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到半夜，冉阿让醒了。
冉阿让生在布里地区的贫苦农家里。童年时没有上过学。成年之后，他在法夫罗勒当树枝剪修工。他的母亲叫让娜·马蒂厄，父亲叫冉阿让，或者吾阿让，大概是外号，也就是“我是阿让”的简化。
冉阿让生性沉静，但并不忧郁，这是天生富于情感的人的特点。但是，冉阿让整个人显得昏头昏脑，碌碌无能，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的。他幼年就父母双亡。母亲害了乳腺炎，因诊治不当而死。父亲和他一样，也是树枝剪修工，不幸从树上掉下来摔死了。冉阿让只剩下一个带着七个子女孀居的姐姐。正是这个姐姐把冉阿让抚养成人。她的丈夫在世时，她一直负担弟弟的食宿。丈夫死的时候，家里最大的孩子才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刚满二十五岁，他代行父职，协助支撑家庭，回报姐姐的养育之恩。这事做起来自然而然，就跟天职一样，即使冉阿让有时显得有点粗暴。他的整个青春，就消耗在收入微薄的重活当中。当地人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女朋友”。他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
他傍晚回家时，总是累得要命，往往一声不吭，闷着头喝菜汤。就在他吃饭的时候，他姐姐让娜“妈妈”时常从他那汤盘里取出最好的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一块菜心，给她的一个孩子吃。冉阿让呢，却总是伏在桌上，脑袋差点浸在汤里，长头发垂落在盘边，遮住他眼睛，任凭姐姐怎么做，就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法夫罗勒，住着一个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离冉阿让家茅屋不远，就在小街的斜对面。冉阿让家的孩子饿肚子是常事，有时他们假冒母亲的名义，到玛丽-克洛德那儿借一品脱[91]牛奶，躲到篱笆后面或者小道的角落里喝起来，可是你争我抢，小女孩又喝得急，往往把牛奶洒到罩衣上，流进脖子里。母亲若是知道了这种欺骗行为，肯定要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冉阿让好发火又好嘟囔，但是他却背着孩子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几个孩子才没有因此受到惩罚。
在修剪树枝的季节里，他每天能挣二十五苏。过后他就打短工，给人收割小麦，做粗活，放牛，给人卖苦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全干，他姐姐也干活，然而有七个小孩拖累，又能干些什么呢？这是一家愁苦的人，被穷困紧紧包围。有一年的冬天特别难熬，冉阿让找不到活儿干。家中没有面包，一点儿面包渣儿都没有，却有七个孩子!
法夫罗勒的教堂广场旁边有一家面包店。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老板莫贝尔·伊扎博正准备睡觉，忽听店前安了铁条的玻璃橱窗“咔嚓”响了一声。他及时出来察看，只见一条胳膊探进铁条，从用拳头打破的玻璃橱窗里抓起一个面包。伊扎博急忙赶出来，那小偷撒腿就逃。他追了上去，把那人抓住。小偷已经把面包丢下了，但是胳膊还在流血。那人正是冉阿让。
事情发生在1795年。冉阿让被指控冠以“夜闯民宅行窃”罪，
被送上当时的法庭。他有一支枪，而且比世界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准，
不过，他有点好偷猎，这对他相当不利。大家早有一种合情合理的成见，即反对偷猎的人。偷猎者跟走私者一样，都和盗匪相去不远。然而，我们顺便要指出一点，这类人和城里那些凶恶的刽子手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偷猎者生活在森林，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腐化人，因而使人变得凶残。山林和海洋使人变得粗野，激发野性而一般不摧毁人性。
冉阿让被判有罪。法典上有明文规定。在我们的文明里，有些时刻的确叫人胆战心寒，这就是刑法置人于死地的时刻。这是何等凄惨的时刻：社会逐斥并无可挽回地遗弃一个有思想的生灵!冉阿让被判处五年苦役。
1796年4月22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军团的总指挥在蒙特诺特所获的胜利；共和四年花月[92]二日，督政府呈给五百人院的咨文中，称那位总指挥为布奥拿巴[93]。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里，押解的罪犯被扣上了长锁链，冉阿让就是这长锁链上的一名罪犯。当年的一名监狱看守，如今年近九旬，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那个不幸的人在院子北角，锁在第四条铁链的末端。他和其余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仿佛糊里糊涂，只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可怕。在这个蒙昧无知可怜人的模糊的思想里，也许看出了过火的成分。有人在他脑后用大锤往他的锁链上打铆钉，他忽然哭起来，泣不成声，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夫罗勒的树枝剪修工。”接着，他边哭边抬起右手，逐渐往下比划了七下，仿佛依次摸到七个不同高度的头，让人从这动作上猜出，他无论做了什么事，都是为了供七个孩子穿衣吃饭。
他被押解去土伦，脖子上锁着铁链，乘坐大板车，颠簸了二十七天才到达。到了土伦，他就换上红色囚衣。他从前的生活，以至他的名字，全都被一笔勾销了；他不再是冉阿让，而是24601号。他姐姐怎么样了？七个孩子怎么样了？谁照顾那一大家人？一棵年轻的树被齐根锯断，上面的树叶怎么样了呢？
总是千篇一律的故事。那些活在世上的可怜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往后无依无靠，无人指引，也无栖身之所，到处漂泊，谁说得准呢？也许四分五散，各奔西东，逐渐隐没在凄冷的迷雾中，那正是孤独命运的葬身之地，有多少不幸的人，加入了人类的悲惨行列，陆续消失在那幽冥之中。他们背井离乡。村庄里的钟楼把他们忘却；他们田地的界石也把他们忘却；冉阿让在监狱关了几年，也同样把钟楼和界石忘记了。他这颗心上有过一条伤口，便因此留下一道伤疤，如此而已。他在土伦的那段时间，只有一次听人说起他的姐姐。大约是在他服刑快满第四年的时候，我不记得他是从什么途径得到的音信。有个认识他们的当地人，在巴黎遇见过他姐姐。他姐姐到了巴黎，住在揉面工街，那是圣绪尔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了，是最晚生的小男孩。另外六个孩子在哪儿？也许连她本人都不知道了。她当了装订工，每天清晨去木鞋街三号一家印刷厂上班。早晨六点钟必须赶到，如果在冬季，那时候离天亮还早呢。印刷厂里有一所小学校，她每天早晨领着七岁的孩子上学。只是她六点钟要到厂而学校七点钟才开门，孩子只好在院子里待一个小时，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季，就要露天在黑暗中待一个小时。印刷厂不准孩子进去，说是妨碍干活。一清早，工人经过院子时，就看见可怜的小家伙坐在石头地上打瞌睡，往往看见他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伏在他的篮子上睡着了。下雨的时候，看门的一位老婆婆可怜他，让他进屋。那破屋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一架纺线车和两张木椅；孩子就在角落里睡一觉，怀里搂着猫，好暖和一点儿。到七点钟学校一开门，他就跑进去了。这就是有人告诉给冉阿让的情况。有一天，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一时间，就像一道闪电，一扇窗户突然打开了，显现出他从前爱过的那些人的命运，随即又完全关闭了。他再也没有听人提起过，音信永远断绝。他再也没有得到一点儿关于他们的消息，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再也没有碰见他们，而在这悲惨故事的接续部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快满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轮到冉阿让越狱了。狱友帮他越狱，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大家都那么做。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了两天，如果说被追捕也算自由的话：他时时要回头看，听见一点动静就心惊肉跳，什么都怕，怕冒烟的屋顶，怕过路的行人，怕汪汪叫的狗，怕奔跑的马，怕报时的钟鸣，怕看得见东西的白天，怕看不见东西的黑夜，怕上大路，怕走小道，怕钻树丛，还怕打瞌睡。越狱的第二天晚上，他被抓回去了。三十六小时他没吃没睡。由于这次越狱行为，海港法庭判处延长他三年刑期，一共八年。到第六个年头，又轮到他越狱了；他利用了这次机会，可是未能逃脱。点名时发现他不见了，就放了警炮；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发现他躲在一只正建造的船的龙骨里。他拒捕，但还是被监狱看守抓回去了。越狱又拒捕，根据特别法典的条文，就加判五年刑期，要戴两年双脚镣。总共十三年。到第十个年头，再次轮到他越狱。他又抓住机会，但是同样没有成功。由于这次新的企图，他又加判三年苦役。到末了，我想是第十三个年头上，他最后一次试图越狱，只逃出四个钟头就被抓回去了。逃出去四小时，加刑三年。总共十九年。1815年10月，他刑满释放。他是1796年入狱的，只为打碎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在此不妨讲一句题外话。本书作者在研究刑法和依法判罪的问题时，这是第二次遇见因偷一个面包而毁了一生的惨案。克洛德·格[94]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一项英国统计表明，在伦敦五件盗窃案中，有四件是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冉阿让入狱时战战兢兢，痛哭流涕，出狱时却神情冷漠。他入狱时艰苦绝望，出狱时神色黯然。
这颗心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