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七月革命的1831和1832这两年，是历史上最特殊也最惊人的一个时期。这两年好似两座高山，耸立在前前后后那数年之间，显示革命的高峻，悬崖峭壁赫然可见。各种体制、狂热信仰和理论风云变幻，作为文明基础的社会民众、利害相关并相互依存的牢固群体、法兰西古老结构的旧貌，在这期间随时忽现忽隐。这类显现和隐没，都被称为抗拒和运动。不过，时而也能看见真理闪光，看见人类灵魂的这颗太阳放射光芒。

这个令人瞩目的阶段相当短，过去已有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再回顾反思，就能抓住主要脉络了。

我们试论之。

王朝复辟时期是个过渡阶段，难于下定义，其间有疲惫、怨艾、物议、沉睡、喧扰，这仅仅表明一个伟大民族赶完一段路程。这类阶段非常独特，往往让那些想从中渔利的政客上当。开头，整个民族只有一种要求：休憩；大家只有一种渴望：安定；大家只有一种野心：当小百姓，换句话说，就是过安稳日子。大事件、大机遇、大冒险、大人物，谢天谢地，这些见得多了，已经烦透了。人们宁愿舍弃恺撒，而要普吕西亚斯[305]，宁愿舍弃拿破仑，而要伊夫托国王[306]。“那个小国王多好啊!”从天亮就赶路，艰难跋涉了一整天，一直走到天黑：头一程跟随米拉波[307]，第二程跟随罗伯斯庇尔，第三程跟随波拿巴；人人疲惫不堪，都想要一张床。

献身精神已疲软，英雄主义已衰老，野心餍足壮志已酬，富贵荣华已到手，那么还寻求、索求、恳求、乞求什么呢？一个安乐窝。这东西得到了，拥有了安定、宁静和闲适，也就心满意足了。然而，与此同时，有些事实又冒出头，也开始敲门，要求得到公认。这些事实从革命和战争中产生出来，是活生生的存在，有权在社会上定位，而且在社会上安顿下来了；但这些事实通常是中士和先行官的角色，为各种原则准备住处。于是，政治哲学家们面前就出现这种情况：疲惫的人们要求休息，同时，既成的事实也被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之对于事实，正如休息之对于人民，可以说是一码事。

这是英国在护国公[308]之后，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要求，这也是法国在帝国之后，对波旁王朝的要求。

这种保证是时代的需要，非同意不可。这种保证，表面上由王公们“赐予”，而其实，乃是事物的力量所给予的。这一条富有教益的深刻真理，斯图亚特王室在1660年浑然不觉，而波旁王室在1814年甚至一无所见。

拿破仑垮台时，返回法国的那个命定的家族，不幸天真到极点，竟认为是他们家族赐予的，而且可以收回所赐予的东西；还认为波旁王室拥有神圣的权利，而法兰西则一无所有；路易十八宪章中让出的政治权利，不过是那神圣权利的一根枝杈，由波旁家族折下来，恩赐给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国王心血**，就夺回去。按说，波旁王室在赠予时既感不快，就应当意识到这并不是它的赠予。

到了19世纪，波旁王室便一副怄气相了，每逢全民族兴高采烈，它就怒形于色。我们在这里用一个粗俗的字眼，即通俗而实在的字眼——它总呱嗒着脸。人民早就看出来了。

它自以为强大，只因帝国像舞台上一个布景，从它面前给搬走了，殊不知它本身也是那样给搬来的。它没有看到，它也握在搬开拿破仑的那只手掌里。

它是过去的东西，也就自认为有根基，其实不然；它是过去的一部分，而整个过去是法兰西。法国社会的根须绝没有深入波旁家族里，而是长在民族当中。这些看不见而又生机勃勃的根须，绝不构成一个家族的权利，而构成一国人民的历史。这些根须四处伸延，唯独伸延不到王座下面。

对法兰西而言，波旁家族只是它历史上的血腥突出的结疤，已不是它命运的主要构成和它政治的必要基础了。人们可以抛开波旁家族，而且抛开了二十二年，持续的问题已经解决，波旁家族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热月九日还想象路易十七当政，在马伦戈大捷那天还想象路易十八在统治，怎么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呢？有史以来，王公们还从来没有如此无视事实，无视事实所包含并颁布的那部分神圣权威。所谓国王权利的这种下界的妄念，还从来没有如此否认上天的权利。

天大的谬误，导致这个家族又伸手取回1814年“赐予”的保证，取回他们所谓的让步。实在可悲!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让步，正是我们赢得的成果；他们所谓的我们的侵占，也正是我们的权利。

复辟王朝自以为战胜了波拿巴，在全国有根基，也就是说自认为力量强大，根深蒂固，觉得时机一到，就突然打定主意，孤注一掷了。一天早晨，它挺立在法兰西面前，提高嗓门，否认集体的名分和个人的名分，否认人民的主权和公民的自由。换句话说，它否认了人民之所以为人民，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本原。

这就是七月敕令的臭名昭著法案的实质。

复辟王朝垮了。

它垮得合情合理。然而应当指出，它并不是绝对敌视一切形式的进步。但是，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却袖手旁观。

王朝复辟时期，全国习惯了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是共和时期所缺乏的；全国也习惯了在和平中求强盛，这也是帝国所缺乏的。

自由而强盛的法兰西，成为鼓舞欧洲各国人民的景象。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革命有了发言权；在波拿巴统治时期，大炮有了发言权；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统治时期，就轮到才智发言了。大风止息，火炬重又燃起；只见宁静的顶峰上，闪烁着思想的纯洁之光。那美妙的景象，又有益又迷人。这十五年间可以看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任人唯贤等，这些对思想家已十分陈旧、而对政治家却极为新鲜的伟大原则，在和平环境并在公开场合发挥作用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830年。波旁家族不过是文明的一个工具，在上天的手中折断了。

波旁家族下台时气度恢宏，但不是他们，而是人民表现出来的。他们离开宝座时神态严肃，但已丧失威望了。他们步入黑夜，并不是那种隆重的引退，而能给历史留下巨大的伤怀，既不像查理一世那样保持幽灵般平静，也不像拿破仑那样发出雄鹰般长啸。他们离开了，仅此而已。他们放下王冠，也没有保住光环。他们神气十足，却毫无威仪。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违背了遭逢厄运时所应有的庄严。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命人将一张圆桌改成方桌，看来，他特别关心别坏了礼仪，而不在乎要倾覆的君主制。这种萎缩退化，足令热爱他们本人的那些效忠者伤心，也足令赞赏他们家族的严肃者伤心。人民，却是值得钦佩的。忽然一天早晨，国民遭到王室叛乱的武装袭击，但国民感到无比强大，并没有动怒。他们自卫，而且有节制，让事物各归其位，将政府置于法律的轨道，将波旁家族置于流放的路上，可惜呀!到此就止步了。他们把老王路易十世从遮蔽过路易十四的华盖下拉出来，却轻轻地放在地上。他们触到王族成员的躯体，小心翼翼，心中只有悲凄。当年，在街垒巷战那日[309]之后，纪尧姆·德·维尔说：“那些惯于博取大人物欢心的人，那些像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的鸟儿，从厄运跳到旺运的人，要显示胆量，反对处于逆境中的君王，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在我看来，君王的命运，尤其遭难的君王的命运，始终应当受到敬重。”忆起这番话并在全世界面前付诸实践的，似乎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而是法兰西，整个法兰西，胜利了并陶醉在胜利中的法兰西。

波旁家族带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正如刚才讲的，他们的不幸大于他们本身。他们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七月革命伊始，全世界敌友就分明了。有些人欢欣鼓舞，前来投奔，另一些人则转过身去，这要由各自的天性而定。在这一拂晓的时刻，欧洲的君主们又惊诧又伤了自尊心，好似猫头鹰闭上眼睛，等再睁开便射出凶光了。惊惧可以理解，气恼也情有可原。这场奇异的革命只引起轻微的震动，连视为敌人并使其流血的那份光荣，都没有给予战败的王朝。专制政府总希望自由力量自我谤毁，认为七月革命不该来势那么猛，进行得又那么温和。况且，也没有发生任何企图破坏这场革命的事件。最不满的人、最恼火的人、最害怕的人，最后也都欢迎这场革命。我们不管有多大的私心和怨恨，在这场事变中也能感到，有个合作者在人力之上效力，一种神秘的敬意不能不油然而生。

七月革命是人权击垮事实的胜利。这真是光辉灿烂的事物。

人权击垮事实。正因为如此，1830年革命放射光芒，也正因为如此，革命显示了宽容。获胜的人权，根本不需要使用暴力。

人权，就是正义和真理。

人权的特性，就是永葆美好和纯洁。既成事实，如果极少包含或者根本不包含人权，那么即使表面上最为需要，即使最为当代人所接受，随着时间的延伸，也必定要变成畸形的、丑恶的，甚至怪诞的。要想一下子就验证，既成事实能达到何等丑恶的程度，只需隔着几世纪，看一看马基雅弗利[310]就够了。马基雅弗利绝不是凶神恶煞，不是魔鬼，也不是无耻下流的作家，他仅仅是个事实而已。不仅仅是意大利的事实，还是欧洲的事实，16世纪的事实。他似乎十分可憎，以19世纪的道德观念来看的确如此。

人权和事实的这种斗争，从人类社会之初延续至今。结束决斗，让纯洁思想和人类实际相融合，以和平方式让人权和事实相互渗透，这就是贤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