称“丞公”，据《宋史》卷370《胡世将传》，胡世将字承公。
[35] .《宋史》卷371《徐处仁传》。
[36]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靖康元年五月，《靖康要录笺注》卷8靖康元年六月三日，《宋会要》职官41之20—21。
[37] .《会编》卷66《靖康小录》。
[38] .《宋史》卷408《吴昌裔传》。
[39]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40] .《梁溪全集》卷48《论宣抚职事第四札子》。
[41] .《会编》卷48《中兴遗史》，《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靖康元年五月，《独醒杂志》卷7。
[42]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致政》祭文。
[44] .《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下。
[45] .《历代名臣奏议》卷86胡寅奏，《要录》卷27建炎三年闰八月庚寅，《裴然集》卷16《上皇帝万言书》。
[46] .《会编》卷199《林泉野记》，《梁溪全集》卷46《再乞罢知枢密院守本官致仕札子》，《第二札子》，《第三札子》，卷173《靖康传信录》下，《朱子语类》卷127。
[47] .《梁溪全集》卷45《亲笔手诏》。
[48] .《梁溪全集》卷48《亲笔宣谕三首》。
[49] .《梁溪全集》卷47《乞罢宣抚使待罪札子》，卷173《靖康传信录》下。
[50] .《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下。
[51] .《梁溪全集》卷111《桂州与吴元中书·别幅》。
[52] .《梁溪全集》卷48《论不可遣罢防秋人兵札子》，《宋朝诸臣奏议》卷142《上钦宗乞无罢防秋人兵》，《历代名臣奏议》卷222，卷333，《宋史》卷196《兵志》。
[53] .《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下。《梁溪全集》卷49《乞核实宣抚司见在军兵财物札子》则说：“臣自六月二十七日，总师出国门，七月二十日，次怀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书省札子，召赴阙议事。任宣抚司职事，并在道涂，首尾五十馀日。”日期稍异。
[54] .《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下，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靖康要录笺注》卷12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55] .《梁溪全集》卷62《乞教车战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222。
[56] .《宋史》卷197《兵志》。
[57] .《梁溪全集》卷117《与秦相公第一书别幅》。此为南宋时避宋高宗赵构御讳，将勾当公事改名干办公事。关于李纲宣抚司幕僚名单，又见《会编》卷61《北记》，《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庚午。其他记载的名单与李纲自述不尽相同。
[58] .《梁溪全集》卷20《中秋望月有感》。
[59] .《宋史》卷382《张焘传》。
[60] .《梁溪全集》卷117《与秦相公第一书别幅》。
[61] .《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下。
[62] .《梁溪全集》174《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
[63] .《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下。
[64] .《金史》卷76《宗翰传》。
[65] .《会编》卷50。
[66] .《金史》卷2《太宗纪》，卷72《拔离速传》。
[67] .《金史》卷72《娄室传》。
[68] .《靖康要录笺注》卷12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5《金兵下》，详见《会编》卷57《河东逢虏记》。
[69] .《会编》卷53《封氏编年》。
[71] .《观堂集林》卷23《补家谱忠壮公传》。
[72] .《会编》卷47。
[73] .《会编》卷139陈规《朝野佥言后序》。
[74] .关于太原之战，李华瑞：《宋金太原之战》和《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载《宋史论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75] .《梁溪全集》卷48《乞深考祖宗之法札子》，《亲笔宣谕览所上章陈祖宗之法》，卷173《靖康传信录》下。
[76] .《靖康要录笺注》卷6靖康元年五月十日，《方舆胜览》卷59《达州》。
[77] .《靖康要录笺注》卷8靖康元年六月十日。
[78] .《靖康要录笺注》卷7靖康元年六月六日，《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3《龙图阁学士广平郡侯程公墓志铭》作右正言，《宋史》卷381《程瑀传》作左正言。
[79] .《宋朝诸臣奏议》卷55《上钦宗乞内中置籍录台谏章奏疏》，《靖康要录笺注》卷8靖康元年六月二十日。
[80] .《靖康要录笺注》卷8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九日。
[81] .《靖康要录笺注》卷10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七日。
[82] .《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3《龙图阁学士广平郡侯程公墓志铭》。
[83] .《靖康要录笺注》卷10靖康元年八月二十四日，九月三日，卷11靖康元年九月十一日，《会编》卷51，卷54，《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
[84] .《梁溪全集》卷82《辩余堵事札子》。
[85] .《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下。
[86] .《梁溪全集》卷111《桂州与吴元中书·别幅》。
[87] .《梁溪全集》卷118《与秦相公第九书别幅》。
[88] .《梁溪全集》卷112《怀泽与吴元中别幅》。
[89] .《梁溪全集》附录三《邵抚干》祭文。
[90] .《梁溪全集》卷49《乞核实宣抚司见在军兵财物札子》。
[91] .关于李纲罢免日期，《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宋史》卷23《钦宗纪》为十五日戊寅，《靖康要录笺注》卷11为十九日，而《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下为“时九月初也”。
[92] .《梁溪全集》卷20《中秋望月有感》。
[93] .《靖康要录笺注》卷11靖康元年十月一日，《会编》卷55，卷56。
[94] .《靖康要录笺注》卷11靖康元年十月一日，《宋会要》职官69之28—29。《要录》卷4建炎元年四月乙丑注称李纲“十月癸巳朔，散官建昌军安置，庚申，再谪宁江”。
[95]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致政》祭文。
[96] .《宋史》卷23《钦宗纪》，《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三日。
[97] .《梁溪全集》卷48《论不可遣罢防秋人兵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222，卷333，《宋史》卷196《兵志》。
[98] .《梁溪全集》卷176《建炎进退志总叙》下之上。
[100] .《梁溪全集》卷136《〈靖康行纪〉序》。
[101] .《梁溪全集》卷55《乞选代职许归田札子》。
[102] .《梁溪全集》卷56《上皇帝封事》。
[103]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104] .参见《会编》卷44所引《传信录》，看来原著中保存了大量原始文件，而三卷节录本作了删节。另有《会编》卷215所引《传信录》，其文字为三卷节录本所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