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大年坐在驶往北京的火车上感觉像做了一场梦，庄稼、树木、村落忽忽地闪过去了，酷暑像把人们的精力耗尽了，咣当的火车不紧不慢，向着枫叶集聚的山峦驶过去。
那天他一上班就给老首长打了电话，提出想回部队去，在首长手下干点什么都可以。成司令不计前嫌接了电话，问：你是不是受了啥委屈，现在你已经脱了军装，要想再穿上不是那么简单的。忽大年嘟囔：再难你也不能看着老部下在水深火热里煎熬了。但他没好意思说自己看文件还得报告，反正没戴帽子，档案里也没有记录，不用担心部队那边的政审。放下电话他就给黄老虎讲，要去北京协调下半年的基建计划，黄老虎眨巴着老鹰眼有点怀疑：这种事用得着你堂堂老领导去？叫计划科去个科员就办妥了。忽大年摆出居高临下的神色道：怎么，我出个差，你都卡啊？
当天晚上，忽大年只身坐上了开赴京城的火车，但他连一个随从也没带，一间软卧四个人，互相都不认识，打水倒茶都得自己干，他也不跟别人搭话，心想这次去北京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也真他妈的憋气，而且憋在肚里还释放不出来，弄得他心烦意乱坐立不安，跑到医院去听诊，提示心动过速，还有偶发早搏，这都是老年人才有的病状，医生说还是压力太大，嘱咐在家多休息几天，可他知道光躺着屁用也没有，只要人在长安待着，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起的办公楼成了别人的天下，这股气怕是越憋越难受了。他感觉还是在部队痛快，训练、打仗、休整，人与人之间，单纯自然，直来直去。所以，他想都没想就买了火车票，只盼着能早点见到亲爱的老首长。
可是列车在过黄河时，居然又在风陵渡停摆了三个小时，速度慢得让人直想骂娘，当然忽大年没敢把牢骚发出来，他看到车厢里另外三人也是干部模样，似乎也都带过兵，彼此回味着当年部队入关，与胡宗南交战的情形眉飞色舞，忽大年也想凑上去添个热闹，他的部队在扶眉战役中也是立了功的，但他想到敞开话题，又少不了要问自己部队番号，少不了要问今天在哪儿公干，那他该怎么解释呢？说谎话不行，说真话也不行。唉，首先是那个令他羞耻的番号，实在是名气太大了，部队人可能都知道，在朝鲜打得那么惨该咋解释呢？即使他没入朝又怎能脱得了干系？
忽大年没带警卫和秘书，是他觉得这次是去找首长诉苦的，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可是到了北京，下了火车自己拎着帆布包，人头攒动，行色匆匆，他顿时有些茫然，定定神才随大流往出站口走去。是啊，这些年出门都有秘书操心，自己就没在意过琐碎，出了站口他站到广场上，坐车的骑车的来来往往，他不知道该坐哪趟公共汽车了。
人看来不能总依赖拐杖，越依赖越缺乏独立生活能力了。可他刚走了几步，隐约听见有个清脆的银铃声叫他，回头看去，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竟然冒出一位年轻的姑娘，圆脸庞，亮眼眸，高鼻子，肩上背着挺大的帆布旅行袋，手上拎着塑料绳编的网兜，笑眯眯从人群里撵过来。忽大年对她没有一点印象，只好迟疑地问：你喊我吗？那姑娘咯咯笑了：你咋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咱长安技术科的，你每次跟苏联专家来检查，都是我端茶倒水。忽大年未置可否笑了笑，他实在没注意过这个倒茶水的姑娘，忽想起有人说那个绍什古喜欢去技术科检查，要是倒茶水的技术员在场还好说话，若不在就会从图纸上挑出一堆鸡毛蒜皮来。忽大年隐约听说过，但始终没有对上号，没想到今天在北京火车站遇见，犹如他乡遇故知了。
厂长咋是一个人？也没带个拎包的？
这次进京事情简单，我不想带秘书。
那我给你拎包吧？姑娘不由分说把他的旅行包抓到手上。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印象？
厂长官僚了，那天看电影，我还给你拿过板凳呢。
啊？是你呀？你以前扎的是羊角辫，你叫啥？
我的名字本来叫毛二豆，太土了，我就改成毛豆豆了。
忽大年每次到北京都在总部招待所“下榻”，每天住宿费三元，一天三餐也是三元，而且离总部机关只有两站路，不急就走过去了。没想到工厂来北京出差的人真不少，师级待遇，一人一间，别人都是四人一间。长安人见忽大年也住进了招待所都来看他，争先恐后把去部里沟通的点点滴滴倾吐出来，以前他听这些汇报还是很认真的，会掏出笔记本记上重点，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但今天他没一点点兴趣，吃过晚饭推说要去长安街溜达，直到月上树梢才回到房间。
其实，晚上的溜达是去“侦察”总参大门朝哪开，他以前为领军令状去过，为八二三炮战也去过，但每次都有人接送，吉普车进了大院一停下，抬头就见成司令双手叉腰在门厅站着。这次他自觉落寞了，不好给首长提议派车来，谁知这竟比侦察太原城还艰难，瞅见谁面善上前询问，总参在哪儿？不但没有一个人告诉，还有人狐疑地一遍遍打量他，那目光分明写着，这人是不是特务？胆敢公开打探军事机关？忽大年也自觉可笑，哪有这么傻的特务，敢公开在大街上寻找破坏目标？
忽大年悻悻开门搓搓脸想躺下，那毛豆豆竟敲门进来神秘兮兮问：忽厂长你找总参干啥？我知道在哪儿。他心里咯噔一惊问：你怎么知道我找总参？毛豆豆细眉弯弯笑了说：我去同学家回来，就听见你在路边问总参，你也不想想总参是军事机关，老百姓谁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北京人警惕性高着呢。忽大年怀疑自己的行踪被人监视了，忙问：那你怎么就知道在哪儿？毛豆豆神秘地笑笑说：那我……先不告诉你吧？
第二天，忽大年按照毛豆豆的指点，来到一处军人持枪站岗的大门前，到传达室报了成司令的名字，把蓝色通行证递进去，登记员说他是军外系统的，应该有介绍信。他一听急了，说：我跟成司令是一个部队出生入死的上下级，见面说两句话就走，要什么介绍信啊？但人家可不管这些，没有介绍信就是不让进。
他摘了帽子灵机一动说：那你让我给他打个电话，只说两句话我就走。那边接电话的人好像知道忽大年要来，一会儿从院里跑出来一个参谋，见面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
呀呀，一个军礼激动得他差点流出泪来。
忽大年终于坐进了一间会议室里，十几个灰布沙发依墙而卧，正墙八个美术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成司令正在开什么会议，办公室门关得严严实实的。
他看到成司令办公室书架上，有个小镜框，一帧素描像，歪歪的脸庞，甜甜的笑靥，他一看见就流泪了，那是老首长的儿子卢可明的自画像。当年他和成司令终于通上话，不顾一切地跑到北京，想亲自给老首长道个歉，可他在秘书办公室待了很长时间，几乎把一暖瓶水倒完了，成司令也没出来，只让他接了个电话：什么都不要说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后来司令把儿子的头像素描复印了一份，让刻到坟前石头上，他是守着匠人刻完的，想着司令啥时候来看望，心里能舒坦点。现在，他又坐在那里等待了，茶杯的水都泡白了，上了三次厕所，才听到走廊里人群攒动。
成司令一推门喊他一声，两个战场上的生死之交扑上去紧紧拥抱了，这一抱把忽大年抱得泪水滂沱，哗啦一下全涌了出来。老首长告诉他叫厨房加了两个菜，今天可以喝一盅，边喝边聊。看来这个成司令还是信任老部下的，看着他打太原、打运城、打榆林屡建战功，从连长到营长，从教导员到师政委，步步浸润着老首长的心血，现在老部下有了难处，怎能不助一臂之力呢？但老首长不喜欢听人诉苦，再苦有爬雪山苦吗？再累有过草地累吗？当年他离开宝塔山，两脚一蹬鞋，手握汉阳造，可就是这样的装备，他率领的部队一踏上山西地界，就打得鬼子措手不及，而那些老蒋的部队一听到他的名字，没开火就掉转了枪口。
酒过三巡，忽大年端起酒杯说：成司令，我今天来是真有事，我真想回部队。
怎么就想起回部队了？成司令吮了一盅问，是不是两个媳妇都挤在长安，折腾你受不了了？
什么两个媳妇呀？这嚼舌头话咋还传到你耳朵了？忽大年急忙解释，媳妇还是靳子，那个姓黑的女人，跟我是小葱拌豆腐。
我可告诉你啊，新社会甭管官多大，一夫一妻。成司令不像开玩笑，你可不敢坏了规矩，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
司令，咱不说那个了。忽大年终于把积在心底的话当面讲了，我是真对不住你啊，你把儿子交给了我，可我没给你看好，我都没脸见你……
我想着西安是大后方，没想到搞建设也会死人哪，他妈到现在还不跟我说话……成司令眼眶湿了，你来，就为说这个吗？
忽大年把一杯酒一口喝进肚，一把摘下军帽说：成司令，我跟你实话说了吧，我在厂里是没法待了，去年巷道抢险死了人，把我职务降成副职了，这个我都认了。可前些天侦破了一个偷盗案，贼人承认是他破坏的，那就不是责任事故了。可上礼拜传达形势报告，全班子人都去听了，狗日的说我要听传达，要报省委批准，后来我去找省委书记，人家回答得更绝，组织上就是错了，也不会承认错的，你说他妈的窝囊不窝囊？
是这样啊？成司令也听得笑不出来了，转身出去一会儿又回来坐下说，我看你撅沟子，就知道你想放啥屁，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机密，中印边境要有一场大仗，考虑到你是兵工厂的领导，军委可以任命你为火炮保障队临时队长，原来的队长节骨眼上胃切除了，由你全权代理队长职务。
只要能回部队，干啥都行！忽大年腾地站起来敬了个军礼。
但是还不能让你穿军装，等打完仗再说吧。成司令沉下脸握住手。
呵呵，回归的事情顺利得让忽大年不敢相信。他刚刚回到招待所，就接到黄老虎的长途电话，通知他立即动身去总参报到，去干啥还不知道。忽大年也没解释，放下电话想起应该给靳子传个话了，不管怎么说也是上战场，尽管他有过在枪林弹雨闯**的经历，知道子弹不长眼睛，可是他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不许在电话里谈论，只好给靳子写了封短信，告诉她去部队执行任务，让她不要操心。
这封同样内容的信他给忽小月也写了一封，只在最后要她转告黑妞儿赶紧成个家，年龄不小了。
没想到那个毛豆豆也是进京来参加火炮保障队的。
长安厂还派来个车间主任牛二栏同行，这个曾经的司机不好好在家组织生产，跑去前线能干什么？这个毛豆豆以前不熟悉，进京后也没机会聊天，培训班最后一天忽大年上台总结讲话，好像储存身体里的战斗细胞在起作用，他的话语和动作一下子回到了部队，大家听他讲《孙子兵法》，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听他讲过五关斩六将，刀刀见血，眉飞色舞；听他告诫战场上要勇敢，心里越怕，子弹越撵着飞。毛豆豆竟然众目睽睽跑上台，冲他耳语：你不要光谈死了，讲得人心里直发毛。忽大年这才意识到，面对的是兵器维修人，不是扛枪的士兵，明天就要开拔了，是该鼓鼓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