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试着说明一下。
这类事情，社会既已做出，就应当正视。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是个无知的人，但并不是愚蠢的人。性灵之光在他心中点亮。不幸的遭遇也有其亮光，能增强他思想中的微光。在棍棒下，在铁链下，在地牢里，在劳累中，在苦役场的烈日下，在苦役犯的木板**，他反视良心，反躬自省。
他为自己组成法庭。
他开始审判自己。
他承认自己并不是无辜受害，被判罪并不冤枉。他也承认他那是极端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假如他向人家讨那个面包，也许人家不会不给；不管怎样，最好应当等待，或者通过怜悯，或者通过劳动得到那个面包。有人说，肚子饿了能等待吗？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首先，真正饿死人的事是罕见的；其次，不管不幸还是幸运，人天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就能长期忍受很多痛苦，而不至于丧命，因此必须忍耐；甚至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最好也应当忍耐：像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幸者，居然铤而走险，抓住整个社会的衣领，以为通过盗窃就能脱离贫困，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不管怎么说，走出贫困而又进入卑鄙，这就是一道邪恶之门：总而言之，他承认自己错了。
然后他又提出疑问：在他毁掉一生的经历中，难道唯独他错了吗？首先，他这个劳动者没有活儿干，他这勤劳的人缺少面包，如果这还不算一件严重的事情的话。那么后来，有了过错又承认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是不是太过火呢？执法方面是不是比有罪方面的过错更大呢？天平的两个盘子，惩罚的一端放的砝码是不是太重了呢？加重惩罚是不是根本不能消除犯罪，是不是会达到这种结果：扭转情势，以惩罚的过错取代犯罪者的过错，把犯罪者转化为受害者，将债务人转化为债权人，而最终把权利赋予侵犯人权的一方了？这种惩罚又因企图越狱而屡屡加重，结果是不是构成了最强者对最弱者的侵害，社会对个人的犯罪，而这种罪行天天都在重犯，一直延续十九年呢？
他还想道，人类社会对其成员是否有这种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毫无道理也缺乏预见，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冷酷无情而富于预见，从而把一个可怜的人永远置于缺少和过分的境地，即缺少工作和过分惩罚。财富分配往往是偶然造成的，因此，最穷的人最应该受到照顾，而社会又偏偏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他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就审判了社会并判了它的罪。
他判处社会接受他的仇恨。
他认为社会应为他的遭遇负责，心想有朝一日，也许他毫不犹豫地要同社会算账。他向自己申明，他造成的损害和别人给他造成的损失，两者并不平衡。他最后得出结论，其实，对他的惩罚并非不正义，而肯定是极不公道。
发怒可能是失常和荒唐的，恼火也可能是不对的：但是，一个人只有当内心有某种理由，才会感到愤慨。冉阿让就感到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对待他唯有残害。他所见到的社会，总是一副自称为正义的怒容，怒视它所要打击的人。别人同他接触，只是为了伤害他。他同别人接触，对他也是一次次打击。他从童年起，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时起，就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友好的话，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善意的目光。从痛苦到痛苦，他逐渐确信这一点：人生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他在这场战争中是战败者。他只有仇恨这一件武器了。他决心在狱中把这件武器磨锋利，并携带出狱。
在土伦，无知兄弟会[95]办了一所囚犯学校，向有诚意学习的那些不幸者传授最基本的知识。冉阿让就是一个有诚意学习的人。他四十岁入学，学习认字、写字、计算。他感到强化他的智力，就是强化他的仇恨。有时候，教育和智慧能助恶为虐。
说起来令人伤心，他审判了造成他不幸的社会之后，又审判了创造社会的天主。
他也判了天主的罪。
在饱受酷刑和奴役的十九年过程中，他的灵魂就这样同时升华和堕落。他一方面进入光明，另一方面又进入黑暗。
我们已经看出，冉阿让并不是生性顽劣的人。他入狱时还是善良的。他在狱中判了社会的罪，就感到自己的心变狠了；他在狱中判了天主的罪，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不信教的人。
这不能不让人深长思之。
人性真能这样完全彻底地改变吗？由上帝创造的性善的人，能因人而使之变恶吗？只因交上厄运，灵魂就能整个由命运重新塑造，转而变恶吗？难道人心像久住矮屋的脊背那样，在巨大痛苦的垂压下，
也要蜷曲变形而丑陋，造成无法医治的残疾吗？在每个人的灵魂里，
尤其在冉阿让的灵魂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原始的火花，没有一点神性的素质吗？这种原始的火花、神性的素质，在世间不朽，在上天永生，能由善发展、激扬、点燃并燃烧，放射奇光异彩，而永远也不会被恶完全扑灭。
这是严肃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如果在土伦看见冉阿让将拖曳的锁链装在口袋里，叉着双臂，坐在绞盘的铁杆上面休息，并利用休息的时间遐想，如果看见这名苦役犯神情沉郁、严肃，默默地思索，看见这个被法律惩罚的人愤怒地注视别人，这个被文明判处的人严厉地注视天空，那么，他对上面问题的最后一个很可能回答是：“没有。”
我们并不想隐讳，善于观察的生理学家在那种场合，当然会看出一种无可挽救的绝境，他也许会可怜这个法律上的病人，然而，他甚至不肯试着给予治疗；他会移开目光，不看这颗灵魂中的空洞；他也会像但丁避而不看地狱之门那样，从这个生灵上抹掉上帝写在每人前额上的两个字：希望!
我们试着分析了他的这种心态，对冉阿让本人来说，他是否像我们为读者试作的分析这样对自己的心态一目了然呢？使他精神失落的各种因素形成之后，乃至在形成过程中，冉阿让是否看得清清楚楚呢？这个不识字的粗鄙的人是否明确地掌握，这一系列的思想带着他逐渐上升，并且下降到多少年来在他头脑的空间形成的惨景呢？他是否完全意识到自己思想的起伏变化呢？这一点我们不敢讲，甚至也不相信。冉阿让实在愚昧无知，即使饱受苦难之后，是不是仍然糊里糊涂呢？有时候，他甚至弄不清楚自己的感觉。冉阿让陷入黑暗中，他在黑暗中受罪，在黑暗中仇恨，真可以说他无往而不仇视。他已经习惯于在这暗无天日中生活，像瞎子或梦游者一样摸索。不过，由于内因或者外因，他时而会突然产生一股怒火，感到一阵难忍的痛苦，仿佛一道苍白而迅疾的闪光，照亮他整个灵魂，而他命运之途上可怕的深渊和黯淡的远景，在凄惨恐怖的光里，突然在他前后左右一齐显现出来。
闪光熄灭了，还是沉沉黑夜，他身在何处？连他自己也茫然不知了。
这种性质的惩罚，其核心是残酷无情和愚化，旨在通过愚化逐渐把人变成野兽，有时还变成猛兽。冉阿让顽固地屡次企图越狱，就足以证明法律在人心上所起的古怪作用。尽管企图越狱是完全徒劳而愚蠢的，但是冉阿让一旦有机会就要试一试，根本不考虑后果，也不考虑前车之鉴。他像一条狼，看见笼子门打开就必然要逃出去。本能对他说：“快逃啊!”理智对他说：“留下!”然而，面对强烈的**，理智便会销声匿迹，只剩下本能了，唯有野兽的行动。当他被抓回去之后，新的严厉惩罚，只能使人更加惊恐万状。
有一个细节我们不应当漏掉，这就是他体魄强悍，监狱里没人可比。论体力，放缆绳，推绞盘，冉阿让一个人能顶四个人。他能抬起或用后背扛极大的重物，有时就代替千斤顶——那种工具从前叫“骄子”，顺便说一句，巴黎菜市场附近的骄子山街，就是由此得名的。狱友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冉千斤”。有一次，土伦市政厅正在整修阳台，阳台下有几根精美的普杰[96]雕的女像柱，其中一根脱了榫，险些倾倒。正巧冉阿让在场，他用肩膀扛住那根柱子，直到其他工人赶来。
他不但力气大，而且尤为敏捷。有些苦役犯终日梦想越狱，最终巧妙地把力量和技巧结合起来，掌握了一门真正的科学，即运用肌肉的科学。囚徒们无时不羡慕飞蝇和飞鸟，天天练习，想掌握一整套神秘的飞行姿态。攀登陡壁，在不易发现的凸出的地方找到支撑点，这对冉阿让来说如同儿戏。假如在墙角，他用脊背和膝弯的张力，同时用臂肘和脚跟卡住石头的凹凸处，就能像变魔术似地登上四楼，甚至爬上监狱的房顶。
他寡言少语，也不爱笑。他一年难得有一两回特别激动的时候，这时他才会笑一笑。不过，苦役犯的笑是阴惨的，好似魔鬼笑的影像。他笑的时候，仿佛在久久凝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确实在凝神专注。
他的禀赋不健全，智力又受到摧残，感知能力不健全，他总隐约有一种怪物附体的感觉。他匍匐在惨白幽暗的地方，每次扭转脖颈，想抬眼望一望，就感到一阵恐怖和愤怒，只见头顶层层叠叠，如山一样堆积着各种事物、法律、偏见、人和事件，危乎高悬，一眼望不到顶端，看不到周边，庞大得令人恐怖，这种巨大的金字塔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们所说的人类文明。他在这麇集蠕动、时远时近的怪形体中，在高不可攀的高原上，时而看出一群东西，看出强烈光线照见的一个部位，这儿是拿着棍棒的苦役犯看守、手持战刀的警察，那儿是戴着峨冠的大主教，在最高处的则是头戴皇冠的皇帝，仿佛罩着阳光，令人目眩。在他看来，那远处的光辉，非但不能驱除他的黑夜，反而使他的黑夜更加阴惨幽暗了。法律、偏见、事件、人、事物，这一切在他头上来来往往，遵循着上帝给人类文明指定的复杂而神秘的运动，在他头上行走践踏，残酷中显示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平静，漠然中显示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狠毒。堕入不幸深渊的灵魂、掉进无人敢窥探的地狱底层的不幸者、被法律摒弃的人，无不感到人类社会的全部重量压在他们头上；这个社会对于在它之外的人来说是无比巨大的，对于在它底层的人来说是无比可怕的。
冉阿让就是在这种境地里思考，他的遐想能属于什么性质呢？
如果磨盘下面的黍粒有思想的话，那么它所想的无疑就是冉阿让所想的。
所有这些事物，充满鬼影的现实和充满现实的鬼蜮，终于给他造成一种难以描摹的心态。他在苦役场干活时，有时会忽然停下，开始走神儿了，他的理智比从前更成熟也更混乱，现在起而抗争了。他觉得自己的全部遭遇都是荒唐的，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他常常想：这是一场梦!他看着站在几步远的看守，仿佛那是个鬼魂，可是，那鬼魂突然给了他一棍子。
可见的自然界，对他来说几乎不存在。可以说，对于冉阿让来说，根本没有太阳，根本没有美好的夏天，根本没有明媚的天空，也根本没有四月清爽的早晨。真不知道平时，是什么光透过气孔照亮他的灵魂。
最后，就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尽量总括一下，用明确的结论表述，就可以这样讲：冉阿让，法夫罗勒安分守己的树枝剪修工，土伦的凶悍的苦役犯，十九年间，由于苦役监牢的逆塑造，已经具备做出两种坏行为的能力：第一种坏行为是急切的、不假思索的、冒冒失失的、完全出于本能的，是对他所受痛苦的一种报复；第二种坏行为是严肃认真的、经过反复思考的，而思考时还带着这样不幸遭遇所能产生的错误念头。他的预谋连续经过三个阶段：推理，决心，执著：要有一定毅力的人，才可能走这种过程。他的动机是日常的愤慨，是心灵的苦痛，是遭受不公的深切感受、反击，甚至反击善良、无辜和公正的人，如果世上还有这几种人的话。他的所有思想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对人类法律的仇恨；这种仇恨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没有上天制止，到了一定时机，就会变成仇恨社会，进而仇恨人类，进而仇恨天地万物，最后表现为一种模糊的、持续不断的和凶残的欲望：不管什么人，逢人便要危害——正如我们所见，通行证上称冉阿让是“非常危险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年复一年，这颗心灵逐渐干涸，缓慢地，却是不可避免地。心灵干涸了，眼睛也干涸了。直到出狱，十九年间他没有流过一滴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