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将军、大使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一同在欧洲逗留期间，年轻的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未来的银行家和记者，在目睹了拿破仑的加冕仪式后，参加了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在卡尔斯鲁厄的一个系列讲座。1807年，他回到费城，将一个头骨连带其他旅行纪念品一并带回，并在头骨表面刻下了脑区的轮廓。乔治·库姆后来评论道：这是一件极具历史价值的遗物。几年后，该市的医生成立了一个中央颅相学会，通过传播二手宣传材料，试图唤起当地舆论的同情。此外，这也使得“伟大道德引擎”——教育发生变化，它也是研究有效的突破口[137]。
1825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开始通信，两位都是伟大的总统。在信中，杰斐逊提到，他读到了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其中，皮埃尔·弗罗伦斯关于神经系统功能的实验得到了其高度赞赏。法国生理学家曾对动物的大脑和小脑进行了部分切除，其他部分则保持不变，并将切除后的效果记录了下来。杰斐逊认为，其结论是，生命可以在一个已经被剥夺了思考器官、完全不具备思考能力的生命中延续下去。那么，唯灵论者对此有何看法呢？亚当斯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脑丛中的解剖研究，永远不会显示出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区别。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存在着“宇宙的活跃原则”：人类仅凭智力无法参透它究竟在哪里，无法渗透到现实的本质[138]。约250年前，杰斐逊曾参加过爱尔维修夫人（Madame Helvétius）在巴黎举办的沙龙，认识了一些空想理论家，并大加称赞乔治·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的《人的肉体方面与道德方面之间的关系》（Rapports du physique et du moral de l'homme）这部作品，认为该部作品为统一人类科学奠定了心理物理学研究基础[139]。
旧欧洲和新美国之间的知识关系由美国人主导，他们以各种理由访问了其中一些国家。其中，查尔斯·考德威尔（Charles Caldwell）负责在巴黎为列克星敦（KY）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学（Transylvania University）购买书籍和仪器，他在1821年时常参加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的讲座，尽管当时两人的合作关系已经破裂。几年后，他完成了两个版本的《颅相学要素》（Elements of Phrenology），这是美国第一本关于此类问题的手册，它主要面向医科学生。考德威尔还在序言中仔细阐明了新学说与基督教原则的一致性。基督教启示录本身，也证实了物质器官对于精神发展过程的重要性，书中教导人们死后，精神必须与物质重新结合，以接受奖励或惩罚。考德威尔在巴黎了解到了大脑结构的复杂性，他认为当研究对象改变时，不同的大脑器官会介入，以避免过度疲劳。他在自传中对上述理论做了说明。
很多人依旧葆有一腔热血，试图在美国推广颅相学研究。那一时期的颅相学，与个人的皈依和信仰的见证之间也有明显区分。1832年6月20日，施普尔茨海姆决定在勒阿弗尔登船，前往纽约进行为期六周的航行，此时，一个注定会有大发展的事件徐徐拉开帷幕。加尔的前助手（即施普尔茨海姆）打算在大西洋彼岸，跟进加尔近二十年前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开展的研究活动，当地的追随者团体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施普尔茨海姆当时已经远离其师，更改了专业术语，提高了对器官和分类的研究。此外，他还强调了颅相学的实用性，这也是后来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的原材料。加尔已经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四年，而库姆兄弟——乔治·库姆（George Combe）和安德鲁·库姆（Andrew Combe）则被委托在苏格兰主管研究活动。施普尔茨海姆认为，是时候展开对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条件、相貌和头骨的研究了。当时他碰巧与著名的一神论传教士威廉·埃勒里·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相识，其自由主义者的声誉已经传遍欧洲[140]。
在纽约，霍乱疫情肆虐，已经夺去了3000人的性命。有人建议施普尔茨海姆尽快离开，最好向北出发，前往新英格兰州。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的一站，他作为受邀嘉宾，参加了耶鲁大学的新学期开学典礼。化学家本杰明·西利曼（Benjamin Silliman）是他的引荐者，1818年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科学杂志》的创始人和编辑。在当地度过的几天中，他当众解剖了一个脑积水患者的大脑，目睹全程的公众都对其解剖技术大为惊讶。在阿玛利亚·布里格姆（Amariah Brigham）的陪同下，他参观了哈特福德的精神病院（Retreat for the Insane），这是最大的私人精神病院之一。施普尔茨海姆在确立美国精神病专业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将所见所感全部记录下来，内容不仅涉及疗养院的病房，还包括在访问聋哑人研究所和国家监狱时的经历。他洋洋洒洒写满了一整本笔记本，这足以表明他对拘留所和疗养院的浓厚兴趣[141]。这些都是他在美国慈善、救济和监控中心短暂行程中的丰富经历，类似于他和加尔在欧洲大陆旅行时，探访精神病患者、痴呆症患者和罪犯的所见所闻。
后来，施普尔茨海姆到了波士顿，一个以其知识和道德优越性为荣的城市。消息在报纸上一经刊登，有教养的世俗之人就表现出了他们的傲慢；人们群情激昂，施普尔茨海姆在短短几天内就获得了统治阶级的极大关注；许多报道者添油加醋，尽力描绘他的到来的特殊性。出版商纳哈姆·卡彭（Nahum Capen）自称是这位杰出外国人的秘书和知己，并为其画了一幅肖像，其中生动展现了一位“救赎使者”的形象。画中，施普尔茨海姆身材高大，体形匀称，呈现出一副活力满满、体格健壮的形象；他相貌出众，智力超群；他有一双机敏而透彻的眼睛，对人和事有着准确深刻的认识，似乎能轻松读懂他人的想法和感受[142]（图2.14）。
图2.14：约翰·加斯帕尔·施普尔茨海姆肖像（1833年）。
学校、教堂和公共机构的大门都向这个远道而来的人敞开。人们渴望了解他的思想，他的判断会影响到大众的观点。施普尔茨海姆不负众望。他受到了波士顿前市长约西亚·昆西（Josiah Quincey）总统的热烈欢迎，并被安排在哈佛大学讲课。他是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判定一名获无期徒刑的囚犯是惯犯的呢？他是如何在另一名囚犯没有显示出具有犯罪性质的颅骨特征的情况下，判定其犯有醉酒罪的呢？关于这一点，全市充满着各种令人惊奇的报道。施普尔茨海姆发表了其第一个关于教育的演讲，当时万人空巷，听众挤满了州议会的代表大厅。9月中旬，他举办了两轮受众更广的讲座，而其关于大脑解剖学的深奥课程则吸引了医学系和行业的上层人士。
日益难以承受的过度劳累，以及名声大振带来的疲惫感，在几个月内就消磨了施普尔茨海姆的精神。施普尔茨海姆本人对所有治疗方案都很抗拒，而治疗医师也无从下手。他高烧不退，最终于1832年11月10日逝世。他的死亡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人们为其制作了一个半身像和一个头部石膏，其尸体在验尸后做了防腐处理。此后不久，人们又将其尸体挖出，把头骨、心脏和大脑分离，以宗教方式保存起来。在波士顿，所有的钟声一齐鸣响，伴着吟唱的颂歌和发表的演说，送葬队伍离开医学院，到达老南教堂，共有几千人参加了这一庄严的仪式（这种仪式也是社会对他价值的认可）。几年前从德国移民至当地哈佛大学的德国文学教授卡尔·福伦（Karl Follen）在葬礼上指出，这位宾客（施普尔茨海姆）在下个月就快满五十六岁了，他的出现，只为帮助社区实现“思想和道德独立”，福伦为其英年早逝而感到异常悲痛。而后来，福伦也将因为他激进的废奴主义在1835年失去工作[143]。
在举行葬礼仪式的当晚，一个颅相学会在波士顿成立，并立即得到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授权与许可，其目的是将新科学的发现应用于人类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检测。此外，当地政府还起草了一份章程，规定在12月31日，即施普尔茨海姆的诞辰日举行年度会议。成员名单包括贵族出身的公民。十年来，在144名成员中，四分之一是医生，十分之一是神职人员，其余是行政人员、商人、教师和艺术家。
《波士顿医学和外科杂志》的一位编辑指出：“该协会及其原则，会让施普尔茨海姆感到高兴，他最著名的观点就是不希望任何人将颅相学作为教条，而不总是批判性地认识相关问题的定义。”[144] 1835年，权威人士宣布为最佳反肾脏病学论文颁发一百美元的奖金，但由于缺乏竞争而未颁发，当时有人翻译了加尔的六卷著作，同时收集的石膏、头骨和图片也越来越多[145]。
施普尔茨海姆被波士顿的知名人士奉为圣徒，这是他漫长的北美传奇的开始。三年后，乔治·库姆决定重复他的导师在苏格兰的经历，他于1838年9月在纽约登陆进行宣传之旅。纳哈姆·卡彭欢迎库姆来到波士顿，并在共济会寺庙组织了一系列讲座。受过教育的人和有权势的人，再次从库姆那里学习到了在不违反道德戒律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做人，尽管听众热情不高，呼声也更低沉。库姆的旅行一直持续到1840年6月，并涉及了新英格兰以外的许多城市。回来后，他的《笔记本》（Notebook）成了两卷本，有八百多页。
当时，波士顿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但在西部和南部也不乏研究人员。颅相学已经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有记录显示，1835年在纽约成立了一个颅相学会，尽管在某些地区存在反对的声音：少数附属机构在费城运作时遇到了困难，费城是18世纪的医学中心，也是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系统”思想的据点。然而，总的来说，在19世纪30年代，没有一所大学的教师未曾被颅脑人类学的观点所影响到。1829年至1844年期间，《波士顿医学和外科杂志》有55次提及颅相学，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有6次提及，1854年后没再涉及。好像在这二百五十年中，一个寓言迅速成长，然后不可逆转地衰落。颅相学是一个思想和期望的综合体，其术语体系似乎非常有用，但最终还是从官方科学的地平线上消失了，可它并没有消解，而是向外扩散。当道德家、教育家、医生和哲学家研究它时，颅相学研究也逐渐影响到了范围更大的公众。随着石膏模型在受教育者中的声誉下降，人们对颅骨触诊的迷恋也在下降。大约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们经常谩骂江湖骗子，利用俗人的轻信以“读心术”牟利。
人们担心科学会渗透到大众的知识库中，以此逃避少数人的审慎管理。科学能够完善教学或政治实践，但它也会不加区别地给每个人进入自己或他人灵魂的钥匙。有人重复强调，科学的信徒（好的信徒）检查头颅不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心或利益，而是为了发现、调节大脑发育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当某种研究似乎开始向巫术偏移时，被赶出科学领域也是不可避免的下场。早在1839年，乔治·库姆就在波士顿颅相学会的一次演讲中说，他在各处都能看到“实用的”颅相学家、卑微的贩卖者；但他也责备他的听众忽视了自己的任务，为后来被痛斥的理论的兴起留下了空间[146]。除了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逐渐引起了女性客户的兴趣，她们在学术界之外，用这些商品来肯定或改变性别角色[147]。
图2.15：福勒和威尔斯博物馆。原画载于《纽约画报》，1860年2月18日。
在离纪念和埋葬施普尔茨海姆的小镇不远的地方，阿默斯特学院于1833年举行了一场关于颅相学的科学性的辩论。有两位二十出头的学生，是狂热的皈依者：未来的一神论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本应支持起诉，但当他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他被迷住了，并说服了他的朋友奥森·斯奎尔·福勒（Orson Squire Fowler）。福勒是一个拓荒者的儿子，刚刚离开了他在纽约州的家人，并试图与他的兄弟洛伦佐·奈尔斯（Lorenzo Niles）一起为教会的事业做准备。他对颅相学的认识改变了他的观念和生活选择。1835年，在向他们的大学朋友宣传了此理论后，二人在费城开了第一家店，这是咨询处、出版社、仓库和博物馆，在那里可以直接购买或通过邮件订购一系列复制的展品。在收取固定费用的情况下，他们阅读人们头上的“信息”，并给顾客一张评分表，在1到7的范围内对每个能力进行评分。他们通过给福勒家寄去质量极好的、四分之三的银版照相机照片（达格雷照相机），来获得详细的颅骨诊断。该事业的成功，很快促使企业中心迁往纽约，当时这一业务正处于快速增长期。从1843年开始，塞缪尔·威尔斯（Samuel R. Wells）成为其合伙人，行业的规模和野心都在扩大（图2.15）。
图2.16：颅相学半身像。
然而，企业的固定业务只是一个部分。福勒夫妇在美国市场上推出了流动颅相师的相关服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有利可图的职业，吸引了一批具有流浪和传教士气质的皈依者，他们愿意在不断扩张的国家领土上奔波，并为获得报酬而揭示人是什么、能成为什么以及应该成为什么。在会议期间，旁观者首先会听到一场内容丰富的布道，然后观看实际的示范。甚至在颅相师使用他们的手之前，就能够先展示如何从视觉上评估头骨的形状和大小，如何估计各个器官之间的距离，并检查个别区域。对头颅的分析伴随着令人回味的语言，旨在引起颅相学家和旁观者的惊叹。
1863年，两位福勒兄弟中较年轻的洛伦佐·奈尔斯搬到了伦敦，并在那里建立了公司的分支机构。后来，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去了那里，他在自传中记述了这段历史，并颇为自得其乐。马克·吐温第一次就诊时，他用了假名，颅相学家认为他的大脑上有凹陷。三个月后，他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又接受了探测，同一只手惊讶地发现，在他的头上有一座“珠穆朗玛峰”，是迄今所见的最大的凸起。不过，这则逸事可能源于马克·吐温的机智与幽默，他的作品显然受到了颅相学的影响[148]（图2.16）。
颅相学的艰苦日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头几十年，一个产业在“科学”颅相学的灰烬上建立起来了。颅相学当时很有市场，作为发明家、教育家、商人进行活动的福勒家族，为农村和发展中城市地区的休闲时间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活动。但他们不仅阅读人的性格，还教人们如何耕种、烹饪、制作日常用品，并就如何结婚、如何生养孩子、如何治病给出建议，而所有这些都是所谓的“大脑知识”。福勒公司还扮演着“就业办公室”的角色，其能力测试可用于招聘人员。福勒的全面教育也扩展到了性行为方面，并颁布了行为规则：“科学地爱”教导人们以正确的方式使用与爱相关的能量，并劝阻遗传学上危险的婚姻。纽约办事处还设有反烟草协会、节制联盟和素食团体的总部。妇女的胸衣阻碍了血液循环，压迫了肌肉，并引起了各种疾病，因此福勒夫妇发展了反系带协会，以彻底改变服装。而且他们的活动，也不只是改变了女性服装。
从1838年到1911年的七十多年里，在“美国颅相学杂志和杂记”的专栏中，出现了对普遍卫生问题的紧张情绪[149]。鉴于“形式服从功能”这一生理学原则的普遍价值，当时出现了建造“公民之家”的计划。这种建筑是八角形的（它最接近球体的完美性），还采用了特殊的建筑材料。1850年至1860年间，按照奥森·福勒规定的标准，在哈德逊河谷沿线、新英格兰和中西部地区，最远至加利福尼亚，建造了一千座建筑[150]（图2.17）。比起其他案例，美国的案例表明，通过迁移和适应特殊的气候，盖尔最初的颅骨测量仪对自然规律有很高的解释性和应用性，而通过遵守这些规律，人类生活的条件也会变得更好。
图 2.17：奥森·斯奎尔·福勒的八角形住宅。
[82]弗兰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致约瑟夫·冯·雷策信中关于其已经完成的人类和动物的大脑功能论述的序言，载于《新德国人》杂志，1798年，第3期，310—332页 。随后冯·雷策给予了简短答复，他鼓励加尔免除一切顾虑，继续研究。这位崇拜者称，这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培根、牛顿和康德之前，所有发现一些真理的人的共同命运（同前，第332—335页）。关于加尔的新科学在日耳曼地区的发展，详见：西格丽德·奥勒—克莱因（Sigrid Oehler-Klein），《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在19世纪文学和批评中的头骨理论：论相貌学和心理学的医学—生物学理论的接受历史》，斯图加特：乔治·费歇尔有限公司，1990年。 还有一个经典文本值得参考：乔治·兰特里·劳拉（Georges Lantéri-Laura），《弗兰茨·约瑟夫·加尔谈颅相学历史：人类及其大脑》，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PUF），1970年。
[83]详见：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关于自然和艺术的哲学、医学研究》，维也纳，1791年。
[84]对加尔研究路线（1805年3月至1807年10月）的重建详见：约翰·范·维赫（John van Wyhe），《颅相学和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自然主义起源》，奥尔德肖特—伯灵顿：阿什盖特出版社，2004年，209—211页。关于其在荷兰的旅居情况，详见：保罗·艾灵（Paul Eling）、杜威·德拉艾斯玛（Douwe Draaisma）、马斯吉斯·康拉迪（Matthjis Conradi），《加尔造访荷兰》，载于《神经科学史期刊》，2011年，第20期，135—150页；关于其在丹麦的旅居情况（背景及结果），详见：安雅·斯卡尔·雅各布森（Anja Skaar Jacobsen），《颅相学和丹麦浪漫主义》，载于罗伯特·布赖恩（Robert M. Brain）、罗伯特·科恩（Robert S. Cohen）、奥勒·克努森（Ole Knudsen）（编著），《汉斯·克里斯蒂安·厄斯泰德和科学中的浪漫主义遗产：思想、学科、实践》，多德雷赫特：斯普林格出版社，2007年，55—68页。
[85]详见：奥古斯特·冯·科茨布，《大脑器官：一部三幕喜剧》，莱比锡，保罗·戈特赫夫·库默（Paul Gotthelf Kummer）编著，1806年。1805年，出生于德国的俄罗斯外交官威廉·冯·弗雷冈（Wilhelm von Freygang）也讽刺了这种理论：《听觉器官或加尔医生的旅行：一部喜剧》，哥廷根，1805年。路德宗神学家克里斯蒂安·威廉·奥姆勒（Christian Wilhelm Oemler）随后又模仿并进行了创作（匿名且逝世后发表）：《加尔医生和浮士德医生或地球上的大革命：一个来自古代的传说，印于普世君主制第150年》，载于2000年的基督教日历年中，约1805年。
[86]详见：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关于颅骨科学的几点看法》，载于《知识分子晨报》，1807年，第74期，293—294页；乌戈·德奥拉齐奥（Ugo D’Orazio），《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和浪漫主义医学：关于谢林维尔茨堡时期的研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彼得—朗出版社，1995年，376—387页。
[87]详见：弗朗索瓦—阿苏维（Fran?ois Azouvi），《1800—1830年间法国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载于《生命科学的历史和哲学》，1984年，第6期，151—170页。
[88]详见：哈利·惠特克（Harry Whitaker），戈妮娅·贾雷玛（Gonia Jarema），《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之间的分歧》，载于《神经科学史期刊》，2017年，第26期，216—223页；约翰·范·维赫（John van Wyhe），《颅相学和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自然主义起源》，奥尔德肖特—伯灵顿：阿什盖特出版社，2004年，27—29页。
[89]详见：《加尔博士在其关于大脑生理学的公开讲座的第一次会议上宣读的开幕词》，巴黎，1808年，6页。
[90]详见：路易—让—玛丽·道本顿（Louis-Jean-Marie Daubenton），《关于人类和动物的枕骨孔位置差异的论文》，载于《皇家科学院历史》，1764年，568—575页；彼得·坎普尔（Peter Camper），《论不同气候和年龄段的人相貌特征的自然变化以及对美（特别是头部）的思考；一种准确绘出各种头部的新方法》，巴黎：詹森—范克里夫出版社，1791年；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论人类的自然变异》，哥廷根：范登霍克和鲁普雷希特，1795年（第三版）。
[91]详见：查尔斯·博内（Charles Bonnet），《帕林休根学说哲学与关于生物过去和未来状态的思考》，日内瓦：菲利伯特和奇罗尔，1769年，27、334页。关于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和约翰·加斯帕尔·施普尔茨海姆对博内的评述，详见：《对一般的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的研究》，248—249页。关于博内观点的讨论，详见：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关于大脑及其各部分的功能（第五卷）：器官学或本能的阐述》，巴黎：贝利耶尔出版社，1825年，488—514页。
[92]详见：埃纳·莱斯基（Erna Lesky），《加尔与赫德》，载于《克里奥医学》，1967年，第2期，85—96页。
[93]详见：乔治·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人的肉体方面与道德方面之间的关系》，巴黎：克雷佩特，1805年，第1册，153页。
[94]详见：《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先生关于其已经完成的病症研究的信》，326页。
[95]详见：马可·杜钦（Marco Duichin），《记事员、哲学家、“脑部追寻者”：加尔、康德与颅相学的起源》，载于《物理学》，2011—2012年，第48期，103—126页。
[96]详见：杰森·霍尔（Jason Y. Hall），《加尔的颅相学：一种浪漫主义心理学》，载于《浪漫主义研究》，1977年，第16期，305—317页。
[97]详见：奥塞·滕金，《加尔与颅相学运动》，载于《医学史公报》，1947年，第21期，275—321页。
[98]详见：皮埃尔·弗罗伦斯（Pierre Flourens），《颅相学的回顾》，巴黎：保林，1842年，102页、113—115页。
[99]详见：卡洛·德玛利亚（Carlo Demaria），《路易吉·罗兰多的历史悼词》，载于《都灵医学和外科协会文献》，都灵：穆萨诺印刷公司，1844年，第1册，281页。
[100]详见：路易吉·罗兰多（Luigi Rolando），《关于人类和动物大脑的真正结构以及神经系统功能的论文：附有作者绘制和雕刻的铜像》，萨萨里：S.S.R.M. Privilegiata印刷公司，1809年， 4—5及81—91页。
[101]详见：卡洛·德玛利亚（Carlo Demaria），《路易吉·罗兰多的历史悼词》，303—304页。
[102]详见：弗兰茨·约瑟夫·加尔、约翰·加斯帕尔·施普尔茨海姆，《大脑》，载于《医学科学词典：由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协会编写》，巴黎，1813年，447—479页。
[103]关于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先生有关大脑解剖的文献报告，委员会由特农（Tenon）、波特（Portal）、萨巴蒂埃（Sabatier）、皮内尔（Pinel）以及报告人居维叶（Cuvier）组成，1808年4月25日和5月2日宣读，载于《法兰西学院数学和物理科学班文献集》。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两人在其作品中做出回应：《对于神经系统的整体研究》，207—254页。
[104]详见：《弗朗索瓦·安东马尔基的文献集》（又名《拿破仑的最后时刻》），载于弗兰茨·约瑟夫·加尔，《论大脑及其各部分功能（第六卷）：对一些解剖学—生理学著作的评论和对道德品质和智力能力的新哲学的阐述》，巴黎：巴里耶尔出版社，1825年，381—389页。
[105]详见：《圣赫勒拿文献集：拉斯·库斯伯爵在流亡中的拿破仑的帮助下完成，由奥米拉和弗朗索瓦·安东马尔基完成》，巴黎：布尔丹，1842年，第1册，815—817页。
[106]加尔收集的材料，保存在巴黎人类博物馆的人类学铸模部分，详见：埃尔文·阿克内西（Erwin K. Ackerknecht），亨利·瓦卢瓦（Henri Vallois），《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及其藏品》，巴黎：博物馆出版社，1955年。在奥地利保存有一个维也纳时期加尔的藏品，详见：鲁道夫·毛雷尔（Rudolf Maurer），《维也纳附近的巴登罗利特博物馆中的加尔头骨收藏品——弗兰茨·约瑟夫·加尔（1758—1828年）》，载于《维也纳医学周刊》，2008年，第158期，339—351页。
[107]详见：塞缪尔·托马斯·索默林（Samuel Thomas Soemmerring），《论灵魂的器官》，柯尼斯堡：弗里德里希·尼科洛维乌斯，1796年，与康德的信件节选（81—86页）。 席勒（Schiller）、荷尔德林（H?lderlin）和歌德（Goethe）也与之相关，详见：彼得·麦克劳克林（Peter McLaughlin）《索默林与康德：关于灵魂的器官和能力的争论》，载于《索默林研究》，1985年，第1期，191—201页。
[108]在加尔眼中，“成长和繁殖”是最为普遍的规律，因此，与其他“基本力量”相比，生殖本能有更大的空间。详见：迈克尔·肖特兰（Michael Shortland），《向小脑求爱：早期器官学和颅相学的性行为观点》，载于《英国科学史期刊》，1987年，第20期，173—199页；塔比亚·康奈尔（Tabea Cornel），《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器官学中的性和性别问题：一种初级方法》，载于《神经科学史期刊》，2014年，第23期，377—394页。
[109]详见：让—雅克·卢梭，《1750年在第戎学院的获奖演说；在这个问题上，由同一学院提出：如果科学和艺术的重新建立有助于净化道德》，日内瓦：巴里洛和菲尔斯，出版年份不详，10—11页；让—雅克·卢梭，《卢梭全集》，巴黎：伽利玛德出版社，第4册，1969年，1092页。
[110]详见：佛朗索瓦·约瑟夫·维克多·布鲁赛（Fran?ois-Joseph-Victor Broussais），《颅相学课程》，巴黎：贝利耶尔，1836，II—X。
[111]详见：奥古斯特·孔德，《积极哲学的课程（第三卷）：包含化学和生物哲学》，巴黎：学士院出版社，1838年，489、604—671页。
[112]详见：朗达·博希尔斯（Rhonda Boshears）、哈里·惠特克（Harry Whitaker），《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中的颅相学和相学》，载于《文学、神经学和神经科学：历史和文学的联系》，阿姆斯特丹：爱思唯尔，2013年，87—112页。
[113]详见：泰奥菲勒·托雷（Théophile Thoré），《颅相学和面相学词典：供艺术家、世界人民、教师、家庭的父亲、陪审团等使用》，巴黎，1836年。
[114]详见：乔治·克鲁克香克，《颅骨学插图》（又名《艺术家对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的颅骨学系统的看法》），伦敦：克鲁克香克，1826年。
[115]详见：查尔斯·科尔伯特（Charles Colbert），《完美的衡量标准：颅相学与美国美术》，教堂山—伦敦：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7年；洛朗·巴里登（Laurent Baridon），《作为科学的肖像画：19世纪法国的精神病学和视觉艺术》，载于克里斯托夫·布顿（ Christophe Bouton），瓦莱里·劳兰德（Valéry Laurand），莱拉·雷德（Layla Ra?d），《相学：一门伪科学的哲学问题》，巴黎，2003年，143—170页。
[116]详见：唐·何塞·巴尔斯科波（Don Jose Balscopo），《精神病学旅行》，加尔各答：塞缪尔史密斯公司，1825年。吉奥·巴蒂斯塔·巴尔斯科波（Gio. Battista Balscopo）写了一个同名的后期版本（伦敦：桑德斯和奥特利，1829年）。
[117]详见：马修·考夫曼（Matthew H. Kaufman），《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一部历史》，爱丁堡：威廉—拉姆塞—亨德森信托公司，2005年。
[118]详见：乔治·库姆（George Combe），《相对于外部对象所构思的人的构造》，爱丁堡：约翰—安德森君，1828年。约翰·范·维赫（John van Wyhe），《颅相学和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自然主义起源》，奥尔德肖特-伯灵顿：阿什盖特出版社，2004年，128—129页。比尔·詹金斯（Bill Jenkins），《乔治·库姆人的结构中的颅相学、遗传和进步》，载于《英国科学史期刊》，2015年，第48期，455—473页。詹姆斯·塞科德（James A. Secord），《科学的愿景：维多利亚时代来临之际的书籍和读者》，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194页。
[119]详见：大卫·德·朱斯蒂诺（David de Giustino），《思想的征服：颅相学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思想》，伦敦：克鲁姆海尔姆出版社，1975年；罗杰·库特（Roger Cooter），《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19世纪英国的颅相学和赞同的组织》，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罗杰·库特，《不列颠群岛的颅相学：注释的历史书目和索引》，梅图森（新泽西）—伦敦：稻草人出版社，1989年。
[120]详见：彼得·马克·罗杰特（Peter Mark Roget），《颅相学：载于第四、第五、第六版补编，第三卷》，爱丁堡：康斯特布尔和公司，1824年，419—437页。彼得·马克·罗杰特，《生理学和颅相学论文，摘自第七版》，爱丁堡：亚当和查尔斯布莱克，1838年，5—93页。
[121]详见：约翰·范·维赫（John van Wyhe），《通过公开演讲传播颅相学》，载于艾琳·费夫（Aileen Fyfe）、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编著），《市场中的科学：19世纪的场所和经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年，60—96页。
[122]详见：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一部自传：两卷本插图》，纽约：阿普尔顿公司，1904年，第1册，227—228页、297页。
[123]详见：卡尔·达伦巴赫（Karl M. Dallenbach），《颅相学与精神分析学》，载于《美国心理学杂志》，1955年，第68期，511—525页。
[124]详见：乔瓦尼·安东尼奥·福萨蒂（Giovanni Antonio Fossati），《论智力生理学对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影响：在爱丁堡颅相学学会上发表的颅相学课程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意大利颅相学的相关报告》，巴黎，1828年。
[125]详见：文森佐·马拉卡内（Vincenzo Malacarne），《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对脊髓和大脑神经系统的发现：毕晓普博士做了深入研究，并以正确的方式定义其价值》，载于《意大利科学学会数学和物理学文献集》，1809年，第14期，1—58页。
[126]详见：乔瓦尼·迈尔（Giovanni Mayer），《加尔关于头骨和大脑学说的阐述》，意大利，1808 年。
[127]详见：朱塞佩·坎齐亚尼（Giuseppe Canziani）、卡罗·卡塔尼奥（Carlo Cattaneo），《颅相学：约瑟夫·弗兰克的信》，载于《理工学院》，1839年，第2期，67—87页。
[128]详见：马里亚诺·库比·伊·索莱尔（Mariano Cubí y Soler），《阐述加尔的学说或大脑的新理论：认为大脑是灵魂的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居所》，马德里：比利亚尔潘多出版社，1806年。埃德尔米拉·多梅内克（Edelmira Domenech），《颅相学：对有机主义心理学说的历史分析》，巴塞罗那：佩德罗—马塔研讨会，1977年，35—182页。埃斯特班·加西亚—阿尔比亚（Esteban Garcia-Albea）、何塞·欧亨尼奥·加西亚—阿尔比亚（José Eugenio García-Albea），《马里亚诺·库比——西班牙颅相学的倡导者：颅相学的兴衰简述》，载于《神经科学与历史》，2014年，第2期，94—105页。
[129]详见：马里亚诺·库比·伊·索莱尔，《从人的所有关系中考察再生颅相学或一个真正人的哲学系统：科学和实用颅相学的课程》，巴黎：贝利耶尔出版社，1858年。
[130]详见：M.约翰·泰尔（M. John Thearle），《颅相学在澳大利亚的兴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精神病学期刊”，1993年，第27期，518—525页。
[131]详见：亨利·斯普里（Henry H. Spry），《关于中印度的帮派杀人犯（俗称“暴徒”）的一些说明；随附他们的七个头骨》，载于《颅相学杂志和杂记》，1834年，第8期，511—524页。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关于暴徒的头骨和性格的评论》，524—530页。金·瓦格纳（Kim A. Wagner），《一个头骨的自白：19世纪早期印度的颅相学和殖民知识》，载于《历史研讨会杂志》，2010年，第69期，27—51页。
[132]详见：让—巴蒂斯特·萨兰迪埃（Jean-Baptiste Sarlandière），《关于人类头骨测量的考虑因素》，载于《巴黎脑科学会杂志》，1833年，第2期，104—122页；让—巴蒂斯特·萨兰迪埃，《萨兰迪埃的颅骨测量仪》，载于《巴黎脑科学会杂志》，1833年，第2期，398—401页。关于法国颅相学的复杂历史，详见：马克·雷纳维尔（Marc Renneville），《颅骨的语言：颅相学的历史》，巴黎：塞诺菲圣德拉堡出版机构，2000年。
[133]详见：艾蒂安·塞雷斯（étienne Serres），《关于“星盘”号和“泽雷”号环球航行的科学成果报告：第一部分——人类学》，载于《科学院的会议记录》，1841年，643—659页。
[134]详见：亨利·德·布兰维尔（Henri de Blainville），弗朗索瓦—路易斯—米歇尔·莫皮德（Fran?ois-Louis-Michel Maupied），《组织科学的历史及其作为哲学基础的进展》，巴黎，1847年，第3册，269—270页。洛朗·克劳扎德（Laurent Clauzade），《灵性自然主义者亨利·德·布兰维尔的大脑理论》，载于《科学史期刊》，2012年，第65期，237—257页。
[136]详见：保罗·托皮纳德（Paul Topinard），《自然界中的人》，巴黎：阿尔坎，1891年，138页。
[137]详见：乔治·库姆（George Combe），《1838—1840年间颅相学学者访问期间，北美合众国的注释》，爱丁堡：麦克拉克伦斯·图尔特公司，1841年，第1册，304页；《费城颅相学会》，载于《费城医学和物理科学杂志》，1822年，第4 期，204页。
[138]详见：莱斯特·卡彭（Lester J. Cappon）（编著），《亚当斯—杰斐逊书信：托马斯·杰斐逊与阿比盖尔及约翰·亚当斯之间的完整书信》，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2册，605—607页。
[139]详见：对卡巴尼斯的看法见于安德鲁·利普斯科姆（Andrew A. Lipscomb），《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华盛顿（特区）：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协会，1904年，404—406页。
[140]详见：安东尼·沃尔什（Anthony A. Walsh），《施普尔茨海姆博士的美国之旅》，载于《医学史杂志》，1972，第27期，187—205页；安东尼·沃尔什，《颅相学和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医学界》，载于《医学史公报》，1976年，第50期，261—273页。
[141]详见：《施普尔茨海姆博士的传记》，载于《美国颅相学杂志和杂记》，1841年，第3期，1—13页。弗朗西斯·康德威医学图书馆（波士顿医学图书馆）中保存了一小批施普尔茨海姆的信件和手稿。
[142]详见：哈姆·卡彭（Nahum Capen），《施普尔茨海姆博士和乔治·库姆的回忆，以及对从发现时期到库姆1828年访问美国的颅相学的回顾》，1881年，11页。
[143]详见：卡尔·福伦（Karl Follen），《11月17日在波士顿老南教堂举行的加斯帕尔·施普尔茨海姆的葬礼上向波士顿市民发表的演说》，波士顿：马什、卡彭和里昂公司，1832年，28页。
[144]载于《波士顿医学和外科杂志》，1833年，第7期，353页。
[145]该奖项的公告刊登于1835年第2期《颅相学年鉴》上。
[146]详见：乔治·库姆（George Combe），《1839年12月31日在施普尔茨海姆诞辰和波士顿颅相学会组织周年庆典上的讲话》，波士顿，1840年，5—8页。
[147]详见：卡拉·比特尔（Carla Bittel），《女人，认识你自己：19世纪的美国生产和脑科学知识的运用》，载于《半人马》，2013年，第55期，104—130页。
[148]详见：查尔斯·奈德（Charles Neider），《马克·吐温自传》，纽约：哈珀兄弟，1959年，63—66页。艾伦·格里本（Alan Gribben），《马克·吐温、颅相学和“气质”：关于伪科学影响的研究》，载于《美国季刊》， 1972年，第24期，45—68页。
[150]详见：奥森·斯奎尔·福勒（Orson Squire Fowler），《福勒全集》（又名《一种新的、廉价、方便和优越的建筑方式》），纽约：福勒斯和威尔斯，18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