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壮志深忧国 正论薄云天
从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正月开始，李纲在长乐县过着彻底的退闲生活。因体力衰退，他的写作能力也明显下降，但著有《制置江右录》二十卷，应定稿于此时，[1]可惜今亦佚失。李纲此时的生活与心情，正如其《永遇乐》（秋夜有感）词中所描述：
秋色方浓，好天凉夜，风雨初霁。缺月如钩，微云半掩，的烁星河碎。爽来轩户，凉生枕簟，夜永悄然无寐。起徘徊，凭栏凝伫，片时万情千意。
江湖倦客，年来衰病，坐叹岁华空逝。往事成尘，新愁似锁，谁是知心底？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烛兰缸，呼童取酒，且图径醉。[2]
李纲人虽归老故乡，“年来衰病”，依然心系故土，“往事成尘，新愁似锁”，每每念及“五陵萧瑟，中原杳杳”，自己徒然“满襟清泪”，却完全无补国事。
依宋高宗、赵鼎、秦桧等人的决定，行在终于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二月又迁回临安府。在张浚“极费调护，已自定叠”之余，赵鼎决策，“毅然”迁都，无非是说明宋廷新的大政方针即在于“主和议”，图苟安而已。这是淮西兵变后政治风向的一个全局性的变化。迁都本身标志着“和议已有萌矣”[3]。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十二月，宋高宗派遣的迎奉梓宫使王伦回到行朝，转达了金方的议和意图，说：“金人许还梓宫及皇太后，又许还河南诸州。”宋高宗“大喜”。他自即位之日始，其本意就是愿和不愿战，金方的议和提议，正合其屈膝媾和愿望。宋高宗随即又命王伦充大金国奉迎梓宫使，再次出使金朝。[4]以王伦回朝和再次出使金朝为标志，宋廷对金政策已完成了重大转折，但这种转折一时尚未完全公开化和明朗化。
在此重要关节点上，绍兴八年三月，宋高宗将秦桧由枢密使升右相。[5]对此次任命，朝士如辛次膺、晏敦復、常同等都持强烈反对意见。左正言辛次膺弹奏秦桧，指责他“容私营救”妻党，“有蔽朝之渐”，而被罢官。[6]御史中丞常同也对宋高宗说：“桧自金归，受其大帅所传密谕，阴为金地，愿陛下察其奸。”[7]吏部侍郎晏敦復面有忧色，说：“奸人相矣！”[8]但李纲至此却仍未看穿秦桧的本质，而致启祝贺。如前所述，李纲强烈反对行在南迁临安，曾专门致信左相赵鼎，因信息不灵，似未知秦桧也是皇帝和赵鼎的同谋。李纲的贺启并非是一般的礼节性客套文字，而是对这位新相寄予厚望：
伏审显奉册书，延登揆路，丝纶所播，朝野交欣，恭惟欢庆。伏以平章仆射相公，毓德高明，养气刚大。临危著难夺之节，奉上肩匪懈之心。顷膺考慎之求，未究经纶之业。果符梦卜，再秉钧衡。居东三年，政复归于姬旦；辟国百里，日有望于召公。当天步艰难之秋，繄庙谟开济之力。冀茂建于宏烈，以光辅于中兴。某罪戾余生，衰迟晚景。山林屏迹，方远托于帡幪；锺鼎篆铭，愿遹观于勋绩。其为瞻咏，罔既敷宣。[9]
此启仍如既往，称赞秦桧“临危著难夺之节”，竟将秦桧比拟为周公旦和召公，说此回拜相，“果符”自己的“梦卜”，“冀茂建于宏烈，以光辅于中兴”，能够“日”“辟国百里”。但史实很快就证明，李纲的估计和期盼，当然是大错特错了。当然，此后李纲也不可能再写此类文字。
宋高宗和秦桧推行降金政策，宰执中左相赵鼎和参知政事刘大中也是倾向于降金，只有枢密副使王庶反对和谈。当年冬，宋高宗为了压制不同政见，断然罢免了赵鼎、刘大中和王庶三人，命秦桧以右相的身份总揽大政，全力推进和议。十一月，金朝“诏谕江南使”张通古携带金熙宗诏书，协同王伦南下。金朝以“诏谕”为名，要求宋高宗必须跪拜在金使张通古足下，接受金熙宗的诏书，“奉表称臣”[10]。对宋高宗的屈辱求和，许多文臣群情激奋。“诸将韩世忠、岳飞皆以议和为非计”[11]。
罢政赋闲的李纲，也为此进行着他有生之年最后的抗争。据《梁溪全集》附录三《邵抚干》祭文追述：
术者或言，公命畏“己”。己亥己酉，祸患立至。前年之冬，国有大议。公尝语我：“此非至计。我如不言，心则有愧。奈何明年，岁属己未。我罪南行，此事决矣！”亦遂抗章，激奋不已。
邵才担任安抚司干办公事，与李纲一家人非常熟识。正好在九年前，李纲贬责，南下瘴烟的岭南，历尽辛酸。古人不免迷信，明年又将是己未年了。当时李纲四十七岁，体力尚健，如今却已届“衰迟晚景”。他明知“抗章”的可怕后果，却不顾“衰迟”“南行”的风险，“激奋不已”，毅然决然，满怀激愤地上奏。
他说，“臣窃见朝廷遣王伦使金国，奉迎梓宫，往返屡矣。今者伦之归，与虏使偕，乃以‘江南诏谕’为使名。四方传闻，无不骇愕”。“乃今不著国号，而曰‘江南’，不云通问，而曰‘诏谕’，此何礼也？”“自古夷狄陵侮中国，未有若斯之甚者。原其所自，皆吾谋虑弗臧，不能自治自强，偷安朝夕，无久远之计，群臣误陛下之所致也”。此处首要目标已是不点名地指责秦桧。“金人变诈不测，贪婪无厌，纵使听其诏令，奉藩称臣，其志犹未已也。必继有号召，或使亲迎梓宫，或使单车入觐，或使移易将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赋税，或朘削土宇，从之，则无有纪极，一不从，则前功尽废，反为兵端”。“今土宇之广，犹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与有识者谋之，尚足以有为。岂可忘祖宗之大业，生灵之属望，弗虑弗图，遽自屈服，祈哀乞怜，冀延旦暮之命哉！”“今兵民财用，皆祖宗之所以遗我者，而陛下不思所以用之，遽欲委身束手，受制于仇雠之手，此臣之所不晓也。陛下纵自轻，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后世史册何？”“陛下一受制于强敌，号令赏罚，皆不由于己出。士气日索，人心日离，将士益桀骜，而不可驭，民庶益泮涣，而不可蓄，威令一去，如神龙之失水，为蝼蚁所困，后虽悔之，噬脐何及！此臣所以夙夜痛愤而寒心也！”“今陛下藉祖宗二百年之基业，纵使未能恢复土宇，岂可不自爱重，而怖惧屈服，以贻天下后世之讥议哉！”
李纲剖析说，“臣在远方，虽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虏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诏书，欲陛下屈体降礼以听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颁示郡县，二也；必立约束，欲陛下奉藩称臣，禀其号令，三也；必求岁赂，广其数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为界，淮南、荆、襄、四川，尽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从其一，则大事去矣”。“倘屈体降礼，权时之宜，以听其诏令，则君臣之分定矣。君臣尊卑，如天地相远，降尊就卑，以天为地，可乎？其不可者一也。天子之恩曰赦，臣民则以遇赦该恩为幸。倘朝廷宣布，颁示郡县，则天下知朝廷之势去，士民之心离矣，其不可者二也”。“倘奉藩称臣，禀其号令，则事不在我，国家之势倾矣，其不可者三也”。“今日保据东南，财用鲜少，又有养兵之费，日益窘迫，而欲增赂以求全，盖亦难矣，其不可者四也”。“淮南、荆、襄，江、浙之屏蔽也，四川，天下之上流也，不能措画屛蔽，保有上流，资天险，结人心以为固，而欲割要害之地，弃民以求安，必无之理，其不可者五也”。
李纲尖锐地抨击说，“方今朝廷自十数年来，议论不一，执守不坚，无规模素定之计，玩岁愒日，苟且过时，无积累就绪之功。唱为和议者，纷纷趣度目前，而不以后艰为念，以致今日之陵侮，非偶然也。忠义之士，怀才抱智，不能自达者，顾岂乏人”。“今日之事无它，遣使议和不已，使敌人得窥伺谋画，皆引惹之所致也。臣愿陛下为宗社大计，万机之余，长虑却顾，览前古之兴亡，究今日之利害。倘或权时之宜，禀其号令，自后别有须索，如前所陈，复禀正朔，易服色，趣朝会，擅诛赏，尽取鞍马、器甲之类，当如何处之？而吾之士气既索，如何可以复振？人心既离，如何可以复收？国势既倾，如何可以复定？今日执和议主事者，果能任其责，而保其必不然乎？”此处斥责“执和议主事者”，又是不点名地以秦桧为首要目标。
李纲一如既往地表达他激愤的爱国之情，“臣世受国恩，奉事三朝，蒙陛下知遇尤厚，常愿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今事势危迫，所以应之，一失机会，则祸难相寻，为害有不可胜言者，又非前日之比。区区孤忠，愿效愚计，第恐朝廷不能用之。夫用不用在朝廷，而臣激于义，有不得不言者，惟陛下留神幸察”。“臣窃观国家之与金人，势不两立，而今日之事，止在于绝之与通，亦不难决也。与之通，则听其号令，而臣属之，动为所制，身危国蹙，必至于亡而后已；与之绝，则图所以自治自强者，选将励兵，待其来而御之，胜负之势，犹未定也。与其事不共戴天之雠，仰愧宗庙，俯失士民之心，而终归于亡，贻羞无穷；曷若幡然改图，正仇雠之名，辞顺理直，以作士民之气，犹可以履危而求安，转亡而为存，未为失策也”。
李纲在此奏的末尾说，自己“归休山林，养疴藏拙”，“蒙垢忍辱，不敢自明，缄口结舌，不敢复与世事，故刍荛之言，久不上达。然惓惓之心，未尝一日不在赤墀之下也。今闻使事方亟，所系国体非轻，存亡之端，非独安危而已。臣不胜愤懑，敢以狂瞽，干冒天听”[12]。
李纲的这篇奏议，实际上完全可以看作李纲为国事的最后呼号与呐喊。当宋高宗以独夫式的专断，全力支持秦桧压制沸腾的群论以后，李纲也不再上奏了。
李纲的奏议，发自肺腑之言，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感动不已。看到李纲奏疏后，据称宋高宗“不以为忤，尝降玉音，谓宰执曰：‘大臣当如此矣。’”[13]这是因为抗议的群臣太多，而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抗疏要求斩秦桧等，以谢天下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震动一时，影响最大，也果然激怒宋高宗，而有流放岭南之重贬。在宋高宗眼里，李纲作为一个退闲之老臣，已来不及过多计算了。
但另一方面，李纲奏议不仅不能警醒和感动宋高宗，也必然招致他的嫌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3绍兴十五年六月戊戌记载，可以为证：
秦桧为上言：“士大夫多横议，无益国事。”上曰：“靖康之事是也。朕见当时士大夫奏状，多是李纲、耿南仲等纷纷争议，无肯以国事为虑者。”桧曰：“靖康之初，金主自令斡离不就便酌中施行，诚有人肯任国事，则大计久已定矣。”上曰：“后来生灵涂炭之甚，皆由于此，所以国家大事，须在得人肯任。”桧曰：“非人主圣志先定，岂臣下所能决？”
在宋高宗看来，如秦桧那样力主和议，向女真贵族屈膝投降者，自然是“肯任国事”者，李纲等力主抗战，与宋高宗“屈己议和”之方针相悖，自然“无益国事”。
当时秦桧的权势尚未扩张，达到稳居相位，甚至皇帝不可能罢免的地步。他的政敌太多，他深恨如吕颐浩、王庶、胡铨、岳飞、韩世忠等人，还有在政府内逐渐与他相抗的参知政事李光等人，另有虽然同意和议，却可能东山再起，威胁其相位的赵鼎，而李纲作为皇帝根本不可能再起用的退闲者，肯定构不成其打击目标。故李纲及其亲故十分担忧的再次贬责“南行”，事实上并无可能。
值得一提者，是李纲妻弟、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还有好友李弥逊在当时的表现。
前已交代，张焘曾与秦桧交往，甚至在绍兴二年秦桧罢相时，他“坐秦桧党，为吕颐浩所斥”，“落职与宫观”[14]。但到绍兴八年，却在朝堂与秦桧对立。张焘上奏进谏说，“金使之来，欲议和好”，“庙堂以为信然，而群臣、国人未敢以为信然也”。“使其果愿和好，如前所陈，是天诱其衷，必不复强我以难行之礼。如其初无此心，二三其说，责我以必不可行之礼，要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其包蔵何所不有，便当以大义绝之。谨边防，厉将士，相时而动。愿断自渊衷，毋取必于彼而取必于天而已。乃若略国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雠，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臣事之，而觊和议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他又与试吏部侍郎晏敦復，户部侍郎李弥逊、梁汝嘉，起居舍人薛徽言等同班上奏，恳切地规谏宋高宗说：“传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立国，危乱之道也。”
十二月，金使张通古至行在临安府，“朝议欲上拜金诏”，张焘又进奏说：“陛下信王伦之虚诈，发自圣断，不复谋议，便欲行礼，群臣震惧罔措。必已得梓宫，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议通好经久之礼。今彼特以通好为说，意谓割地讲和而已，陛下之所愿欲而切于圣心者，无一言及之，其情可见，奈何遽欲屈而听之。一屈之后，不可复伸，廷臣莫能正救，曾鲁仲连之不如，岂不获罪于天下万世。”[15]
张焘神道碑说，秦桧“素厚公，命楼炤问疾，许直翰苑，公曰：‘今日进退在我，迁官则在他人，某惟有去耳！’秦语人曰：‘张子公守正，官职不能动也。’”[16]说明张焘至此已与秦桧完全分道扬镳。
与李纲“总角之交”[17]的户部侍郎李弥逊亦是再三上疏反对，“陛下受金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轻祖宗之付讬，屈身委命，自同下国而尊奉之，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国之道，而谓之和可乎？借使金人姑从吾欲，假以目前之安，异时一有无厌之求，意外之欲，从之，则害吾社稷之计，不从，则衅端复开，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后患未已”。“陛下率国人以事雠，将何以责天下忠臣义士之气”？面对秦桧封官许愿的利诱，李弥逊也强调自己“何敢见利忘义”[18]。张焘、李弥逊以及试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人，与李纲一样，视富贵如浮云，表现了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熏陶下，作为正直士大夫应有的高风亮节。但不论他们如何辞正理直，宋高宗还是运用专制**威，通过秦桧，与金朝订立了屈辱和约。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由于金朝暂时归宋河南之地，因范如圭的提醒，宋高宗命张焘与皇叔、同判大宗正事赵士 为祗谒陵寝使，同去朝拜八陵。返回临安后，张焘上奏说：
臣窃惟国家遭百六之灾，致夷虏肆蛇豕之毒，祸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猥被使命，恭修祗谒之事，至于柏城恸哭。深惟虏罪，义难戴天，虽穷诛极讨，殄灭之，未足以雪此耻，而复此雠也。
恭惟陛下圣孝天性，岂胜痛愤之情，顾以梓宫、两宫之故，方且与和，未可遽言兵也。然祖宗在天之灵，震怒既久，岂容但已。异时躬行天讨，得无望于陛下乎？矧惟自古戡定祸乱，非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久矣。伏望睿慈仰思历圣责望之重，俯念亿兆祈向之切，益励将士，益修武备，夙兴夜寐，念兹在兹，以俟衅隙，起而应之，电扫风驱，云撤席卷，尽俘丑类，告功诸陵，使天下诵之，万世美之，如是然后尽天子之孝，而为子孙之责塞矣！[19]
张焘陈词之愤慨痛切，使宋高宗一时十分难堪，他又不得不发问说：“诸陵寝如何？”张焘不再正面回复，只是说：“万世不可忘此贼！”宋高宗只能报以十分窘迫的沉默。张焘针对自己此行所探到的金方动静，提出了一系列应变和备御之方，“切中时务”，史称“秦桧方主和议，惟恐少忤虏情，故事皆不行”。此说其实也无非是为宋高宗避讳之词。[20]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二月初八日，宋廷发表李纲知潭州。[21]当时宋高宗与秦桧商议，为庆贺对金媾和成功，不惜以各种滥恩，收买人心，所谓“肆因庆泽，式表高勋”[22]。其中也包括发表若干前任宰相出任地方大员，如张浚也出任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23]但颁发此类浩**的皇恩，秦桧也不忘夹杂自己的私货，宋高宗“欲得元臣，调护陕西诸将”，秦桧乘机提名吕颐浩，实际上仍念念旧仇，要将这个政敌“置之危地”。但已得重病的吕颐浩根本无法从政，随即逝世。[24]
李纲体力固然已经不支，似乎也多少猜到小朝廷的用心，他当然更不愿分沾屈辱媾和带来的“庆泽”。在当月二十日上奏辞免：
伏念臣受材谫薄，赋分奇穷。误被使令，荐更方面。无丝发之功，以报殊遇；有丘山之咎，以致烦言。闲废以来，岁月未久。遽蒙抆拭，复界籓维。自顾何人，可以当此？矧湖湘之重地，乃东南之上流，兵火之余，寇盗未靖，帅司之选，授受惟难。如臣忧患余生，疾疢交作，血气凋落，精力弗强。自藏寂寞之滨，尚嗟衰瘁；倘膺繁剧之寄，必致颠。[25]
二月十一日，宋廷令李纲兼荆湖南路安抚大使，二月十五日又催促李纲“不候受告，般接家人，疾速前去之任”。李纲连续上奏辞免，他在奏疏中说，“窃念臣自朝廷多事以来，每被使命，不敢辞难。而臣禀性迂愚，动辄妄发，易犯众怒，自致烦言。昨者蒙恩起废，两帅江湖，但知激励以向前，不虞弹射之在后。皆遭白简，公肆诋诬，以是为非，以无为有。凡乡党自好之士所不为者，猥琐污蔑，无所不至”。“然长沙乃臣旧治，当时不以善去，今日何可在行”[26]。“今者罢自江西，为日未久，又蒙湔洗，畀以帅权。虽陛下日月之光，幽隐必烛；而微臣蝼蚁之迹，局蹐靡容”[27]。李纲说了些表面的理由，确是反映了他对是非黑白完全颠倒，十分昏暗的朝政和官场，早已极度厌恶。宋高宗看到李纲再三辞免的奏章，“可依所请，依旧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28]。四月，宋廷以尚书吏部侍郎刘岑充徽猷阁直学士，知潭州。[29]
从此之后，对降金苟安政治已彻底绝望的李纲，虽“壮志深忧国”[30]，“孤忠尚握拳”[31]，只能无可奈何地完全退闲了。他在晚年的诗中写道，“一纪（十二年）此身浑似梦，中原回首不堪思”[32]，“回头睇中原，郡国半沙漠。犬羊污宫殿，蛇豕穴城郭。畴能挽天河，一洗氛祲恶”[33]，抒发了怀恋故土，渴望山河重新一统，却有志难伸的苦闷。
[1]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2] .《丞相李忠定公长短句》。
[3] .《会编》卷183，《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二月癸亥，戊寅，《朱子语类》卷127，卷13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6《进故事·丙午十二月初六》。
[4] .《会编》卷182，《要录》卷117绍兴七年十二月癸未，丁亥，《宋史》卷371《王伦传》，《攻愧集》卷95王伦神道碑，《金史》卷79《王伦传》，《宋会要》职官51之12—13。
[5] .《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三月庚寅，壬辰，《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6] .《会编》卷180，《要录》卷118绍兴八年正月丙午，《宋史》卷383《辛次膺传》，《文史》第26辑第264页《宋干道六年资政殿学士辛次膺墓志》。关于辛次膺的谏官衔，《宋史》卷383《辛次膺传》和《夷坚甲志》卷15《辛中丞》作“右正言”。
[7] .《文定集》卷20《御史中丞常公墓志铭》。据《要录》卷121绍兴八年七月庚寅，常同罢御史中丞，他论奏秦桧，当在此前。
[8] .《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三月壬辰，《宋史》卷381《晏敦復传》，卷473《秦桧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
[9] .《梁溪全集》卷131《贺秦相公启》。
[10] .《会编》卷185，卷188，卷189，《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甲申，戊申，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宋史》卷473《秦桧传》，《金史》卷4《熙宗纪》，卷60《交聘表》，卷79《王伦传》，卷83《张通古传》。
[11] .《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
[12] .《历代名臣奏议》卷85，《梁溪全集》卷102《论使事札子》，《要录》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戊午。
[13]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宋史》卷359《李纲传》。
[14] .《要录》卷57绍兴二年八月壬子。
[15] .《要录》卷123绍兴八年十一月壬寅，卷124绍兴八年十二月丙子，己卯，《会编》卷185，卷186，卷187，卷191，卷248张焘行状，《宋史》卷382《张焘传》。
[16] .《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1张焘神道碑，《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下卷3《张焘》。
[17] .《筠溪集》卷23《祭李伯纪丞相文》。
[18] .《宋史》卷382《李弥逊传》。
[19] .《会编》卷195。
[20] .《会编》卷195，《要录》卷129绍兴九年六月己巳，《宋史》卷382《张焘传》。
[21] .《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己未，《会编》卷193，《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22] .《鄂国金佗续编》卷4《辞免开府仪同三司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三伯户不允诏》。
[23] .《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壬戌。
[24] .《会编》卷193，卷194，卷220《中兴姓氏录》，《要录》卷126绍兴九年二月癸丑，卷127绍兴九年三月乙未，四月庚戌朔，《宋史》卷362《吕颐浩传》，《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5，《景定建康志》卷48吕颐浩传。
[25] .《梁溪全集》卷102《辞免知潭州奏状》。
[26] .《梁溪全集》卷102《辞免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奏状》。
[27] .《梁溪全集》卷102《辞免第三奏状》。
[28] .《梁溪全集》卷102《允诏》，《谢免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依旧宫祠表》，《要录》卷127绍兴九年四月壬申。
[29] .《要录》卷127绍兴九年四月壬申。
[30]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元幹挽诗。
[31]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光挽诗。
[32] .《梁溪全集》卷32《次韵郑顾道侍郎用师字韵见赠》。
[33] .《梁溪全集》卷32《冬日来观鼓山新阁偶成古风三十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