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赫尔姆斯终于摆脱了华盛顿。1945年1月的第一周，他抵达了伦敦。茱莉亚和孩子们留在了新泽西州的南奥兰治，离他的父母很近。对她来说，赫尔姆斯的调动，仅仅是丈夫不在身边的又一年孤独凄凉的开始。
伦敦看上去依然满目疮痍。这个城市的圣诞节沉闷枯燥，在平安夜，这里阴郁的居民基本没有人把酒狂欢。政府大楼前堆放的黄麻沙袋，由于阴雨连绵的天气已经腐烂，加上狗在上面撒尿，臭气熏天，有的开始长草，有的浸满了水而爆裂，但是这种保护仍然必不可少。赫尔姆斯到达三个星期后，英国遭受了最严重的V-2导弹袭击，1月26日，有13枚导弹从天而降。
伦敦贸易委员会办事处给他发了一本服装券，但战略情报局伦敦站的人认为，这个对赫尔姆斯几乎没用。这个有模特范儿的年轻上尉，在大厅里总是昂首阔步，公众场所衣着总是一丝不苟，海军制服也总是笔挺整洁。同事们也注意到，赫尔姆斯有着跟布鲁斯同样的爱好——周末游逛伦敦的古玩店搜寻宝贝。
赫尔姆斯发现，伦敦站有序的混乱令他的秩序感很不爽。他发现穿梭在格罗夫纳广场走廊上的聪明才俊，跟华盛顿战略情报局总部的那群人并无两样，诸如在德国行动部工作的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诺曼·皮尔森，在皮尔森手下工作的理查德·埃尔曼，未来的詹姆斯·乔伊斯传记的作者，还有一些跟华盛顿那边的人一样，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觉得与凯西形影不离的阿瑟·施莱辛格，有点缺乏学术头脑。
赫尔姆斯被派往伦敦，奉命开始管理本该杜勒斯在德国领导的战略情报局任务。阿登高地的反攻让伦敦站的人明白——赫尔姆斯现在操心这个任务还为时过早。这是美国情报界的“天大的失败”，他们首次见面握手时，凯西咕噜道。凯西并没有让赫尔姆斯策划德军投降后的行动，而是让他开启组织正在交战中的任务，赫尔姆斯意识到这个事业更危险。令他惊叹不已的是，凯西军衔跟他一样，只比他大17天，现在却在指挥如此大的行动，但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在他手下任职。
事实上，他感到很幸运。伦敦公寓依然紧俏，接受这份工作后，他跟凯西的手下一起住在了他现在租住的哈雷大厦87号，离格罗夫纳广场只有几步之遥。公寓里的第三位室友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米尔顿·卡茨，曾到中非游历，进行人类学考察，也曾做过罗斯福的新政律师。虽然他们的政治观点截然相反，但凯西认为这个纽约客是他见过的最有魅力的家伙之一。他给索菲亚写道：“关于如何做个好人，你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任何人身上学到的都多。”卡茨，现在是海军上尉指挥官，为凯西分担了一些训练和派遣特工进入德国的繁重工作。这位法学学者，有时像凯西一样傲视一切，现在是凯西的亲信，也是二把手。
赫尔姆斯在来伦敦时就对凯西的德国任务知之甚多。凯西发给总部的许多备忘录都经他手，而且他很清楚，这位前海军上尉已经成为多诺万的得意门生。赫尔姆斯很轻松地就弄明白了多诺万是个战争英雄，天生的领袖，让人一见就愿意为之效忠。而凯西却不是那么容易猜透的。赫尔姆斯认为，他的生活邋里邋遢。每天早晨，他走出公寓时，身上总是有什么东西歪歪斜斜，要么是领带，要么是衬衣，要么是外套。而且赫尔姆斯认为，他还有某种语言缺陷。当凯西说什么听起来像是“嗯唔叽里咕噜”的东西的时候，他总是问：“您在说什么？”然而，赫尔姆斯也看到，凯西的德国计划工作人员对他无比忠诚。他思维活跃，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总是马不停蹄地工作，而且绝对是个冒险者。他也很饶舌，每当他深夜回到公寓时，总要花上个把小时，跟赫尔姆斯和卡茨把白天与高层相处时经历的事情八卦一番。
但没过多久，赫尔姆斯发现，凯西在哈雷大厦夜宿的时间越来越少了。1月23日，凯西与J. 罗素·福根上校跳上了一架飞机。上校是杜勒斯的好友，前纽约银行家，现在接替了布鲁斯，成为欧洲战略情报局的总头目。他们飞往了华盛顿总部，为战场上的美国军队调查他们的情报人员，看看他们需要哪些战略情报局特工潜入德国。战争很可能会持续到1945年的秋天，而且阿登高地的反攻也给所有的指挥官敲响了痛苦的警钟，“我们是两眼一抹黑地进入德国”。布莱德雷的第十二集团军情报处处长埃德文·塞伯特将军告诉他们俩。赛伯特和其他情报官员说，刺探巡逻情况和空中侦察，可以让指挥官了解前线前方的情况。但他们需要特工深入莱茵河东部，传输军队在德国主要运输中心动向的情报，最好还有空降特工深入敌军腹地，报告敌人派往前线的增援部队的情况。第六集团军的师团在法国南部登陆，其情报处处长尤金·哈里森将军说：“每天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在前线阵亡，别舍不得让你们的特工冒点风险。”福根向所有的将军们保证，他和凯西“已经决定不顾一切，大胆行事”。
回到伦敦后，凯西策划了他的德国任务。他们雄心勃勃，希望将按照敌军编制训练的间谍队空降到汉诺威、美因兹、慕尼黑等城市的重要军事铁路中心，观察并发回德国国防军军队调动的情况。
对于那些冒充劳工的特工，要训练跳伞，进入达姆施塔特、科布伦茨和卡尔斯鲁厄等工业城镇，设法混入工厂，汇报军工生产计划、技术革新、工厂布局等，为盟军轰炸机提供目标。精通游击组织的间谍将空降到柏林，寻找反纳粹运动的成员，并进入巴伐利亚城镇，寻找纳粹本身正在筹备的准备战后与盟军较量的地下武装力量的证据。随着盟军攻占大部分的城市，凯西计划让一些男人和妇女冒充德国人，渗透到平民百姓中，为占领的盟军随时打探情报。
凯西致电华盛顿总部，说他的计划需要更多的参谋、秘书和文职人员。多诺万很快批准了所有人事请求。仅仅两三个月，凯西手下就有330个人为他工作。随着自己团队的不断壮大，他在格罗夫纳街和附近的蒙特大街找到了连栋房屋，安装了电话和无线电设备，可连接伦敦附近番号为“维克多”的无线电站，接收从德国传输的情报，也可连接伦敦中心布什大厦的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这里可以对特工播报带编码的信息。凯西还组织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解放国家的前哨站，招募并筛选有望被派到伦敦接受间谍训练的有潜质的特工。
他下令说，这次将不再有拖拖拉拉的官僚作风。在2月22日的备忘录中，凯西指示，伦敦站再也不会在下达到德国的任务时“缩手缩脚”。多诺万给他派来的战略情报局官员个个都经验丰富，充满活力。乔治·普拉特，美国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的律师，在纽约曾在戈德堡手下任职。他现在负责伦敦站的劳工部分部，负责监督“浮士德”计划，成了凯西新的情报采购部的负责人，负责招募、培训和派遣特工（除了“浮士德”项目外，普拉特的部门还负责德国渗透的整合行动，就是伦敦站一度纠结的将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和斯堪的纳维亚分站整合在一起的行动）。为了给普拉特配备得力的副手，凯西还找来了汉斯·托夫特，一个敢冲敢干的丹麦裔美国人。为了潜入南斯拉夫的秘密行动，替战略情报局把武器输送到当地的游击队，他不惜“武装到牙齿”。
威廉·杰伊·戈尔德，在加入伦敦站做研究分析师前，曾是《弗吉尼亚评论季刊》的责任编辑，阅读、整理报告驾轻就熟，现在是凯西情报报告部主管，负责将特工发回的情报迅速分发到需要的战地指挥官手中。罗伯特·麦克劳德，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作为心理战专家加入了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后来晋升为欧洲的高级情报官。他现在领导凯西的情报指导部，负责选择德国目标，并给间谍讲解如何搜集目标信息。这份工作很不轻松，由于地面上缺乏联络人或安全落脚点，麦克劳德必须深入广泛地研究各个区域，这样才能让特工在盲目跳伞着陆的时候可以有战斗的机会。目前，凯西的专家们发现的情报目标包括：马格德堡和格拉芬韦赫尔的装甲车修理仓库，吉森和明斯特的中介通信中心，科隆和宾根的设备装载站等。
在法国重要的前哨站，凯西也有两名战略情报局最足智多谋的军官负责运营。曾任维希政府的海军武官——托马斯·卡萨迪司令，帮助战略情报局萎靡不振的英国飞行员返回英国。美军在北非登陆后，德国国防军横扫法国南部，卡萨迪被拘禁在德国巴登，通过哄骗和贿赂，他最终设法逃到了里昂。在里昂，他建立了自己的破坏网络，可最终没能逃过盖世太保的魔掌，但卡萨迪却设法说服他们通过瑞士中介安排外交交换战俘，这样又让他返回到了美国。他现在回到了法国凯西掌管的巴黎办事处，并与戴高乐的情报机构合作，招募法国特工偷偷越过边境进入德国。
亨利·海德，美国保险业巨头的孙子。他出生在巴黎，曾就读哈佛法学院，杜勒斯将其招聘到了战略情报局，认为在该机构工作，可以让他流利的法语和德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北非的基地，年仅28岁的满脸孩子气的海德就成功地组织了特工人员到法国南部的行动。之后，他率领着被派到帕奇第七集团军的战略情报局分队北上，在部队到达德国边境时，海德又为凯西招募了40名会讲德语的间谍（有些是心怀不满的德国国防军的战俘）并让他们潜入了第三帝国。凯西曾宣称，这位高度敏感、思维敏捷的海德是“我们当中最富有成效的孤将”。
1月，战争迅速推进。在1.8万架战斗机的掩护下，西方盟军的370万名士兵正沿729英里的战线越过德国边境。普拉特和托夫特计算，他们需要在多达175名参加情报训练课程的间谍学生中，挑选100名在第三帝国有胜算概率的合格特工。凯西认为，他们应该立即开展渗透行动，特别是在柏林。而且最好是在2月和3月夜晚满月时分，这样飞行员能更好地看到伞兵的降落区。但是，尽管希特勒的军队无法在东、西两线阻止苏军和盟军的前进，但在自己的国家依然铁拳紧握。凯西仔细研读了战略情报局估计的盖世太保、帝国保安部和德国其他情报机构的实力，发现力量之强，绝对不容小觑。
寻找安全落脚点依然困扰着凯西。一些特工拒绝伞降到柏林，除非他们口袋里至少有一个看似友善家庭的地址。一些地区的难民和德国国防军部队的快速流动，使当地“乱成了一锅粥”。空中侦察当天拍下的照片显示，有块空地可供特工伞降，可一旦美国飞机次日晚上抵达时，常常有一群士兵蜂拥而上。一个代号为“巴赫”的分队，被安排到了密尔沃基的连栋房屋执行“浮士德”行动，编造可信的生活故事、印刷虚假身份证件和为特工寻找德国服装，帮助其进入数一数二的高效而残酷的警察国家。普拉特的情报采购部接管了“巴赫”分队，使之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机构，不再依靠英国或其他外国情报机构提供掩护材料。
拉扎尔·特佩尔是犹太人，其家庭从俄罗斯移居到了美国，在战略情报局将他挖掘出来进行陆军基本训练之前，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兼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研究主任。情报局派他到伦敦阅读纳粹杂志，做德国报纸剪报，搜集各种琐碎的事情，如帝国的市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衣食住行如何，他们持有什么样的配给卡、身份证件、工作证等。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创建和领导的“巴赫”分队为特工做掩护工作的有价值的信息。
德国人的日常生活被一套复杂的规则支配，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2年以来，完善的纳粹种族记录制度下编纂的公民祖先历史可以上溯到前五代。特佩尔的分析师估算，一个普通德国公民平均有18种不同的基本身份证件需要“巴赫”分队去伪造。而一个德国国防军军官需要携带多达30种证件。特佩尔的手下把伦敦造纸厂生产的与德国制造的相类似的印刷纸搜罗了个干干净净，然后把这些纸张送到实验室让化学专家进行处理，变得跟德国的纸一模一样。他们还找遍了伦敦城里不同颜色的染料，或者是从美国进口颜料研制印刷墨。刚从德国回来的外国工作人员和在阿登高地反攻中被俘的德国国防军官兵口袋都被翻了个底朝天，目的是看他们的身份证件，并询问他们证件之间的细微差别，以帮助伪造者复制证件。证件的细微差别可谓是五花八门。最重要的“帝国护照”，特工作为外籍工人所需的劳动征用卡，上面有一个不起眼的数字代码，指定劳工可以寻求就业的区域。有些人的证件纳粹鹰和卐符号向右看，有些向左看，一个鹰看错方向的证件一看便知是假的。
“巴赫”的审讯人员还发现，战俘是琐事信息丰富的来源。如果问一个德国战俘军事问题，他们都保持沉默。但当被问到如何在柏林旅行、如何检查文件、商店服务员如何接待他们、用什么样的配给券来买肉、往海外寄信如何贴邮票时，他们会觉得没有什么伤害而愿意回答，而这些信息对战略情报局的行动却至关重要。证件壳一般要花上几个星期的精工制作，而且必须得个性化。这样一个特工向当局讲述虚假的生活故事，才能与该特工的真实背景或外貌装扮相吻合，也可让审核证件的人员对上号。获得的德国电话本也很有价值，其中包含可以用于这些故事的地址。“巴赫”分队还发现，可以在比利时买到德国香烟。从战俘身上，以及盟军占领了的德国边境城镇住户家中的壁橱和商店的货架上，特佩尔的“拾荒者”为他们的男女特工搜集了各种德军制服、平民服、领带、衬衫、鞋子、袜子、外套、帽子、衣裙、女士长筒袜、**、文胸、打火机、牙刷、刮胡刀、牙膏、唇膏等。
大多数衣服和假证件在敌人那儿都能蒙混过关。但“巴赫”分队也有过疏忽。德国安检人员注意到两个特工的身份证，本是从不同的城镇签发的，可是笔迹却相同。发给某些特工的食物配给卡过期了，所以不能购买食品。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英国的物品就从一个间谍的德国衣服里掉出来，如屁兜里的钱夹或梳子，或者是塞在上衣里的盒子。足智多谋的盖世太保官员还找到了其他识别特工的方法，扒开嫌疑犯的衣服，看他胸部和大腿是否有伤痕，这些都是伞兵在降落伞打开时，伞带猛拉可能伤及到的地方。
虽然有了“巴赫”分队精心制作的掩护，寻找间谍本身对凯西及其官员依然是棘手的事。按照当时的标准，凯西愿意为他们出高价：训练中的特工，每人每月200美元；分配任务后，每人每月331美元；如果不幸被德国人杀死，为他的遗孀补偿3675美元的抚恤金。凯西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他认为，理想的间谍，应是一个年龄稍大的男人或妇女（事实上，女性在德国四处走动麻烦会少些），一个懂得无线电操作并对“地下工作”有经验的人（这样就不用花过多时间对他进行培训），一个“对这份工作有强烈的认同意识或怨恨动机”的人。他不久就发现那样的人才库太小了。德裔美国战略情报官员对于纳粹统治下的国家没有丝毫头绪，而且他们的口音也会很快出卖他们。空降的身强力壮的德国人会立即引起盖世太保的质疑：为什么他们不在军队前线呢？狂热的反纳粹者是濒临灭绝的“物种”，在瓦尔基里密谋失败之后，他们都被希姆莱一锅端地斩杀了。在给多诺万的一份备忘录中有言道，“背景不干不净”的德国人如浩瀚星球之多，如被占领国家的纳粹妓女，试图与盟军勾搭的前德国军官，美国人抓获的德国国防军罪犯刑事分队，被希特勒青年团抛弃的青少年，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者秘密社团和纳粹右派持不同政见者等，但他们都各有其不足之处。如此，凯西认为只有三种人最有成功的希望：战俘、外籍劳工和德国的共产党人。
截至1月初，战略情报局估计盟军战俘营中有100多万名德国士兵。自11月起，在军界对于是否挑选少数战俘做间谍之事吵得沸沸扬扬。《日内瓦公约》和《陆军部法规》明确禁止这样做。但是陆军的宪兵司令（管理宪兵及监督敌人囚犯的监禁）和其机构的G-2情报部门，以及多诺万华盛顿的高级顾问觉得，如果德国国防军人心甘情愿，那让他们做间谍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妥。凯西命令赫尔姆斯调查其合法性。赫尔姆斯上交了一份措辞巧妙的备忘录，基本上推荐的是“不问不言”。他写道，任何要求利用德国战俘做间谍的军官申请都不会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成”，所以不要提交申请。其实，在法国的海德，在意大利的战略情报局和英国军官，都在悄悄参观囚犯的牢笼，审问德国人后，对营地指挥员眨眨眼、点点头，把那些适合的人带走做间谍训练，但没有任何书面文字上交指挥系统。赫尔姆斯建议，凯西可以在英国和美国的战俘营照样开单，而不是“试图与军事当局正式坦白”。
事实上，凯西认为他不需要战俘做间谍，他要等到德国投降后，把他们当作占领军的线人送回德国。在战时的间谍活动中，他发现其他两组人（外籍劳工和共产党人）中有足够的候选人。为了解决第三帝国工厂的劳力严重不足，到诺曼底登陆日时，德国已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斯堪的纳维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波兰征用了800万工人或战俘。这些国家的人冒充外国工人，有理由待在德国而不从军。凯西的手下从这些国家的难民营和抵抗力量中寻找潜在间谍。然而凯西和其分队中的其他强硬分子，对使用共产党人迟疑不决。在巴黎，卡萨迪发现了一大批德国共产党人，在一个莫斯科支持的团体西方自由德国委员会避难。在法国被占领期间，他们曾与法国抵抗组织一起作战。美国国务院希望与西方自由德国委员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英国内政部，已经对战略情报局将德国人带到英国进行间谍训练感到紧张了，现在更为德国共产党人的到来坐立不安。英国内政部担心，这些人可能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德国，而更愿意留在大英帝国做苏联的煽动者。然而，多诺万对一切准备对抗纳粹的人士来者不拒。他命令凯西咬咬牙，招募共产党人。
卡茨本想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否应该像美国总部一样，建立一个心理评估方案，仔细甄别那些有望做他们间谍的人的潜质，可他又觉得时间没有那么充裕。他们只有把这些新兵投入训练当中，并希望他们具备从事间谍活动的心理素质，凯西同意了。几乎一夜之间，普拉特的手下就在英国五个秘密地点建立了培训和分配中心，还有一个设在巴黎西北的普瓦西。安全警卫员密切注视着基地周围任何可疑人员，并在训练大楼附近矗立起了看上去无伤大雅的障碍，防止他人擅自闯入或从窗户里偷窥。还对每个秘密点里上上下下的职员进行了煞费苦心的背景调查，甚至于包括打扫房间的打杂女工，以确保轴心国间谍不会渗透他们。学员们大部分都被隔离，除了偶尔允许他们到医院看病或到餐馆吃饭，即使那时，也有人陪护。凯西经常驾车去F区参观，那是伦敦西北赖斯利普郊区一个带高墙的庄园，他的特工在那里接受基本的间谍训练。除了间谍情报技术课外，教官还训练学员关于德国军事组织、军事装备、护航程序、道路标志、制服徽章、纳粹俚语等知识和特工在盖世太保检查站可能遇到的问题。对这些将要被空降到一个他无法想象的危险境地的英勇男女，凯西感同身受。“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他离开时通常告诉这些教官，“在这里他们是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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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忙得一塌糊涂，参加格罗夫纳街的左一个右一个的会议，不断与外国官员在克拉里奇大饭店共进午餐，深夜伏案工作，纳粹导弹攻击时躲进掩体，或乘基本上算是他私人飞机的飞机往来穿梭，检查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前哨。伦敦站有些同事中伤他，说他的新职位令他冲昏了头脑，让他变成了好大喜功的吹牛狂。但是大家都不否认，他对解决纠缠不清的瓶颈问题，协调各部门联手工作，让机构快速而高效地把间谍派到德国等很有一套。
虽然花了几周的时间，但他最终解决了运输问题。法国解放后，特工伞降的行动日渐萎缩。战略情报局与第492轰炸大队的“提包客”相互交恶。凯西通过威逼利诱，最后得到了他需要的飞机——尽管那时德国冬季变幻莫测的天气很多次让飞机停飞，或飞行员不小心把间谍扔在了错误的地方。“听着，你空投的不是炸弹，而是人！”凯西有一次对一个吊儿郎当并不在意犯规的空中小组的领队喊道。
“琼-埃莉诺”带来了突破，这是一种无线发报机的名称，命名者是海军少校史蒂夫·辛普森，一位精益求精的前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科学家。他研制的这种轻巧小型无线电发报机，电池寿命长，凯西的特工们现在可以直接在战地，给一架在高空盘旋飞行的飞机上的战略情报局官员发报。“琼”来自辛普森仰慕的一个陆军妇女队的女子的名称，而“埃莉诺”来自他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长岛实验室合作者妻子的名字。这种无线电发报机可将信号通过一股细细的波束发射升空，而德国地面的测向设备很难探测到发报机。10月，辛普森开始测试这一绝密通讯系统，通过一架携带接收器的高速飞行的英国德·哈维兰-蚊式战斗轰炸机与3万英尺下的地面特工联系，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团队与伦敦的双向通信，以前需要那种老式的手提箱大小的无线发报装置，蚊式战斗轰炸机不能单独飞行在有敌军防空防御的领域。英国广播公司需要在发现敌机时提醒团队，这就需要使用超级复杂的代码暗语，因为特工是在不受阻碍的地方发报的。但是使用“琼-埃莉诺”发报，操作人员可以把一天的时间缩短到20分钟内，也无须浪费在传输乱码的摩尔斯电码上。飞机上的人员可以让特工重复他所说的话，直到听清楚为止。而且对话可在飞机上录制下来，这样伦敦也能对谈话保留记录。在敌对的德国，“琼-埃莉诺”对于单枪匹马的间谍来说，是一个很令人欣慰的福音。
尽管挫折重重，凯西还是看到了进展。3月底，53个团队已经渗透到了德国，对于德国国防军依然占领的部分荷兰区域，有五个区域已经被推进的盟军拿下。
还有50个团队正在准备4月份伞降。他回忆说：“现在回顾一下，这对我们或我们服务的将军们来说，无关紧要，因为战争似乎已经胜利。”但是，“在希特勒摇摇欲坠的帝国内部”，在盟军进军之前的情报需求依然如饥似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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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冷而宵禁的夜晚，赫尔姆斯经常开车去哈灵顿机场，监督特工到德国的派遣。当凯西不能亲临时，就想让他作为自己的耳目。赫尔姆斯发现，那种仪式总是大同小异。他在伦敦的公寓见到过这些特工，他们的房间里除了几张桌子几乎没有什么陈设，一个假扮盖世太保暴徒的“巴赫”分队工作人员，最后一次严格审查他们的特工。赫尔姆斯不知道这种假故事或精心准备的文件能让间谍活多久，他担心“巴赫”分队无法篡改存储在德国档案中的记录，即便是伪造的文件被敷衍了事地检查，也可能一下看穿其非法性，而且随着盟军的步步逼近，德国政府开始土崩瓦解，懊恼的盖世太保或党卫队军官可能懒得去检查档案，直接当场击毙嫌疑人。赫尔姆斯觉得，一旦这些男人和女人被拦住，他们可能无法死里逃生。他曾听过不少故事，他们身上携带的让他们免于酷刑的自杀胶囊有时不灵。更糟糕的是，根据伦敦收到的报告，特工由于过于担心和焦虑，直接吞下了他们的L药片，可有时那些境地并不像他们当时认为的那么危险，造成了不必要的自杀。
“操纵手乔”是指派的执行官的名称，负责护送团队并满足他们最后的愿望（如一顿最喜欢的饭菜，为留守的家庭购买日用品，或者与妓女最后的放纵），然后跟他们一起乘车两个小时到哈灵顿机场。一路上，赫尔姆斯很少与这些特工说话。他认为这些任务的成功概率很小，他觉得间谍们也知道凶多吉少，人人都没有心情聊天。
在哈林顿的更衣室里，“操纵手乔”手里拿着一张长长的清单，最后一一清点每个特工需要挂在身上，或者塞在两个破旧的手提箱里的所有物品：衣服、无线电设备、一把刀、一枚手榴弹、一把手枪和三个弹匣、假文件、间谍可能需要的工具（如伪装成火柴盒的微型摄像机、可消化的纸、可写隐形信息的布和里面能藏东西的剃须刷、带隐秘口袋的皮带、隐藏缩微胶片的胃炎胶囊等）。“操纵手乔”还需最后确认服装是德国的，检查特工的头和手，确保发型与手指情况与虚构故事相匹配（如果他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他的手应该粗糙，指甲很脏）。
然后给他们套上大的外罩（不仅用于避免他们身上悬挂的设备被降落伞绳子卡住，而且还能让他们在落地时便装不会沾上泥土，避免让警察看出他们像刚刚跳到地上一样），这些特工步履蹒跚地走向飞机。就在他们登上飞机的时候，赫尔姆斯想，当这些男人和女人降落到周围不怀“好意”的地方时，到底能有多少自控？特工会花时间，按照指示，挖一个深洞把降落伞和外罩埋起来，然后找点树枝和树叶覆盖这些新挖的泥土吗？他会不会害怕被当局拦住，因被盘问手提箱里装的是什么而尽快逃离降落区？赫尔姆斯知道，他的第一本能是撒丫子跑路。他钦佩那些留下来把降落伞掩盖起来的间谍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