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识一个叫铁锈艾伦的女孩吗？”安全官员问道。
“认识，她在美国海军女子预备队服役。”科尔比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他提供了约纳省抵抗组织不同支队的军官的最新信息，并说人数已增至6000多。第三集团军的人则有消息要通知他：伦敦选择了谢弗里耶做全省抵抗军的总司令。
科尔比和勒隆一直在派遣间谍，包括那个英勇无畏的佩吉·奈特到城镇，如约纳省西部的蒙塔日侦察敌人兵力集中情况，并将位置报告给巴顿第四师的情报官。在第三集团军的坦克加满油继续向东和向北挺进时，这两名杰德堡特工决定组织对德军的骚扰袭击，尽可能保护巴顿第三集团军的右翼，让军队顺利通过约纳省。现在他来巴顿总部的原因之一，就是取得保护第三集团军右翼的书面命令。目中无人的巴顿宣布：“让狗娘养的德国佬为侧翼担心吧。”他有理由骄傲自大，因为英国向他透露了“超计划”截获的情报，德国人正打算撤军，无意干扰他的侧翼。如果南面真的发生任何危险，他可以让空军和法国游击队去对付，以便他能保存实力发动进攻。陆军中校“浪**公子”罗伯特·鲍威尔，前纽约建筑师，现任战略情报局支队队长，交给了科尔比一纸巴顿签发的保护其右翼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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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凯西来到巴顿的总部，和科尔比一样，毫无军人的样子，迷彩服不搭配，头盔也不合适。给索菲亚的信中，他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战地老兵”，但其实根本不着边际。凯西真正的角色是布鲁斯的高级顾问，已经晋升为陆军上尉（月薪增加了50美元），负责调查伦敦和欧洲大陆的问题。
此外，多诺万还把凯西当作自己在欧洲的耳目。整个8月派他到法国、意大利和北非等地巡查。他还趁机旅游，用三个小时的意大利午餐犒劳他那敏感的胃。他把十二世教皇亲手摸过的念珠，邮寄给了索菲亚，还在信中说这里的城市就跟“美国任何城市的意大利区”一模一样。凯西带锁的手提箱里装满了文件，基本上一直拴在他的手腕上，他对如何开展间谍行动的行政管理表现出了极度的敏锐。他给意大利的战略情报局带去了一个显微镜，同时给多诺万发了长长的电文报告，涉及如何改进间谍工作、宣传工作、破坏计划等。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战略情报局情报员可以身穿制服在罗马游**，搜罗政治秘密，好比“一个好的新闻记者总会在巡查中有所发现”。情报员的工作应该与研究分析人员的工作相结合，一起去做同样的事情。与此同时，英国的军情六处正在以商业名义，渗透间谍到解放的城市搜寻经济信息。“我们也应该获得经济情报”，他建议。多诺万让他的高级职员传阅了他的这些建议。
在法国，凯西参观了被帕奇第七集团军解放的里昂和其他南方城市，对亨利·海德在那里组织的间谍网络钦佩不已，这个年轻特工也是多诺万的得意门生。8月28日，凯西飞往了巴黎，那时战略情报局官员大量涌进城市，需要征用豪华酒店做办公室。几天后，他开车来到巴顿的指挥部，听取战略情报局分队对侧翼保护的作战简报。“浪**公子”鲍威尔告诉凯西，一个激进的杰德堡特工科尔比正在组织游击队从南面保卫第三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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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月底，法国战役的人员伤亡非常惨重。美军伤亡、失踪或被俘13.4万人，英国、加拿大和波兰的伤亡人数为9.1万人，法国抵抗军最终的伤亡人数统计为2.4万人，法国平民的死亡人数达6.7万人。德国伤亡人数超过40万人。盟军现在在法国有200万人，是德军人数的两倍，而坦克是敌军的20倍。在北方从勒阿弗尔到特鲁瓦的广阔战线上，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布莱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已经跨越塞纳河，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延伸到了最右边。
与此同时，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和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的第一法国集团军从南方持续北上，到了隆河谷，过了里昂。8月，战略情报局特工和突击队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225人，他们负责在盟军行动之前，监视或攻击德国人。为响应柯尼希将军此刻呼吁的大规模游击队起义，法国各地的杰德堡特工指导对德军撤离车队的伏击，发报给空军确定轰炸目标，营救疏散跳伞的飞行人员到伦敦，在盟军人数众多的时候，担任他们前进的向导和情报官。
9月初，科尔比和勒隆掌握了约纳省内所有派别的抵抗力量，再加上谢弗里耶从欧塞尔带出的差不多一个团的游击队，他们开始商讨保护巴顿右翼的作战计划。因为与所有的抵抗组织有关，所以选择一名总指挥的道路坎坎坷坷。8月30日，各派领导人一起“叛乱”，要求成立委员会取代谢弗里耶为全省抵抗组织的领导者，这个想法非常不切实际，科尔比和勒隆立即说服了他们。
与战略情报局总部官僚的讨价还价也让科尔比抓狂。8月27日，在谢弗里耶的部队进入欧塞尔的当天，科尔比让维勒布瓦给伦敦发报，索要一架C-47达科他运输机装载供应物资降落到机场。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他得到的都是各种推诿，这种做法“摧毁了我们”对总部的“信仰”，科尔比在行动后的报告中写道。他已经仔细检查并测量了欧塞尔机场，并电告伦敦站可以安排达科他运输机的降落。伦敦回电说，他们听到谣言，说机场铺设了地雷。科尔比回电称，他亲自开车走遍了每个角落，确保一切安全。伦敦调度员回电说，在训练有素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来指导之前，他们不会派飞机到此地（在抵抗组织随便设置的着陆地点降落是有危险的）。科尔比回电说，他本人曾接受过训练。伦敦站随后又提出了更多的条件，如飞机着陆灯和信号等，科尔比都一一满足了他们。最让杰德堡团队头疼的是，总部官员在空投物资上一再延误和出错，各种各样的请求也让伦敦航空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所以有时他们需要武器的电报得不到答复。有些团队武器泛滥，而其他团队却收到很少的武器或根本收不到武器。还有就是打开圆柱形容器一看，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一个团队要睡袋，结果运来的是灯罩。感觉被骗的美国突击队在法国游击队面前颜面尽失。科尔比终于也受不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决定只要他们空投武器。
科尔比明显地感觉到约纳省的战争步伐在加快。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排山倒海般穿过了约纳省北部。总部下令让沿线的游击队各分队保持交通畅通，保护他们需要经过的桥梁，扫**德国留守的防御口袋阵，让补给车队顺利通过。欧塞尔以南，来自西面和南面的德国军队正在向东面和北面撤回他们的祖国。维勒布瓦致电给查尔斯站，从第戎向北延伸的主要公路正在被“大量的德国运输车”碾轧。德国国防军官兵现在只专注一件事——逃离法国。科尔比和勒隆不必担心他们停下来与抵抗组织展开战斗。这两名杰德堡特工一个劲敦促谢弗里耶，让他的游击队更积极地干扰敌军的撤退。一旦德军的防御太强，就如他们在讷韦尔向南进攻时遇到的那样，科尔比就呼吁进行空袭，给敌军以重击。从小道穿过的德国国防军小分队成了“布鲁斯”游击队的囊中之物。游击队的伏击迫使德军集中部队在主要道路上前进，并用安保巡逻队保护他们在夜间行动，避免遭遇盟军空袭。
随着德国驻军撤离约纳省的城镇，谢弗里耶的各个游击队快速抢占失地。他们建立防御体系，在道路上设立关卡障碍，迫使从南方跟来的德国车队因绕行抵抗组织的新据点而耽误时间。科尔比和勒隆有时不得不匆忙赶到村庄，平息队伍之间发生的纷争。但他们最终建立了一条游击队占领区的警戒线，保护巴顿的侧翼从西部的卢瓦尔河附近的布里亚尔穿过欧塞尔，到达东部的托内尔。对于一些直辖市，谢弗里耶的抵抗军阻止敌军掉头掠夺。过了欧塞尔北部的莫内托，德国国防军招收的300名白俄罗斯人用机枪和迫击炮打迂回战，夺取镇上的汽油罐为他们的车辆加油，只配备布伦式轻机枪的150名游击队员与敌军打了一场硬仗，德国的掠夺者最后决定不能为了多抢一些汽油而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向北撤离。
9月份第一周，科尔比和谢弗里耶亲自出动，侦察卢瓦尔河上的桥梁，主要是约纳省西部从北面的日安到南面拉沙里泰蜿蜒的河段。第三集团军的战略情报局分队的队长“浪**公子”鲍威尔，想要把这些桥炸开，让撤退的德军无法通过并靠近巴顿的右翼。科尔比和法国游击队首领潜行了47英里，爬上每座桥的后段去察看桥梁是否已经被击垮，判断是否需要再次袭击。有些桥梁，如桑塞尔桥，他们已经安排了游击队进行爆破。对于其他桥，如已经伪装过又有德军严密防范的拉沙里泰桥，他们发电要求空袭。
这次侦察突袭，无论是出于什么意图和目的，都成了他们最后的战斗使命。德军的撤离日复一日更加混乱，沿途士兵无所不抢，无所不掠，如汽车、自行车、鹅肝和勃艮第葡萄酒。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开始自相残杀。科尔比发电描述了德国国防军与纳粹党卫军在拉沙里泰展开的一场难解难分的酣战。9月份第二周，约纳省内的战斗宣告结束。除了个别掉队的士兵，约纳省的敌人已被全部清除。第三集团军的战略情报局支队估计，约纳省内游击队和邻近的奥布省东北的游击队打死德军2000人，俘虏5000人。9月11日，科尔比和勒隆帮助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和帕奇的第七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约纳省东南会师。从瑞士到北海，盟军战线正势不可挡地向东推进，逼近德国的边境。
9月23日，“布鲁斯”特工队离开了约纳省，遵照伦敦传来的命令，驱车前往巴黎的塞西尔酒店，那里的战略情报局官员会安排他们飞回伦敦。不过，他们在法国首都逗留了差不多三个星期，入住在香榭丽舍大道的力量酒店，与期待离开这个城市的其他杰德堡幸存者开派对。经过世人罕见的激烈战斗的洗礼，这些杰德堡特工的情感终于像炸弹爆炸般释放，在酒吧里狂饮作乐。埃尔布里奇在巴黎任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的参谋，科尔比得以与父亲短暂相聚。科尔比和勒隆还设法征用了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在城中到处游逛，还利用几天的时间远行西南到勒隆的故乡佩皮尼昂，让这个法国人与女友团聚。“布鲁斯”特工队并没有全部返回英国，10月10日，他们各奔东西。勒隆被派往美国总部，在那里担任法国联络官。维勒布瓦也回到了法国军队，被调到了印度支那地区，1945年3月9日，在与日军的激战中牺牲。科尔比飞回伦敦，乘火车北上到密尔顿大厅轮番做任务报告。他接到命令，在庄园外要严守机密，也不许在狐狸与猎犬酒吧讲述战争故事或吹嘘夸耀。负责安全的官员在得知有些战略情报局特工拿着游击队处决德国俘虏的照片回到美国时，感到万分惊恐。情报机构一想到这些照片可能会泄露给媒体，也是惶恐不安。
许多归来的突击队还面临着行政上的困扰，他们在执行任务中的花费必须入账。一个杰德堡特工被带到了法庭，让他解释25万法郎如何不翼而飞。幸好科尔比曾在一张纸上潦草地记下了那些数字，可以解释清楚“布鲁斯”特工队的所有资金去向。这三个人花掉了他们25万法郎钱袋中约22.663万法郎。其中7.5万支付给了其他特工和线人，其余给团队和抵抗部队购买食物，或者是用来购买替换空降时丢掉的衣服。科尔比自己从口袋里拿出了8090法郎，同时还上交了勒隆和维勒布瓦让他带回英国的1.528万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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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达50万法国男女最终加入了抵抗运动，所以量化他们的价值一向都很困难。游击队造成的德国伤亡人数总是一笔糊涂账。秘密战争一般也不适合精确统计死亡人数。据一位历史学家估计，抵抗力量本身只解放了法国212个城市中的百分之二。大多数城市都是数量远远超过他们的盟军解放的，要么干脆就是德军向东逃窜时主动放弃的城镇。即使没有抵抗组织，盟军仍将解放法国。尽管这样做，军队会遭受更多的伤亡，但他们终将赶走纳粹。
高级指挥官对抵抗组织也褒贬不一。艾森豪威尔有点过于夸张地称赞，游击队相当于15个野战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帮助，解放法国和击败西欧的敌人将消耗更长的时间，意味着我们自身也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帕奇的第七集团军称，在他们部队从南面进军的过程中，抵抗组织抓获了4.2万名德国士兵。然而，蒙哥马利在他的自传中几乎没有提到过抵抗组织。尽管巴顿的参谋对游击队保护第三集团军的侧翼钦佩不已，但将军本人似乎并不特别在意。当记者问他抵抗组织给他提供了多少支持的时候，他简而概之地回答说：“比预期的好，比宣传的差。”私下里，多诺万也发表了批评，他曾对一帮官员说，抵抗组织提供的情报往往“是不可信的”。在诺曼底登陆后，游击队的队伍因为许多后来者的加入一下壮大起来，但与军队相比，军事效能“差距很大”。他坦白道：“在一些山区他们的战斗可圈可点，但在其他地方，他们的价值等于零。”
但是游击队确实营救了一些盟军士兵的性命。如果艾克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抵抗组织有更多的信心，并且更懂得如何运用非传统战士，也许会挽救更多人的性命。同样重要的是，在被占领期间惨遭践踏的法国人民的骄傲，在抵抗运动之后得以找回。这也提醒了那些投敌卖国者，战后会有清算的一天。
战略情报局参与特殊行动的杰德堡特工和其他突击队士兵总共523名在法国敌后战斗，其中有86人丧生、受伤、被俘或失踪。英国特别行动处派出了480名特工，其中106人战死或被纳粹处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认为，如果没有杰德堡特工的到来，抵抗组织军事力量也将无用武之地。这93支渗透到法国抵抗队伍的特工队，在大多数地区从政治上成功地团结了不同的游击队，使之成为一股攻坚力量。他们捣毁铁路线，骚扰德军撤退，切断（或在需要时保护）桥梁，引导盟军士兵持续推进。这些团队带来了物资和与伦敦沟通的设备，训练了毫无经验的士兵，带领了他们执行任务，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科尔比坐在安静的密尔顿大厅，撰写他在约纳省行动的工作报告。他的战略情报局上司对“布鲁斯”特工队的成绩颇感欣慰。这些杰德堡特工所跳入的是一个抵抗组织各自为营的省份，特工们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工作将他们融合成一股统一的力量，炸毁桥梁、占领城镇、阻止撤退的德军干扰巴顿的右翼军队。一份总部报告总结道：“一个成功联络的特派团。”科尔比同意这种说法，尽管在报告的结尾，他指出：“如果更早派出这个特派团，可能会完成更多的任务。”这也是其他杰德堡团队共同的心声，他们来得太晚了。如果“布鲁斯”特工队提前两周伞降，“众多逃跑的德国纵队就不会来参加今天的战斗。”科尔比写道。七个月后，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给上司写了另一份备忘录，建议安插小型特种作战部队到海外，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训练游击队。他所说的部队与当今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有惊人的相似。
战争结束后过了很长时间，在他60多岁的时候，科尔比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没有过早派遣杰德堡特工是“非常明智”的决定。他意识到，如果过早派遣，将引发一场过早的起义，德国人也许会“扫**”游击队。在跟他儿子的谈话中，科尔比尖锐地批评了“布鲁斯”特工队的任务。他们空降的地方是两股强大军事力量割据的中心，一边是东进的巴顿武装，一边是撤退的德军。这三名杰德堡特工和几千名法国游击队员只能在两军的运行轨迹上发挥边际效应。他对儿子说：“其实我们没做什么。”
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53名美国杰德堡特工得到了战斗英雄的绶带。科尔比和勒隆被授予美军青铜勋章。16名突击队员在战斗中死亡、21名受伤、4名被俘、1名在战斗中失踪。少数回到密尔顿大厅的杰德堡特工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但更多人像科尔比一样，发现战斗令人兴奋若狂。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是一个爆炸性的、激动人心的时刻，虽然在当时看起来并非如此，太过简短。”他不希望他的战斗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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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0月5日，亨利·弗拉热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枪决。
战争结束后，贝当元帅被囚禁，他那千夫所指的首相皮埃尔·赖伐尔，被一个行刑队拖出去枪决。正义难以对所有人都公平。戴高乐并没有沉重地打击报复国家的叛徒，因为那样做不利于战后的政治利益，他更愿意把法国公民描绘成团结一致抗击纳粹的形象。但抵抗组织的游击队在战前、战中和法国刚解放之时，总共处决了大约9000名投敌卖国者，多达30000名法国妇女因涉嫌“横向通敌”而被剃光了头。在约纳省，一个女人被免于剃头，但人们拽着她的头发拖到树林中，开枪射中了她的脑袋。战争结束后，311263起内奸案如洪水般涌入法国法院，受审的占其中的一半多，其中的四分之三得到了判决。
9月下旬，在德国军队通过了约纳省后，罗歇·巴尔代一直保持低调。1945年1月，法国警方终于逮捕了他，但不久他就被释放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在确信他是叛徒之后，希望他在法国法庭受审并执行枪决。但戴高乐的安全机构并不确定巴尔代的罪，他向法国审讯官编造了一个天花乱坠的故事，声称自己是三面间谍，实际上他为弗拉热效力，反对布莱谢尔。法国机构相信了巴尔代，在2月释放了他。
早在1945年6月，英国特工在阿姆斯特丹就抓住了布莱谢尔。他们把他推上了一架飞往伦敦的飞机。在军情五处，反间谍特工开车把他送到了拉奇米尔大厦020营房，一个位于城市南部的审讯中心，开始拷问他。实际上，布莱谢尔不仅是个诡计多端的间谍捕手，而且还是个阴险狡诈的囚犯。他告诉了审问人员所有关于他在法国精心策划的活动以及巴尔代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1945年7月，法国特工重新逮捕了巴尔代。三个月后，军情五处把布莱谢尔送上了另一架前往巴黎的飞机，在其后的一年中让法国内政部官员带布莱谢尔为巴尔代的叛国罪作证。在弗雷纳监狱，这个阿勃维尔的家伙与他那面容憔悴的双重间谍还团聚了一下。1949年12月，巴尔代最终因叛国罪受审，并被判死刑，后来被改判为收监20年。1955年，他被释放出狱。之后他就隐姓埋名，销声匿迹了。
1975年6月，在科尔比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他在战略情报局的“布鲁斯”特工队的报告中加了一条“补遗”。科尔比写道，“布鲁斯”特工队在执行任务时，巴尔代的背叛尚属“未知”。但“这无疑说明了”在杰德堡特工转战约纳省时，“巴代尔的不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