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乘坐的夜间列车在向北行驶时没遇到任何麻烦。7月12日早晨，火车抵达了柏林市区外的波茨坦。吉泽菲乌斯决定在那里下车。他搞不清楚在柏林站迎接斯特朗克的阿勃维尔特工是友好的，还是伺机抓获他的希姆莱的特务。所以，他决定不与他同时出现在同一列火车上。他飞快地穿过地下隧道来到交换月台，快速地跳上了另一列正要行驶的火车。在柏林西部的自治市万塞，他再次换乘火车，这列火车的轨道绕过他所居住的小区。他向下凝视着一条破碎的街道，看到了他那被炸毁的房子。一年后，吉泽菲乌斯返回这个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炸弹留下的空洞和一些散落在地上破碎的、被雨水浸透的家庭照片。
当天下午，他约见的第一个人就是“哗变者”的同谋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之前他曾对杜勒斯提起过这个名字，当时杜勒斯并没有特别留意。吉泽菲乌斯与施陶芬伯格素不相识，但他马上明白奥斯特离开这个行动队之后，这个左眼戴着眼罩的德国国防军上校已经成为密谋推翻希特勒背后的主力军。
他们在斯特朗克公寓的会面并不顺利。施陶芬伯格身材高大威猛，但仔细观察，吉泽菲乌斯发现他是一个可怜的残疾人，在一次战争中受伤的右手臂安装了假肢，左手断了两个手指，他不停地往上推眼罩，频繁地用棉球轻擦那已不在了的左眼。施陶芬伯格一屁股坐在一把木椅上，解开了上衣军装的扣子，还粗暴地要求斯特朗克的妻子伊丽莎白给他沏一杯咖啡，吉泽菲乌斯觉得他很无礼。初次见面吉泽菲乌斯就不喜欢这个人，认为他是一个傲慢的军官，是希特勒青睐的那种类型。也许他现在是有意或无意地想通过自己的表现，把自己装扮得像一个粗野的剑客，以弥补身体的过度残缺。在与他交谈一个小时后，吉泽菲乌斯确信，施陶芬伯格是个乳臭未干的投机分子，他一心想要暗杀元首不是为了此后建立民主制度，而是为像他这样的军人创造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以摆脱希特勒的无能和他的腐败团伙。吉泽菲乌斯还认为施陶芬伯格是个左翼分子，可能会迎合苏联。
吉泽菲乌斯的想法是有私心的和不公平的，他对上校的蔑视带着嫉妒的色彩，并将他视为战后的竞争对手。其实克劳斯·申克·格拉夫·冯·施陶芬伯格比常人要刚毅得多。他出身于施瓦本的贵族家庭，曾做过骑兵队长。在1943年的非洲战役中，一次空袭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创伤，炸掉了一只眼睛和一只手，然后他才得到晋升。虽然最初对纳粹思想持同情态度，但施陶芬伯格认真地研习过希腊哲学，并喜欢政治辩论，所受到的良好教育让他不得不质疑希特勒的做法。待到他荣升为陆军少校的时候，他经常把元首比作是“壁纸的挂钩”。他认为在元首周围的纳粹高官都是骗子，他开始勇敢地向上级建议这个政权应该被推翻。在受伤之后，施陶芬伯格回到柏林，情绪低落，精神紧张。他认为他现在必须采取措施来拯救他的国家。1943年夏末，他加入了反对派的“密谋集团”，不久因其他人的模棱两可或被盖世太保逮捕，他掌控了实权。施陶芬伯格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不是吉泽菲乌斯所怀疑的共产主义同情者。当明确知道华盛顿不会提供任何支持的时候，他决定策反者必须自己采取行动。政变之后，施陶芬伯格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哗变者”将不得不与斯大林谈判，因为他的红军很快就要逼近柏林的大门了。但与吉泽菲乌斯的想法可能相反的是，这位陆军上校从未具体表示他只会与苏联谈判。
对希特勒来说，自己一直处于被暗杀的危险之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且任何密谋幕后都可能有将军的支持。总而言之，他一生中遭受了将近40次暗杀，其中的七次他心知肚明。1939年，一个共产党刺客单枪匹马把炸弹安装在了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准备在元首演讲的时候引爆，但就在引爆前几分钟，希特勒离开了房间；1943年3月7日，在特雷斯科将军的帮助下，几名军官将两个英国人设计的、形似君度橙酒酒瓶的炸弹放在了希特勒乘坐的飞机包厢里，但是他在飞机上时，它们没有爆炸；两星期后，在柏林英雄纪念日仪式上，特雷斯科挑选了一个沮丧的陆军上校站在希特勒旁边，而引爆的炸药就藏在他的大衣里，但是这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怎么也无法接近那个独裁者，希特勒又逃脱了这一劫。
密谋者们知道，希特勒经常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防弹帽，而且除了一帮忠心耿耿的国防军助理外，还有党卫队保镖不离左右。当他的私人专列经过的时候，附近铁路所有的交通都得停运，而且专列上还有驾着机关枪的党卫队护驾。在德国不同的地方还放置了四个装甲车车队为他开道，而他总是乘坐自己的车，由他的私人司机而不是军队提供的司机开车。如果要举行一个公共集会，盖世太保和警方会提前24小时清场，清除一切可疑的人员，并在所有通往现场的道路上布下岗哨，而且还请技术人员搜查场地是否有爆炸物。所以，许多暗杀方式都曾被试过，但都失败了。希特勒好像能嗅到危险信号，他时常会突然改变车队的行车路线，或改变他在某个活动中出现或离开的时间。
施陶芬伯格和其他同谋者最终决定选择弗里德里希·弗罗姆指挥的近200万人的预备军作为他们的军事部队。这位将军一直对自己到底站在哪一边犹豫不定。如果他不愿加入“密谋者”，他的副手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作为“密谋集团”的一分子，承诺将迫使弗罗姆就范，而施陶芬伯格的职位恰好可助其一臂之力。1943年10月，奥尔布里希特任命他为自己的参谋长以接近“瓦尔基里行动”。这是预备军一个秘密任务的代号，该计划除了给战地指挥官输送新军队外，还负责镇压德国境内的老百姓和数百万外国工人的叛乱，或对付盟军破坏者的渗透。
“瓦尔基里计划”详述了如何启动全国各地军事区预备军部队来平息任何叛乱，并保护纳粹资产。负责为奥尔布里希特监督“瓦尔基里行动”的施陶芬伯格意识到这是在柏林和其他主要城市调动军队推翻而非保护希特勒的最佳掩护。作为参谋长，他也了解希特勒的行踪。“密谋集团”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个“瓦尔基里行动”的指挥官。如果弗罗姆自己不肯就范，奥尔布里希特打算逮捕他后，自己行动。施陶芬伯格开始着手制定发动政变的“瓦尔基里行动”的路线，并进行演练。
怎么对付希特勒呢？从1939年起，“密谋集团”就一直在争论到底是杀死他还是将其逮捕并绳之以法。吉泽菲乌斯赞成杀死他，施陶芬伯格也表示赞同，并且认为武器应该是爆炸装置而不是手枪，任何射手都不能保证一枪毙命。施陶芬伯格找人来安装炸弹，但“密谋集团”并不认为他是个合适的暗杀者。他身体残废，而且没有机会接近希特勒。此外，假若是在希特勒的“狼穴”总部，他很难刺杀希特勒，并在柏林发动政变。但他们没有找到自愿或适合于这项工作的人。最重要的是，在1944年6月，施陶芬伯格开始有机会可以接近希特勒。弗罗姆从奥尔布里希特处把他调出，让他出任了自己的参谋长。如果弗罗姆不能出席独裁者的作战指示会议，上校就取而代之接近希特勒，施陶芬伯格决定自己刺杀希特勒。
“密谋集团”计划让施陶芬伯格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刺杀元首，届时这个地方将被隔离数小时，以便柏林的“密谋集团”调动部队接管政府，而希特勒的随从也不在总部，无法进行干预。他们选择了英勇无畏受过良好教育的陆军通信负责人埃里克·费尔吉贝尔将军对“狼穴”实施隔离。但想要切断所有拉斯登堡的对外消息根本不可能。费尔吉贝尔认为，希特勒并无军事才能，他会命令其忠诚的部下关闭东普鲁士的中继站所有“狼穴”电话和电传通信，此时，他的手下就可以控制全国其他地区的交换器，让“密谋集团”而不是希特勒政权发布命令。但要想计划成功，首先必须刺杀希特勒。
7月初，施陶芬伯格觉得他们应该抓紧行事。除了卡纳里斯、奥斯特和莫尔特克，德国国会代表克莱稍集团成员尤利乌斯·莱贝尔博士等已经被逮捕。不久格德勒也躲了起来，因为盖世太保在到处找他。柏林也开始传播谣言，说某种形式的政变正在酝酿中。策反者担心，那些忠诚的纳粹分子围困他们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希姆莱对政变谣言也有耳闻，但并不知道“瓦尔基里行动”的细节。莱贝尔是被一个“共产主义集团”的告密者出卖的，盖世太保又在此前计划7月逮捕格德勒。“密谋集团”现在感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然而，施陶芬伯格在退休的陆军参谋长贝克眼中就是个神经兮兮的残疾人。柏林警察局长赫尔多夫，开始悲观，觉得政变没有胜算。施陶芬伯格就在此时还与别人为希特勒死后的政府构成发生口角。
在位于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希特勒的别墅中，施陶芬伯格跟弗罗姆出席了两次元首的作战会议，也借此机会琢磨了他的“猎物”。在7月11日，当他第三次回到伯格霍夫别墅的时候，他的公文包里装有炸弹，但他放弃了引爆，因为希姆莱没有出席作战会议。“密谋集团”意在杀死这个党卫队头目，如果可能再杀死戈林（他讨厌施陶芬伯格，因为他出席一个早期作战会议的时候戴着眼罩），这样他们就无法在希特勒死后镇压反抗军。7月15日，在“狼穴”的作战会议为他迎来了第二次机会。施陶芬伯格再次拖延了。希姆莱又一次缺席，而施陶芬伯格在参与希特勒的会议前，没有机会启动炸弹的延时引信。
7月20日，德国迎来了潮湿闷热的一天。就在那个星期四的早晨，施陶芬伯格被召唤到“狼穴”。弗罗姆不能出席，所以他的参谋长奉命参加元首亲自召开的作战会议，内容是关于启动预备军的两个国民掷弹兵师，阻止苏联红军从波兰进军。中午12点30分会议开始前，施陶芬伯格请求去盥洗室稍作洗漱。而他顺势溜进了旁边的休息室，在那里，他和他紧张的助手沃纳·冯·海夫腾中尉，开始准备引爆公文包中的两枚炸弹。
施陶芬伯格使用的是专用钳子，这样就可以用左手仅剩的三根手指操作。他启动了一枚炸弹的引信，把第二枚炸弹留给了他的副官海夫腾，因为装两枚炸弹在他的公文包里太显眼了，他匆匆赶上其他军官的步伐来到了举行会议的小屋。快进小屋时，施陶芬伯格问一名“狼穴”的军官：“我想尽可能靠近元首以便听清楚之后好做汇报，可以吗？”
希特勒12点30分准时到达。希姆莱和戈林没有出席，但施陶芬伯格决定继续暗杀行动。大约二十四名高级官员和副官站在房间里，包括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部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新任陆军总参谋长阿道夫·豪辛格，当时他正在向希特勒汇报东部战线的情况，施陶芬伯格和其他两名副官溜了进来。希特勒前面是长长的木桌，他双手伏在桌子上，正在弯腰看地图，抬头看了一眼。希特勒没有认出施陶芬伯格，尽管他之前也在一群军官中出席过作战会议。凯特尔向希特勒介绍说他是弗罗姆的参谋长，要对地方军师团做作战说明。希特勒笨拙地握了握施陶芬伯格的左手，然后转身接着听豪辛格做简报。一名同施陶芬伯格一同进来的军官领着他走到了元首右边的一个位置，让一名海军上将让开一点，给这名有严重残疾的上校腾个地方。海军上将心甘情愿地让开了，施陶芬伯格把公文包放在海军上将曾站过的地方，也就是面前桌子的右下角附近。但站在施陶芬伯格旁边的豪辛格的副官觉得那个公文包有点碍事，把它推到了粗壮的桌子腿右面，这样在公文包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桌腿。
施陶芬伯格先行告辞，在外面房间走廊里对一名军官说，他要去给同时也在“狼穴”大本营的通信局长费尔吉贝尔回个电话。谁也不会在意，因为军官们经常频繁出入会议室去接收或发送信息。但施陶芬伯格并没有去打电话，他退出了会议室去找海夫腾和等着带他们到附近拉斯登堡机场的汽车。正在他与费尔吉贝尔一边讲话，一边准备与海夫腾和司机钻进一辆霍希轿车时，一声爆炸巨响从会议室传了出来。
施陶芬伯格命令司机快速赶到1号警卫亭，那里的哨兵也听到了爆炸声，但最终还是打开了阻拦物给他们放行，因为施陶芬伯格告诉他们，元首下令让他立即赶去机场。他已经提前安排了一架亨克尔111战斗机停在飞机跑道，等候他和海夫腾飞回柏林。施陶芬伯格在轰炸机上快速系好安全带，心中确信爆炸中无人生还，包括希特勒。
但希特勒却逢凶化吉。炸弹在公文包所在的地方炸出了一个坑，炸毁了里面所有的陈设，将整个会议室席卷成一股明亮的黄蓝火焰，玻璃和木头碎片漫天乱飞，但那条隔在希特勒和公文包之间厚重的桌腿保护他的腹部免受爆炸的冲击。此外，当天会议并没有在大本营混凝土墙的地堡举行，而是在一个木制营房里，所以爆炸的冲击压力并没有像预想的一样遏制在会议室，炸死所有人，而是冲破了小屋的墙壁和天花板。四名军官被炸死，十几人被严重炸伤。希特勒在桌子坍塌并炸飞时，右手肘正靠在桌上，右下臂挫伤，裤腿碎裂，皮肤和头发被烧焦，碎片嵌入了他的身体，一个耳膜穿孔。副官们抬着他们那迷迷糊糊但气急败坏的元首时，听到他一直喃喃自语地说，他就知道身边有叛徒，还抱怨说他的新裤子被毁了。
一直在控制“狼穴”外界通信计划的费尔吉贝尔起到了辅助作用。但希特勒的亲信副官除了发送召唤希姆莱和戈林的信息外，暂时下令进行灯火管制，以便战地总部可以查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下午2点多一点，希特勒的核心圈强烈怀疑凶手是失踪的施陶芬伯格。到下午3点，希姆莱同意取消“狼穴”的灯火管制。费尔吉贝尔下令关掉东普鲁士的中继站，中断“狼穴”对外的电话和电传通路，但他却只能暂时阻止到柏林的通信。不到傍晚，大部分通信功能都已恢复。
下午4点30分，施陶芬伯格终于到达了“密谋集团”总部，同时也是预备军在柏林班德勒街的总部。半小时后，吉泽菲乌斯与警察局长赫尔多夫也来到了这里。到处是一片混乱，优柔寡断令将领们陷于“瘫痪”。费尔吉贝尔已经打来了电话，只是在电话中说：“情况不妙，元首尚存。”他们的政变完全是以希特勒的死亡为前提的，没有设想任何被暗杀者幸存的应急计划。施陶芬伯格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爆炸没有杀死希特勒，有片刻时间，他说服了班德勒街的其他人，“独裁者”已不在人世。贝克也请求团结一致，他庄严地宣布：“对我来说，此人已经死了。”施陶芬伯格与其他高级官员努力动员后备军的柏林部队和“瓦尔基里计划”中的全国军事区按计划行事，改换政权，逮捕如戈培尔等纳粹高官。但他们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弗罗姆很快意识到风向对“密谋者”不利，拒绝合作。起初软弱怕事的奥尔布里希特，最终加入了施陶芬伯格，将弗罗姆扣押了一会儿，但预备军总司令不久又夺回了控制权。下午4点，“狼穴”的通讯完全恢复，在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和凯特尔以及柏林的戈培尔，连同其他副官成功地取消了“密谋集团”的命令，并在下午6点30分，通过全国广播宣布暗杀失败，元首依然健在。
黄昏时分，忠于纳粹政权的部队包围了班德勒街总部，并最终闯了进去。与此同时，贝克拿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两枪，瘫倒在地但并没有死，直到弗罗姆命副官补了一枪方才咽气。紧接着，弗罗姆匆匆开设了袋鼠法庭（非法法庭）来杀人灭口（毕竟他也曾与“密谋集团”有过瓜葛）。午夜前后，施陶芬伯格、奥尔布里希特和另外两名军官被押出了庭院。汽车前灯的亮光打在他们身上，一伙临时集结的行刑队枪决了他们。施陶芬伯格临死之前高呼：“神圣的德国万岁！”
吉泽菲乌斯早早地离开了班德勒街，安全地逃到了西奥多和伊丽莎白的公寓。午夜过后，收音机里播放的唱片音乐突然停止，里面传出了阿道夫·希特勒挑衅的声音，他们三人围在一起，麻木地听着。“德国公民们！我很难细数到底有多少次人们企图计划并实施谋害我的生命。今天我对你们讲话，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完好无损；第二，告诉你们德国历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犯罪细节。”他接着大言不惭地说，这次暗杀未遂是“上天的旨意，是在昭示我必须坚持我的使命”。但私底下，元首并不那么自信。他的私人秘书告诉盟军军官，7月20日的刺杀让他“断了一只胳膊”，而且长达数月听觉失灵，站立久了，膝盖会抖，而且一只手总是不停地哆嗦，他必须用另一只手按着。
为杜勒斯工作令玛丽·班克罗夫特身心疲惫。她在马焦雷湖租了一间别墅，那个地方在瑞士南部海岸，靠近意大利边境，她在那里与女儿度假。7月20日晚上，就在她准备晚餐开始炒蛋时，起居室的收音机报道说，有人企图刺杀希特勒。整个晚上她一直不停地调台，想听到最新的消息。“密谋集团”的成员中至今尚未提到吉泽菲乌斯的名字，不过她知道他一定身陷危险。
伯尔尼的杜勒斯也听到了当天晚上刺杀事件的报道。片刻之后，他在信纸上打出了无线电话的底稿，用钢笔做了几次编辑，然后拨通了华盛顿的电话。此时，他除了无线电台和新闻通讯社的报道外一无所知。就算他知道，他也不会在电话中添加更多的信息。他知道瑞士当局，很可能德国人正在监听他的电话。他照着文稿开始说：“当然，今晚最精彩的新闻就是刺杀希特勒的尝试。”杜勒斯知道这些年来已经有好几次暗杀企图。他对华盛顿说：“此人似乎吉星高照，但可能全知全能的上帝让他幸免于难，是为了让他亲眼看到他所领导的破坏行动是如何让德国走向彻底的毁灭。”他打算把最后一句作为宣传信息，传达给那些监听的“听众”。“到目前为止，除了报纸和广播以外，暂时还没有其他报道”，杜勒斯最后说。他在拟草稿时，还曾写了这样一句话：“没有任何关于政变策划者的消息。”但在拿起电话前，他把它删掉了。他知道谁是政变背后的主使，但他可不打算在被监听的电话中透露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