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颅相学风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经常在19世纪上半叶的文献中发现对这一时期的记录。颅相学在西方几乎遍地开花，根据时间和地理区域的不同而变化。最重要的是，英美和法国的作家都像中了魔咒一般，他们充分利用了颅相学家赋予大脑和头骨的霸权和后者提供的新手段。除了提供研究身心关系的一般视野，它们一方面可以被用来（与旧的和最新的相貌学工具一起）描述小说中的人物，决定他或她的行动或命运，或指导关系和行为。另一方面，这些工具似乎给了读者一个可破译的符号代码，且强化了情节的真实性或必要性。因此，叙事者和诗人长期以来都与颅相学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例如，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查尔斯·狄更斯、夏洛特·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埃德加·爱伦·坡、赫尔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沃尔特·惠特曼、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司汤达、维克多·雨果、查尔斯·波德莱尔，仿佛是一种在热爱下做出的选择，将19世纪的小说与加尔的生物联系在一起[112]。
艺术的表现形式与科学的没有什么不同。一方面，艺术表现是一个图像库，可以为颅相学研究中能力和倾向的部分提供一些材料。另一方面，对颅骨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一种对等循环的方式，激励了大量的肖像、半身像和塑像制作。1836年，记者兼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勒·托雷（Théophile Thoré）出版了一本关于颅相学的大型词典，主要供艺术家使用，它被定义为“从统一的角度”研究人类的新科学，而基督教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以执着的二元论方式解释一切：上帝与魔鬼，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身体，等等[113]。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非常活跃的漫画艺术也没能逃脱颅相学的“狂热”。例如漫画家、狄更斯小说的插画师乔治·克鲁克尚克（George Cruikshank），他的版画集出版于1826年，其中他讽刺了那些宣扬可以在头部找到所谓“功能”的人；奥诺雷·杜米埃（Honoré Daumier）也嘲笑了那些信奉颅内检查仪式的人。信仰与嘲笑、滑稽模仿相结合，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相得益彰[114]。到最后，颅相学与摄影技术产生了交集，二者之间有丰富的交流[115]（图2.10和2.11）。
图2.10：乔治·克鲁克香克版画集《颅骨学插图》封面图像。
图2.11：颅内检查。奥诺雷·杜米埃《图文并茂的医学克星：讽刺小说集》插图。
在庞大而多样的乌托邦小说中，约翰·特罗特（John Trotter）写了一个奇特的旅行故事。他曾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年轻官员，因抵抗不了孟加拉的恶劣气候而英年早逝。1825年，他谎称在雷根斯堡发现了一份意大利手稿，并将其英译本呈现给公众[116]。据说，这份手稿出自吉奥·巴蒂斯塔·巴尔斯科波（Gio. Battista Balscopo）之手，他是帕多瓦的一位药剂师和外科医生的儿子，热衷于研究气体化学，是气球制造的先驱。在一次气球上升过程中，他迷失了方向，降落在一个悬浮于云层中的岛屿上［该岛屿以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拉普达岛为原型］，在那里居住着奇异但又文明、智慧的人。迎面走来的都是被剃光头的男男女女，他们的头骨被黑线划分为许多区域，他为此深受震撼。作为张伯伦大人的座上宾，巴尔斯科波发现他身处弗里诺加斯托王国（首都是克兰奥斯科普斯科城），该王国由十二个埃及家庭在二十五个世纪前建立，他们在一次月球探险中乘坐气球飞到这里。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埃及有一个哲学家、颅骨学家的教派，他们致力于研究神秘科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高尚的科学仿佛已与宇航员一起迁徙，在地球人类的视线中逐渐淡去。张伯伦勋爵评论道：“难怪，它以一种衰败的状态存在着。然而，第一批定居者的后裔不会停止对颅相学这一学说的发展——即头骨的形状包含着自然的秘密，头骨也能确保个人和集体能量的快速增长。”
巴尔斯科波是第一个访问该岛的外国人，他引起了当地人极大的好奇心。他们按照当地的时尚来给他打扮，给巴尔斯科波穿上了一套传统的骷髅头套装。他们给他剃头，在他头上安装了美容假体，以掩盖他头部的天然畸形。他们向他描述了当地的政治体系：不同形式的智力通过完美的分工进行协调；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一切都由谨慎的选择能力来调节。
在十六岁时，以颅相学为中心的社会的公民通过入会仪式成为成年人，在仪式上，他们的才能通过颅骨检查得到破译。没人能够在未持有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从事某种行业或职业，这样就避免了资源的浪费。需要对犯罪负责的不是犯罪者，而是那些以错误方式培养他们的人。只有到达一定年龄，头骨才会形成最终的形状，每个人的倾向才得以固定。在此之前，纠正不良倾向是无济于事的。
所有年轻人从八岁就开始准备就读于波尔多斯博斯科大学，在前往大学的路上，巴尔斯科波偶遇了尼科德摩斯（Nichodemos）先生，一位生活在趋于完美世界里的教授和思想家。这位先生向他准确地描述了这个世界：诸神已经提供了一切最好的东西，就看人类如何正确地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天赋；宇宙的和谐与完美通过一种亘古不变的必然性取得胜利，这种必然性人们无法逃避，只能竭尽全力地遵循。巴尔斯科波注意到，这种生活方式自相矛盾，有时甚至会带来残酷的实际后果，因此，他对其既钦佩又害怕。他必须承认其深度和合理性，但与此同时，他也很难接受精神外科的大胆做法——实际上存在大脑形态异常或不匹配的各种案例。但是最后，他选择与张伯伦勋爵的女儿结婚，并决定留在岛上。在思念故乡时，他也常常回忆地球生活。
当这本书问世时，英国的颅相学理论已经传播甚远。这种具有新思想和新行为的学科，在近乎神圣的设计框架中找到了落脚处。这个框架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在当地扎根。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自一出版便享有盛誉，在1802年至1820年间重印了20次；1833年至1836年间出版的八部《布里奇沃特论文》（Bridgewater Treatises），旨在说明上帝在自然界的能力、智慧和仁慈，也受到了公众的热捧。与此不同的是，苏格兰律师乔治·库姆（George Combe）在1820年成立了爱丁堡颅相学学会（该学会活跃了长达半个世纪）[117]，并在1828年编撰了一本自然宗教和大众科学手册《相对于外部对象所构思的人的构造》。在书中，库姆夸大了造物的秩序，强调了性情和才能的遗传性，说明了人身上的必要部分以及待完善部分，并制定了各部分的职责表，其中首先包括对自然规律的遵守。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市场中大卖：页数不断扩充，重印了一版又一版，在1860年之前，在英国已经售出了十万册，在美国则售出了二十万册，几乎可以称得上一种“连续的生产”[118]。
在致力于将头骨的类型结构作为性格标志的分类中，库姆肯定了整体“改革”的紧迫性：它是认识和变革的指南，是道德和判断的新基础。库姆申明，得益于宗教的自由和宽容，颅相学理论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取得了飞速进展，并在工匠和工人中传播了工作伦理和自我完善的理念。它达成了目标，在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机械”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中赢得了共识。在这些学校中，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和职业教育相结合，在不断扩大的城市和工业社会中，扩充了骨干力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知疲倦的学者努力引导各类宣传活动，颅相学在英国得以广泛普及[119]。这一学科也招致了诸多批评，例如生理学家彼得·马克·罗杰特（Peter Mark Roget）的批判。罗杰特后来编写了《英语单词和短语辞典》（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并于1818年为《大英百科全书》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编写了一个长长的颅骨检查条目，对这门所谓的“新科学”做了严谨的概述，这个条目也被收录在后来的版本中（从1842年起，标题更改为“颅相学”）。罗杰特认为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非常薄弱，甚至不需要自己挥动武器去批判它，它不过是为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小说（即拉普达岛上古怪的哲学家们的故事）增添了一点写作的素材。事实上，他拆穿了颅相学研究的伪装，明确指出它毫无理论根据。大脑的解剖结构如此复杂，与各部分的功能毫无关联，任何生理系统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的，人们也无法确定一个器官的大小与它的功能有没有直接关系。颅相学家的著作中，充斥着无数的逻辑缺陷，极易被揭露，并且任何论题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所谓推理得到支持。罗杰特和乔治·库姆在后来出版的信件中就这些反对意见展开了对峙[120]。
做巡回宣讲的颅相学家展示了他们收集的头骨和模型，他们会从客户的骨骼结构中推断出其性格。据估计，在1836年，约有五千名类似学者走遍了英国的各个角落[121]。此外，他们经常比较研究不同种族。白人具有优越性的论点就此流传开来，并逐渐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认识中。同时，人们越来越担心，从长远来看，与英国殖民地的交流可能会败坏自身血统的优势，而这一血统能够统治其他种族。颅相学自然主义也是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因为它的目标之一就是改善自身的物种。新的思想与提议，推动了在可塑的生物物质上，抑制动物的食欲和**的研究。这一研究仍然是混乱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想到了利用对身心关系的颅相学论述，对精神遗传进行研究的可能。
图2.12：头颅成像仪。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在德比看到了一些颅相学眼镜，只有克服对陈列的一排“微笑的头骨”的反感情绪，他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信徒”。他甚至准备在十几年后对自己的头部进行触诊，以便接受不少于40项智力和道德倾向的详细评估。在1842年至1846年间，他还写了一些与此相关的文献。不仅如此，由于对人们平常通过视觉和触觉探索头部感到不满，他甚至还设计了一种能够进行精确测量的方法和工具，即“头颅成像仪”，可惜效果不佳。这时，他对颅相学失去了热情，但还是为后世留下了一大贡献：即赋予中枢神经系统首要地位。正如他在1855年出版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所呈现的那样[122]（图2.12）。
西方的颅相学是一个广泛的、异质的运动，有时会被比作一百年后的精神分析[123]。约翰·特罗特（John Trotter）在加尔各答写下了《颅相学旅行记》（Travels in Phrenologasto），巴黎的教室和沙龙都纷纷沉浸在这一喜讯中（尽管部分科学界人士竭力反对）。不久后，出现了一个人，他用另一个帕林休根学的信息来征服海外新兴国家的教育阶层。出生于诺瓦拉的医生乔瓦尼·安东尼奥·福萨蒂（Giovanni Antonio Fossati），生性急躁，毕业于帕维亚，在米兰为乔瓦尼·拉索里（Giovanni Rasori）担任助手，1820年流亡至巴黎的卡博纳罗。在一次宣传之旅中，他带着惯用的颅相学设备，于1824年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进行了巡展，引起了同僚及众多教育阶层分子的好奇心，但未能建立任何重要的宣传中心。在返回途中，当他经过都灵时，尽管福萨蒂小心翼翼，但其所带书籍和设备在边境却被一概没收。他在旅行记述中指出，耶稣会士以自己的方式操纵大脑，这已经足够了[124]。
在意大利，关于头骨的学说（当时还尚未出现“颅相学”这一术语）首次短暂出现，是伴随着法国拿破仑军队的入侵到来的。1806年至1808年之间，头骨的学说开始成为文学期刊的讨论主题。而医生乔瓦尼·迈尔（Giovanni Mayer）则写了一本书，试图修正传播的“错误观念”，邀请哲学家们对其进行严格审查。解剖学家文森佐·马拉卡内（Vincenzo Malacarne）是脑部结构方面的伟大专家，他对这一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加尔的假设基于第三手资料，即基于一位德国医生于1805年发表的器官系统研究的意大利语翻译[125]。1804年，文森佐·库科（Vincenzo Cuoco）在其指导的意大利王国政府官方机关报米兰《意大利日报》上写到了这一点[126]。1839年，卡洛·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与一位合作者一起，在几个月前成立的《理工学院》杂志上审查了一封关于颅相学的信，这封信没有“为一方或另一方争夺领域”，却在结论中说，“旧的形而上学就像这个世界一样，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产生任何新东西”[127]。
尽管匿名的《阐述加尔的学说或大脑的新理论》（Exposición de la doctrina del Doctor Gall）于1806年在马德里问世，随后的部分相关理论也有据可考，但总体而言，颅相学在西班牙兴起较晚，其风潮相对短暂。颅相学在西班牙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逐渐兴起，加泰罗尼亚语言学家马里亚诺·库比·伊·索莱尔（Mariano Cubí y Soler）在美国、古巴和墨西哥旅居很久之后回到祖国，开始大力传播（和修改）颅相学动词；他有一群追随者，但也不乏针锋相对的反对者。他为此受到教会人员的指责，也曾在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被软禁数月[128]。为避免进一步的麻烦，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宣称，颅相学与天主教的原则完全一致，并标榜其作品都是经过教会的许可后才得以出版的。1858年，库比将他众多作品中的一部两卷译本献给了拿破仑三世（Napoleone III）。而在几年前，库比就已经检查过拿破仑以及其西班牙妻子欧亨尼娅·德·蒙蒂霍（Eugenia de Montijo）的头颅[129]。
改革人类和社会的计划的变种在澳大利亚扎下了根。英联邦政府侵占了澳大利亚，并将在英联邦不受欢迎的国民驱逐至澳大利亚。这样，颅相学似乎具有实操性，被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教育家采用[130]。此外，大英帝国幅员辽阔，拥有丰富的颅骨物品，也为颅骨交易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保存的数百个头骨中，有7个来自印度，其年代可追溯到1833年。每个头骨都有所属个人的名字，并且都有“暴徒”的头衔。“暴徒”是一个由强盗和杀人犯组成的宗教教派，是英国殖民当局的噩梦。一旦罪犯被审判和处决，他们的头颅就会在火化或埋葬前被取出，然后被送到爱丁堡颅相学学会。经研究发现，罪犯的头颅构造与其在生活中表现出的恶行完全吻合：代表动物本能的器官形态突起强烈，而道德情感的器官却几乎没有发展[131]。
据传闻，有人见到路易吉·菲利普（Luigi Filippo）在1834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在让—巴蒂斯特·萨兰迪埃（Jean-Baptiste Sarlandière）建造的颅骨测量仪（图 2.13）前沾沾自喜地徘徊[132]。另一方面，医学史记录了一些重大转变：在法国有诸多生理学家、临床医生和外来学者，如弗朗索瓦·布鲁赛、让—巴蒂斯特·布约德（Jean-Baptiste Bouillaud）和亚历山大·布里埃·德·博伊斯蒙（Alexandre Brière de Boismont），他们的研究时而令人失望，时而又令人满意。类似案例、纠葛层出不穷，这门学科也希望自己能变成一种信仰，从而延续自身。几十年来，颅相学就像一种能够渗透到各处的**，或者说像一种适应多种环境和政治情况的传染病，能够迅速蔓延。儒勒·迪蒙·迪维尔（Jules Dumont d'Urville）率领的科学考察团在太平洋考察了三年多后，于1840年完成了众多成果，其中，有一些头骨和大约50个半身像。颅相学家亚历山大·杜穆蒂埃（Alexandre Dumoutier）用它们再现了土著人的相貌特征。在到达巴黎自然博物馆之前，他们在土伦展出了几天，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133]。
图2.13：让-巴蒂斯特·萨兰迪埃的颅骨测量仪。
自然学家亨利·德·布兰维尔（Henri de Blainville）于1839年至1841年期间在索邦大学发表了演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科学阴谋的实现和这个时代的“必要性”。事实上，加尔旨在为神经系统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和方向，以确保其进展。他毕生致力于大脑生理学的阐述，阐释了基本思想是如何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渗透到科学中去的，然而却遭受到无数的反对、蔑视和嘲讽[134]。1869年，《加尔博士》（Le petit Docteur Gall），一本关于认识人的颅相学艺术的插图手册，在巴黎再版，这是一个面向大众的出版范例[135]。然而，到了世纪末，人类学家保罗·托皮纳德（Paul Topinard）认为这是人类想象力最奢侈的产物之一，是一种“流行的狂热”，可与当时令各地受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眼花缭乱的灵媒主义相媲美[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