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顿乾坤第一人 儿童草木亦知名
尽管李纲彻底退隐，似与世隔绝，但朝野有血性的士大夫却绝不可能忘记李纲，拱北辰而敬仰，特别是因朝政的昏暗，而更殷切地寄予重望。
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剥削和统治阶级中确实也有少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然而其大多数在等级授职制的大染缸里浸沉后，只能是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无非是国家和民族的蠹虫。李纲曾为宋高宗起草《戒励士风诏》说：“士大夫奉公者少，营私者多，徇国者希，谋身者众。乞去则必以东南为请，召用则必以疾病为辞。沿流以自便者，相望于道途；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于奏牍。甚者至假托亲疾，不俟告下，挈家而远遁。夫礼义亷耻，正所以责士大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1]此为国难当头之时，士大夫辈的普遍情况。李纲又说：“大抵为身计巧，则所以谋国者必疏；为国计深，则所以谋身者必拙，二者不可得而兼。”[2]“谋身性虽拙，许国心独苦”的诗句，[3]正是他一生特立独行、“殉国忘身”[4]的自我写照。
李纶所撰的李纲行状，公正地、客观地、充分地展现了兄长的形象。“资父事君，移孝为忠，一心不忘所以为天下国家者”，“受知三朝，以身之用舍，为社稷民生安危，其所论列，无非天下大计，勤勤恳恳，古人所谓恸哭流涕长太息者，其事未足道也”。人们“固以任天下之重期之”，然而“道直则身危，功髙则谤多，群奸方以公去位为得计，而国家之事，有不可胜讳者矣”。待到“闲居无事，一话一言，未尝不在国家也”。“平日以爱君忧国为心，筹划计策，胸中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是之易也”[5]。
李纲虽然不断遭受宵小辈的毁谤，“谤书兴众枉”[6]，“谗口肆风波”[7]，然而“流言空似锦”，“大节终难掩”[8]。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李纲出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时，江西士人王廷珪，他在“宣和初，得官湖南，见上下怠玩，无益于时”，辞官归隐。“归卧山间十五年”，“未尝识中朝士大夫”，却“仰服相公之勋德”，上书李纲说：
宣和之末，变生仓猝，虏骑临东都城门，公卿大臣，搏手无他策，进不能战，退不能守，其计止于求和。惟相公力陈攻战之策，出身为社稷，犯不测之险，几成大功。是时，京师甲马劲卒尚可以战，若席卷以出，可一鼓而俘也。至今忠臣义士愤惋叹息，以谓当时若用相公之谋，岂复有后来之祸。其事昭若日星，今皆可覆，不惟当时可用，而至今犹可用也。岂非气有以盖天下之人，而谋虑有以审天下之势耶！自 人柄朝，十年之间，宰相更用事，率不过一二岁罢黜，大抵规摹一律，皆出于卑陋浅近，不足以兴起天下之大事。……然相公之志气，已见于靖康之初，其关天下所以治乱存亡者，固非一介愚儒所能窥测。[9]
尽管自绍兴以来，已登用了如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等相，在王廷珪看来，“皆出于卑陋浅近，不足以兴起天下之大事”，而“非气有以盖天下之人，而谋虑有以审天下之势”，则非“李相公”莫属。朱熹之父朱松也在《上李丞相书》说：
靖康、建炎之初，群邪并进，争为误国之计，以售其奸，独仆射所建白，皆天下国家，所以安危之大计。至今焯然在人耳目，非徒其言不用，又放窜而滨于死，且身虽流落，而益尊；食祠官之禄，优游江海，而望益重。身去朝廷，无杀生赏罚之柄，而天下之善类，有戮力王室之心者，皆以为归。[10]
陈渊也在《与李丞相》书信中说：
跂踵引领，不胜饥渴之至。相公立不世之勋，熏穹缠壤，贯于幽眇，忠诚义气，有生之类，所同爱戴。至于出处进退，为社稷安危所系，天下士夫视以去就。[11]
李璆后在祭文中说：“其在相位也，不得以展尽其经纶之才。而释位而去也，天下惜之，尚冀其复用，以终其经济之功”[12]。李纲正是大家所公认的，万口一音，“终赖高名重，来扶大业全”[13]，“愿公还朝，归秉钧轴。跻治中兴，雪此大辱”[14]，“蹇蹇三朝社稷臣，儿童草木亦知名”，“整顿乾坤第一人，堂堂真相足仪型”。[15]但大家的深切期盼却终于落空。
二、孰谓仁人寿 空怜吾道贫
李纲晚年耿耿在怀的一件事，是李夔“无恙时”，“每欲于邵武置义庄，以赒宗族，有志未就”。直到绍兴八年，李纲才了却父亲未竟的心愿，在邵武置办义庄，“远迩欢欣，非独被惠者怀感也”[16]。
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秋，李维以右朝奉郎、直秘阁出任浙东提点刑狱。[17]在上任之前，李维以与李纲久别，“有请于朝，乞因巡历来闽省”，兄弟相逢，李纲“款曲再旬”[18]。赋诗送别：
朝路纷纷厌送迎，乞归恩予绣衣荣。稍知物外烟霞好，便觉尘中富贵轻。飞舄已能同叶令，叱羊何必效初平？[19]坐忘我欲师前躅，为过天台访赤城。
谒告来归若骏奔，友于真可裕礽晜。共伤庭玉先埋土，怅望鸰原增断魂。白发自嗟临药灶，一瓶端欲寄空门。浙东耆旧如相问，为道衰迟愧主恩。[20]
其诗中自叹烈士暮年之“白发”“衰迟”，整日依赖“药灶”，只能纵情于“物外烟霞好”，而厌弃于“尘中富贵轻”。李纲兄弟情深，却不知自此一别，便是天人永隔。
三个弟弟中，李纲对“博学多识”的李经，期望甚高。任校书郎的李经“不幸早逝”，李纲“悼恨不已”。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正月上元日，李纲“具家馔致祭”，“抚几号恸，不胜手足之痛，仓卒感疾”，当日即逝于楞严精舍。[21]宋廷令任浙东提刑的李维与福建路提刑宋孝先互换，回来料理李纲的丧事。[22]
李纲在建炎二年的流放途中，曾写《病牛》诗说：
耕犂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23]
难道不是他一直身处困厄，却始终怀抱兼济天下的壮志宏愿，而精诚奋斗一生的最好写照！
就在李纲辞世后数月，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撕毁和约，夺据不设防的河南地区。宋军反攻，岳飞大举北伐，在郾城、颍昌、朱仙镇等战大破金军，金军被迫逃出开封城，却被宋高宗和秦桧合谋，用十二道皇帝手诏，迫令班师。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宗伙同秦桧，与金人签订了更为屈辱的和约，史称“绍兴和议”，并杀害了李纲殷切期盼其“早建大勋，为中兴功臣之首”[24]的岳飞。
宗泽、李纲、岳飞等梦寐以求的山河一统，终成了梦断旧山河！
三、痛悼和缅怀
一位最坚定、最有威望、最有号召力的举大纛的忠贤，一位真正具备大勇敢、大气魄、大器局和大智慧的伟人辞世，举世同悲共悼，“义士忠臣，心摧涕零，武夫悍卒，拊髀失声”[25]。人们“陈词而祭，哀歌而挽，远者数千里，重者至再三，而诗篇或累十数”。“后数十载，表祠者为之记，奠祠者为之文，瞻像者为之赞”[26]。
前宰相张浚当时正任职福州，所献的祭文和挽诗最多。如前所述，他曾弹劾李纲，此人又是志大才疏，而自视甚高，如今却表达了深切的哀痛和诚挚的敬意。“十相从明主，惟公望最隆”，“痛为黎民惜，谁扶大厦颠”？他追数宋高宗登基以来任命的十名宰相，有李纲、黄潜善、汪伯彦、朱胜非、吕颐浩、杜充、范宗尹、秦桧、赵鼎和自己，公开承认九人的相业都不如李纲，确是很不容易的，证明对死者确是心服口服了。“爰极将相之任。凡三朝之历事，惟一德以自持。虽屡易于祠宫，实乃心于王室。每当艰难之际，力陈忠谠之言。慨功名未副于所期，而泉壤遽成于永诀”。“缙绅大夫，幸公春秋之未高，神明之无恙，望公秉钧轴而再相，整车书而混一。何斯人之无禄，弃人世如陈迹”。“倘百身之可赎，其孰惮于捐躯？”[27]此类语言的深挚，就不须另作说明了。
作为李纲故交的参知政事李光，从江西调任朝廷后，在绍兴九年，成了政府中对抗秦桧最后一个骨鲠人物。如今也被宋高宗赋闲，只拥有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的头衔。他在祭文中也表述了一直盼望李纲再相的大愿，“离合艰难，垂三十载。丹心不磨，耿耿终在。庶几公归，复冠鼎鼐”，却事与愿违，“南国忽闻梁木折，中原犹望衮衣归”[28]。
另一曾任参知政事的张守的祭文说，“惟公识洞古今，气涵宇宙。高明之学，成于夙习；经济之具，得于天资。进谠言于群邪拱默之时，定大业于国势阽危之际”。“俄谗谮之阴乘，遽飘零而远引”。“谓宜遄归上宰之班，永弼中兴之运。国之不幸，人之云亡，呜呼哀哉！”[29]与李光表述了同样沉痛的感情。
与李纲有“总角之交”的李弥逊祭文，表达了极度的悲叹，“道之将行，国之将兴，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不憗遗？上为列星。栋折榱崩，何以支倾？”“公之云亡，有国有君，孰与卫之？有社有民，孰与任之？有兵有戎，孰与令之？奸回憸侫，孰与抑之？而忠鲠端毅之士，孰与激之耶？”[30]
另一与李纲有长期交谊的潘良贵祭文，发出十分沉痛的呼号：“呜呼哀哉！孰谓如公之光明硕大，抱经纶康济之业，而竟不得施乎？孰谓如公之巍巍堂堂，慷慨义烈，而功不及于中原乎？”[31]
一直被指为李纲同党的陈公辅，时已为提举江州太平观的闲官，他恭敬地致挽诗三首，今录其二：
豪杰不出世，为时斯闲生。有心安社稷，无计避功名。忧国维知重，谋身祇觉轻。徒令青史上，永永著英声。
材大古难用，功多忌更多。忠怀冲日月，谗口肆风波。此老今亡矣，苍生独奈何？应遗一时恨，千载不能磨。[32]
他强调虽然积毁销骨，李纲必然在青史上永垂不朽。
同样闲居，时任提举亳州明道宫的曾开挽诗强调，“追数中兴相，公居第一人”，“谁知千载后，遗恨在燕山”[33]。
曾任岳飞参谋官的薛弼写祭文说：“志大则难行，才大则难用，谋大则难合，功大则难成。自古在昔，以是为喟，公亦如尔，非天尔耶！”[34]薛弼身处险恶的宦海风波，也有明哲保身的方面，但内心良知不泯，自北宋末以来，一直是李纲的知音，非真正的知音，绝不可能有前四句十分精当的提炼和概括。
另一李纲的知音程瑀，也对这位伟人的一生和死之哀痛，作了富于哲理的评论：
天未遽丧斯道，必有魁磊杰立之伟人，离群绝类，望古圣贤而无愧者，堪人之所不能堪，辨人之所不能辨。由是方其未得位也，人固以宰相期之；幸其既得位也，必欣欢庆忭，日冀事功之成；及其既释位而去也，又咨嗟骇叹，冀吾君之复用。忽其梁木坏而逝也，人所愿欲者，于是已矣。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斯痛也，岂适私于一人也！[35]
自称是李纲“门生”的广南西路静江府通判邓祚，“闽、越相辽，踰三千里，致诚一觞，有泪如洗”，而致祭文：
呜呼！上帝不仁，歼我耆哲。士失司南，国丧人杰。搢绅士夫，闻公之亡。识与不识，莫不为之痛伤。而况于门下士，抠衣升堂、受恩最深者，义岂能忘？
呜呼！公乎！学足以究理乱之本，智足以周事物之微，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识足以断古今之疑，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能为。天之生斯人也，其将有意于世，故何又遽夺之？年未至于下寿，而深谋长策，百不一施；虽秉钧当轴，位极人臣，然中心所存，有志未就，仅同于山林不遇之人。……
小人得志，青蝇竞起。周公遭谤，仲尼被毁。与道进退，了无喜愠。虽三黜穷荒，终以殁世；而忠义之气凛凛然，可以贯日月，而塞天地。[36]
爱国词人张元幹以“门生”的身份，再致祭文和五致挽诗：
呜呼哀哉！大钧播物，造化茫昧，笃生豪杰之士，常与厄运会焉。王室多艰，肇自先朝。拨乱反正，扶危救倾，奋不顾身，孰如公者？然孤忠贯日，辄蔽于浮云；正色立朝，俄伤于贝锦。虽用每不尽其所学，一斥则终不复收用。岂黔黎命轻，而善类深否耶？此殆外侮间之，后进忌焉，使不得一日安于庙堂之上者，天也。……
公今云亡，殆将安仰？几筵肆设，恍惚平生。读公遗藁，永无负于国家；视仆孤踪，果何报于知遇？幽明之中，宾主不愧。皇天后土，实闻此言。抆血填膺，公其歆止。呜呼哀哉！尚飨！[37]
其他如刘子翚在挽诗中发出了“人亡今孰赖，忧国意如惔”，“长恸穗帷前”的悲号。[38]吕本中的挽诗极其沉痛地悲号，“如何事未济，此老下重泉”，“流风有余烈，志士只长叹”，“向来知己泪，南望不曾干”[39]。王洋挽诗悲叹李纲坎坷一生，说：“进退系安危。见梦英灵在，成功命数奇。”[40]
当时的祭文和挽诗都是作者们泪尽继之以泣血，发自心坎的悲痛和呼号，熔铸而就，意匠高超，文采秀发，属中华古典诗文的精品。即使千百年后，读来仍令人感恸和震撼。但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就是深受占主导地位的皇帝专制意识的影响。一方面痛恨奸臣，另一方面又迷信皇帝。本朝人不得说本朝皇帝坏话，不论皇帝如何作恶多端，亦须顶礼膜拜，敬若神明，这已成世代相传的中国特色的陋习。在祭文和挽诗，如“圣主兴不憗之叹”“十相从明主”[41]“天子圣明”“圣主本如天”[42]“圣上龙飞”[43]“吾皇方愿治”[44]之类谀辞，不一而足。难道南宋臣子辈真不知荒**无道、卑屈事仇的今上为何许人么？当然不是。宋高宗因白昼**，而在维扬之变中丧失生育能力的宫廷绝密，早成尽人皆知的丑闻秽事。张浚还曾主张斩因进献女色等，而受皇帝宠幸的宦官冯益。但是，此类颠倒是非黑白的谀辞，在当时反而成了臣子辈侍奉君父的天经地义。尽管对李纲的饱受委屈和打击，伟志不得伸，大才不得展，抱有最大的不平和痛愤，也决不能对“明主”和“圣上”，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满，而必须恪守臣规。在今人看来，岂不荒唐透顶，而可悲可叹！当然，在宋代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理解，而不必苛责。
此后，如袁燮在《絜斋集》卷8《跋李丞相论和议稿》中，赞扬李纲“扶颠持危，国家重寄，非英伟奇杰之士，孰能胜之，若李公者，足以当乎此矣”。
南宋中期，最有名望的理学家朱熹为李纲奏议作后序，说“其在绍兴，因事献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议和退避为非策，恳扣反复，以终其身”。“其言正大明白，而纤微曲折，究极事情；绝去雕饰，而变化开阖，卓荦奇伟。前后二十余年，事变不同，而所守一说，如出于立谈指顾之间”[45]。
南宋末年的戴表元，在《题渡江诸贤帖》评论李纲等人：“渡江以来，人品如李伯纪丞相，固当第一，张魏公（浚）、李庄简（光）固可相伯仲，然皆流离困踬百折，而忠纯骨鲠之气，滨死不衰。”[46]元人陈旅仍深深感喟李纲经世之才不得施展：“李伯纪丞相，备文武之资，能却大敌，平大盗，天下惜其亟黜而不用，至今士大夫论宋世之事，未尝不于公之出处，而三叹焉！”[47]
四、盖棺论未定
宋人常说：“事到盖棺方始定。”[48]李纲自己也说：“惟盖棺兮事始定。”[49]事实上，虽盖棺事定，而毁谤未止。朱胜非在至少成书于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的《秀水闲居录》中，谤言“李纲私藏，过于国帑，乃厚自奉养，侍妾歌僮，衣服饮食，极于美丽。每飨客，肴馔必至百品，遇出，则厨传数十担。其居福州也，张浚被召，纲赆行一百二十合，合以朱漆镂银装饰，样致如一，皆其宅库所有也”[50]。朱胜非诽谤赵鼎、张浚、李纲三人，是“势利之交”[51]。对于朱胜非诋讦李纲之文字，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作了部分辩驳。《宋史》卷362《朱胜非传》载：“然李纲罢，胜非受黄潜善风旨草制，极言其狂妄”。“及著《闲居录》，亦多其私说云”。
宋高宗虽对李纲十分嫌忌，但对他的后事尚予几分礼遇，然而却与汪伯彦形成鲜明的对照。宋高宗对李纲丧事的处置是“赠少师，徙其弟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公事维于闽部，以治其丧，令所居州量给葬事”[52]。汪伯彦死于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高宗“悼之”，“赠少师，赐其家田十顷，银、帛千匹、两，官给葬事，又官其亲属二人于饶州，后谥忠定”[53]。除了赠赙从厚外，两人最重要的差别是有谥和无谥。
古时对谥号看得很重，人称“谥以节惠”，“百世不能易”。直到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在退位前的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方下令“谥李纲曰忠定”[54]。为李纲定谥的叶适感慨地说，“为国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心，而深悲其相之不终”。“盖公之贤，自当时市井负贩，莫不喜为之道说。然而谤公者亦众矣”。“顾独有可恨者，夫是非毁誉之相蒙布，必至于久而后论定”。他提出谥“忠定”的理由是“虑国忘家曰忠，安民大虑曰定”[55]。李纲的谥号，直到他身后五十年，而方得以确定。宋人也注意到，他最后竟与汪伯彦都得到“忠定”之谥。[56]这件事实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反映了历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某些看来似乎是至神至圣的荣誉，经专制权力的魔法的变幻，完全可以贬为分文不值的赝品。李纲不得谥，而汪伯彦得美谥，也仅是宋高宗颠倒黑白的小小德政而已。
朱熹为李纲感叹说，“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用于绍兴，则旋轸旧京，汛扫陵庙，以复祖宗之宇，而卒报不共戴天之雠，其已久矣！”“顾乃使之数困于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岂天之爱人有时，而不胜夫气数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浅，而其相推相**，固有以迭为胜负之势，而至于然欤！呜呼！痛哉！”[57]他将李纲的坎坷一生归之为“气数”，这当然是现代的研究者所无法同意的。
《历代名臣奏议》卷158载牟子才奏：“秦桧当国，力主和议，一时谠论如胡铨等三十二人，不肯附丽，如李纲等八十余人，率皆摈弃，或死于囹圄，或死于贬所，或流落于魑魅之区，累赦不移，或栖迟于林泉之下，屏逐不出。是绍兴之人才，散于多主战。”牟子才亦将“绍兴之人才，散于多主战”的原因，归罪于秦桧。李纲孙李大有，在李纲去世七十年的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亦书：“宣和、靖康、建炎、绍兴间，中原变故，国步艰难极矣，一时谋划之否臧，处置之不当，虏骑之所以既却而复至，王业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系于小人之进退，世多梏于成败已然之间，鲜有智者”[58]。李大有也将金军南侵、王朝兴衰归因于“小人之进退”。
此类议论的共同缺点，也与前述祭文和挽诗同样，是恪守据说是孔夫子传下来的古老原则——为尊者讳。事实上，没有皇帝作主宰，“小人”又如何得势？“谗口”又如何得以“肆风波”呢？
李纲和宗泽的悲剧，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又是时代悲剧的重要组成部分。造成他们悲剧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宋高宗。宋高宗固然有其个人的品性和政治倾向，而其所作所为，却又与中国传统的专制帝制息息相关。从根本上说，正是专制帝制养成了其种种劣根性。所谓君子与小人之争，是中国古代哲人们常说的话题，李纲和宗泽也对皇帝强调这个问题。然而无论是前朝还是后代，皇帝包庇腐恶，亲信小人，黜杀君子的事件，却不断地重复演出。李纲之孙李大有感叹说：“自古及今，天下未尝无君子，亦未尝无小人，而小人常右，君子常左。故治世少，乱世多。”[59]今天看来，此说只是对中国古代专制政治重要表象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的必然性，必须从事物的偶然性中，探寻其必然性的本质。中国古代是个农业为主的阶级社会，自秦汉而下，又是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与之相应，则建立了一整套的专制主义意识。马克思憎恨专制，深刻地批判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兼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60]。他也特别强调：“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巴黎）公社的精神的。”[61]故在中国古代的阶级社会和政治体制下，皇帝的大多数就必然具有兽性。皇帝亲小人是正常状态，而亲君子却是非常状态。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十分强调士大夫的名节，然而在专制政治下，士大夫失节是正常状态，而守节却是非常状态。亲小人，用各种手段威逼和利诱士大夫失节，正是专制腐败政治的必然需求。其结果也必然是邪道炽盛以嚣张，正气屈抑而摧折，导致“治世少，乱世多”。这正是专制政治的必然性。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的遭际和悲剧，是皇帝专制政治的必然性，而岳飞的惨死，更是专制政治兽性之极致。可见与其将李纲和宗泽的悲剧归之为“气数”，倒不如归之为传统的专制政治之不可救药。
但是，尽管在中国古代，正气经常处于似有或无，若存若亡，却不绝如缕，又是千百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元气。时至今日，宗泽、李纲、岳飞等人爱国正气，依然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神魂，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元气和巨大的精神能量，砥砺着中华的后世子孙，为着祖国和民族的民主、进步、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不息。
[1] .《梁溪全集》卷34，卷180《建炎时政记》下。
[2] .《梁溪全集》112《（贵）州答吴元中书》。
[3] .《梁溪全集》卷19《建炎行》。
[4] .《梁溪全集》附录三《邓通判（祚）》祭文，郑昌龄挽诗。
[5] .《梁溪全集》附录二《行状》下。
[6]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元幹挽诗。
[7] .《梁溪全集》附录三陈公辅挽诗。
[8]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光挽诗。
[9] .《卢溪文集》卷26《上李丞相书》。
[10] .《韦斋集》卷9。
[11] .《默堂集》卷18。
[12]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侍郎（璆）》祭文。
[13] .《梁溪全集》附录三曾开挽诗。
[14] .《梁溪全集》附录三《邵抚干（才）》祭文。
[15]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致远挽诗。
[16]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附录二《行状》下。
[17] .《会稽续志》卷2《提刑题名》记载，“李维绍兴九年九月以右朝奉郎、直秘阁到任，十年四月，与福建提刑宋孝先两易”。
[18]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
[19] .《史通通释》卷17《诸晋史》：“孝明帝时，有河东王乔为叶令，尝飞凫入朝。”葛洪《神仙传》卷2《皇初平载“叱石为羊”的典故。皇初平，后世书中往往作黄初平。
[20] .《梁溪全集》卷32《次李泰发韵二首送仲辅提刑弟还浙东》。
[21]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附录二《行状》下，《要录》卷134绍兴十年正月辛卯，《会编》卷199。
[22] .《梁溪全集》附录一《年谱》，附录二《行状》下。《淳熙三山志》卷25《提刑司官》载，“宋孝先，左中大夫、直秘阁，绍兴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十年二月十六日准朝旨，与浙东提刑李维两易其任。李维，右朝散郎、直秘阁，绍兴十年三月二十五日到任”。
[23] .《梁溪全集》卷20。
[24] .《梁溪全集》卷128《与岳少保第四书》（十月十六日）。
[25]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侍郎》，《筠溪集》卷23《祭李伯纪丞相文》。
[26]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大有《梁溪先生谥议祠记祭文挽诗画赞序》。
[27]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丞相》祭文和挽诗。
[28]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参政》祭文和挽诗。
[29]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参政》祭文。
[30]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侍郎》祭文，《筠溪集》卷23《祭李伯纪丞相文》。
[31] .《梁溪全集》附录三《潘舍人》祭文。
[32] .《梁溪全集》附录三陈公辅挽诗。
[33] .《梁溪全集》附录三曾开挽诗。
[34] .《梁溪全集》附录三《薛待制》祭文。
[35] .《梁溪全集》附录三《程尚书》祭文。
[36] .《梁溪全集》附录三《邓通判》祭文。
[37]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致政》祭文。
[38] .《屏山集》卷19《李丞相挽诗三首》。
[39] .《梁溪全集》附录三吕本中挽诗。
[40] .《东牟集》卷3《李丞相挽章》。
[41] .《梁溪全集》附录三《张丞相》祭文和挽诗。
[42] .《梁溪全集》附录三《李参政》祭文和挽诗。
[43] .《梁溪全集》附录三《程尚书》祭文。
[44] .《梁溪全集》附录三贺允中挽诗。
[45] .《朱文公文集》卷76《丞相李公奏议后序》。
[46] .《剡源文集》卷19。
[47] .《安雅堂集》卷5《送俞伯康巡检序》。
[48] .《安岳集》卷1《与蒲宗孟传正察推》，《相山集》卷4《赠淮西运干徐伯远》，《清献集》卷3《挽陈将仕》。
[49] .《梁溪全集》卷2《拟骚》。
[50] .《中兴小纪》卷18绍兴五年三月乙酉注。
[51] .《要录》卷116绍兴七年闰十月辛巳注，《会编》卷199。
[52] .《要录》卷134绍兴十年正月辛卯。
[53] .《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丙辰。
[54] .《宋史》卷35《孝宗纪》。
[55] .《水心文集》卷26《李丞相纲谥忠定议》。
[56] .《挥麈后录》卷5。
[57] .《朱文公文集》卷76《丞相李公奏议后序》。
[58] .《梁溪全集》附录三《跋》。
[59] .《梁溪全集》附录三《梁溪先生谥议祠记祭文挽诗画赞序》。
[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414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