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他还是住在普吕梅街，生活作了如下安排，珂赛特跟保姆住在小楼，她占油漆护壁的大卧室，使用有漆金线角的起居室、当年院长用的有地毯和壁毯并配有大圆椅的客厅，她还拥有花园。冉阿让给珂赛特的卧室安的大床，配有带天盖的三色旧锦缎幔帐，铺的古老而美丽的波斯地毯，是从圣保罗无花果树街戈歇大妈的铺子买来的。不过，为了冲淡这种精美的古董所造成的肃穆气氛，他又配置了适于少女的各种各样明快秀美的小用具。多宝桶、书橱和金边书籍、文具、吸墨纸、镶嵌螺钿的案台、镀金的针线银盒、日本瓷的梳妆台。楼上垂挂的长窗帘，三色深红花锦，跟床帷幔一样；楼下则挂着毛织窗帘，整个冬季，珂赛特的小楼上下都生了火。而他呢，则住在后院的一个下房里，只有一张铺草垫的帆布床、一张白木桌、两把草垫椅子、一个陶瓷水罐，以及放在木板上的几本旧书，他那只宝贝箱子放在墙角，屋里从来不生火。他跟珂赛特一起吃饭，餐桌上专门给他摆一块黑面包。当初都圣一进家门，他就对她说过：“家里的主人是小姐。”
“那么，您呢，先……先生？”都圣十分诧异，反问道。
“我嘛，比主人高多了，我是父亲。”
珂赛特在修院学会了持家，她管理为数不多的花销。每天，冉阿让都挽着珂赛特的手臂，带她去散步，带她到卢森堡公园，走在游人罕至的小径上。每逢礼拜天，他们都去做弥撒，而且总去高台阶圣雅克教堂，只因为那儿离家很远。教堂坐落在一个贫困街区，他就大量施舍，在教堂里总被穷苦人围住，因此，德纳第在信中称他为“高台阶圣雅克教堂的行善先生”。他爱带珂赛特去探望穷人和病人。普吕梅街这座宅院没有生人进去过。都圣采购食物，冉阿让亲自去附近大道旁一个水龙头打水。木柴和葡萄酒存放在半地下室里，这个半地下室，靠近巴比伦街那道门，壁面镶嵌了石块贝壳，是当年院长先生当石窟用的：因为在游戏场和精神病院那个时代，没有石窟就谈不上爱情。
在巴比伦街那道独扇大门上，挂着一个储钱罐式的信报箱；不过，普吕梅街这座小楼的三个居民既没有收到过报纸，也没有收到过信件；这个箱子，从前是艳情的媒介，是一位风流法官的知己，现在全部用途，只收收催税单和卫队的通知书了。要知道，割风先生，年金收入者，参加了国民卫队。1831年那次人口普查网眼很密，也没有漏掉他。市府调查人员一直深入到小皮克普斯修院，而冉阿让从那穿不透的神圣云雾中出来，在区政府看来就是值得尊敬的人，当然有资格派班站岗。
每年总有那么三四次，冉阿让穿上军装去站岗，而且，他打心眼儿里愿意，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正当的乔装打扮，既能跻身大众之间，又能独来独往。冉阿让刚满六十岁，这是法定的免役年龄，可是他的外貌还像个五十以内的人；再说，他无意躲避那位上士，也不想同路洛博伯爵较劲。他没有公民身份，隐瞒自己的姓名、自己的真实身份、自己的年龄，什么都隐瞒了；不过，正如我们说的，他是个诚心服役的国民卫队队员。他的全部志向，就是像一个普通纳税人。这个人心中的理想是天使，身外的表率是资产者。
有个细节应当指出。冉阿让带珂赛特出门的时候，他的衣着打扮，如我们所见，有几分像旧军官。可是，他单独外出的时候，通常要等天黑之后，他总是一身工人打扮，换上短外套和长裤，低低地戴着一顶鸭舌帽，把脸遮起来。这究竟是谨慎，还是自卑呢？两者兼备。珂赛特早已习惯了自己命运神秘的一面，也就不大注意父亲的奇特行为。至于都圣，她对冉阿让敬若神明，觉得他做什么都是正当的。卖肉的老板见过冉阿让，有一天他对都圣说：“他是个怪人。”都圣回答说：“他是个圣人。”
无论冉阿让、珂赛特还是都圣，出来进去只走巴比伦街那道门。除非隔着花园的栅门看到他们，否则很难猜到他们住在普吕梅街。
那道铁栅门始终关着。冉阿让有意抛荒，不管理花园，以免引人注目。
然而，他这样想也许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