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研究始于建构脑部生理学的理想，它的目的是揭开那些人们仍然无法理解的现象的面纱（比如自然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与行为），这种研究比先前不可捉摸的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更具准确性。生理学的创造者弗兰茨·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提出以下几大论断：（1）道德品质和智力能力是与生俱来的；（2）它们的运作取决于大脑的形态；（3）大脑是容纳所有品质和能力的器官；（4）大脑由许多特殊器官组成，同时也具有原始的和最初的能力。经过一系列的私人课程和演示，新研究体系于1798年在一封写给约瑟夫·冯·雷策（Joseph von Retzer）男爵（负责帝国审查）的信中正式面世。该信发表于记者兼诗人克里斯托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在魏玛编辑的《新南德意志报》，歌德的主要支持者们也为之供稿[82]。

1758年，德国人弗兰茨·约瑟夫·加尔出生于提芬布隆恩，他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米兰裔天主教商人（高卢）。四十岁时，德国人加尔在维也纳宫廷有幸寻得一位赞助人，他即刻迁居维也纳，并在那里学医。他技术娴熟，才华横溢，享有非凡的职业财富。1791年，在他一部作品的扉页中，编者将其称为“世界智慧和医学博士”（der Weltweisheit und Arzneiwissenschaft Doktor），这部作品的第一册共有七百多页，但后续没再刊出其他作品[83]。1801年12月24日，为了捍卫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罗马最后一位皇帝（也是第一位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二世（Francesco II）下令禁止加尔举办讲座，他致冯·雷策的信也未能使其免受此劫。尽管仍然有许多权威人士支持他，但他所主张的器官学却遭到封禁，这使他在几年后决定搬离维也纳，他认为此地已不再适合发展学术。

1805年3月，加尔与学生约翰·加斯帕尔·施普尔茨海姆（Johann Gaspar Spurzheim）开始了漫长的旅程。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访问了德国、丹麦、瑞典、荷兰和瑞士，在主要的文化中心和法院驻足，经常作为杰出人物的座上宾，举办讲座、进行演示、参观科学实验室和治疗及惩戒所[84]。虽然有人怀疑他是个江湖骗子，但他在一些大学里却常受优待；柏林为他铸造了两枚奖章，歌德本人也参加了他在哈雷和魏玛的课程，并允许他为自己的面孔制作石膏像。奥古斯特·冯·科茨布（August von Kotzebue），加尔的病人和朋友，一名外交冒险家，甚至有可能是沙皇派来的间谍，也写了一部关于“大脑器官”的三幕闹剧。这部闹剧的主人公是一个虔诚的、狂热的头骨收藏家，他是如此狂热，以至于他的所有决定都以检查他人头部为基础[85]。一次在柏林的演出中，尽管加尔的理论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他还是像在场其他观众一样全情投入。颅相学（Sch?dellehre）一词在当时被大肆批评，差点就被粉碎了，直到很久之后才被正式使用：黑格尔于1807年在《精神现象学》（Fenomenologia dello spirito）的部分著名文章中提出了这一批评，并嘲笑了用骨骼解释精神的内在性的做法。在同年的一篇短文中，谢林指出，加尔对大脑解剖学的理解比对大脑中固有的能力的理解更具有权威性[86]。

图2.1：颅内二十七个区域的正面图。弗兰茨·约瑟夫·加尔，《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图集》，巴黎，1810年，第100页。

图2.2：颅内二十七个区域的侧面图。弗兰茨·约瑟夫·加尔，《神经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图集》，巴黎，1810年，第99页。

当加尔于1807年11月抵达巴黎时，他并不知道，除偶尔去伦敦暂居以外，他的下半生都将在此度过。许多同行都对他表示欢迎，并帮助他建立了一条资源丰富的客户链，就连拿破仑的医生让—尼古拉斯·科维沙（Jean-Nicolas Corvisart）也在其中[87]。加尔关注的焦点是对器官学理论的完善和传播。从1808年2月起，他先后在雅典娜学院（Athénée）和医学会（Société de Médecine）实现了这一目标。1808年3月，他和施普尔茨海姆一起做了大胆尝试：他们的一份《备忘录》（Mémoire）被提交给法兰西学院进行评估。拿破仑的敌意制约了委员们的判断，在报告［由库维尔（Cuvier）、皮内尔（Pinel）、波特（Portal）、萨巴蒂埃（Sabatier）和特农（Tenon）签署］中，他们虽然承认加尔的神经系统解剖学的新颖性和重要性，却以严厉的口吻否定了其发展生理学的雄心。换言之，他们不赞成连接有机体和精神的尝试，而这却是加尔整个研究计划的出发点。在委员给出回复的第二天，加尔和施普尔茨海姆发表了《回忆录》，并在其中写明了辩解观点。

1810年至1819年间，四册巨著《神经系统解剖学和生理学（附带一百张图）》（Anatomie et physiologie du système nerveux）出版，书中首次提及器官学的分析要素（图2.1和2.2）。但是作品只有前两册是合作完成的，因为在1813年，由于各种原因（好胜心、竞争、利益），两人分道扬镳，他们从此各自做自己的研究，学生后来还不时受到前导师的嘲笑[88]。1822年，该著作以新的形式和书名——《关于大脑及其各个部分的功能》（6册）（Sur les fonctions du cerveau et sur celles de chacune de ses parties）重新出版，加尔成为独立作者。然而，后来是一位年轻的天文学家和自然学家、剑桥大学的医学学生，于1815年将这门新的“科学”命名为颅相学的。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Forster）在伦敦偶遇施普尔茨海姆，并立即被这个“奇妙而完美的人类学体系”所吸引。这一体系能够增进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完善治疗方法与教育体系，还能区分那些自身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与那些受环境影响而犯罪的人。与加尔不同的是，施普尔茨海姆在1818年的一部法国作品的标题中自愿采用了这一新术语。

18世纪时，产生了一个与前文所述完全不相干的研究体系，这是后来变成一种科学的人类学的前身。1808年，加尔在巴黎讲座中说，唯有当来自三个不同领域（生理、心理、哲学与道德）的杰出者展开合作，将原因和结果重新以同一单一规律统一时，才能构建“真正的人类科学”。除了对现象的精确观察外，不再需要采用任何其他手段[89]。而对于人类的研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脸部和头骨作为身体的“高级”部分、心理和行为的物质通道，是人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约翰·卡斯帕·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是苏黎世的一位牧师，同时也是神秘主义和神秘教派的狂热追随者。从1775年开始，他就一直在尝试复兴古老的相学传统，并发展了一种关于外部和内部、可见和不可见之间关系的理论。从其著作《观相术文选》（Physiognomische Fragmente）可以看出，他知道寻找物理背后隐藏的意义（或灵魂）的神奇方法。在《造物主》（Dio creatore）中，他强调了自己对面孔研究的基本假设：如果到处都有法律和秩序，如果神圣的智慧排除了偶然性，那么就不可能有无意义的造物，因此，人类相貌的多样性也必须服从于某种规则。拉瓦特是动物磁学提出者——弗朗茨·安东·梅斯梅尔（Franz Anton Mesmer）的追随者和朋友，他还与卡里奥斯特罗·亚历山德罗（Cagliostro Alessandro）伯爵有着密切联系。虽然他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但他接受了18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活跃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命题与观点。根据蒙彼利埃医学院的教学，他把活人看作一个综合、和谐的个体。加尔也不例外，尽管他批评了相貌学的“前科学”假设，但在第二个决定性问题上，他也认同拉瓦特的观点——他认为一切取决于教育和环境的观点有严重错误。论战的中心是埃蒂耶那·博诺·德·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等哲学家，在改革的推动下，他们否认身体和道德的特征具有遗传性。“认识你自己”和“成为你自己”是茨温利派牧师加尔分享的座右铭，他确信自然界给每个人规定的界限不可逾越。

图2.3：剪影。约翰·卡斯帕·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相学片断：促进人类知识和人类之爱》（Physiognomische Fragmente，zur Bef?rderung der Menschenkenntni? und Menschenliebe），莱比锡，1776年。

拉瓦特仔细观察脸部，比较动物和人类的形状；他列举了人的特质，区分额头、眉毛、下巴的特征；他制作并使用了剪影（图2.3）。尽管他有时使用几何程序，但并不是他本人进行测量。其他人在同一时期通过对头骨进行角度测量来做到这一点，比如乔治·布丰（Georges-Louis de Buffon）和皇家花园的一位合作者路易—让—玛丽·道本顿（Louis-Jean-Marie Daubenton）于1764年确定了枕角，并将其作为衡量头骨与脊柱关系的一个标准，也作为区分两足动物和四足动物的一个解剖学标准。在生物物种的尺度上，越是接近人类，这个角度的梯度就越小（图2.4）。1768年，荷兰人彼得·坎普尔（Peter Camper）写了一篇论文，并继续进行测量实践，后来他又进行了多次修改，直至逝世后才首度公开发表这篇文章。作为阿姆斯特丹雅典娜学院的解剖学和外科教授，他一直对人类种族之间身体结构的差异以及它们的表现图形程序颇感兴趣。他发现，在头骨上设定一个标准尺度很有用，面部是由鼻根和耳孔、门牙顶和额骨分别连接的直线形成的多面体。坎普尔看到这些点跟下巴的连线，与水平面的夹角在零度和一百度之间变化，他认为所有可能的动物形式都沿着一个逐渐变得精致的尺度排列，而最完美的角度存在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希腊雕像之中。从长尾猴（45°面部角度）开始，研究者认为，从猩猩、黑人、卡尔木克人（指分布在东欧和西伯利亚的一种蒙古族人）到欧洲人，有比例、对称性和美感逐渐变完美的趋势。解剖学家在整个欧洲享有的声誉，以及他们在无数次旅行过程中编织的密集关系网，为人类面部理论的接受提供了便利（图2.5a和2.5b）。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坎普尔在1780年左右旅居哥廷根，与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就一篇论文《论原生人类品种》（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a）展开的探讨，其中包含对一组头骨的观察结果。对它们的水平角度进行分析后，年轻的德国博物学家区分出了五个基本类型：高加索人、蒙古人、埃塞俄比亚人、美洲人和马来人。这不是一个几何学的问题，而是形态学的问题，其目的始终是在头骨上找到理论依据[90]。

图2.4：人和动物的枕骨差异。

图2.5a和2.5b：面部五官与水平面夹角。彼得·坎普尔，《关于人的相貌特征的自然变化的论文》，巴黎，1791年。

在头骨和面相学成为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观察重点的同时，对大脑的研究仍未中止，当时认为：大脑是一个松弛的、没有形状的肿块，其质地与肠子相似。与相对容易地能够被分离和被描述的神经系统不同，技术最精湛的手术刀在头盖下面复杂物质上的实验，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却从未解开其组成的谜团。加尔曾抱怨说，在头盖下面，人们看到了阿蒙或公羊的角、长满老茧的身体、马镫、马刺、鹅毛，甚至是**、睾丸、外阴等等。当时的命名法充满幻想且非常不严谨，大脑的重要性后来才渐渐被人发现。正是由于加尔的努力，大脑作为重要器官的地位才渐渐被人承认，渐渐获得被研究和被解读的价值。布拉格的解剖生理学家乔治·普罗查斯卡（Georg Prochaska）早在1784年就已经提出，大自然从来不会做徒劳无功的事情，它会给大脑和小脑（两者结构上属于复合形态）分配不同的用途，因此，它们会通过各种“功能”来表现自己。“然而，”他补充道，“迄今为止，哲学家和医生为确定有机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系所做的尝试仍然只是一种猜想。”

在普罗查斯卡之前，日内瓦人查尔斯·博内（Charles Bonnet）于1769年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即大脑是不同部分的组合物，每个部分都由纤维、神经和血管交织而成。这一器官的众多组成部分恰如巧夺天工的艺术，令人钦佩，这与精神运作中固有的思想多重性和多样性特点相对应。加尔非常欣赏博内的比喻，并在给研究所专员答复时有意引用了这一比喻，以支持其功能优先于结构的理论。智力让人能够对大脑机制有透彻的了解，也能够看到大脑中的一切细节，就像读一本书一样。大脑中数量惊人的各个器官，能让人感觉和思考，也能够形成语言文字：翻阅和研究书籍的时候，我们的智力其实是在研究其他大脑里的思想。然而，博内的理论仍然过于依赖感觉和机械论，无法满足加尔的要求。博内虽然发现了“崇高而公正的思想”，但只适用于一般情况，一旦深入细节，他的思想就会显得很不成熟[91]。

上述关于书的比喻，比器官学的全面发展早了几十年，因为仍需要其他事件，才能激活这一学科的潜力。埃纳·莱斯基（Erna Lesky）指出，加尔理想世界理论形成的关键之一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动态和生命力概念[92]。1784年至1791年间，在《人类历史哲学观念纲要》（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中，赫尔德指出了器官学研究与感觉主义完全不同的性质。换言之，这是一个综合且有活力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各种因果关系，研究各类表象世界。其研究对象范围广泛，从水晶到植物，从有知觉的有机体到人的精神。辗转于斯特拉斯堡和维也纳两地的学生，也就是年轻的加尔，接受了他人建议，转而研究比较解剖学。他逐步发展自己的理论，以分化和细化的方式阐明心理功能。赫尔德确信，每一种自然力量都与一个特定的器官相对应，如果没有器官的调解，就不会有明显的精神力量。基于这种理论，加尔着手研究人的智力和道德表现，并推断出精神的物质场所一定存在。然而，力量与力量的提供者（器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也造成了该理论的危机。正是因为加尔引用了赫尔德这一观点，帝国于1801年颁布了禁止他讲课的严令（Handbillet），以维护自己的权威与统治。因此，从事自然主义研究的人，不敢冒险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或无神论者。但是，他们注意到了各个有机体的生命奇迹，研究构成它们的精妙组织，探索世界的因果。同时期，思想家乔治·卡巴尼斯（Pierre Jean Georges Cabanis）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概念。据他所言，就像胃和肠子的消化作用，就像肝脏分泌胆汁，腮腺、上颌和舌下腺分泌唾液一样，大脑也通过这种方法来分泌思想[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