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此之前对于大脑皮层的研究寥寥无几，即使它的研究只是刚刚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大脑各部分功能的定位仍然对解剖学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乔瓦尼·玛丽亚·兰奇西（Giovanni Maria Lancisi）是三位教皇的私人医生，也是巴托洛梅奥·尤斯塔奇（Bartolomeo Eustachi）插图的编辑。医生兰奇西在1713年选择了“一个精美的结构”——胼胝体作为思维灵魂的所在地。笛卡尔一直在找独一无二的、位于中央的器官，兰奇西对此举表示赞同，但他认为选择松果体作为这一器官是错误的。他观察到大脑半球的交汇点，是如何汇聚来自四面八方的髓质纤维的，那些纵向条带后来被称为“兰奇西条带”，似乎没有其他元素比它更适合支持人体不断的运动，比它更适合用于描绘图像。就其本身而言，尽管松果体处于较低的位置，它仍为意志力提供大量能量，威廉斯提到过这个“公共仓库”，并认为它承载着想象力。半个世纪后，兰奇西重申了小肠和纤维层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一个非双重器官[68]（图1.21）。
图1.21：胼胝体。乔瓦尼·玛丽亚·兰奇西，《解剖生理学与论思考的灵魂的居所》，威尼斯，1713年。
从这些研究中，衍生出了新的研究传统，勤奋的后继者又基于它提出了一个可实施的方案：研究人类身体的特性，解剖其尸体，从而试图研究那些具有卓越理性能力的人和有严重缺陷的人，他们大脑的某些部分是否有差异。兰奇西在一个死于圣斯佩里托医院的口吃患者身上，得到了某些经验：尽管受试者很年轻，但他所有的大脑物质看起来都比正常人的更白、更紧凑，像凝固的牛奶。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缺乏血液和精神，血管无法深入皮质；其胼胝体相当坚硬，胼胝体纵向条纹不完全平行。兰奇西还注意到，在这个变异的大脑中，松果体非常小，几乎不如麻籽大。
此外，几年前，外科医生弗朗索瓦·吉戈特·德拉佩罗尼（Fran?ois Gigot de la Peyronie）向蒙彼利埃的皇家科学协会通报了六个案例，这些案例因为应用了“解剖学—临床学”方法而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人死后，虽然大脑某些部位（包括皮质、松果体）出现病变，但是灵魂的功能被保留了下来；另一方面，干扰灵魂的因素，与胼胝体的改变有关[69]。在同一时间，另一位法国医生也研究了大脑皮层，但他的研究完全是孤立的，没有与学界对接。弗朗索瓦·普尔福·杜·佩蒂特（Fran?ois Pourfour du Petit）在其《皇家医院一位医生的来信》（Lettes d'un médecin des h?pitaux du Roy）中叙述了他在很多狗身上进行的实验：他在其顶骨上钻孔，插入凿子，从不同的方向破坏脑物质，并取出破坏后的碎片。通过实验他观察到，狗的对侧四肢有的无法动弹，有的会逐渐无力。实验后，他得知由头部一侧受伤引起的瘫痪，会发生在身体的另一侧。事实上，金字塔形纤维在脑桥下的交叉点，直到18世纪初才被人发现，而上述的《皇家医院一位医生的来信》对这一发现做出了极大贡献。其中普尔福·杜·佩蒂特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灵魂精神源于大脑皮层的某些部分，它穿过白质的纤维、穿过纹状体，以此来控制四肢的运作[70]。
普尔福·杜·佩蒂特对狗的大脑进行实验时，有一位年轻的瑞典人正在巴黎访问，或许他也参观了佩蒂特的实验。这位瑞典人叫艾曼纽·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他的职业生涯很特别：1743年之前，他是一个开明、全能的科学研究者；65岁后，他开始出现幻觉，在幻觉里与上帝和天使交流；1772年在史威登堡去世，其追随者建立了新耶路撒冷教会。但在投身于神秘的改宗活动之前，史威登堡已经在大量作品中展示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精神。作为矿业委员会的委员（在他改变宗教信仰之前，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曾对国家采矿业进行重要的创新，设计了一条从哥德堡到斯德哥尔摩的运河，并发明了各种机器。牛顿认为，物质和运动似乎能够解释所有静止或活动的现象。与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史威登堡梦想着建立一个基于数学的、具有普遍性的科学。他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用科学描述宇宙起源，1734年，他的三卷本《哲学和逻辑学著作集》出版，在其中他提出了“星云”假说，比康德和拉普拉斯提出的完整假说早了半个多世纪。一开始他从事物理学研究，随后转向化学，最后研究人类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他的作品《动物界的构造》（Oeconomia regni animali）和《动物界》（Regnum animale）分别于1740年和1743年出版，但发行量极小，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被翻译成英文并重新出版[71]。20世纪初，马克斯·纽伯格（Max Neuburger），一位实证主义的神经生理学历史学家，让人们注意到“瑞典的亚里士多德”——史威登堡很早就提出了许多后来被证实为正确的关于神经系统的观点[72]。
首先，史威登堡认为球状体或小脑与大脑皮层、脊髓是相互连接的。从马尔比基开始，学者们就已在球状体中看到了微小的腺体。早在1719年的论文《颤动》（Tremulationes）中，史威登堡就认为神经的运动过程，等同于一个非常细小的颗粒从中心到外围的振**过程，反之亦然，这要归功于大脑的波形运动[73]。小脑作为功能上的自主单位，负责控制所有的感官和思维。也有一些人在描述中过度吹捧神经元理论[74]，然而，史威登堡仍然认为，大脑皮层具有不同寻常、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具有各种高级功能的、最崇高的物质，是“自主意识的驱动器”。因为通过神经和肌肉进行的任何行动，都首先由意志决定，并且从大脑皮层层面开始。这个结构的组织原则非常复杂，甚至看起来混乱无序[75]。这些杰出的见解，是来自史威登堡所做的实验，还是仅仅产生于文献中的临床案例？到现在仍然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同时代的人忽视了他的早期神经生理学理论的重要性，毕竟史威登堡既没有教授职位，也没有学生，他只是一名公务员，也从未做过任何关于大脑的实证的或系统的工作，只是通过耗费大量时间研读长篇巨著来写论文。因此，有段时间他一直被视为一个疯狂的空想家[76]。
18世纪中期，阿尔布雷希特·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尝试研究神经系统的敏感部分，他认为皮质下的结构并不是硬脑膜或大脑皮层。这位瑞士生理学家极具权威，他的研究在整个欧洲都处于顶尖水平。他的应激性理论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主要把中枢神经系统作为组织的集合来研究，而不是作为具有特殊功能的器官来研究，因而减少了学界对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视。哈勒在他的《人体生理学原理》（Elementa physiologiae corporis humani）第四卷中首先指出，自笛卡尔以来，学者一直习惯于随意地定位灵魂所在地，鲜有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的理论，大多数理论完全无法证明自身的合理性。而他本人则大胆假设，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神经起源处的白色物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中以“脑”为标题的章节中［“脑”这一章由皮埃尔·塔林（Pierre Tarin）撰写，他是这一章的作者，也是哈勒的译者］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强调现有理论不过是假设。他们区分了两种物质（皮质和髓质），但没有提到它们与肠道的相近之处或器官的腺体性质。此外，第十张图是唯一一张绘有大脑皮质的解剖图，其中转录了巴托洛梅奥·尤斯塔奇于1552年制作、由乔瓦尼·玛丽亚·兰奇西于1714年出版的插图[77]。值得一提的是，塔林在他的字典中强调了“大脑”一词奇怪的词源，即“大脑”（cerveau）一词源于类似于蜡的白色：“大脑颜色近于蜡色。”[78]
18世纪下半叶，人们普遍认为，在所有的身体系统中，大脑仍然是一个构成模糊不清的系统。大脑未知的功能和难以捉摸的疾病，也许将永远困扰自然科学家、医生和哲学家。几十年来，大脑研究领域亟需一个完备且相对确定的理论体系。皇家医学会于1778年在巴黎成立，其建立目的正是改革医学知识，使其与物理和化学科学的最新发现相联系。其目的还在于提高医学在旧制度下各个机构中的政治威望，从而赋予医学更鲜明的社会作用。
该协会的发起人和常务秘书是费利克斯·维克·达泽尔（Felix Vicq d'Azyr），他曾在几年前被涂尔干（Turgot）部长任命为某个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研究在法国南部爆发的毁灭性的流行病——牛瘟。1783年，他在阿尔福特的兽医学校获得了一个比较解剖学的席位，比较解剖学研究是他除卫生和预防医学研究以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尤其关注大脑，并在1786年的一篇论文序言中，将大脑定义为一个“器官”。他指出，要想了解某个动物物种的性质，研究大脑结构最为重要。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大脑的主要倾向似乎一直与具有普遍性的感觉、本能的力量或弱点、食欲的强烈程度、情感的强度、智力的程度有关[79]。基于这一假设，维克·达泽尔构思了一个宏大的设计计划，他用一系列附有适当说明的解剖图板，将人和所有动物按自然顺序排列。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想说明这种顺序是如何以大脑的不同复杂程度排列的，并且顺序随着动物学等级的降低而降低。
1794年，玛丽·安东涅塔（Maria Antonietta）的第一位医生维克·达泽尔，刚参加完祭祀最高神的年度盛宴便死于昏厥。正如他曾经的顾虑［像老友让·西尔万·巴伊（Jean-Sylvain Bailly）和安托万—洛朗·德·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一样被送上断头台］，他果真沦为了大革命的间接受害者。他未能完成本应完成的项目，但留下了一系列关于大脑解剖学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当时具有极高的价值。1781年至1783年间，他还曾向科学院提交了部分关于大脑、小脑、脊髓和髓质结构的研究记录。1786年，他出版了《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彩图版）：人和动物的各种器官的自然状态表现》，其中配有规范的插图。书中还附有一个方法册，以弥补此前方法的缺陷。此书的解读主要关系到四大方面：（1）尸体解剖法：在处理冰冷和无生命迹象的身体时，此类方法也有局限性，因为研究的对象已经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也无法与研究人员沟通。（2）活人实验法：用这种方法时，人们必须面对与第一种解剖截然相反的棘手问题——那就是恐惧且痛苦的灵魂，他们对研究者实验造成的阻碍不亚于解剖台上静默不动的尸体。（3）正常情况下，对机体各种反应进行精确和认真的观察：这种方法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每个内脏的特性，因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复杂且密切。（4）健康和患病内脏的比较。在此作者指出，表现出疼痛的器官往往离患有疾病的部位很远。
图1.22：脑回。费利克斯·维克·达泽尔，《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第三章。
因此，严谨的思维和逻辑至关重要。进行研究的医生也应该意识到过去的错误，及时避免错误，并“按部就班”地推理：这种分析方法，会在未来长期指导有关生命和人类的科学。维克·达泽尔认为解剖大脑的最佳方法，是从顶部开始，逐渐往下进行水平切割。事实上，《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是按照解剖的顺序来介绍相关图画的，它从脑回向中心推进。文中不乏向前人致敬的历史批判性思考，也不乏对谬误的纠正和对空白的填补。此外，书中还引入了解剖学词汇新术语，这些术语是必不可少的、高度准确的描述。除此之外，维克·达泽尔并不认为人们能够了解智力的运行机制，他认为没有医生敢研究它。虽然当时许多人都秉持着这种谨慎的态度，但也不乏怀疑精神。虽然有人过度顾虑，认为这违反了物质和道德之间的联系，但它仍然是正确的研究。
在1781年到1783年的回忆录中，维克·达泽尔详述了西尔维斯的裂沟（侧裂），但几乎没有涉及脑回，他更关注脑回的大小，而非其形状，而且他对深层结构比对外壳更感兴趣[80]。另一方面，《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中的一幅插画的标题表明，该图呈现了掀开硬脑膜后的“自然状态”（图1.22）。达泽尔成功地详细分析了大脑皮层的某些区域，然而命运总是很幽默，1805年，由医生兼哲学家雅克—路易·莫罗·德·拉·萨尔特（Jacques-Louis Moreau de la Sarthe）改编的作品十三卷完整版，对原版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正如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于1876年所言：重制者认为在原版上进行编辑没有任何问题，且只会愚蠢地绘制类似于肠道回路的图画来代替作者原本的想法[81]。
18世纪末期，人们对于大脑的整体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此外，用彩色蜡制成的三维模型已经开始流行，它能够真实地再现整个身体及其各个部分。解剖蜡的成功研制，形成了一种解剖学的新风尚，形成了文化阶层公众眼中的一种奇观。当时，博洛尼亚和佛罗伦萨是蜡像制作的中心城市，这一技术需要对将要模仿的结构进行细致的检查。1742年，博洛尼亚艺术家和解剖学家埃尔科·莱利（Ercole Lelli）受本笃十四世（Benedetto XIV）的委托制作解剖学雕像，绘制解剖学插图。其助手乔瓦尼·曼佐里尼（Giovanni Manzolini）与其妻安娜·莫兰迪（Anna Morandi）完善了这项技术，并以非凡的技巧通过蜡像再现了多样的器官。此外，他们还诙谐地描绘了自己解剖大脑和心脏的行为（图1.23）。
在佛罗伦萨，从1765年开始，物理学家和自然学家费利斯·丰塔纳（Felice Fontana）凭借“人工解剖学”登上了科学圣坛，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君主和赞助人彼得·利奥波德（Pietro Leopoldo）大公的声望。他设计了一部完整的蜡像集，既可用于教学，又能展示当时解剖学的所有知识。在这些保存完好的文物中，有一百多件涉及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它们的创造标志着大脑研究实现了质的飞跃：可以制作出模型，代表着对这一器官的了解。艺术家和解剖学家在佛罗伦萨观象台（Specola Fiorentina）的陶瓷车间一起工作，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应客户要求，生产了数以千计的物品。其中，1780年，大公的弟弟诸塞佩二世（Giuseppe II）皇帝为维也纳的新军事外科学院，制作了一套包含所有蜡像的副本。
图1.23：安娜·莫兰迪·曼佐利尼为自己制作的蜡像，藏于博洛尼亚波吉宫博物馆。
[13]详见：詹姆斯·亨利·布鲁德，《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以摹本和象形文字音译方式出版，分两卷翻译和评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0年，第一册，164—175页、323—332页。关于《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还可以参考：埃德温·克拉克（Edwin Clarke）、丹尼尔·奥马利（Daniel C. O'Malley DO），《人脑与脊髓：从古典时期到20世纪的著作说明的历史研究》，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383—384页。 在此，我对玛利亚·卡美拉·贝特罗（Marilina Carmela Betrò）给我的慷慨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
[14]详见：詹姆斯·亨利·布鲁德，《艾德温·史密斯纸草文稿》，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0年，第1册，14—15页。
[15]详见：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中的身体》，载于《福音季刊》，1991年，第63期，195—210页。其中203页：詹姆斯·斯特朗，《圣经》的详尽对照表，展示了普通英文版本《圣经》中的每一个字，以及每个字按正常顺序出现的情况等，纽约：Eaton & Mains ，1890年。
[16]详见：埃里克·道斯，《希腊人与非理性》，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1年，140—151页［意大利语译本：《希腊人与非理性》，米兰：里佐利出版社，2008年］。关于埃及和希腊医学之间的关系，详见：雅克·乔安娜（Jacques Jouanna），《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的希腊医学论文选集》，莱顿：布里尔，2012年，3—20页；文森佐·迪·贝内代托（Vincenzo Di Benedetto），《医生与疾病：希波克拉底科学》，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86年。在此，我对玛利亚·米凯拉·萨西（Maria Michela Sassi）给出的相关建议表示诚挚感谢。
[17]即克罗敦，古代意大利南部希腊殖民城邦。
[18]大希腊城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人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建立的一系列城邦的总称，其中包括克罗敦城邦。
[19]详见：弗朗切斯科·洛佩兹（Francesco Lopez），《克罗托内的戴谟凯代司和赛斯的乌贾霍雷斯内：大流士大帝的阿契美尼德宫廷中的基础性医生》，比萨：比萨大学出版社，2015年。
[20]详见阿尔克米翁的相关片段：《前苏格拉底主义者：证词与片段》，巴里：拉泰尔扎出版社，1994年，243页。关于此论断的重要性，详见：玛利亚·米凯拉·萨西，《希腊哲学的起源》，都灵：博拉蒂·博林吉耶里出版社，2009年，211页。
[21]详见：洛伦佐·佩里利（Lorenzo Perilli），《在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克罗托内的阿尔克米翁：新版的来源》，载于《古典文化期刊》，2001年，第69期，55—79页。
[22]《感性论》的意大利文译本载于路易吉·托拉卡（Luigi Torraca），《希腊的“学述”家》，帕多瓦：锡达姆出版社，1961年，281—313页。
[23]详见：杰弗里·劳埃德（Geoffrey E. R. Lloyd），《阿尔克米翁与早期解剖史》，载于《苏霍夫档案馆（Sudhoffs Archiv）期刊》，1975年，第59期，113—147页。
[24]第欧根尼·拉尔修约生活于公元3世纪上半叶，生平不详，编有古希腊哲学史料《名哲言行录》，是迄今最完整地记录了古希腊绝大多数哲学家生平、言行及思想的著作。
[25]详见德谟克利特书中关于灵魂的部分：《片段集：所罗门—卢里亚的解释与评论》，米兰：邦皮亚尼出版社，2007年。
[26]这些信件详见：《希波克拉底作品集：埃米尔·利特雷翻译的新版本》第九卷，巴黎：贝利埃出版社，1861年，321—380页。意大利语译本参见：希波克拉底，《论笑与疯狂》，伊夫·赫桑（Yves Hersant）主编，巴勒莫：塞里奥出版社，1991年。
[27]详见：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普鲁士皇家科学院会议报告中的希波克拉底文字》，柏林，1901年 ，2—23页；杰弗里·劳埃德，《希波克拉底问题》，载于《古典研究季刊》，1975年，第25期，171—192页；雅克·乔安娜（Jacques Jouanna），《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的希腊医学论文选集》，莱顿：布里尔，2012年，3—20页。
[28]详见：马里奥·贝盖蒂，《希波克拉底作品介绍》，都灵：都灵联合印刷出版（UTET），1965 年，9—63页；杰弗里·劳埃德，《魔法、理性和经验：希腊科学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 年（这本书主要讲述希波克拉底）。
[29]引自奥塞·滕金（Owsei Temkin），《从希腊人到现代神经学开端的癫痫史》，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71年。
[30]详见：希波克拉底，《圣病》，安内里斯·罗塞利（Amneris Roselli）主编，威尼斯：马西利奥出版社，1996年。如需深入分析，详见：罗伯托·洛·普雷斯蒂（Roberto Lo Presti），《以感觉的形式：希波克拉底在其认识论背景下的圣病论文的脑中心主义》，罗马：卡罗奇出版社，2008年。
[31]详见：《希波克拉底作品集：埃米尔·利特雷翻译的新版本》第九卷，巴黎：贝利埃出版社，1861年，80—93页；伊恩·洛尼（Iain M. Lonie），《关于心脏的悖论文本》，载于《医学史》，1973年，第17期，1—15页及136—153页。关于心脏的短篇论文的意大利语版本可以参见：保拉·马努利（Paola Manuli）、马里奥·贝盖蒂，《心脏、血液和大脑：希腊思想中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皮斯托亚：佩提特普莱桑斯出版社，2009 年，127—162页。
[32]详见：保拉·马努利、马里奥·贝盖蒂，《心脏、血液和大脑：希腊思想中的生物学和人类学》，皮斯托亚：佩提特普莱桑斯出版社，112页；杰弗里·劳埃德，《柏拉图作为自然科学家》，载于《希腊研究杂志》，1968年，第88期，78—92页。
[33]详见对亚里士多德的相关介绍：《生物学著作》，由迭戈·兰扎（Diego Lanza）和马里奥·贝盖蒂（Mario Vegetti）主编，都灵：都灵联合印刷出版（UTET），1971 年。
[34]关于这一主题的参考书目数量极多，详见：朱尔斯·苏里（Jules Soury），《中枢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理论和学说的批判史》，巴黎：Carré出版社；埃德温·克拉克（Edwin Clarke），《亚里士多德的大脑形式和功能概念》，载于《医学史公报》，1963年，第37期，1—14页；图利奥·曼佐尼（Tullio Manzoni），《亚里士多德和大脑》，罗马：卡罗奇出版社，2007年。
[35]详见：詹姆斯·朗瑞格（James Longrigg），《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的解剖学》，载于《英国科学史杂志》，1988年，第21期，455—488页；詹姆斯·朗瑞格，《希腊理性医学：从阿尔克米翁到亚历山大人的哲学和医学》，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3年，177—218页。
[36]详见：海因里希·冯·斯塔登（Heinrich von Staden），《希洛菲利：亚历山大早期的医学艺术、翻译和论文》，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
[37]详见：《埃拉希斯特拉塔作品集：伊万·加罗法洛编》，比萨：加尔迪尼出版社，1998年。
[38]详见：亚伯拉罕·博斯（Abraham Bos），《灵魂及其工具——人体：对亚里士多德生活哲学的重新诠释》，莱顿—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
[39]详见：朱利叶斯·罗卡（Julius Rocca），《盖伦的大脑论：公元2世纪的解剖知识和生理推测》，莱顿—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59—66页、113—244页；C.U.M.史密斯等人，《动物精神和神经生理学的起源》，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
[40]详见：奥登·隆戈（Oddone Longo），《大脑之名：盖伦对亚里士多德的反驳》，载于《帕杜亚科学院、文学和艺术学院的文献及论文收录》，1994—1995年，第107期，131—134页。
[41]详见：约翰·斯卡伯勒（John Scarborough）（编著），《拜占庭医学研讨会》，巴尔的摩：敦巴顿橡树园出版社，1985年。
[42]详见：埃梅萨的内梅西奥，《人的本质》，萨莱诺：莫里涅洛出版社，1982年；罗伯特·夏普斯（Robert W. Sharples）、菲利普·范德艾克（Philip Van der Eijk），《内梅西奥：论人的本质》，利物浦：利物浦大学出版社，2008年。
[43]详见：卡尔·西格蒙德·巴拉克（Carl Sigmund Barach），《阿尔弗雷迪·安格利奇：心脏的运动；科斯塔·本·卢卡：动物与精神的差异及其对中世纪人类学和心理学史的贡献》，因斯布鲁克：瓦格纳大学书店出版社，1878年，115—139年。
[44]详见：尼古拉斯·斯泰内克（Nicholas H. Stenech），《阿尔伯特大帝关于内部感官的分类和定位》，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1974年，第65 期，193—211页。
[45]详见：马丁·坎普（Martin Kemp），《莱昂纳多·达·芬奇早期头骨研究中的“灵魂概念”》，载于《沃伯格与考陶尔德研究所期刊》，1971年，第34期，115—134页；路易吉·贝洛尼（Luigi Belloni），《梵蒂冈解剖学的问题》，载于《芬奇新闻简报》，1983年，第7期，13—52页；多梅尼科·劳伦萨（Domenico Laurenza），《论人形：莱昂纳多的相貌学、解剖学和艺术》，佛罗伦萨：奥尔什基出版社，2001年，11—29页、52—55页。
[46]部分阐释者注意到了这种举措的重要性，另一些阐释者则指出解剖学学科化付诸实践的时间其实很晚，详见：罗伯托·恰尔迪（Roberto Ciardi），《身体、设计和表现》，载于《16、17世纪乌菲兹美术馆中的解剖学和自然主义图像》，佛罗伦萨：奥尔什基出版社，1984年，9—30页；薇薇安·努顿（Vivian Nutton），《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插图中的表现和记忆》，载于《认知图像：从文艺复兴到科学革命》，佛罗伦萨：奥尔什基出版社，2001年，61—80页。上述内容的概述和阐释可以参见下列作品：安德里亚·卡利诺（Andrea Carlino），《人体构造：文艺复兴时期的书籍和解剖》，都灵：埃伊纳乌迪出版社，1994年。
[47]关于《阿兹尼之镜》，详见：马丁·坎普（Martin Kemp），《从莱昂纳多到伽利略的解剖学和天文学插图中的视觉和视觉化》，载于《1543年及所有图像、文字、原科学革命中的变化和连续性》，多德雷赫特—波士顿—伦敦：克鲁沃出版社，2000年，22页；多梅尼科·劳伦萨（Domenico Laurenza），《寻求和谐：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展示》，佛罗伦萨：奥尔什基出版社，2003年，74—75页。
[48]详见：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维萨里之前的大脑解剖》，载于《医学史杂志》，1956年，第11期， 261—274页。
[49]关于从盖伦到维萨里的大脑研究发展过程，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作品的导言中列出了许多参考资料，详见：查尔斯·辛格，《维萨里论人脑》，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年。
[50]详见：安德烈·维萨里，《人体的构造》（七卷本），巴塞尔，1543年，623页。
[51]详见：雷纳尔迪·科伦坡·克雷莫纳，《解剖学》（De re anatomica），第十五卷，威尼斯：尼古拉斯·贝维拉夸姆印刷出版社，1559年，191页。
[52]详见：安德烈·维萨里，《人体的结构》（七卷本），巴塞尔，1543年，630页。
[53]皮质虽然显眼，但在研究上经常被忽视，关于这一“悖论”详见：埃德温·克拉克、查尔斯·奥马利，《人脑与脊髓：从古典时期到20世纪的著作说明的历史研究》，伯克利—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383—384年；埃德温·克拉克、肯尼斯·杜赫斯特（Kenneth Dewhurst），《脑功能图解历史：从古代到现在的大脑成像（第二版）》，旧金山：诺曼出版社，1996年，65页：查尔斯·格罗斯（Charles G. Gross），《大脑、视觉、记忆：神经科学史上的故事》，剑桥（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120页。
[54]详见：吉多·马蒂诺蒂（Guido Martinotti），《科斯坦佐·瓦罗留及其大脑解剖法》，载于《博洛尼亚大学历史的研究与专题论文》，1926年，第9期，215—223页。
[55]详见：科斯坦佐·瓦罗留，《描述视神经的解剖学》（De nervis opticis），帕多瓦：保罗和安东尼·梅耶托兄弟，1573年；科斯坦佐·瓦罗留，《人体解剖学四书》，法兰克福：韦歇尔与费舍尔，1591年。
[56]详见：阿坎杰罗·皮科洛米尼（Arcangelo Piccolomini），《解剖学前选：人的身体结构阐释》，罗马，1586年。
[57]阿尔弗雷德·迈耶（Alfred Meyer）也秉持这一观念，详见：阿尔弗雷德·迈耶，《脑解剖学的历史问题》，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121页。
[58]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的参考书目，详见：佛朗哥·奥雷利奥·梅斯基尼（Franco Aurelio Meschini），《笛卡尔的神经生理学》，佛罗伦萨：奥尔什基出版社，1998年。对该著作二元论的批评在过去二十年里反响巨大，详见：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笛卡尔的错误：情感、理性和人脑》，米兰：阿德尔菲出版社，1995年。
[59]详见：弗朗索瓦·贝尔尼埃（Fran?ois Bernier），《伽桑狄的哲学思想汇编》，里昂：阿尼松和波苏尔，1684年。
[60]详见：肯尼斯·杜赫斯特（Kenneth Dewhurst），《威廉斯和斯丹诺》，载于《斯丹诺与17世纪的大脑研究：1965年8月18日至20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历史研讨会会议记录》，43—48页。
[61]详见：托马斯·威廉斯 ，《大脑的解剖学》，伦敦：提姆·特林（Tim Dring），1681年，92页。 这是《大脑解剖学》的第一个英译本，在威廉斯去世六年后出版。
[62]详见：肯尼斯·杜赫斯特（Kenneth Dewhurst）编辑，《托马斯·威廉斯的牛津讲座》，牛津：桑德福出版社，1980年。
[63]托马斯·威廉斯主要在1672年的作品《生物大观》（De anima brutorum）中阐释了“双灵魂动物”的概念。关于这一点，详见：威廉·拜纳姆（William. F. Bynum），《解剖学方法、自然神学和大脑的功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445—468页。
[64]详见：《马尔比基致邦菲利的信》，墨西拿，1664年10月23日。载于霍华德·阿德尔曼（Howard B. Adelmann）（编辑），《马切罗·马尔比基的通信》，伊萨卡—伦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册，237—238页。
[65]在一封关于大脑皮层解剖问题的信中，弗雷德里克·鲁伊斯对密歇根州专家埃内斯图姆·埃特穆勒的答复。载于《弗雷德里克·鲁伊斯解剖·医学·外科全集》，阿姆斯特丹：杨森—韦斯伯格，1737年，第1册， 9—28页。
[66]详见：安东尼奥·帕奇奥尼，《论硬脑膜及实用解剖学专题论文》，罗马：D.A. 赫拉克勒斯印刷公司，1701年。
[67]详见：爱德华·泰森，《猩猩，即丛林人：侏儒与猴子、猩猩和人的解剖学比较》，伦敦：托马斯·班纳特，1699年，54页。
[68]详见：乔瓦尼·玛丽亚·兰奇西，《解剖生理学与论思考的灵魂的居所》，威尼斯，1713年。
[69]1708年的六个案例在许多年后发展成为十六个，当时弗朗索瓦·吉戈特·德拉佩罗尼在巴黎对上述案例进行了说明，详见：弗朗索瓦·吉戈特·德拉佩罗尼，《为研究大脑中灵魂功能而进行的观察》，载于《皇家科学学院的历史》，巴黎：皇家印刷公司，1741年，199—218页。
[70]详见：弗朗索瓦·普尔福·杜·佩蒂特（Fran?ois Pourfour du Petit），《皇家医院一位医生的来信》，纳穆尔：C.G.阿尔伯特，1710年。
[71]详见：艾曼纽·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由R. L.塔菲尔（R. L. Tafel）编辑、翻译和注释的四卷本《从解剖学、生理学和哲学角度剖析大脑》，伦敦：詹姆斯—斯皮尔，1882年。
[72]详见：马克斯·纽伯格（Max Neuburger），《史威登堡与大脑生理学的关系》，载于《维也纳医学周刊》，1901年，第51期，2077—2081页；乌尔夫·诺尔塞尔（Ulf Norrsell），《史威登堡与定位理论》，哈里·惠特克（Harry Whitaker）， 《神经科学史中的大脑、心智和意识》，201—208页。
[73]详见：艾曼纽·史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颤动》，波士顿：新教会联盟，1899年。
[74]详见：马丁·拉姆斯特伦（Martin Ramstr?m），《艾曼纽·史威登堡对自然科学的调查及其关于大脑功能的基础性理论》，乌普萨拉：乌普萨拉大学，1910年。
[75]详见：艾曼纽·史威登堡，《从解剖学、物理学和哲学角度考虑的动物王国的结构问题》，伦敦：W. 纽伯瑞，1844年，第1册，190—191页。
[76]详见：康拉德·阿克特（Konrad Akert）、迈克尔·哈蒙德（Michael Hammond），《艾曼纽·史威登堡及其对神经学的贡献》，载于《医学史》，1962年，第6期，255—267页；约翰·斯皮兰（John. D. Spillane），《神经学说：神经学史上的几个章节》，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139—145页。
[77]“大脑”出现于《科学、艺术、文学家协会理论词典》中，由狄德罗出版、整理，数学部分由达朗贝尔先生负责，巴黎：布里亚松出版社，1751年。详见：皮埃尔·塔林（Pierre Tarin），《早期解剖记事；论大脑、神经、灵魂的器官的功能》，巴黎：莫罗出版社，1750年。
[78]详见：皮埃尔·塔林，《解剖学词典及解剖学和生理学图书馆》，巴黎：布里亚松出版社，1753年，22页。
[79]详见：费利克斯·维克·达泽尔，《解剖学和生理学论文（彩图版）：人和动物的各种器官的自然状态表现》，巴黎：弗朗索瓦·迪多印刷厂，1786年。
[80]详见：费利克斯·维克·达泽尔，《对于大脑、小脑、延髓、脊髓结构的研究，以及关于人类和动物的神经起源的研究》，载于《皇家科学院文献》，巴黎：皇家印刷公司，1784年，495—622页。
[81]详见：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大脑构造图和脑回史的一些要点的说明》，载于《巴黎医学会简报》，1876年，第40期，833—8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