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杜勒斯开始到处搜罗有关“哗变者”在“狼穴”里的企图，以及它对德国反对派运动的影响。在刺杀行动的几天之后，《纽约时报》和其他国际新闻媒体刊登了希特勒与贝尼托·墨索里尼察看爆炸现场的照片。墨索里尼之所以到“狼穴”，是因为元首原计划在中午的作战会议后与他会晤。杜勒斯仔细研究了这些照片，特别是一张希特勒伸出左手与意大利独裁者握手的照片。他发电报给华盛顿：“这表明希特勒的右手可能已经受伤。”他还注意到，照片中只显示的是独裁者的左脸，“让人不免猜疑，他的右脸很可能也被炸伤。”多诺万把这种推测转发给了罗斯福。华盛顿总部和伦敦的布鲁斯都急切地想从杜勒斯那里了解任何有关刺杀行动的情况。他的每封电报，有用没用的，都被迅速发往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杜勒斯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刺探情报，尽管他的档案里早就有关于刺杀计划的拟定内容。
7月21日，星期五，下午早些时候，他给多诺万发了一封他连夜搜集的情报的电报。据他所知，吉泽菲乌斯在柏林去向不明，留在瑞士的魏特简所能搜集到的信息也是支离破碎。软弱胆怯的魏特简（杜勒斯发现他也只配做个邮差）现在对其柏林战友所做的事情表现出义愤填膺。杜勒斯可以断定，就是最近七个月一直跟他联系的那些“哗变者”实施了暗杀计划。杜勒斯在电报中说，施陶芬伯格似乎是这个“密谋”的关键人物。那天早上，他翻了一遍他与吉泽菲乌斯谈话的笔记，发现“蒂尼”曾简要提到过这位上校。杜勒斯推测，施陶芬伯格可能是高级国防军军官与莫尔特克的克莱稍集团年轻成员之间的“联络人”。“当然，肃清运动将会是血腥残酷的。”杜勒斯承认，但他仍然很乐观。政变很可能成功（杜勒斯当时并不知道已经不可能成功），一切都依赖于预备军的忠诚（杜勒斯不知道希姆莱已经控制了这个武装力量）。在希特勒的午夜讲话之后，戈林的发言表明“反抗尚未全部绝迹”（不错，但星期四之后，反抗运动就销声匿迹了）。
杜勒斯推荐用心理战来支持反对派中的强硬分子。宣传单应该投放到德国士兵中。盟军空军应该轰炸希特勒的贝希特斯加登的大本营，以示纳粹高层仍在围困之中。盟军最高统帅部开始空投宣传单，但艾森豪威尔推迟执行罗斯福与丘吉尔关于轰炸贝希特斯加登的决定。
星期五晚上，杜勒斯忽视了无线电话可能被监听一事，向华盛顿透露了他所搜集到的更多情报，尽管他承认这仍然无法使他“清晰了解德国局势”。他是这样开始的，这次政变“没那么出乎意料”，只不过他一直不知道那些高级官员“有无勇气付诸行动”。但很显然，他们意识到“时间紧迫”，正如他在7月初向华盛顿报道的那样。“很可能暴动的时机尚未成熟，也可能盖世太保的行径迫使那些密谋除掉希特勒的人不得不行动。”为了成功，策反者需要几个主力德国国防军师团来占领“某些战略要点……如果他们占领了，就说明策反者手中至少掌握了几个大型的广播电台”。但杜勒斯没有听到策反者广播事实经过，他认为行动已然失败。即便如此，“刚刚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仍是过去几年来推翻希特勒政府的唯一的一次重大尝试”。德国国防军的士气遭到了“严重打击”。在军人界，贝克将军德高望重，军官们为他的死痛心疾首。但杜勒斯遗憾地总结道，目前在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集团能够像“哗变者”一样发动如此有影响力的政变。“如果这一尝试失败，德国人可能将不得不等待德国彻底战败。”他的预言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杜勒斯最终决定将他所知道的关于“哗变者”的事情告诉英国老大哥——但还是忍不住对总部指出“祖鲁人”（战略情报局对英国人的代号）让当时非常愿意向他们透露秘密的吉泽菲乌斯吃了不少闭门羹。在圣詹姆士宫的美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在7月23日晚上见到了丘吉尔，向他介绍了杜勒斯与德国反对派的谈判。在此之后，布鲁斯与克劳德·丹西坐下来宣布了消息。谢泼德森给杜勒斯写道，他期待“小祖鲁人”再次提起他暗中与“哗变者”谈判的“糗事”。然而，英国人对被排斥在外并不感到特别沮丧。杜勒斯猜测为他们已经提前得知了这次行动，因为军情六处一直在从魏特简处取得有关“密谋集团”的情报，英国特工早在1942年就认识了魏特简，但是他们也同样没有告诉他们的美国老弟。
苏联人那边怎么办？杜勒斯建议对他们隐瞒“哗变者”的事情，多诺万同意了。怀南特也表示赞成，担心直言不讳只会刺激斯大林的妄想症，让他认为美国一直在他的背后做手脚。然而，斯大林早已经知道了杜勒斯与“哗变者”的接触。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战略情报局华盛顿总部的一名奸细在7月20日前就给苏联通风报信，说伯尔尼站一直在与德国反对派合作。杜勒斯还担心，政变失败后，苏联为了控制局面会拉拢东线战败的德国将领，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多诺万把消息传给了罗斯福，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莫斯科从来没有酝酿什么协议。
从魏特简和其他线人为他提供的消息中，杜勒斯得到可怕的结论：在暗杀发生两天后，希特勒政权镇压了叛乱，策反者东山再起希望渺茫。“哗变者正在解散”，他发电报对华盛顿说。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手忙脚乱地为总部提供了一份分析报告。情报站接到谣传，在最关键的时刻，反对派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格德勒和贝克希望推翻希特勒后与西方达成和解，而施陶芬伯格决心与苏联讲和。但在这个阶段，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因为希特勒并没有被赶下台。杜勒斯越来越觉得沮丧，电台从未捕捉到任何关于暴动的宣传，而希特勒躲过爆炸后，暴动再也没有进展。他更加确信密谋的风声早已经泄露给了盖世太保，他们现在正在全力反扑，但他仍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同样，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其他事情发生。报纸上的报道与他听到的谣传如出一辙，要是吉泽菲乌斯能回来填补空白就好了。他很清楚，吉泽菲乌斯牵涉其中。杜勒斯拼命寻找任何“蒂尼”得以幸存并逃离德国的消息。
尽管所有的一切表面上看暴动已经失败，但杜勒斯仍然坚信，同盟国会从失败的政变中受益良多。他在一次无线电话中对华盛顿说：“这个反叛的企图应该能帮助破坏德国军队继续战斗斗争的意志。”一直在阅读传到伦敦的有关“哗变者”电报的凯西，并不那么乐观。盟军最高司令部也没有看到一线希望，已登陆诺曼底的盟军仍然被阻拦在滩头堡。艾克的参谋指出，纳粹现在正好有时间来巩固其政权，肃清残存在德国的反抗势力。
正如他们所言，希特勒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将预备军的指挥权交到了希姆莱手中，使他成为帝国仅次于元首的第二号人物。政变失败一个星期后，多诺万在华盛顿的研究分析师进行了一项秘密研究，准确地预测了德国纳粹党对德国国防军的控制会更加严格。“德国的崩溃可能不会太快”，希特勒会利用失败的密谋作为“大规模整肃”武装部队、公务员和工业界残余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借口。杜勒斯接到报告说，希姆莱手中有份五万人的名单，他怀疑这些在政府和私营部门工作的人是反对派的同情者。
杜勒斯所怀疑的盖世太保知道密谋计划的推断不攻自破。希姆莱自吹，在7月20日之后，他预料到了这种攻击，但事实上他的反间谍机构距离揭露政变还差十万八千里。但盖世太保为了弥补其情报失误，基本上在此后的战争中一直都是无情而有效地阻止密谋的发生，识别“哗变者”或任何与他们稍微有一丝牵连的人。杜勒斯在8月5日发电报给多诺万说：“看来，现在正在对‘哗变者’收网。”费尔吉贝尔、维茨莱本、奥斯特、汉森、赫尔多夫、哈尔德、沙赫特、弗罗姆和斯图克斯等全部被捕。盖世太保出100万马克的赏金索取藏匿的格德勒和同谋者阿瑟·内贝（一个刑警队队长）的人头。杜勒斯汇报说，盖世太保现在可以肯定阿勃维尔成员“被哗变者利用”。在9月初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确认“我们的‘659’（卡纳里斯）已被逮捕”。这位退休的海军上将于7月23日被盖世太保逮捕，他并没有参与政变，但是了解密谋的准备情况。
这些策反者还没有准备好应对希特勒所要使用的残忍手段。诸如费尔吉贝尔等高级军官并没有被行刑队枪毙，而是被折磨了几个星期后，赤身吊在钢丝或细绳上慢慢地被折磨20分钟后痛苦地死去。而且，旁边还有摄像机将其拍成电影供希特勒事后欣赏。很多人被迫列队观看一个纳粹狂热法官对格德勒的公审。那些被判刑的军官被拖入牛车拉入集中营监禁。整个夏天和秋天，杜勒斯都从报纸的报道和线人的情报中寻找资料，向华盛顿汇报被逮捕和被处决人的情况。他在伯尔尼编写的情报和伦敦军情六处计算的人数都有点言过其实。最终被枪决的5000人里，大多数都在希姆莱所列的他想除掉的嫌疑人名单中，他们与7月20日的密谋没有任何联系。或许被处死的人中有200-260人曾或多或少参与过“哗变者”的密谋。杜勒斯的柏林线人曾经告诉他，施陶芬伯格的妻子、孩子、弟弟和弟妹都被处决了。但年底他得知，以上消息并不属实。施陶芬伯格的家人，以及超过140人的其他同谋者的亲属被送去了达豪集中营。
8月中旬，一个信使终于给杜勒斯送来了一封来自弗里茨·科尔贝的密码信，他没有危险。奇迹一般，盖世太保的天罗地网居然漏掉了他。他在德国外交部的上司一直在提拔他，甚至晋升他为总理秘书。8月11日，伯尔尼站佳音频传。另一个邮差到了瑞士，告诉杜勒斯他刚刚见过吉泽菲乌斯，目前吉泽菲乌斯躲在柏林。在刺杀失败后的当天上午，这位阿勃维尔的特工就离开了斯特朗克的公寓，在接下来的三周，他在首都东躲西藏，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时刻担心他那高大的体形让他容易在乘坐地铁或在人行道疾走中被人认出。杜勒斯不顾军情六处发出的吉泽菲乌斯现在肯定是一个纳粹奸细的黑色警告，开始策划如何帮助他的朋友从德国逃脱。
1944年从秋天到冬季，前来进行和平试探的德国人和想要密谋刺杀希特勒的人继续出现在杜勒斯的办公室门口。杜勒斯将他们的提议都转给了华盛顿，但当时的总部对德国的抵抗运动已经厌倦。多诺万的研究分析师甚至在一份报告中猜测，希特勒可能自己上演了7月20日的政变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借机加强对德国的控制。
对这种观点，杜勒斯只能嗤之以鼻。谢泼德森写信对多诺万说，“哗变者”是“一帮不可思议的热情而愚蠢的德国人，似乎对如何进行密谋活动没有丝毫概念”。杜勒斯没有与“头彩”就这一点展开争论。
多诺万命令杜勒斯不要再与其他政变策划者或“哗变者”的残余来往。战略情报局局长写道：“我认为，从人文角度来讲，我们不插手德国人内部的争斗更有益处。”杜勒斯服从了命令，尽管很不情愿。他仍然怀疑苏联人不会按同样的规则出牌。至少，他对多诺万说，美国不应该反对任何西方导向的反纳粹行动，即使我们不以任何方式认同他们。
虽然“哗变者”的密谋以失败告终，但杜勒斯却在华盛顿名声大噪，因为他做出了预言并在事后提供了如此详尽的情报。伯尔尼站淹没在赞誉之中。谢泼德森发电报赞扬他说：“你的成就振奋人心。”
1944年8月15日-9月23日
威廉·科尔比的杰德堡突击队执行“布鲁斯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