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战役是个谜，无论对赢家还是输家，都同样模糊不清。在拿破仑看来，这是一场恐慌；布吕歇只见炮火；威灵顿则莫名其妙。看看那些报告吧。战报杂乱无章，评论自相矛盾。这些人结结巴巴，那些人吞吞吐吐。约迷尼将滑铁卢战役分成四个阶段；穆弗林则划为三次转折；唯有沙拉独具慧眼，看出一点门道儿，认为这是人类智慧同天意较量的一场灾难，尽管在某些方面我们和他见解不同。其他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同程度地眼花缭乱，在眩惑中摸索。那一天真是电闪雷鸣，军事专制政体崩溃，波及所有王国，强权政治衰落，黩武主义溃败，令各国君主惊诧不已。
这一事件具有天意难违的色彩，人力是微不足道的。
从威灵顿和布吕歇手中拿掉滑铁卢，难道就剥夺英国和德国什么东西了吗？不然。无论显赫的英国还是神圣的德国，都与滑铁卢的问题毫无关系。感谢上天，人民之所以伟大，并不牵涉穷兵黩武。无论德国、英国，还是法国，都不是区区一个剑鞘所能容下的，在这个时期，滑铁卢不过是刀剑的广阵撞击声，在布吕歇之上，德国有歌德，在威灵顿之上，英国有拜伦。思想普遍兴旺昌盛是本世纪的特点，而在这曙光中，英国和德国也都各自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因其思想而显得崇高，以其内在的东西提高人类文明的水平；这种贡献绝非偶然之举，而是来自它们的本身。在19世纪，两国壮大的根源不是滑铁卢。唯有野蛮民族，才仅凭一役之功而突然强盛起来，那是旋生即灭的虚荣，如同一阵风暴掀起的浪涛。文明的民族，尤其处于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因为一个将领的胜负，地位就提高或者降低。他们在人类中的特殊分量，来自比一场战事更深的东西。谢天谢地，他们的荣誉、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才能，都不是什么筹码，不可能让那些赌徒式的英雄和征服者投入战场去赌输赢。战败了，往往取得进步。少些光荣，却多些自由。战鼓声止，理性就发言了。这是输赢颠倒的游戏。双方还是心平气和地谈论滑铁卢吧。是偶然就归于偶然，是上帝就归于上帝。那么，滑铁卢是怎么回事呢？是一场胜利吗？不是。那是掷骰子掷出个双五。
掷出双五，欧洲赢了，法国输了。
在那里立起一个狮子并不过分。
况且，滑铁卢是历史上最奇特的一次遇合。拿破仑和威灵顿。他们并不是仇敌，而是截然相反的人。上帝最喜欢对比反衬，但是还从来没有制造出如此惊人的对比，如此出色的反衬。一方面是精确缜密，深谋远虑，行止合度，谨慎从事，撤退有方，留有余力，镇定而又坚忍不拔，既有坚定不移的作风，又有因地制宜的方略，部署兵力不失均衡，杀戮务合准绳，作战分秒不差，毫无侥幸的心理，总之，足智多谋，绝对合乎规矩，一副传统型将帅的风范；而另一方面，则全凭直觉，全凭灵感，是军事上的奇才，具有特异的本能，目光如炬，像鹰一样注视，像霹雳一样打击，恃才傲世，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奇制胜，心曲高深莫测，能与命运联手，号令乃至胁迫江河、平野、森林和丘峦服从，甚至将战场也玩于股掌之中的专制者，既相信星相又相信战略学，既夸大又扰乱这种信念。威灵顿是战争中的巴雷姆，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基罗：然而这次，天才败于心计的手下。
双方都在等待一个人。这样，计算精确的人就得手了。拿破仑等待格鲁奇，没等来。威灵顿等待布吕歇，却等来了。
威灵顿作战，是后发制人的传统型。拿破仑初露头角的时期，在意大利同他相遇，把他打得落花流水。老枭在雏鹰面前望风而逃。传统的战术不仅一败涂地，而且声誉扫地。这个二十六岁的科西嘉人是干什么的？这个意气风发的无知青年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身孤力单，以寡敌众，既没有粮草，没有弹药，又没有大炮，连鞋都没有，几乎没有军队，只带领一小撮人，对抗万众，冲向勾结起来的欧洲，在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下，竟然连连取胜，简直荒唐到了极点!这个摧枯拉朽的狂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他手中掌握的那点兵力，几乎没有喘息，一口气接连粉碎了德皇的五个军，把博利叶摔到阿文泽身上，把乌姆塞摔到博利叶身上，把梅拉斯摔到乌姆塞身上，又把马克摔到梅拉斯身上!这个傲岸一切的战场新手，究竟是什么人呢？学院派军事家纵然败退，也把他判为异端。正因为如此，老恺撒主义对新恺撒主义，规定刀法对闪光花剑，方正棋盘对非凡天才，就怀有一种刻骨的仇恨。1815年6月18日，这种仇恨有了结论。在洛迪、蒙贝洛、蒙诺特、芒图、马伦戈、阿科尔的下面，又添上了滑铁卢。庸人得胜，多数人宽慰。命运同意了这种嘲讽。拿破仑到了衰退的晚年，又撞见了年轻的乌姆塞。
的确如此，要睹乌姆塞的风貌，只需染白威灵顿的头发就行了。
滑铁卢是二流将领赢得的一场头等大战役。
在滑铁卢战役中，值得赞赏的是英格兰，是英国式的坚定、英国式的决心、英国的血统：值得赞赏的是英格兰的精华，请别见怪，也正是英国本身。值得赞赏的不是它的统帅，而是它的军队。
威灵顿也怪得很，竟然忘恩负义，在给巴图斯特勋爵的信中，说他在1815年6月18日作战的军队，是一支“糟糕的军队”。埋在滑铁卢垄沟下的幽幽白骨，又作何感想呢？
英格兰在威灵顿面前，也太谦抑过分了。把威灵顿捧得多么伟大，就是把英格兰贬得多么渺小。威灵顿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英雄。那些灰军装的苏格兰士卒，那些近卫骑兵，梅兰德和米切尔的团队，帕克和坎普特的步兵，蓬松比和索姆塞的骑队，在枪林弹雨中吹风笛的苏格兰高地兵，里兰德的营队，所有那些新兵，敢于同埃斯兰和里沃利的老营对抗，这才是最伟大的。威灵顿表现出顽强的精神，这是他的长处，我们并不想贬低；然而，他军队中最普通的步卒和骑兵，也都跟他一样坚忍不拔。铁军配得上铁公爵。而我们的全部敬意，要献给英国士兵、英国军队、英国人民。如果有战功的话，那也应当归属于英格兰。滑铁卢的纪念柱，如果不是把一个人的形象，而是把一国人民的雕像高举入云，那就更加公允了。
然而，听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话，伟大的英格兰是要恼怒发火的。英格兰在经历了它的1688年和我国的1789年之后，仍然对封建制抱有幻想，还信奉世袭制度和等级制度。要论强盛和光荣，哪国人民也比不过英国人，他们却自认为是民族而不是人民。他们作为人民甘居人下，奉一个勋爵为首领。“做工的人”[265]，任人蔑视；当兵的人，也任人鞭笞。大家还记得，在印克门那场战役中，据说有一名中士救了大军脱险，但是，雷格兰勋爵却未能论功行赏，因为英国军队的等级制度不准许在战报中表彰不够军官阶衔的任何英雄。
在滑铁卢这种类型的会战中，我们最欣赏的还是偶然的奇巧。一夜大雨，乌果蒙坚固的围墙，奥安的凹路，格鲁奇充耳不闻炮声，拿破仑受向导的欺骗，布洛得到向导的指引，这一系列天灾人祸都安排得极其巧妙。
总括来说，在滑铁卢，屠杀超过战斗。
在所有阵列战中，滑铁卢是战线最短而兵力最多的一次。战线的长度，拿破仑拉开四分之三法里，威灵顿布了二分之一法里，而双方各投入七万两千名官兵。这种密集导致了屠杀。
有人作过统计，列出这样的比例数字。阵亡人数：奥斯特利茨战役，法军百分之十四，俄军百分之三十，奥军百分之四十四；瓦格拉姆战役，法军百分之十三，奥军百分之十四；莫斯科河战役，法军百分之三十七，俄军百分之四十四；包岑战役，法军百分之十三，俄普联军百分之十四；而滑铁卢战役，法军百分之五十七，联军百分之三十一。滑铁卢战役阵亡人数，平均百分之四十一。十四万四千官兵，阵亡六万人!
滑铁卢战场，如今成了平静的大地——同所有平野一样，这是人类始终如一的寄托。
然而，到了夜晚，一种梦幻的薄雾从大地升起，一位行客若是经过那里，若是观察，若是倾听，若是像维吉尔经过凄惨的腓力斯平野那样幻想，就会悚然产生幻觉，看见那一幕刀兵之灾。可怕的6月18日的场面重又显现，虚假的纪念墩隐没了，那只俗不可耐的狮子也消失了，战场又恢复原状：一队队步兵像波浪一样在平野上推进，骑兵在天边狂奔飞驰!沉思者魂惊魄动，看见刀光剑影，炮弹火光纷飞，雷电交加；他听见鬼魂交战的呐喊，仿佛从坟墓传出的呻吟；那些黑影，正是羽林军士；那片荧光，正是铁骑军；那副枯骨，则是拿破仑；而另一副枯骨，便是威灵顿；那一切已不复存在，但是还在较量，还在搏斗；丘谷染成殷红色，树木为之颤抖，杀气直达云霄，而圣约翰山、乌果蒙、弗里什蒙、帕普洛特、普朗努瓦，所有那些凶险的丘峦在黑暗中显现，都隐隐笼罩着幽魂厮杀的一团团阴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