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法国人讲的最美妙的话，但是法国读者喜欢受到尊重，不愿听人重复，不准将振聋发聩的妙语写进历史。
我们甘冒大不韪，破此禁忌。
须知在所有这些英豪中，有个巨人名叫康伯伦。
说出这句话，然后就义。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吗？他务求一死。此人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不是他的过错。
赢得滑铁卢战役的人，不是溃不成军的拿破仑，也不是四点钟退却、五点钟绝望的威灵顿，更不是不打就胜的布吕歇，赢得滑铁卢战役的人是康伯伦。
这样一句话如一声霹雳，回击要劈死你的雷霆，这就是胜利。
这样回答大灾大难，这样回答命运，给未来的狮子[260]提供这样的基座，以此驳斥那一夜的大雨，驳斥乌果蒙险恶的围墙，驳斥奥安的凹路，驳斥格鲁奇的姗姗来迟，驳斥布吕歇的赶来援敌，他进入坟墓还要嘲讽，纵然倒下也不失为挺立的铮铮铁汉，将欧洲联盟淹没在这两个字里，把恺撒们领教过的这类秽物贡献给各国君主，给这最粗鄙的话掺上法兰西的闪光，合成一个最辉煌的字眼，用嬉笑怒骂来给滑铁卢收场，用拉伯雷补充勒欧尼达斯[261]，以这句最难启齿的话来总结这场胜利，丢掉阵地而保全历史，在这场大屠杀之后，让敌方成为嘲笑的对象，这就是气壮山河。
这就是咒骂雷霆。这就与埃斯库罗斯同样伟大。
康伯伦的话产生了一种撕裂的音响效果，这是胸膛因鄙夷而撕裂，因愤懑涨满而爆破。谁战胜啦？是威灵顿吗？不是。没有布吕歇，他就完蛋了。难道是布吕歇吗？也不是。如果没有威灵顿打头阵，布吕歇怎能收拾残局。这个康伯伦，不过是最后一刻的过客，一个无名小卒，在大战中微不足道，然而他却感到荒唐，这次惨败太荒唐，因而备加痛心，他满腔怒火要发泄的时候，恰好有人送来这样可笑的东西：逃生!他怎能不暴跳如雷呢？
他们全到场了，欧洲各国的君主、得意扬扬的将军们、大显神威的朱庇特[262]们，他们有十万胜利大军，后面还有数十万、上百万大军，还有点燃导火线的大炮，张着大口，他们恣意践踏羽林军和法兰西大军，压垮了拿破仑，只剩下康伯伦了，只剩下这条小虫来抗争。他决心抗争。于是他寻找一句话，如同寻找一把剑。这句话发自嘴角的唾沫，唾沫就是这句话。面对这种奇异而又平庸的胜利，面对这种没有胜利者的胜利，他这悲恸欲绝的人挺身而出；他承认这场胜利的重大，却又看到它的空虚；他不止唾弃它，既然在数量、力量和物质方面相差悬殊，他就在心灵里找出一种表达方式，也就是粪便。我们在此实录下来。他这样说，这样做，想出这个字眼，就成为胜利者。
就在这种决定命运的时刻，那些伟大日子的精神进入了这个默默无闻的人的心灵。康伯伦找到滑铁卢的关键词，正如鲁杰·德·李勒想出《马赛曲》，同是受到上天的启迪。一股神风离开天宇，下来穿过这两个人的身心，于是，他们有所感悟，一个唱出至高无上的战歌，另一个发出惊世骇俗的怒吼。这句极端蔑视的话，康伯伦不仅以帝国的名义抛向欧洲，这样分量太轻，而且还以革命的名义抛向过去。我们听见康伯伦的怒吼，听出他的声音有先烈精魂的遗韵，仿佛是丹东的演说，又像克莱伯[263]的狮吼。
康伯伦的话一抛出来，英国人就回敬一句：“开火!”大炮顿时火光连天，一个个青铜大口喷出最后一批霰弹，声震山岳，硝烟遍野，滚滚升腾，被初升的月亮微微映成白色；等到硝烟飘散，阵地上什么也没有了。这顶天立地的残部全被歼灭了；羽林军灰飞烟灭了。那座活人堡垒的四堵墙坍倒了，地上的尸体堆里只是偶尔有人还在**。比罗马大军还雄壮的法兰西大军，就这样死在圣约翰山上，倒在那片被雨水血水浸透的土地上，倒在阴惨的麦田里：而如今，那是约瑟夫每天凌晨四点钟的必经之地，他轻快地吹着口哨，挥鞭催马，赶着尼维勒的邮车从这里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