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贤哲的工作是一回事，机灵者的工作是另一回事。
1830年革命很快就止步了。
革命一旦搁浅，机灵者就来拆毁沉船。
在本世纪，机灵者自封为政治家；结果用来用去，政治家一词就多少染上点行话的色彩。的确不应忘记，哪里只讲机灵，哪里必行小器。机灵者，庸人之所谓也。
同样，政治家，有时也是民贼之所谓。
照机灵者的说法，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割断的动脉管，必须赶紧接上。人权，如要求过高，就会引起社会动**。因此，人权一经确认，就应当巩固国家。自由一有保障，就应当为政权着想。
事情到这里，贤哲还没有同机灵者分家，但是开始有了警觉。政权，就算这样吧。然而先得明确，政权是什么呢？其次要明确，政权从何而来？
机灵者似乎没有听见低声的异议，还继续他们的勾当。
这些政客善于给自己的图谋戴上必要性的面具，他们声称一场革命之后，如果是在君主制国度里，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找到一支王族。据他们说，这样，人民革命之后生活就能安定，也就是说，有时间包扎伤口和修缮房舍。王朝保存了脚手架，庇护了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
然而，找到一支王族并非总是易事。
必要时，任何一个有才能的人，抑或任何一个有钱财的人，都可以当国王。头一种情况如波拿巴，后一种情况如伊图尔维德[311]。
不过，并非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成为王族，必须是年代悠久的世族才行，而几个世纪的皱纹不是一日之功。
如果站在“政治家”的观点上看问题，当然不管其对错与否，那么一切革命之后，从中产生出来的国王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呢？他可以是而且最好是革命派，不管是亲身参加还是插手革命，不管是给革命抹黑还是增光，也不管使用的是大斧还是利剑。
一个王族应当具备哪些品质呢？它应当是全国性的，也就是说，对革命不即不离，不采取行动，仅接受思想。它应由过去构成，有历史渊源，也就由未来构成，有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
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早期革命只要找到一个人，克伦威尔或者拿破仑就行了，而后来的革命则非要寻求一个家族不可，如勃兰斯维克家族或者奥尔良家族。
这类王族类似印度的无花果树，那种树枝条垂到地面就能扎根，长出幼树。每一支都能变成一支王族。唯一的条件就是俯向人民。
这就是机灵者的理论。
伟大的艺术也正在于此：给胜利多少配上一点灾难的声响，以便让获利的人世心有余悸，每走一步都散布点畏惧情绪，拉长过渡时期的弧度，直到进步稳慢下来，淡化曙光的色彩，揭露并削减热情的激烈度，削掉棱角和尖爪，往胜利中絮棉花，给人权穿上暖和舒服的衣裳，给高大的人民套上法兰绒装，赶紧扶持他们睡下，规定精力过旺的人节食，给大汉安排初愈病人的饮食，将事件纳入权宜之计的轨道，请那些拥有远大理想的人喝些甜酒加药茶，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战果扩大，给革命安上遮光罩。
这种理论，1688年在英国实施过，1830年又采用了。
1830年那场革命，到半山腰停止。半拉子进步，近似于人权。然而，逻辑可不管什么差不多，就像太阳无视蜡烛。
是谁让历次革命停在半山腰呢？资产阶级。
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就是要得到其满足的利益。昨天挨饿，今天吃饱，明天餍足。
1814年拿破仑之后的现象，到1830年查理十世下台之后又重演了。
其实，不该把资产阶级当成一个阶级。所谓资产阶级，无非是民众之间得到满足的那部分人。所谓资产者，就是现在有时间闲坐的人。一张椅子并不是一个社会等级。
然而，急于要坐下，人类的步伐就可能停下。这往往是资产阶级的过错。
不能因为大家共同犯了一个错误，就可以促成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也不是用以划分出一个社会阶层来的。
再说，即使对待利己主义，也应当公正；人民中间称为资产阶级的那部分，经历了1830年的震**之后，所渴望的状态，既不是掺杂冷漠和懒惰，并包含一点惭愧的那种委顿，也不是进入梦乡暂忘现实的那种休眠，而是立定。
立定这个字眼有双重意思，既奇特又颇为矛盾：部队行进，也就是运动；停歇下来，也就是休息。
立定，就是休整队伍，就是武装警惕着的休息，就是布置岗哨而又处于戒备状态的既成事实。立定意味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这是1830年和1848年的间隙。
我们这里所说的战斗，也可以叫作进步。
因此，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政治活动家，都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喊这个口令——“立定”。一个“应时而生”的人，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人，既代表革命，又代表稳定，换言之，就是能明显地协调过去和未来，从而巩固现在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现成”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奥尔良。
二百二十一人将路易-菲力浦抬上王位。拉法耶特主持了加冕典礼，称他是“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取代了兰斯大教堂。[312]
半王位替代全王位，这就是“1830年的业绩”。
等机灵者大功一告成，他们这种解决方式的大弊病也就显露出来。这一切，是在排除绝对人权的情况下完成的。绝对人权高喊一声：“我抗议!”接着，事情真可怕，人权又回到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