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万两黄金容易得，人间知己最难求”，我实在很幸运，结交了几位患难与共的知心好友，她们是我心中的一片明净而温暖的霞光，我的生活因为她们而变得更加色彩斑斓和滋味无穷。
我的入团介绍人有一个跟她的身份很不相称但又挺可爱的绰号，叫“皮球”。她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三好学生，功课好，字又写得很漂亮。那时候，学校举行“到北京去”的长跑活动，因为我和皮球家离得很近，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她就来叫我。我们俩沿着长乐路、瑞金路、巨鹿路跑上一大圈，然后再浑身冒汗地回家吃早饭。我们要好起来了，碰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谈童年，谈各自的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还谈电影和小说。可是我们都竭力地回遵着一件事：关于团的间题。当时我是个打过入团申请报告的非团员，她是团干部，按情理，最容易接触这个间题了，可我俩却从不谈论它。到了高中二年级，我突然地非常想入团了，家里人说：“你为什么不去找皮球谈谈思想？你们这么要好，你就找她做入团介绍人嘛。”有一天放学，我对皮球说：“今晚我到你家去，跟你谈思想，好吗？”她愣了一下，连忙点头说：“好的好的。分晚上我到她家去了，她毕恭毕敬地在楼梯口迎接我，把我领到三层楼的小房间里。我们俩之间突然变得陌生和琉远起来，完全没有平常那种勾肩搭背的亲热了。我垂下眼皮，从口袋里掏出写好的思想小结，结结巴巴地说：“……请……请你帮助……”皮球接过思想小结，半夭不吮声。我偷偷看她一眼，她脸通红，双手和膝盖都不由自主地在颇抖，比我还紧张呢I憋了好久，她象下了决心，很坦率地盯着我说：“其实，团支部早就让我来找你谈谈了，可我觉得我们俩要好，突然一本正经地谈思想，太别扭了，你会以为我搭书部的架子的。”
“哎呀，我也讨厌一本正经地谈思想，我怕你以为我跟你要好，就是为了入团呢：”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我们俩对视了一会，忍不住笑起来，先是吃吃地笑，后来就放肆地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们俩都想起了方才的尴尬样）！
数月后的一天，皮球很高兴地告诉我。“要开你的审批会了，郭豫浩要找你谈一次话呢。”
“你不也是团支委？你找我谈吧。”我有点害怕跟郭豫浩谈话，她的脸方方正正，有棱有角，说话走路都有一副干部腔，名字也是男性化的。
“不行呀，她是组织委员，这是她的职责。”
课间休息的时候，郭豫浩把我叫到楼梯顶，她一屁股就坐在水门汀的台阶上了，而且还硬拉我也坐下，笑着间我：“喂，你不是还少一个入团介绍人吗？我来当，愿意吗？我一直对你印象挺好……”
不知不觉中，我跟她亲近起来，而且成了好朋友，我不喜欢她那个拗口的名字，亲呢地叫她郭杯。
我们都很崇尚友谊，愿意为友谊牺牲自己。
“文革”初期，我先是因为出身革命而成了班里的“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后就因为父母被相继“揪出”而成了“走资派的狗惠子”。于是，我被勒令交出窝藏着的旧团支部的“黑材料”（平时同学们交给团支部的思想小结）。他们咬定皮球和郭郭把这些材料放在我这几了。我和他们吵了起来，我说：“这算什么黑材料？思想小结不都是你们自己写的吗？”他们说：“这是旧团支部对我们的迫害。你交不交？”“不交！”（其实并不在我这里。）“不交我们到你家去抄！”“我已经烧掉了！”我徽得跟他们烦，而且，我觉得我应该保护我的好朋友。他们一听都哄起来，说烧毁“黑材料”的人要送公安局。我站起来，很镇静地说：“你走吧，我跟你们上公安局。分可是，没有人真的愿意陪我去公安局的。事后郭郭对我说，“有些小结写得很真情，很感人的，他们为什么要拚命地否定自己过去的一切呢？”
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下乡，郭郭进工厂。她为了友谊，非吵着和我们一起走，天夭赖在区毕工组，用血写决心书。我们运行李的时候，她把自己的箱子托我们一块运去，红着眼圈对我说：
“等着我，我准来1”她终于没来成，行李又运回去了，因为她所在的工厂把她当作高觉衡的好苗子抓住不放了。可是，一年多以后，一天，我们正在茶山上锄草，郭郭象从天上掉下来似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啊哈，我们厂有内迁任务，我第一个报名了，因为新厂址和你们农场只隔一道雀岭，我想你们，抬脚工夫就到了。”郭郭乐不可支地说着，搂着我们的头颈在山坡上蹦跳起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作为农场知青陆陆续续地调回城，只有郭郭一人留在大山里，她们三线工厂的职工是不能上调的。她为着我们的友谊奔到山里来，我们却抛下她自顾自回城了，想到这，我心里总会涌起深深的内疚。可是，郭郭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流露出丝毫的艾怨。
中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都羡慕织织，第一因为她有副天成的金嗓子，是青年宫课余文工团的演员，第二因为她有个好生日，七月初七出身的巧女。“文革”初，班上有同学批评我，说我阶级立场不稳，“织织出身资产阶级，怎么还能听任她在台上唱呀跳呀？”我对此很不以为然，谁有好嗓子谁就唱，和出身搭啥界？我讨厌这种纠葛，索性抛开了那个“文革小组组长”的头衔，和织织一起参加文艺宣传队串连去了，从此，开始了我们经久不衰的友谊。
下乡的时候，织织分在崇明农场，而我却执意要去安徽的茶林场，茶林场比祟明农场遥远得多，于是织织犹豫了。她是母亲的老尾巴女儿，母亲希望她靠得越近越好。“甭管我，我一个人去茶林场。”我固执地说。织织淌了好多眼泪，然后对我说：“我……跟姆妈做做工作，跟你一块去茶林场。”我知道，这在她要花多大力气，我也知道，我们的友谊在她心中的位置。我们在农场钱财“共产”（大多时候是我共她的产，她母亲三日两头寄吃的东西来），合睡一张铺，给上海同学写信，我们在信尾用简洁的笔调画一朵云，画一只鹰，以示我俩的不可分离。
好归好，吵归吵，我和织织争吵的原因，大多是为了她的太认真和太犹豫。譬如上山除草，偌大的山偌小的草，大面上铲去一层便可以了，可织织非得弯下腰，把长在茶棵中间的细草统统拔干净。这样，我们的进度往往比别人慢许多，气得我老骂她：“吃力不讨好！”织织有沽解，房间里总要弄得整整齐齐，纤尘不染。哪怕一把木梳一盒面油，她都要放在规定的地方，一块擦桌布，她也要用肥皂搓得干干净净。我由于徽，也因为没兴趣拾掇简陋的宿舍，收工回来东西总乱丢。因此常常被她骂：“邀退鬼I”织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耳朵皮特别软，遇什么事都要瞻前顾后，听谁说谁都有理。许多蛮不错的小伙子向她求爱，她东掂掂西量量，母亲的眼泪，哥哥的意见……结果，一直耽搁到三十出头才结婚，为此，她错过了报考大学的机会。如今，旧友聚会，我们几个上了大学的常常谈论考试啦、成绩啦，织织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听着，脸上带着羡慕、懊丧、渴求、向往……其实，我知道，以她的认真和细致，她若能上大学，一定是个优秀学生。
我还想说说佩露，她是我最贴心的女友。中学里，她以她外貌的出众和成绩的优秀而引起大家的注目，那时候，就有男同学悄悄给她写“情书”了，她一概不理，高傲得象只自天鹅（她最喜爱穿一身白）。读书时我几乎没跟她交谈过几句话，可是，当我沦落为“黑七类”子女的时候，她却和我非常地要好起来。她和我一块上北京，一块上洛阳、郑州串联，回家后，硬着头皮挨父亲狠狠的责骂。我们俩都喜欢读中外古典小说，都！欢攀仿着填儿句不伦不类的词。她曾经送给我一首词，大意是说我们俩都不结婚，天毒地久地要好下去，当时我感动得要命。
我要去茶林场了，临离上海的前天晚上，露露到我家来，不说话，就是哭，哭了整整一夜，天亮了，她送我上长途车站。以后，她几乎每个月都拿出工资的一半来买了各种食品、营养品寄给我，仿佛我在农村吃的苦都是她带来的一般。有一年探亲假回上海，露露陪我睡觉，半夜里悄悄告诉我，厂里有个年轻的技术员向她表达爱慕之情了，她还说了这个人的许多好话。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酸溜溜的滋味，不加思索地说：“不好不好，这种男人一定不怀好意。”当时璐璐是用企求和难过的眼光盯着我的，我可一点不宽恕她。她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上班，就坚决地拒维了那位技术员的爱情（五年以后，她还是与这位技术员结了婚，可见爱情是无法抵御的）。
如今，我和露露都有了各自的家庭和事业。每次碰面，我就拚命地讲我写的一篇篇的小说，她就拚命地讲她在大学里参加的一项项科研项目，我俩总是在这互相比试和互相竞争中保待和发展着我们之间纯真的感情。
我常常喜欢在静欺中回想我的这些好友，回想我娜之间的那些幼稚的但是真搏的小事，这时候我的心中就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它涨满了我的胸膛，给我以极大的满足和享受。
我不知道我的好友们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走到我的作品中来的，我只是想通过笔尖来表达那抑制不住的情感。于是我写了，我写转蓉（《这里有口幽幽的潭》），写宁儿（《宁儿》），写小环（《净秋》），写怡儿、秀秀、小娅（《鸟儿，飞向何方》），写素素、小奋、梅兰（《星河》）·…熟悉我的人看了我的小说，说：“噢噢，我知道了，·你是在写皮球、郭郭、织织、露露们！”我惶恐地否认：“不，不是的，有些象，有些不象。”可是我心中承认，我在写蓉蓉、宁儿、怡儿、素素们时，脑中时时浮现出皮球、郭郭、织织、露露们的面容。所以我对我笔下的蓉蓉、宁儿、怡儿、素素们分外地喜爱，我觉得她们很亲切，很贴心，她们稍稍整盛眉，略略笑一笑，我就知道她们心里想什么、掀起怎样的感情波澜了。于是我的笔在描画她们的时候感到如鱼入水般地流畅、 自由。
当我的蓉蓉、宁儿、怡儿、素素们诞生以后，我收到了一些陌生的读者们的来信：“……你怎么会知道我的经历的？你怎么会知道我心里想说的话的？”我愕然了，我突然觉得有一股巨大的幸福感在冲击我，原来，我能以我的小说结交更多的知音。
我渴望我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我的知心好友，可是不能尽然。有时，我写某个人物，只知其形而不知其心，我能够写他在做什么，却写不出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时我的笔就会显得多么地生涩和枯燥，往往是不得不撕去稿纸，攒下笔，向这个人物抱歉地说一声：“再见！”
于是，我心中就会升起强烈的愿望，我希望在生活中结识更多的知心朋友，我希望我笔下的人物都信任地把心交给我，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在读者中寻觅知音……
“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