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尔尼，从西而来的火炮轰鸣声不时传来，猛烈的时候震得桌上的茶杯哐当哐当响。随着盟军的推进，瑞士在8月底开放边境，这使得杜勒斯更容易向华盛顿发送报告，战略情报局的增援人员也可大量涌入。伯尔尼那微小的隐蔽的“前哨”，很快壮大为一个超过60人的主要间谍站。这里汇集的情报人员管理到达的任务；研究分析师研究评估线人的报告；反间谍特工负责审查间谍，秘书和职员负责打印和编码信息；通信技术人员负责传输电报。初来乍到的人包括：格哈德·范·阿凯尔，37岁，来自伦敦站的劳工部，负责向第三帝国渗透间谍；保罗·布罗姆，生于日本，精通五种语言，负责组织反间谍行动；特雷西·巴尔内斯，哈佛毕业的律师，曾两次跳伞到法国，现以外交名义被派到伯尔尼公使馆做文员。边境的开放，也让杜勒斯20个月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法国侦察，还与他的老板见了一面。
8月15日，当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到达法国的地中海海岸时，喜欢两栖登陆的多诺万，与部队一起在圣特罗佩附近的海滩涉水上岸。一个司机驾着吉普车带他随盟军部队北上。他对沿途所看到的抵抗组织游击队的作战效率印象深刻。凯西在其8月份的实况调查途中，绕道去了法国南部，在格勒诺布尔稍做停留，那里被烧毁的盖世太保工事余烬未灭，随时都有执行队枪决卖国者的报道。他在这座古城的郊区找到了多诺万。这位战略情报局的官员发现，他的老板正安逸地坐在一个宏伟城堡的房间中，透过林荫遮盖的露台，眺望法国阿尔卑斯山壮美的景色。在享受了一顿美味大餐和几瓶法国厨师瞒着纳粹分子隐藏的勃艮第庄园美酒之后，凯西开始为多诺万酝酿良久的渗透德国的“使命”献计献策。
自1943年11月以来，多诺万一直敦促他在华盛顿的员工和伦敦的布鲁斯群策群力，提出战略情报局间谍潜入德国的计划。但他的助手并没有提出多少建议，这让他很纠结。在他向北穿越法国时，多诺万计划激励一个人去实现他的构想，他认为此人是让战略情报局间谍潜入德国的关键人物，那就是艾伦·杜勒斯。
8月伊始，多诺万就一直给伯尔尼站长灌输他的想法。8月2日，他电告杜勒斯，战略情报局需要重新定位，把精力从法国和其他被纳粹占领国家的秘密战争转移到德国境内。我们“应该用我们所有的技能和聪明才智来解决这个问题”。多诺万提议将伯尔尼站作为这些情报和颠覆性任务的“一个前哨”，让杜勒斯先组织间谍和特种突击队潜入德国打探消息并制造混乱。多诺万**澎湃地写道：“这将是战略情报局真正意义上的行动，如大胆的突袭，暗中实施漂亮的攻击，小组形式的巡逻，工业设施的破坏。”
杜勒斯认为这个想法很不切实际。令他气愤的是，多诺万似乎对他与弗里茨·科尔贝和汉斯·吉泽菲乌斯的成就熟视无睹，却要轻率地推出这个愚昧的使命。他语气委婉但直截了当地在备忘录里提出了反对意见。他在电报中对多诺万说，伯尔尼站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已经被“逼到极限且已超越了极限”，他没有人手来发起这项宏伟计划，同时他提醒这位间谍头目，“我们是在世界上最廉洁的中立国开展行动”。瑞士人对他那小小不言的情报任务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如果他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一艘航空母舰，与德国展开秘密战争，他们定会大动肝火。杜勒斯继续辩解道，即便他有人手，即便瑞士肯合作，这种行动的时机也早已错过。多诺万设想的网络应该在战争爆发前组织起来。在战争开始后，德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就已经闭关锁国了。不像在法国，现在跳伞进入德国的战略情报局特工没有安全的落脚之地，更没有友好的老百姓支持他们。多诺万在华盛顿的顾问们倾向于同意杜勒斯的观点，他们的一个备忘录警告说：大体上说，德国人对盟军特工都有敌意，他们的社区“曾动员过战争。基本上人与人之间，至少户与户之间都与盖世太保有联系”。杜勒斯主张，就这个层面来讲，最好的情报是来自德国国内像科尔贝和吉泽菲乌斯那样愿意把情报带出来的德国人，而非大量潜入德国的外国特工。
多诺万很清楚面临的种种障碍，但初衷不改。他仍想让伯尔尼站长为他渗透德国鼓气。杜勒斯也想跟多诺万沟通（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在9月第一周，他越过边境进入了法国，跟着法国游击队长途跋涉来到了里昂东部的一个藏身处。他希望从这里搭飞机到伦敦，再转机到华盛顿，他以为在那里能见到多诺万。几天后，一个战略情报局官员敲开了杜勒斯藏身之处的门，告诉他多诺万一直在寻找他，并说在里昂机场南边的飞机跑道上有一架飞机在等着带他们两人飞往伦敦。
道格拉斯DC-3飞机在里昂机场的跑道上发动了引擎，多诺万像对一个久违的亲人一样，热情地迎接了他的伯尔尼站长。两人登上了运输机，杜勒斯没太在意一个叫凯西的年轻上尉的自我介绍。飞机从草坪跑道起飞，沿卢瓦尔河向西北的英国海岸，在撤退的德军飞机下面飞行。凯西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静静地坐着。他偶尔会紧张地望着窗外，希望迷途的德国空军战斗机不会掉头向南攻击他们毫无戒备又没有武装护航的飞机。与此同时，在机舱里，杜勒斯大声嚷嚷着向多诺万汇报他在7月20日的密谋中得到的最新细节。他对多诺万说，肃清运动是血淋淋的，但他相信德国的反对运动仍然存在，而战略情报局可以加以利用。多诺万点了点头，随即切入正题，杜勒斯早已经准备好洗耳恭听。他对杜勒斯说道：“我想听听大举渗透德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仍从英国空投特工，就跟我们渗透法国的方式一样。”
杜勒斯列举了种种论点，说明为何这个想法没有多大的可行性，凯西在整个飞行中一言未发。毕竟他身边这个人此时在情报界已经是跟多诺万齐名的名人。他作为一个小兵插嘴总是不太适合。此外，凯西早就知道多诺万根本不会在意杜勒斯的反对意见。在上尉手腕上拴着的带锁的公文包里，是他和布鲁斯应多诺万的请求，在过去几周里，精雕细琢准备的渗透特工到德国的计划。
9月8日下午，道格拉斯DC-3飞机在伦敦降落。当天晚上，多诺万、杜勒斯和布鲁斯来到了萨沃伊酒店的酒吧喝酒，突然间被第一颗德军V-2导弹在城市里的爆炸声打断，导弹在奇西克炸出了个巨大的坑，造成三人死亡。在随后的夜晚，每当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多诺万都会来到格罗夫纳广场战略情报局伦敦站的屋顶，看更多希特勒的“复仇武器”从空中划过。
凯西也曾在屋顶伸长脖子看早期的喷气动力V-1飞行炸弹（嗡嗡炸弹）。此时，随着这些比一般炸弹重六倍的庞然大物的接连到来，他躲进了掩体。他现在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的都是如何重组伦敦站的间谍机构。多诺万把渗透德国作为重中之重，杜勒斯则一直反对并试图用其他的选择进行抑制，但多诺万现在对他伦敦的年轻助手而不是伯尔尼的明星站长言听计从。多诺万和杜勒斯之间产生了裂痕，这两个人本身也并不特别喜欢对方。两年来，杜勒斯的电报中，不时提出狂妄自大的外交建议和对多诺万管理的微妙批评，让战略情报局头目心存芥蒂。他认为杜勒斯想抢他的饭碗，事实上这种推测八九不离十。
多诺万还断定，杜勒斯是一个糟糕的管理者，这个很具讽刺意味，因为多诺万的管理也很混乱。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杜勒斯缺乏让手下人忠心耿耿的领导能力（多诺万自然具备）。在萨沃伊酒店喝酒的时候，多诺万已经向他的伯尔尼站长透露风声，他不会得到他最梦寐以求的“大奖”。杜勒斯听到传言说布鲁斯想回华盛顿，就想自己取代他成为伦敦站的负责人，并在不久后将该站打造成监督整个欧洲大陆的战略情报局行动的重要站点。在酒吧里，多诺万还告诉他的两名手下，要原地待命。布鲁斯将继续作为伦敦站站长监管欧洲行动，而杜勒斯依然留守伯尔尼。凯西听闻此言深感宽慰。他对杜勒斯糟糕的行政管理技能的流言蜚语早有耳闻，不想让他成为自己在伦敦的老板。
多诺万试图用糖衣炮弹劝说杜勒斯，称瑞士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这位干将。多诺万补充说，战争结束后，布鲁斯将回到美国，他希望杜勒斯领导战略情报局并把任务转移到被占领的德国。他没有告诉杜勒斯他其实更想让布鲁斯做那份工作，而让杜勒斯去做布鲁斯的下手。
杜勒斯感到万念俱灰，尽管他并不惊讶他将领导战后德国的使命。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费迪南德·迈尔和多诺万已经开始不断地给他发报，让他开始思考如何在德国纳粹崩溃之后组织一个间谍网络。在安排盖沃尼兹负责伯尔尼站后，9月15日，杜勒斯与多诺万一起飞回华盛顿，尽职尽责地开展他的新工作——在战时和战后渗透德国。
两年前，杜勒斯离开时，这个南方城镇还死气沉沉，现在却挤满了忙碌的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每一间酒店房间和闲置的办公室现在都被占用，作为各种政府计划和官僚战争筹款的场地。虽然声称自己想念家人，但杜勒斯在为期两周的访问期间，只给克洛弗和孩子们分配了一天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他一直在与纽约办事处和华盛顿总部的战略情报局的同事开会。华盛顿总部给他分配了一个房间和一部电话。助手们差不多都排在门口，想一睹这个在瑞士因出色的情报工作而一举成名之人的风采，或与他攀谈。而在这诸多的来访者中，有一位是战略情报局历史学家，他开始采访杜勒斯并保留了一份有关其成就的记录。“现在还不是颂扬我们成就的最佳时间。但是，我们的确成功地渗透到了阿勃维尔，将其变成反希特勒机构。”他对历史学家说，并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感到洋洋得意。杜勒斯也曾去克里姆林宫和五角大楼，对那里的高级官员简要概述关于针对在德国战后建立特派团并在战时渗透德国的想法，而且还给他们阐述了各种原因，虽然他认为战时渗透徒劳无益。
大约在杜勒斯逗留华盛顿的同时，凯西也来到了华盛顿。与杜勒斯不同，凯西时刻记挂着他的家人。他尽其所能，赶上了第一班火车到纽约跟索菲亚和16个月大的伯纳黛特团聚，当时她们与她的家人待在一起。凯西与杜勒斯在华盛顿逗留期间是否曾聚在一起，两人都没有相关记录。但杜勒斯的确去了理查德·赫尔姆斯的办公室。这个海军中尉一直在仔细阅读杜勒斯的伯尔尼电报，而他本人在总部已经作为中欧和斯堪的纳维亚任务执行官而声名鹊起。杜勒斯马上将赫尔姆斯列入其德国使命的关键助手名单之中。
1944年10月，杜勒斯回到伯尔尼站时，终于看到新员工面孔，新行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但他对前景并不看好。玛丽·班克罗夫特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转型，我再也没看到那个曾经的艾伦·杜勒斯，他对行动曾是那么的娴熟自如，那么不受外界干扰，那么特立独行……而今，艾伦个性中的亮点和魅力消失了”。随着伯尔尼阴雨连绵的秋天的到来，又一次痛风发作使他更加沮丧，而且当这种疼痛扩散到他的右肘时，他不得不停止写字。他对总部和伦敦的牢骚不断，说他的行政负荷太重，缺乏训练有素的官员帮他分担，公费旅游的美国游客浪费了他太多的时间。华盛顿总部毫不客气地指责杜勒斯缺乏管理能力。多诺万开始在杜勒斯电报旁边草写刻薄的批语。就连新到伯尔尼的官员也发现这个站长很难相处而且不善交流。
另一方面，在伦敦的凯西，正凭借他的行政能力赢得褒奖。深秋，五名海军上将站在房间里注视着他的制服别上美军青铜勋章，他自豪地写信给索菲亚说。他和一个室友还搬进了哈雷大厦87号的一套豪华公寓，里面有座雕像，几个壁炉，地板上铺着老虎皮和狮子皮，“还有一张漂亮的大方床”，他告诉她。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现在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挑战性和吸引力。我现在管理的是大使、将军和部长级别的人，而且在整个欧洲领域，我几乎有完全的决定权和行动自由。”
10月13日，凯西又去了一趟法国，乘坐一艘鱼雷快艇穿过英吉利海峡到了瑟堡，然后乘吉普车越过崎岖的道路到了巴黎。他充满敬畏地注视着沿途庞大的、长到望不到尽头的盟军车队。他写信对索菲亚说：“真为美国人感到骄傲。”凯西住进了号称客房有热水的玛索皇家酒店，他对厨师的精湛厨艺赞叹不已，仅用军队口粮、芝士酱、大蒜和料酒就能做出精美佳肴。伦敦站已经开始慢慢转移，布鲁斯麾下的3400多人中有350人调到了巴黎，更多人都在找借口调过来。
凯西发现这个光明之城“绚丽多姿”，他给索菲亚写道。他对那些战略情报局官员没什么好感，他们把办公室弄得相当奢华，从阳台上可以俯瞰香榭丽舍大道。他在同一封信中抱怨说：“他们当中太多人都是榆木脑袋。最令人忍无可忍的是，他们看似追求真理，但实际上很多人因沉迷夜生活导致次日无法好好工作。”凯西发现战略情报局的前哨站乌烟瘴气，大部分的工作平庸乏味，主要是对法国战役遗留下来的间谍例行调查，或是应对迷失在法国的德国间谍。布鲁斯命令他重新整顿秩序，这正如他所愿，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迫使他必须好好整顿。
凯西发现，巴黎士气低迷是美国和英国情报界对自身认识不足造成的。他们普遍认为德国不再是一个需要“侦察的斗士”。甚至凯西也曾告诉过索菲亚，他坚信战争不会持续到冬天。军情六处汇报称德国官兵的士气严重衰落。战略情报局对170名战俘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德国会战败，战争会很快结束。多诺万把调查结果发给了罗斯福，同时还发送了战略情报局对德国报纸讣告的研究，显示德国很多青少年和老年人都战死沙场，也就是说，德国国防军相当缺乏二三十岁的理想人力资源。
杜勒斯电告华盛顿，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德国知名的工业家和德国国防军将军都想尽早结束这场战争。据他的线人报告，纳粹高层领导人也开始出现分裂。戈林正在谋划飞往南美洲，一个线人说。虽然杜勒斯也承认，“这可能是一个童话故事”。其他消息来源称，希特勒患上了严重的咽喉疾病（以此解释不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且营养不良，7月20日的刺杀导致了他的耳聋和人们现在所说的躁郁性精神病。
杜勒斯特别警告说，希特勒“仍然是元首，其铁腕手段依然触及每个领域”，但这种告诫被淹没在由来已久的乐观主义的汪洋大海里。甚至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艾森豪威尔的参谋也曾下令，组织关于如何管理被征服的德国的研究。到8月份，为防第三帝国早日投降，多诺万的总部已经起草了将在德国开展工作的详细工作计划。7月，凯西和杜勒斯都接触过代号为“末日帝国”的行动——在德国瓦解之后，火速派遣名为T部队的特工团队进入柏林和其他四个主要城市。
“市场花园行动”的失败让德国已经没有战斗力的妄想彻底熄灭。9月17日，蒙哥马利突发奇想，实施了这个大胆的计划。他下令各伞兵师团空降荷兰，为英国第二集团军开辟一条走廊，夺取莱茵河的桥头堡，捣毁一直恐吓英国的V-2导弹发射场，让25万敌兵落入陷阱，然后“雄赳赳地推进”刺向东鲁尔，迅速结束战争。然而，因为计划的时间太过精准（师团未在指定时间到达，占领桥梁和城镇），指挥官的狂妄自信（进攻开始时，蒙哥马利正在让人给他画像），错误的陆军情报（当85000名做好战斗准备的德军士兵掉头反击进攻者时措手不及）使任务惨遭失败。在五天的战斗中，盟军在一个英国军官称之为“一个史诗性错误”中失去了17000人。凯西认为这是一场溃败。对于战略情报局，这一行动却开始唤醒那死气沉沉的伦敦站和巴黎站。“市场花园行动”之后，盟军马上就意识到1944年底结束战争的前景黯淡。多诺万的间谍机构面临更为艰巨的使命，要渗透的是一个敌对的德国，而不是一个投降了的德国。
10月12日，在登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鱼雷快艇前，凯西向华盛顿发出了一份长达九页的备忘录，题为《战略情报局之德国计划》。多诺万把它分发给了他的高级职员传看。凯西在备忘录的开始写道，他们在法国的任务已经成功，现在“行动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德国”。盖世太保的安全控制依然严密，但盟军的地面推进和空中打击正在瓦解他们。同时也涉及了如何对一个仍在战斗中的国家进行渗透并提高公众对“纳粹政权的不满”。
凯西建议从英国、瑞士和瑞典派遣100名特工到德国，搜集德国国防军兵力军事情报以及纳粹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情报。这些特工要进行破坏帝国的行动和颠覆性的宣传。他告诉多诺万，在伦敦站设立的分支机构可以利用起来，但这将需要有“顶尖水平的人事工作技能”来组织这一雄心勃勃的事业。凯西的备忘录并没有说明应该派谁把所有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但很明显，凯西心目中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