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和茱莉亚·赫尔姆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著名的律师休伯特·希卡姆家中用完午餐后来到客厅，刚坐在沙发上，准备通过广播欣赏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周末音乐会。就在此时，插播了一条报道，珍珠港被袭。休伯特对这对夫妇说，多么可悲的巧合啊。日本战斗机轰炸扫射的希卡姆机场，是以休伯特的哥哥——陆军航空兵团中校贺拉斯的名字命名的。而他已在七年前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不幸去世。
赫尔姆斯密切关注着欧洲的战事。但他从未关注过亚洲战场，也从未考虑过日本将美国拖入这场战争的可能性。赫尔姆斯像一名棋手一样，总是三思而后行。此时，在他们穿好外衣准备离开时，他的大脑开始快速运转，思忖着日本偷袭后他该做些什么。
1942年3月，赫尔姆斯做出了决定。他向《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告假，收拾了他们的家庭用品，把茱莉亚和孩子们从印第安纳波利斯安顿到了他父母所居住的新泽西州的南奥兰治，以便能够从纽约通勤往返。之后他便在纽约的海军陆战队救济协会的公共关系办公室当了名志愿者。该协会在为珍珠港事件中牺牲的水手家属募捐，赫尔姆斯希望这份工作可以提升自己的资质，以便在海军谋得一官半职。3月12日，在提交给海军部门的申请中，除了曾在某个湖中泛过舟之外，他的航海技术乏善可陈。做事总是小心谨慎、面面俱到的赫尔姆斯在申请书后附加了六封推荐信，它们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高管、市参议员、救济协会官员和前合众社同事。
海军并没有被打动。递交申请后次日，赫尔姆斯的体格检查没过关。他患有高血压、心率过快、身高6英尺、胸部扁平、体重差31磅，不适合在军舰上服役。
赫尔姆斯对此不依不饶。他找了一名高级军官——纽约城的美国海军东部海域前线总部的指挥官，让他介入此事，说服海军人事处官员忽略他的身体缺陷。他们不愿意伤害这名年轻人，因此考虑让他在东部海域前线总部工作，在大苹果城（纽约）的办公室绘制德国潜艇在东海岸活动的海图。三个月后海军进行了重新考虑，批准他作为一名副官（像凯西一样跳过少尉军衔）服役。后来他体重增加了，但血压一直没有降下来。
7月1日，就在茱莉亚生下他们的儿子丹尼斯仅仅24个小时后，赫尔姆斯登上了一列到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火车，到哈佛大学海军培训学校参加为期60天的军官教化培训。茱莉亚从产后恢复过来后，带着孩子们去了哈佛大学。但她几乎看不到自己的丈夫，而且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也很少看到他，因为他为工作鞠躬尽瘁。海军免除了他进一步的训练，以便他能更快地加入部队，投身潜艇追踪。
在纽约东部海域前线总指挥部，赫尔姆斯坐在船舶图标部的办公桌旁，缩头弓身在看导航图，标注美国船只到英国的航行路线，避免德国U型潜艇的狼群战术，对其位置也想方设法进行最好的预测。偶尔他还有机会审问被俘的德国潜艇人员，查出他们的船只运作的线索，这让他首次尝试了如何从敌人口中诱供情报的滋味。这项工作很乏味，但赫尔姆斯表现却很好。在效率报告中，他的上司给了最高分，不到一年，他晋升为中尉——尽管在报告中他们注明，他应该做一名更具威严的军官。赫尔姆斯请求调入太平洋的战列舰，他认为那里才是海军真正的战场。上司没有理会他的请求。
1942年12月的一天，他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对方是他在合众社的老上司费雷德里克·厄克斯纳。他约赫尔姆斯下班后在城里的海外记者俱乐部碰面小酌。一周前，厄克斯纳快满40周岁的时候，加入了战略情报局。《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记者瓦莱士·德尔，赫尔姆斯之前在柏林的同事，在厄克斯纳之前已经加入多诺万的麾下，充当巡回政治和宣传顾问。他劝说厄克斯纳加入了自己的阵营，从事同样的工作。其实厄克斯纳无须费力劝说——将近半年来，在为合众社工作的同时，这位处长就一直从柏林报道中给战略情报局递纸条。厄克斯纳因病带薪休假，目前正在为多诺万组建一个名为“心理战”的宣传和心理战活动部门。心理战术要追溯到特洛伊木马传说，关于希腊人如何说服特洛伊的市民把木马拉入城中。但厄克斯纳很快就发现，要想说服现代化的美国军队采用心理战术简直比登天还难。甚至，在战略情报局的怀疑论者也质疑一个情报搜集机构涉足这种“歪门邪道又有什么用”。然而，多诺万却对心理战活动部的建设热情高涨。厄克斯纳认为，他在柏林的得意门生赫尔姆斯是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
两人点了鸡尾酒，在记者俱乐部吧台的尽头找到了两张隐秘的椅子坐下。厄克斯纳直接切入正题。他近乎耳语般地说道：“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让我组建一个名为心理战活动部的新部门。这是高度机密，我现在说的话你不能对任何人讲。”
赫尔姆斯从来没有听说过多诺万或战略情报局，但他答应会保守秘密。他等着厄克斯纳继续说下去。
“心理战活动部将负责黑色宣传。”这位前上司一边说道，一边注意到赫尔姆斯一脸的茫然。很显然，他不明白厄克斯纳在说什么。
“黑色宣传，就是虚假情报，”厄克斯纳抬高了嗓门，“蒙蔽敌人，迷惑敌人的戏法。”
赫尔姆斯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个战略情报局还做什么？他最后问道。厄克斯纳低头看了一眼吧台，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破坏活动、间谍活动、建立准军事游击队、组织抵抗活动、反间谍，”他俯身靠近赫尔姆斯，小声说道，“但我想让你加入我们的黑色宣传，加入心理战活动部。”厄克斯纳对他说：“你天生就是这块料。”因为赫尔姆斯了解德国文化，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赫尔姆斯对此倒不是那么肯定，他开始喜欢与德国U型潜艇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柏林工作的岁月里，赫尔姆斯与厄克斯纳并不是特别的亲近，他不知道现在他编织的间谍故事是否可信。但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美国海军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而战略情报局成立刚一年多。赫尔姆斯脑中一片混乱，他告诉他的前任老板，他对此不感兴趣。之后他把厄克斯纳所说的工作忘了个一干二净。直到1943年8月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当他慢悠悠地走到东部海域前线总部办公室进行周末值班的时候，遇到了怒气冲冲的指挥官，他粗暴地将赫尔姆斯传唤到了他的办公室。
“这是什么鬼东西？”海军上校尖叫道，冲办公桌对面的赫尔姆斯扔过去一份电报，“决定你能否待在这里的是我，而不是你！”电报说，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总部急需赫尔姆斯“立刻”就任一个“特殊职位”。
“你为什么想离开这个岗位？”上校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
赫尔姆斯气急败坏地说：“可我并不想离开。”
但在这件事情上，中尉和他的长官谁说了都不算。后来赫尔姆斯才发现，他成了海军人事办公室IBM计算机的受害者。一位加入厄克斯纳心理战活动部的前麦迪逊大道广告高管向海军发出了一份招募的请求，要求被招募人会讲德语和法语，并在欧洲担任过记者。计算机打印出了三张穿孔卡片。其中，两名军官已被派驻海外，第三张卡片上是身在美国的赫尔姆斯的名字，他成了唯一的人选。
8月的第二个周末，赫尔姆斯拖着行李，登上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去华盛顿的火车。之后一年半的时间里，周末一有闲暇，他就回到新泽西的家中，在频繁的往返中，赫尔姆斯对这段路轨的每一个转弯都了如指掌。
战略情报局指示赫尔姆斯8月16日星期一早上到海军山，准备开始隐姓埋名的新生活。他接到命令，只能穿素净的商务便装，不能穿军装。在他离开新泽西之前，茱莉亚仔细检查了他的西服、衬衫、袜子、内衣，去掉了商标、洗涤标签、交织文字印章，或干洗标志和任何可能识别服装所有者或来自何处的标记，她对他为何让自己这样做迷惑不解。
赫尔姆斯接到的战略情报局电报，命令他不要告诉家人或朋友他被调到了战略情报局。只需要说他要在华盛顿开始一份新工作，他“尚不知任何细节”。情报局给了他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邮箱，茱莉亚可以按此地址写信。所有印有他名字首字母或刻有个性化的铭文的手表、戒指、袖扣和其他的东西，赫尔姆斯都留在了家中。
坐在战略情报局总部一个不伦不类的培训办公室里，赫尔姆斯听着桌子后面一个情报官员为他慢慢地读一份三页长的《教化备忘》。
“你要开始为期两周的战略情报局基础培训课程，”该官员满脸严肃地说，“学校会检查登记你的衣服，将发给你劳动服和军鞋。”他还给了赫尔姆斯在校填表或与他人交谈时使用的学生名，就是简简单单的“迪克”。他解释说：“没必要让学校的教官或其他学生知道你的全名、你的家乡、职业或其他有关你的任何事情。”“相反，如果你和你的同学彼此知道这样的事实，对组织本身可能会很危险。”
“在这两周期间你要克制，避免谈论你自己和你的个人经历，”长官说道，“记住，如果你用‘我’或者‘我的’这个词，下面就会跟出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实。例如，一个男人说，‘我女儿告诉我’，他已经向你透露了几个关于他自己的事实——不管他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你也不要因为不说话而引人注目，要友好，甚至要善于沟通，只不过在开口之前多动动脑筋。”“为自己创造一个封面故事——你希望别人认为你曾经怎样或现在怎样。但是你不能一下子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上来就一通胡编的印象，那就没人会相信你。如果你有一双细皮嫩肉的文人的手，千万不要说你是一个泥瓦匠或渔夫。选择一个你离现实生活相差不太多的个性，通过慢慢地‘留下暗示’创建你的故事。”
培训官说，学校将开始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每个学生都会向其他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但每个学生都要尽全力探明别人的身份。可能会有人在日常聊天中试探你，或去你的房间里寻找线索，甚至偷你的钱包。两周结束的时候，赫尔姆斯和他的同学们将在毕业晚宴上宣布他们从彼此身上了解到了什么。
教化课结束后，培训官问赫尔姆斯是否都听懂了。赫尔姆斯回复听懂了。教官告诉他，车道上的一辆指挥车会把他送到学校。
汽车飞驰，将赫尔姆斯带到了巴尔的摩北面的乡下。星期一下午的傍晚时分，汽车终于停在了离主道八分之一英里的格伦科镇附近幽静的诺尔廷庄园，战略情报局每年用4000美元租下了这一闲置的物业。在一片树林和石头农舍中有八间卧室，相邻隔壁的房子也有八间卧室，一个可停放四辆车的车库。这片四英亩风景如画的院落就掩映在周围的森林中，是一个训练间谍和破坏者的理想地。培训官还在庄园搭起了帐篷，以便可以在任何时候容纳24名学员。授课地点可能是在室外、六间起居室、餐厅或两栋楼中改装成教室的一楼大会客室。
被指定为E区的诺尔廷庄园部分建筑群，是战略情报局分布在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斯和加利福尼亚20来个秘密训练点之一。就在珍珠港偷袭事件的前一个月，多诺万仓促地为他的秘密特工制订了一个训练计划，派遣了一个战略情报局的长官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间谍学校观摩学习。这位助手回来后，对军情六处为学生设置的三个月的课程印象深刻，诸如如何跟踪德国人、如何破坏工厂、如何使用“静音杀人”等阴暗战术。
军情六处为多诺万提供了课程设置、谍战手册、讲义笔记，并允许战略情报局教官参加在多伦多附近间谍学校的学习。多诺万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英国的训练体系。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战略情报局获得的诺尔廷庄园和其他乡间庄园一穷二白。多诺万为了锻炼他的特工，给他们安排了简朴的农舍或帐篷来训练，而不是像培训英国学员那样提供豪华庄园。
在诺尔廷庄园负责接待的军官发给了赫尔姆斯一套劳动服、一双靴子，一堆两英寸厚的关于基础间谍情报技术、战略情报局的组织机构、化装技巧和德国军队编制的说明书（全部加盖“秘密”印章）。赫尔姆斯取出现金，上交了装有驾驶执照和证件卡的钱包。接待官又对赫尔姆斯做出了更多的说明：一天伙食费60美分，外加给每日照顾他的服务员和勤务员的小费10美分，不要与服务人员交谈或给他们更多的小费。“酒吧里有白酒和啤酒，”军官说道，“但必须严格遵守卖售时间。”对外打电话或发电报必须控制在“绝对最低限度”，而且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以。他说：“在你整个逗留期间，手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所以你很难有时间来计划夜间或周末离开营地。”
接待官员告诉他可以开始背诵说明书上的内容，并把他带到二楼的一间卧室，那是他此后两个星期睡觉的地方。在楼上的走廊里，赫尔姆斯注意到了另一名新成员——很明显属于养尊处优的类型，很严肃地对待战略情报局的关于隐姓埋名的命令。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看到他左胸定制衬衫撕开了一个洞。那人解释说，衬衫上有交织的文字。
第二天早上8点，准时上课。接下来的两周，时间排得满满当当，甚至直到深夜。E区教官寻找的就是赫尔姆斯这样具有明确品质的新兵，他们详细准备了一份长达十页的秘密备忘录。战略情报局的特工情绪必须稳定，没有“制造麻烦的特性、无法控制的弱点（白酒、女色）、恐惧症、严重的利己主义、缺乏情感控制、无法控制的压倒性偏见和显而易见的怪癖”，备忘录如是说。间谍必须能够自我激励，准备长时间在没有朋友、邻居或同事轻拍他们后背的情况下工作。换句话说，间谍必须愿意“独自地几乎完全隐姓埋名地过艰难的生活”。他们必须用非正统的方法解决问题，但却不能是“粗心大意、草率判断的类型”。备忘录中写道，对细节的关注和一丝不苟被看作是最有价值的。秘密特工必须善于交际，善于融入派对，自信并懂得识人、阅人，“具有明察秋毫的观察力”，最重要的是要谨慎。“真正的绅士也应具备相当程度的勇气”，备忘录最后说道。
赫尔姆斯现在懂得了很多足以让多诺万特工能够横扫欧洲和亚洲，去颠覆战争的基本知识。他上过的课程包括：如何编造一个虚假故事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如何规避房屋突袭、搜索和如何尾随盖世太保特工，以及被捕或被审问时如何应对；他还学会了如何招募线人获得情报，研究了如何敲诈勒索外国官员获得秘密，练习了如何开锁以及如何单独闯进办公室盗取文件；教官还教他如何在电话中安装窃听装置、在国外如何读地图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如何编码和解码信息以及如何细致绘制敌人的军事设施草图为美国陆军所用。多诺万研究办公室的技术人员也来到这里，向学生们展示了他们研发的间谍配件样品：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引爆炸药的燃烧铅笔、绰号为“黑乔”的像煤块形状一样的小型炸弹、名为“詹米玛大婶”的爆炸面粉、可以揉成面团做面包的炸弹、各种各样书写秘密情报的隐形墨水、一种可以溶化在饮品中的K药片、一种名为“L药丸”的可以迅速咀嚼吞咽的自杀药丸。
一天下午，在农舍外面的帐篷里，赫尔姆斯等24名新兵站成一圈，中间站着一个个头不高、略微消瘦、头发斑白的中年男子，戴着黑框眼镜、嘴巴细得像条缝、讲话有浓重的英国口音。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乡村牧师，而不是要教他们在打斗中如何使阴招的教官。但威廉·尤尔特·费尔贝恩对他的行当可谓是游刃有余。间谍同事所熟知的 W. E. 费尔贝恩少校，从1925—1940年间一直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局长助理。在此期间，他追捕毒品走私犯、捣毁犯罪集团、枪击绑架犯和武装劫匪，率防暴队在上海英租界的街道上平息暴乱2000余次。自1940年以来，他开始在英国陆军中教授突击部队近身搏斗。直到多诺万与英国特别行动处接洽，让他们同意战略情报局借用他，指导他的间谍和突击队如何在“阴沟”战中使用手枪、短刀和柔道。这位低调而彬彬有礼的费尔贝恩，展现了近距离病态般的杀伤手段，他走遍了美国战略情报局所有的训练营，教授令人恐怖的课程。
费尔贝恩对赫尔姆斯和其他E区的学员说道：“这是战争，你们必须在瞬间抓住并进攻对手。如果你让他先进攻，你就只能处于防守状态，唯有硬着头皮应对了。”费尔贝恩首先展示了如何用刀子或其他任何可找到的尖锐东西搏斗。他解释说：“拿刀的时候刀尖一定要朝前并向前刺伤对方。刀尖朝下藏着，万一你错过了目标，很可能会刺伤自己。”如果在酒吧里打斗，“不要伸手去拿凳子。抄起一个酒瓶，在吧台上敲碎，直接用参差不齐的破口划向对手的脸。”
如果他们蠢到“既没有带手枪也没有带刀”，费尔贝恩还有一系列可造成严重伤害的拳法，如“老虎爪”——去挖眼睛，“推下巴”——用右手掌跟猛推下巴，或“一剑封喉”——一种空手道手法，直接砍喉结下一英寸的地方让其立即毙命。有些动作让赫尔姆斯不寒而栗。要让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安静下来，“抓住她的下唇。”费尔贝恩建议，“如果那还不能令她噤声，手握住她的嘴，给她脸上来一巴掌。”
每一个动作的演示，费尔贝恩都要一名学员做陪练。他用手指了一下赫尔姆斯，命他来到了临时画圈的中心。赫尔姆斯比教官高几乎一头，但他讨厌这样被单挑出来。他从来都没有做过运动员或拳击手，他曾在威廉姆斯学院设法赢得了一件字母毛衣，但那是大一做足球队守门员的时候，那个不需要太多的体力。
“抓我的私处。”费尔贝恩命令道。
赫尔姆斯试探地伸出手去抓少校的腹股沟，仿佛摸着一个煎锅的“热把”。
“不够好，”费尔贝恩喊道，“冲我来！”
赫尔姆斯抓住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永远搞不懂。但就在那一瞬间，他腰背酸痛地躺在草地上，仰望着满脸堆笑的费尔贝恩。
在第二周快要结束的时候，赫尔姆斯被派出去执行两个“计划”——这是战略情报局训练学员所使用的术语，测试学员新学到的间谍技巧。比如，如何混进一个地方政府机构或国防工厂窃取重要文件或某公司最近的军工生产数字。如果工厂工人或当地警察逮到他们，那就更好了。这样可以给学员们一个机会，看他们如何试图摆脱困境。
然而，这些计划已经成为多诺万间谍机构和受害者之间的“痛点”。当白宫和内阁机构的高层官员得知这些充满进取心的学员试图用假冒的政府文件和伪造其签名的证件混入工厂时，官员们勃然大怒。埃德加·胡佛听说一个战略情报局学生冒充联邦调查局学院的毕业生时，被彻底惹恼了，他威胁要起诉联邦特工抓住的所有“密谋者”。
警察也厌倦了被呼来喝去地解决这些恶作剧。就在赫尔姆斯到达的前一年，巴尔的摩警方向美国陆军投诉：他们抓获了五名试图闯入不同设施区域的E区学生。警察只需用湿毛巾打几下，其中就有“疑犯”坦白了，并给他们提供战略情报局营地的紧急联系电话。多诺万指示教官当学生在某管辖区进行“演练”时，要提醒当地政府，并命令学生不许再使用白宫文件获得通行。但他拒绝强行终止他的训练计划。
赫尔姆斯第一次外出是个全天的任务，他得到了5美元并被送到了巴尔的摩市，他接受的命令是走进一个弹药厂申请工作。他使用的是假名而且口袋里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件。他手心冒汗、饥肠辘辘、喉咙干涸，几乎无法说话。赫尔姆斯填写了表格，回答了一家公司人事部门的常规问题，他所有的回答都是谎言。但是这家工厂，如同众多其他美国工厂一样，迫切需要男性雇员。人事处问都没有问赫尔姆斯任何身份信息，就通知他次日报到开始工作。
他的第二个计划持续了三天。一名教官开车把赫尔姆斯送到了匹兹堡，这一次他口袋里装了18美元。他要在这里潜入一家钢厂，窃取其生产的战争物资方面的详细信息，如他们的生产率和运输路线、员工的士气、工厂的安保和容易被破坏的设施等。赫尔姆斯很幸运，尽管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家工厂的安保工作很薄弱，就如同全国各地大多数国防工厂一样。他没费吹灰之力就进入了工厂，从没人的办公桌上顺手牵羊地拿了一叠公司广告小册子和库存报告，绘制了几张草图，然后从那些心不在焉的、从不搜查他胳肢窝下所夹东西的门卫的眼皮底下溜了出来。
在E区的这两周远远不够让赫尔姆斯成为一个能胜任间谍工作的人。在被派往战场之前，他必须到其他战略情报局营地学习高级课程，而且很可能要到英国的“精修学校”接受美国和英国教官的指导。但这些速成课足以让赫尔姆斯懂得如何作为一名间谍，并在总部领导其他间谍。而这正是战略情报局现在要他做的事，并不是要他充当一名厄克斯纳所设想的宣传者。赫尔姆斯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加入了规划部行列。他们“梦想”着间谍特工和破坏者的行动将在全世界开展。
他对多诺万广揽人才的这个忙碌的总部深深迷恋——甚至有些神魂颠倒。杜克大学教授兼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文·胡佛在管理瑞典特工活动，是赫尔姆斯早期导师之一。赫尔姆斯还与茱莉亚·麦克威廉斯建立了友谊，她是史密斯学院聪慧年轻的毕业生，在多诺万办公室旁边做初级研究员有点大材小用（结婚之后，她成了举世闻名的烹饪爱好者茱莉亚·蔡尔德）。他在规划教研室的办公伙伴是约翰·加德纳，一个海军陆战队中尉，他可以运用一名心理学家的技能来评估新兵（加德纳后来创立了美国共同事业组织）。
在做规划员期间，赫尔姆斯和其他助手策划了各种行动方案，包括削弱德国国防军士气的行动，在德国女性中形成一个名为“母亲组织”的和平团体，通过炸毁桥梁截断斯洛文尼亚敌人的铁路交通，破坏苏门答腊油田和炼油厂来中断东京航空燃料供给，在缅甸的日本士兵中散布流言说战争即将结束。他还听取了局外人的建议，比如利用一个最近从上西里西亚移民到纽约的人，因为他知道如何破坏那里的德国铁路站场。赫尔姆斯的上司就他高效的报告给出了高分。但在规划部门待了七个月后，他开始对头脑风暴感到厌烦。赫尔姆斯同时也意识到，战略情报局分布在世界各地站点的特工需要同时做很多事情，他们对规划部孕育的宏伟计划根本不上心。
1944年3月，费迪南德·莱斯罗普·迈尔向他伸出了援手。自1919年以来，迈尔作为美国外交官曾周游世界各地，先后在伦敦、日内瓦、柏林和北京任职。艾伦·杜勒斯在国务院效力时，两人一直是亲密的朋友。作为与杜勒斯一样的共和党人，迈尔在1940年辞去了驻海地大使的职务，因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新政。他退休之后回到了佛蒙特州的本宁顿。然而在珍珠港被偷袭后，迈尔摈弃了与罗斯福的政治分歧，恳求白宫让他重返工作岗位。
当时他在国务院的人脉关系已经丧失殆尽，但是战略情报局却相信他的外交政策经验对组织间谍行动是有价值的，最终在1942年底雇用了他。情报局给他的代号为“加勒比”。
1943年8月，多诺万秘密情报部的头目、负责全世界间谍的惠特尼·谢泼德森挖到了迈尔。他试图让迈尔将战略情报局分散在各处开展不同的活动，集中于多诺万的首要任务——那就是把特工渗透到德国。迈尔为代号“僵尸”的计划确定了八个城市作为间谍的出发点。它们是斯德哥尔摩、伦敦、里斯本、马德里、丹吉尔、阿尔及尔、伯尔尼和伊斯坦布尔。但是从这些地方派遣男女特工到德国，仍处于战略情报局的尝试阶段。伦敦站还没有派专人负责德国的事务，斯德哥尔摩站还在寻找丹麦难民，走访可能被渗透的欧洲海员。而在马德里的战略情报局，情报员只是在初步摸索如何对那里的德国大使馆进行渗透。
迈尔认识到未来的任务非常艰巨。在“僵尸计划”实施四个月后，他写信给上级说：“德国是一座堡垒，一个水泄不通的堡垒；是一个中心核，外面有一圈卫星。要想渗入德国必须要穿过被占领的国家。”迈尔还认为，他可以为间谍活动提供建议，帮助这些海外站点，让他们了解其他间谍站正在从事的情报任务，并在战略情报局扰乱了外交官们的外交任务时，安抚那些心烦意乱的大使。“加勒比”在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存放着5000美元，准备给放逐的德国人或海外旅行的欧洲人。他希望这些人回到华盛顿时，会带回有关第三帝国的有用情报。
秘密情报部门有36名德语流利的情报员，赫尔姆斯作为其中之一加入了迈尔的队伍。这些情报员实际上是作为迈尔的行动事务员，帮助他协调德国的情报搜集工作。赫尔姆斯后来写道：“我终于开始学习一丁点儿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了，虽然并不多，但至少与渗透德国有关。”
赫尔姆斯也干其他零工。当他的上司知道他也会讲法语，而且曾做过新闻记者时，就派给了他一份工作。多诺万急于与戴高乐的间谍头目安德烈·德瓦弗兰一起在法国开展活动。于是在艾森豪威尔的“福佑”之下，邀请了这位“臭名昭著”的陆军上校到美国访问，以此来讨好他。战略情报局局长对帕西“臭不可闻”的名声一清二楚。埃德加·胡佛在备忘录中称他为“戴高乐的希姆莱”，对德瓦弗兰的美国之行大动肝火。多诺万不得不亲自向副国务卿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申请签证。斯特蒂纽斯“捂着鼻子”强忍着厌恶同意了他的来访，但是有个条件，美国不得宣传帕西之行。战略情报局指派赫尔姆斯加入护卫队陪同这位法国上校访问美国，任务是避免让新闻界报道他的名字。
1944年11月1日，在纽约市政机场的停机坪上，当帕西的飞机停下的时候，多诺万站在那里迎接，他身后站着赫尔姆斯和战略情报局代表团。赫尔姆斯小心翼翼地走近他的“老板”。
“多诺万将军，与本次访问有关的宣传怎么办？”他问道。
“一概不要。”多诺万咕哝了一声。此时帕西乘坐的飞机登机梯已经落下。
“我知道，但如果有记者问我，‘帕西上校’是否真的在我国时，我该怎么办？”赫尔姆斯接着追问。
多诺万微微一笑说：“所以才派你来呀，中尉。”他转身去迎接身穿礼服制服、手持轻便手杖正在走下台阶的“帕西上校”。
也就是说，要撒谎。
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战略情报局一行人在全国各地走走停停，招待帕西和他的两名助理。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机载着这些法国人、赫尔姆斯和其他战略情报局护送人员游览了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迈阿密和新奥尔良。在新奥尔良的安东尼餐厅为他们举办了昂贵的晚宴。在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安排了高价应召女郎在他们的酒店房间“招待”了帕西和他的助理（一位助理次日早晨向赫尔姆斯抱怨，他的妓女“只有一只胳膊”，电影棚的大亨以为法国人会享受那样的夜晚）。赫尔姆斯成功地阻止了新闻界报道那一花边新闻以及任何有关此次访问的消息。
担任迈尔助理三个月后，赫尔姆斯换到了秘密情报部的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部门。他依然寻找渗透德国的途径，只不过不是在迈尔的直接监督下。赫尔姆斯逐渐意识到，迈尔已经过了巅峰期。对这位年轻的海军中尉来说，用间谍渗透到德国的活动毫无起色。更重要的是，虽然迈尔讲德语，也曾在柏林待过一段时间，但赫尔姆斯认为他并不真正了解德国。
赫尔姆斯很快就通过了最高机密级别的审查，这样他就可以接触到战略情报局对付德国的最敏感的行动。他在Q大楼的办公室里有三个保险柜，里面堆满了关于德国行动的绝密文件。赫尔姆斯很快就开始仔细阅读这些来自艾伦·杜勒斯的电文。此人是迈尔先前在国务院的老友，目前在瑞士站工作。他被迈尔认为是多诺万所有情报站站长里，监视德国人中最为优秀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