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整晚的时间都守候在哈灵顿狭小的控制塔，直到那些送间谍的飞机回来，飞行员向他报告特工已经跳伞。他通常会睡眼惺忪地在次日凌晨返回到哈雷大厦公寓，那时凯西已经开始吃早餐。如果消息不错，他通常仅会说一句：“空降成功。”凯西总是哼上一声，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接着吃他的蛋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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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星期日早晨，一名司机带着坐在后座的凯西开车去格伦登大厅，这是北安普敦郡一个僻静的庄园，是指定的O区的一部分，是间谍被送往17英里外哈灵顿机场前的居住区。
特工们也可使用阿什比堡附近的打靶场，在渗透之前试试他们的手枪。对凯西来说，送别间谍一直是一种情感体验。与沉默寡言的赫尔姆斯不同，为了弥补他内心的苦恼，他总是在特工们登机前跟他们搭讪聊天。今天晚上，他要送别的是代号为“医生”和“画家”的特工团队。他的比利时站所招募的这些特工要潜入慕尼黑的两个不同地点，任务是在城中的比利时工人中组织间谍网络，并探查空投区和安全屋，为那些凯西计划以后潜入这个巴伐利亚城市的特工们做准备。“医生”特工队的两名特工降落的地方，是奥地利的蒂罗尔州阿尔卑斯山附近慕尼黑东南50英里外的一块空地，然后他们要赶往库夫施泰因边境小镇，到其中一个团队成员的好朋友家里，希望人家会收留他们；“画家”特工队的两名特工会降落到慕尼黑以东特罗斯特贝格的一个安全屋，属于天主教堂。
与其他团队不同，这四名间谍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阿方斯·布朗托克，23岁，化名为让·丹尼斯，是“医生”特工队的无线电报务员，他曾在比利时空军做过报务员，到1944年9月之前，一直在比利时德国边境破坏部队效力。布朗托克个头不高，鹅蛋脸，发际线向后，右脸颊下方有个疤痕，虽说算不上聪慧，但在F区，他是一个态度认真的间谍学生，能记住所学的东西，上课准时，对安全有警惕性。因为他的间谍身份是一名慕尼黑汽车修理厂征用的比利时机修工，他的战略情报局教练把他送到了汽车修理学校学习。扬·斯梅茨，24岁，布朗托克的间谍搭档。1944年加入比利时抵抗组织之前，一直在布鲁塞尔大学攻读催化化学专业。斯梅茨的化名是扬·布洛赫。他身材挺拔，以自我为中心，脸色红润，在F区学习时一点就通，但他很懒散，上课迟到，不参加晨练，更多的兴趣是在伦敦的女人和夜生活上，而不是课业，差点就没有通过间谍训练考试。斯梅茨的间谍身份是比利时劳工，曾在慕尼黑一家工厂工作，工厂被炸毁后，正在四处寻找工作。
“画家”特工队的间谍是埃米尔·让·范·戴克，20岁。1939年加入了比利时军队，纳粹占领了他的祖国之后，他逃到了英国，曾两次作为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潜回比利时执行间谍任务。埃米尔戴着角质框眼镜，留着后背头，看上去更像一个年轻图书管理员而不是秘密战士，但他已经拥有了七种不同的间谍身份（用于他渗透到不同的国家），是个精力旺盛、意志坚强的人，F区的教官报告称他“喜欢战斗和危险”。他的政治倾向令教官们担忧，他们注意到他“左倾化严重”，并同情苏联，但是埃米尔对德国人的深仇大恨弥补了这一点。弗朗索瓦·弗卢尔，埃米尔的无线电报务员，跟他年龄相仿，之前在大学读古典文献学，后加入了比利时商船队，纳粹入侵后，加入了比利时特勤局。弗朗索瓦化名是弗朗索瓦·福沃盖特，相貌英俊，留一撮像希特勒一样的小胡子，曾被德国人抓捕入狱，1944年10月布鲁塞尔解放后被释放。之后两个月，他在荷兰敌后为英国特别行动处效力。两个特工每人带着七个伪造的身份证件，计划冒充比利时工人。此外，埃米尔钱包里还装着10.9万马克和比利时耶稣会的介绍信，好说服慕尼黑东面的天主教亚历克修斯修士会会友，把他们藏在教会六个避难所的一处，而他们将趁机建立自己的间谍网络。为了证明他和弗朗索瓦是比利时特工而不是纳粹奸细，埃米尔需要背诵提前预定好的暗语：“我来自亚琛，来时见到了耶稣会神父，我带来浮士德神父的消息。”
3月18日，凯西抵达格伦登大厅的时候，这些特工心情都很沉重。凯西本计划在1944年12月底派遣“医生”特工队，两个月后再派“画家”特工队。但由于航空运输的延误，日期一拖再拖。三天来，这四个人一直在O区这个乡间笼子里等待，开始跟他们的“操纵手乔”大喊大叫，吵着说要么把他们送上去德国的飞机，要么让他们夜间到伦敦的酒吧。凯西的到来，使在格伦登大厅应付“医生”和“画家”特工队时已经黔驴技穷的“操纵手乔”，终于松了口气，因为他们的飞行日期已经确定为星期日上午，飞机会带四人到法国东部的第戎，然后从那里踏上另一架飞机，飞到慕尼黑。
在哈灵顿机场，凯西注视着“操纵手乔”复查特工的皮箱，确保每个人的箱子里都装有武器、衣服和无线电设备。3月的巴伐利亚依然冰冻三尺，所以里面还装了棉大衣、雪地靴和额外的干粮以防他们被迫在山上或森林待的时间比原计划长。上午11点整，凯西目送着轰炸机带着特工和护卫队升空。扬·斯梅茨登上飞机的时候显得活泼与自在，凯西认为那是一种假象。其他三个嘴唇紧闭、满脸愁容的人更准确地反映了他们的情绪，凯西觉得，那也很可能是斯梅茨内心的感受。
回到伦敦车站，凯西在星期二凌晨接到了一封电报，让他心烦意乱，就如前几次一样。带着“画家”和“医生”特工团队的飞机成功从第戎起飞，但飞行员在躲避库夫施泰因南部防空高射炮时迷失了方向，被迫带着两个特工团队回到了基地。3月21日，星期三凌晨，“画家”特工队终于成功伞降。三天后，“医生”特工队才得以空降。凯西的比利时站要求“维克多”电台接收站密切监视两支队伍的频率，并在接到“医生”特工队或“画家”特工队传来的信息后，立即向伦敦站报告。
3月26日，“医生”特工队首先发了电报。这个简短的摩尔斯电码传输的信息，告诉伦敦他们已经安全着陆，并要求英国广播公司用这样一句广播测试信息：“帝国是敌人残酷无情的兵工厂。”凯西立即发报给华盛顿的谢泼德森，提醒他布朗托克和斯梅茨已经渗透到了德国。
“医生”特工队伞降到了指定的库夫施泰因以南降落区5英里外的地方，事实证明这是个幸运的意外。如果飞行员把他们空投在正确的地方，斯梅茨和布朗托克可能已经牺牲了，德国山地士兵白天一直在那里进行演习，而且计划次日继续返回训练，他们肯定会注意到积雪覆盖的草地上的痕迹，很容易就能追踪到这个伞降队。但斯梅茨和布朗托克面临着所有伞降到错误地点的特工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当晚由于到处冰雪覆盖，他们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根本无法确定自己的方向。值得庆幸的是，斯梅茨降落的地方离布朗托克只有50米的距离。飞机的调度员把装着他们设备和服装的三个圆柱形容器推下了飞机，然后斯梅茨和他的搭档依次从跳伞口跳了下去。他们已提前约定好，斯梅茨原地不动，布朗托克去找他。
斯梅茨收起了他鼓鼓的降落伞，把酒瓶从夹克里掏了出来，痛饮了几口，瘫倒在地上。布朗托克五分钟后找到了他。两个人用了大约三个小时，才找到了那三个圆柱形容器，它们被投在了大约250米开外。身上穿着黑色的大衣和西服，这两名特工在月光照亮的雪中很显眼。他们剪掉了其中一个白色的降落伞，来遮盖身体作伪装，并开始在降落地附近挖坑掩埋另一个降落伞和三个圆柱形容器。他们伞降的地方是可以眺望基茨比厄尔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山顶。斯梅茨估计这个地方离山谷有3000英尺。他们不知如何下山，既没有设备，也没有经验，周围的积雪有3-12英尺深。于是他们爬上了一个斜坡，看看是否有任何德国人从下面出现。斯梅茨摊开睡袋，喝干了酒瓶里剩下的酒，爬进睡袋睡觉。布朗托克负责站第一班岗。
第二次好运降临时是几个小时后的破晓时分。布朗托克推了推他的伙伴，叫他快醒。透过望远镜，他发现有三个身影跋涉上山走向他们。布朗托克和斯梅茨用手枪对准他们，但是特工们释然地发现，这些闯入者很友好，这三个人原来是德国军队的提洛尔逃兵。就在前一天，他们正好在“医生”特工队降落的地点铺开了红白相间的奥地利国旗，希望给过往的盟军飞机发信号，告诉他们友好的游击队就在该地区，并接收空投物资帮助他们组成一个抵抗小组。当他们听到载着“医生”特工队的B-24“解放者”前一天晚上在这个地区低空飞行时，他们拂晓就出发，看看飞机是否伞降了物资。
这些提洛尔人帮助斯梅茨和布朗托克挖出了他们的圆柱形容器，带他们到了附近的他们自己藏身的小屋，给这两个比利时人准备了面包、肉和热茶。当天深夜，那些逃兵又花费了许多精力帮助这两名特工下山，花了四个小时来到了山下舍福村的一个农家，该村在库夫施泰因的南部。
次日早晨，布朗托克打开了他的无线电，发送了第一条信息，告诉伦敦“医生”特工队已抵达，准备开始工作。凯西的分析师给了斯梅茨一个近40个目标的单子，让他们探测库夫施泰因周围的目标，如武器工厂、零部件仓库、机场、党卫军驻地、疑似的集中营、像戈林一样的高级官员的别墅、纳粹狂热分子以备投降后的抵抗可能藏匿的武器等。“医生”特工队接到的命令是待在原地区，侦探并把所发现的情报发回直到战争结束。
“画家”特工队一直杳无音信，令凯西非常沮丧。3月21日凌晨，范·戴克和弗卢尔也被空投在了错误的地方，距离特罗斯特贝格附近的预定地点约有十几英里。他们立即收起了降落伞，迅速脱掉了大外罩，并在树林里找了个地方把降落到附近的圆柱形容器埋了起来。拎着箱子和其他装备，他们吃力地向西北走去直到天亮。然后他们在树林里隐蔽了一天，弗卢尔的右脚后跟一阵阵抽痛。1月份训练跳伞的时候，他受了伤，昨晚又再次受伤，让他疼上加疼。第二天深夜，他们继续向西北跋涉，但这次只带了一半的装备，扛着所有的东西前进太困难了，尤其是弗卢尔疼痛的脚后跟。他们埋藏了两套无线电中的一套，还有“琼-埃莉诺”两个电池中的一个（头天降落的时候已经摔坏，弗卢尔认为可能没用了），两挺斯特恩轻机枪（两人觉得，就算遇见德国人，他们也不能架起来打）。
次日早晨，范·戴克和弗卢尔已经到了特罗斯特贝格的郊区。他们决定把第二套无线电和其他设备埋在那里的树林里，然后沿着通往城市的路走。范·戴克找到了一个亚历克修斯修士会会友庇护所地址，据说能为他们提供安身之地。但是会友让这两位特工吃了一顿饭，然后说他们所能做的也仅限于此了。因为一个希特勒青年团中心就坐落在庇护所的隔壁，亚历克修斯修士会会友非常害怕，担心过不了多久那些狂热的青少年就会发现庇护所里窝藏着颠覆者。
范·戴克和弗卢尔再次出发，能坐火车就坐火车，没有交通工具就步行。3月24日，星期六晚上，他们终于到达了慕尼黑。他们在一家通宵咖啡馆，慢慢地品着咖啡，试图不引人注目，坐到了次日早晨。然后他们乘公交车，到了范·戴克名单中一个有希望的安全落脚点，这是一个比利时机修工租的公寓，之前曾是党卫军的军用车库。机修工只是介绍了自己的姓，范·吉尔，他比亚历克修斯修士会会友要友好得多。但是范·吉尔说，他在慕尼黑不认识什么人，所以他无法帮他们在比利时劳工中建立间谍网络。不过范·吉尔对城市的生活状况所知甚多，星期日大半天，他都在给范·戴克和弗卢尔灌输有关的知识。而且他还真有一个朋友给他们找了一对比利时夫妇，夫妇愿意留他们当晚在家里过夜。3月26日，星期一，早晨天一放亮，范·戴克和弗卢尔走进了慕尼黑的劳工部（就业交流中心），作了难民登记，寻找工作。由此，他们向厄运的泥潭迈出了第一步，漫长的一个月的纳粹安全控制压迫就要降临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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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第一周，最终的大决战准备已经紧锣密鼓。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巨头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地点定在了黑海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度假胜地雅尔塔，一座乳白色大理石修造的里瓦几亚宫。他们要研究决定如何对德国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如何分割胜利者占领区，如何在战后重组饱受战争**的欧洲国家，三个大国如何进军，粉碎亚洲的日本帝国等重大问题。在阿登高地反攻失败后，希特勒把总部搬到了柏林，准备在帝国总理府附近深深的地下元首地堡度过剩下的战争岁月。艾森豪威尔的大军在其西侧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其东侧则是苏联红军。1月份，由于缺乏足够的供应列车，苏联红军进军的脚步放缓，现在他们就挺立在奥得河岸，随时准备对纳粹号称要繁荣一千年的帝国首都展开大总攻。
3月20日，赫尔姆斯飞往巴黎，在凯旋门附近的蒙梭公园酒店定了个舒适的房间，开始组织与占领军一起进入德国的战略情报局的任务。
谢泼德森在11月警告多诺万和杜勒斯，鉴于他在柏林汇报的工作量和他对德国语言和文化“非常可观”的知识，他发现海军上尉非常适合建立战后情报行动行政机制。他离开伦敦的时候，对凯西迫切推进安插特工到帝国有种不安的感觉。他天生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如果说他在间谍界的一年半时间领悟到了什么，那就是精心策划的情报任务远比匆忙蛮勇的情报任务效果好得多。他担心，凯西的德国行动中后者占了太多。他认为，凯西组织的任务总是一蹴而就，派到德国的团队总是很草率而没有足够的准备。尽管他知道应惜时如金，但他也知道，如果一切从简，特工就会阵亡。
但是赫尔姆斯现在无暇多想这些。他要把千头万绪的细节组合成一个对战败国的间谍任务。两周后，他招募了战略情报局官员小分队进入解放后的科隆、法兰克福、纽伦堡、不来梅、慕尼黑、斯图加特和柏林。他计划加入目前已经凑齐的五人团队前往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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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伯尔尼的一年之中，杜勒斯一直不断电报华盛顿，阐述他关于战后德国政府应如何组建和战略情报局在其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的想法。他在1943年12月的一次无线电话中建议：“德国应去中央集权化，普鲁士应划分成俾斯麦之前的组成部分，首都应从柏林迁出……划分普鲁士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帮助纳粹取得了政权的德国反动势力，那里有他们的据点。”他认为，除了纳粹残余分子，一个和平与民主德国的敌人就是苏联。1944年10月，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杜勒斯抽时间写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给多诺万，预测未来将爆发“冷战”，事后证明果然不出他所料。他写道：“苏联现在认为自己有权在东欧和东南欧占据主导地位。在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尔干等地区，苏联不打算强加一个严密的共产主义政权，但它会驱逐、清算或排斥那些国家中被视为敌对的政治分子，并安插‘左翼分子’进入政权……承诺主要与莫斯科合作。”杜勒斯预测，斯大林知道“我们不会试图用武力阻止苏联的统治，因此我们不应该虚张声势”。但斯大林“目前也不希望在欧洲与美国或英国发生冲突”。因此，对于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尤其是在苏联红军占领的地盘，杜勒斯相信，苏联的秘密机构将利用心理战颠覆和政治恐吓来建立亲苏维埃政府。因此，“德国人民在政治上需要健全的指导，在现政权倒台后发展一个民主制度”，他在另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杜勒斯还致电多诺万、费迪南德甚至赫尔姆斯，为战后德国政府列出了一份“有用的德国人”名单——他在伯尔尼旅游期间遇到的劳工领袖、社会学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以及在瓦尔基里密谋中的幸存者，如吉泽菲乌斯和魏特简。早在1943年11月，他就开始开动脑筋构思在美国人或苏联人占领后，需要跟他一起飞到柏林的团队人员。戈德堡给他提供了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德国工会成员，美国陆军中德语流利的德裔美国人，伦敦站劳工部的关键人物，如乔治·普拉特和拉扎尔·特佩尔等。在敌对状态结束后，这些人能帮助组织残存的德国劳工运动。
1945年1月4日，杜勒斯前往里昂，与多诺万秘密会谈战后德国分队的任务。他们决定，这个分队的间谍和专家将搜集和分析美国占领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甚至“社会学”情报，其反间谍官员将根除纳粹地下组织的颠覆性活动，以及他们发动的游击战争，还要寻找研发了希特勒秘密武器的技术及硬件的人，如火箭、化学和生物制剂的德国科学家。这两个人还讨论了另一个高级秘密任务，多诺万希望杜勒斯派间谍进入苏联和大不列颠所占领的德国地区。他推测苏联和英国的情报机构将试图进入美国占领的地区，多诺万希望战略情报局也要深入到他们的占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