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迷茫无所不在。至1944年深秋，这个之前一直把重心放在法国的伦敦站，不知如何执行多诺万渗透德国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组织这样一个计划，需要庞大的工作人员，但这里却没有。在第三帝国内部的间谍工作很艰难，可是却没几个教官对特工进行辅导。战略情报局官员懂德语的人屈指可数，无法派遣特工，也无法监控特工在实地的活动。原来在法国设立的萨塞克斯情报组的成员已经解散。人人都以为法国解放后，战争即将结束，对德国的行动已没必要。就算萨塞克斯情报组的成员还在，他们的专长也是法国，而不是德国。凯西开始盘点清理官僚的繁文缛节，以及他和布鲁斯必须要做出的决定。伦敦站的情报、特别行动和宣传部门，都各自针对德国制订了一些小措施，现在要对它们进行整合，以免大家做重复性工作。对于多诺万要求的扩大计划，凯西给布鲁斯发去了一个长长的“我们欠缺的”物品单，如特工们的装备、衣服和假证件、带他们深入德国的飞机、他们到达后的安全落脚点等。
到目前为止，英国渗透德国的计划跟多诺万的计划一样微不足道。军情六处和英国特别行动处都认为第三帝国不好对付，不值得去费劲。凯西发现，英国情报部门对于美国加入德国间谍行动的想法显得特别势利——“不太亲密”，在一份报告中，凯西这样委婉地描述自己与英国军情六处的关系。1944年9月初，布鲁斯站和英国特别行动处设法“上马”了一个代号为“釜底抽薪”的联合任务，空降战略情报局间谍到荷兰边境对面的德国瑟格尔，侦察一个攻击鲁尔兵工厂的间谍破坏网络。此外，英国特别行动处想出的最好计划就是“假发行动”，相当于一个对德国虚拟破坏的计划：空降几名特工去制造一个假想的叛乱。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一份报告解释道：“即使德国没有抵抗运动，也要制造抵抗运动，就像伏尔泰所说的，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上帝一样。”这将把盖世太保逼疯，说服德国公众，“真的有一些有组织的抵抗”。然而“假发行动”泡汤了。1943年秋，当科林·格宾斯少将，一个身经百战的游击队组织者，从汉布罗手中接管了英国特别行动处后，得知多诺万正在筹备一个大型的渗透德国的行动，便命令他的那些怠惰的贝克大街人员也立即活跃起来。
“釜底抽薪”任务中，战略情报局派出伦敦站中的一个从未想过要启用的分队—劳工部来执行针对德国的渗透行动。9月，在凯西分类整理那些官僚形式的复杂文档时，发现这个被忽视的小分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派遣间谍和破坏者进入德国等。1942年9月，正当杜勒斯还在纽约的办公室准备调往瑞士时，阿瑟·戈德堡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水上飞机来到了英国，代表欧洲工会和德国劳工运动组织，为伦敦流亡者打通逃生通道。戈德堡认为，这些人当中可能有成员愿意为战略情报局在敌国领土做密探。经过三个月的联络，戈德堡掌握了许多联系人，并开始在伦敦站设立办公室，在工会的帮助下招聘特工。多诺万设法在陆军给他弄了个少校头衔，以便他能在实施计划时，以军衔之职与军队打交道。多诺万告诉戈德堡，如果这招对高级军官没效，他就脱下军装，假装公务员居于他们之上。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伦敦站的其他部门都在忙着派遣特工和突击队进入法国。而戈德堡的小劳工部，像一个后娘养的孩子，没人理睬。他自己着手构建了一个组织，对工厂、铁路站场、商船的欧洲难民进行训练和武装，让其穿越到德国做间谍。贵族布鲁斯和他在华盛顿总部的共和党同事一样，一开始就怀疑戈德堡在聚集一帮左翼工会煽动者，威胁战后资本主义。然而，多诺万对他的劳工律师的工作一直热情满满，定期给罗斯福发送这个分队的最新消息。
1944年秋，当凯西开始盘点伦敦站有什么资源可以为渗透到德国利用时，戈德堡回到了美国。多诺万同意让他办理从军队中脱离的手续。戈德堡的家庭开始入不敷出，陆军少校的薪水不够支付账单，加上他错误地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但他为凯西即将展开的计划留下了种子，这是一个代号为“浮士德”的计划。这是根据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剧作中一个悲剧人物命名的，意指一个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的人。
1944年1月，伦敦站劳工部的六七名员工，与戈德堡在纽约为战略情报局办公室聘请的助手一起开始为“浮士德”计划招募特工。他们发现，其中有些人是从纳粹德国劳工营逃出的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工人，但愿意回到德国做间谍。还有本可以在船只停靠在德国港口时溜走的中立国商船的水兵和偷渡者以及德国难民，都打算返回德国任德国国防军官员。“浮士德”团队也开始搜集德国安全落脚点的地址，让特工可以联络那些仍愿抵制纳粹的工会残留人员，还有那些愿意搜集情报或破坏阻挡盟军进攻的防御工事的人。
到1944年6月初，为该计划招募的20名应征者被派到了“密尔沃基”，这是伦敦两个毗邻的连栋房屋的代号，是为他们准备假身份的地方，也有教官们训练他们如何在德国境内从事间谍活动（还有一个班的男人要冒充德国国防军俘虏，被送到英国的战俘营，让他们可以在牢中和真正的俘虏打成一片，排练他们的虚假故事并搜集关于德国生活的情报）。
秋天，当凯西发现“浮士德”计划在4.6784万美元的微薄资金预算下运作时，他得到了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指示，用三人团队（两名间谍和一名无线电操作员）渗透到柏林和德国其他九个主要城市。
通过在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的联络人，“浮士德”团队还找到了一个愿意到德国做间谍的29岁女人。她曾是反纳粹地下运动柏林办公室职员，1940年逃到瑞典。戈德堡给多诺万的一份备忘录称：“她聪明瘦小，各个方面都不太惹人注意，看上去通情达理和不容易激动。”这项计划要求这个女人乘上一艘斯堪的纳维亚的船，在船停靠汉堡时，悄悄溜走。为了与德国文学紧密相连，她的使命代号为“歌德”。
*
从秋天到冬天，杜勒斯继续频繁往华盛顿发送有关敌人的电报。1945年1月，科尔贝带着拍满200份外交文件的微型胶卷来到了伯尔尼。一位合众社新闻记者向杜勒斯透露，在德国南部暴发了白喉病和猩红热。另外一个情报消息称，第三帝国的其他地方交通堵塞，“大难临头”，几乎不可能去分发食物供给。为了保持国内士气，希特勒尽了最大努力保持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但是现在德国人用配给卡已经买不到主食了。杜勒斯也增加了关于亚洲的消息：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已经开始将其情报部门搬到苏黎世，那里将成为“他们未来几年欧洲经济的观察点”。他在给国务院的信中写道，他的一个职员曾与北村小次郎谈过话，此人是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日本部主任，他对东京的预测很暗淡：太平洋“不会有大型海战，因为三分之一的日本舰队已经被击沉，另外三分之一正在缓慢修复”，而且“日本空军也不足以保护剩下的三分之一”。日本也面临严重的食品短缺，陆军航空部队的柯蒂斯·勒迈将军的“燃烧弹轰击”被证明远“比炸药更具破坏性”。
杜勒斯开始关注他的新闻剪报，《读者文摘》发表了一篇关于盟军空袭佩内明德的文章后，他致电给多诺万，在发送纳粹火箭中心情报的特工中，他也有一份功劳，同时他还有涉足非常规任务的功劳。10月，一名战略情报局宣传人员假装《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特约记者”来到了瑞士，这种身份掩护存在争议，因为容易让所有记者都被怀疑为政府特工而处于危险之中。但是，杜勒斯提出了这个计策，而且立即安排这个人做打击德国人的心理战工作。
在科德尔·赫尔的授意下，伯尔尼站长获得了已故的加莱阿佐·齐亚诺伯爵的日记。他的岳父是意大利声名狼藉的外交部长，被墨索里尼解除了职务，尽管如此，齐亚诺还是被德国人带到了行刑队面前处死。他的遗孀，埃达·墨索里尼·齐亚诺，拿着日记逃到了瑞士，现在想通过在西方媒体发表部分资料换取现金。杜勒斯发现，这位伯爵夫人魅力四射，但脾气暴躁，是个不太好合作的法西斯主义者，但还是帮助她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安排了洽谈。日记中包括了齐亚诺从1939年到1943年初为墨索里尼效力的内容，充满了关于希特勒的尴尬八卦。但埃达是一个不好对付的合同谈判者，那些“爆料”直到欧洲战争结束后才出现在美国报纸上。
杜勒斯在伯尔尼的心腹圈不断扩大。弗里茨·莫尔登，一个勇敢的维也纳煽动者，14岁时曾被盖世太保扣留过一小段时间，夏天到达了伯尔尼，成为战略情报局与挣扎中的奥地利地下组织之间的联络人。杜勒斯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这个现年20岁的莫尔登“非常成熟”，比他许多经验丰富的特工更善于隐蔽行动。莫尔登提供了戈林和希姆莱在奥地利藏身地点的情报，以及萨尔茨堡纳粹秘密档案的存放地点。1948年，他做了杜勒斯的女婿，娶了其女儿琼（六年后，杜勒斯帮助琼解决了与弗里茨的离婚，原来他竟然是个跟岳父一样风流成性的男子）。
杜勒斯的后宫情妇也在增多。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早已对墨索里尼失去了信心，终于拒绝为独裁者指挥法西斯国歌演奏，在20世纪30年代移民美国，后在纽约里沃代尔定居。这位77岁高龄的大师现在是美国NBC交响乐团总监，为战争信息办公室录制宣传广播。就在同一时期，他的女儿，沃利·卡斯特巴尔科伯爵夫人，在瑞士定居。伯爵夫人有一头黝黑的秀发和一双深邃的黑眼睛，雍容华贵、风华绝代，已经离婚。在瑞士，她负责把钱运送给难民和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杜勒斯帮助托斯卡尼尼向一家洛桑劳埃德银行的账户转移资金，而沃利定期提供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信息。不久，杜勒斯就爬上了她的床。这激怒了玛丽·班克罗夫特，她认为杜勒斯应该是那种“从一而终”的情人。
然而，玩弄女性现在成了杜勒斯的业余爱好。11月，他开始设法安排克洛弗到伯尔尼跟他在一起。他真的很想念他的妻子，并写信给她：“要是你能在这里就太好了。”克洛弗恨不得早来。在办理法国境内仍为战区的地方通行签证和旅行许可证上，她丈夫在国务院的朋友们可是帮了大忙。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巴黎的第一站，克洛弗被装扮成一名救援司机，为国务院送六辆汽车到法国首都。她从那里搭上了一辆往东南开的陆军便车，一路嚼着冰凉的应急口粮。1945年1月，她终于抵达伯尔尼。
杜勒斯很快把玛丽·班克罗夫特介绍给了克洛弗，而她一下子就猜出玛丽是她丈夫的情人。令人震惊的是，两个女人居然成了朋友。克洛弗一直对艾伦的不忠委曲求全，她也很渴望有人陪伴。杜勒斯依然是个不着家的丈夫，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间谍活动中，留下妻子在伯尔尼独守空房。克洛弗忍不住还是对玛丽说：“我想让你知道，我能看出你和艾伦是多么在意对方。”“的确如此。”没过多久，玛丽把卡尔·荣格介绍给了克洛弗，而她向这个心理医生吐露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杜勒斯认为这种心理分析对她有好处。
2月份有媒体报道，克莱稍集团的领导者赫尔穆特·詹姆斯·格拉夫·冯·莫尔特克，从纳粹的监狱中逃出，到了瑞典。一直想把他从绞刑架救出而无果的杜勒斯，很快得知这些报道不真实。莫尔特克已经在1月被处决。
但在同一个月，杜勒斯收到了关于汉斯·吉泽菲乌斯的好消息。1月20日，星期六晚上，这名阿勃维尔间谍所藏身的一家西柏林的公寓门铃响了。吉泽菲乌斯觉得自己躲藏了半年，脑子都不灵光了。他打开门，看到一辆黑色的车绝尘而去，信箱里塞有一个厚厚的信封。他把信封里面的东西倒出来，很快意识到这是战略情报局信使送来的信，杜勒斯果然是个信守承诺的人。信封里面包含一个盖世太保执行官的金属徽章，一本有他照片名为霍夫曼先生的护照，一个特别通行证和一封盖世太保总部的信函，指示所有面对他的人都必须帮助他到瑞士执行秘密使命。伦敦站的伪造者的技术堪称巧夺天工。
吉泽菲乌斯当晚买了一张火车票，星期日晚上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党卫队高级人员跟他乘坐同一辆火车，吉泽菲乌斯晃了一下他那假的盖世太保徽章，冒充是将军的旅游团成员。1月23日凌晨，当火车终于停在康斯坦茨时，吉泽菲乌斯又饥又渴，旅途中的紧张让他精疲力竭，在德国境内的路上走完了到边境小镇的最后一英里。盖世太保警卫和海关官员审查了他的证件，给他放了行。吉泽菲乌斯抬手行了纳粹礼，穿过了边境，来到了瑞士的克罗伊茨林根。那天晚上，坐在绅士街23号的私宅里，他的神经“崩溃了”。这个阿勃维尔官员，头发已经灰白，在安乐椅上缩成一团。在开始的20分钟里，他一直不停地说“谢谢你”，语塞得竟然说不出别的话来。杜勒斯会在次日向伦敦站发电，对制造完美的假证件一事表示感谢。
终于平静下来后，吉泽菲乌斯叙述了7月20日密谋失败的始末，一个冗长而悲伤的故事。杜勒斯将那个长篇故事发给了华盛顿，多诺万又把电文转给了罗斯福。这个阿勃维尔特务还跟施陶芬伯格算了一笔历史的总账，但此人已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的“遗产”辩护。他声称，如果政变成功，施陶芬伯格上校会与苏联结盟建立一个“德国工农政权”。然后，吉泽菲乌斯把自己禁闭起来完成他的手稿，为瓦尔基里行动补全最后的章节。杜勒斯最后还帮他找了出版商。
*
自8月以来，希特勒一直在告诉他的在法国撤退的将军们，准备在冬天发起反攻，因为云雾和大雪会让敌人的制空权难以发挥作用。9月份，元首凭空想出了一个代号为“秋雾”的计划——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来自他在患黄疸病发烧时做的一个梦。该计划让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的陆军B集团军重编30个师向西反攻植物茂密的阿登高地，目标是夺取默兹河的桥梁。这样可以切断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与南面美军的联系，消除对鲁尔的威胁，摧毁三分之一的英美军队，并最终收复安特卫普。希特勒设想的是，丘吉尔与罗斯福会被迫要求和谈，这样就为东面腾出德国国防军师团，阻止苏联的冬季攻势。
莫德尔和其他高级野战军将领尽力说服希特勒不要启动“秋雾”计划，因为他们在西线所剩无几的军队实在太弱了，根本无法应对一个如此雄心勃勃的反攻，但是独裁者对他的命令丝毫不改口。12月16日，当布莱德雷在巴黎城外艾森豪威尔的别墅开香槟大摆宴席，庆祝艾克将收到第五颗星章的消息时，20万名德国士兵，冒着厚厚的积雪向美军的阿登高地进发。但“秋雾”计划仅仅10天就大势已去，天气放晴，盟军有了空中掩护。巴顿的第四装甲师出动了第一零一空降师，包围了巴斯托涅。1月3日，蒙哥马利军队的反攻在两周内夺回了旧防线。希特勒损失了10万人，只是成功地延缓了盟军西线对德国的逼近，而超过180万的苏联红军已经集结在东线发起了进攻。但艾克和他的将军们没有理由为后人称为希特勒的“孤注一掷”行动幸灾乐祸，美国的伤亡人数共达70000人，其中包括8000名俘虏，因为在人称“突出部队战役”中，有两支美国部队投降。
德军在阿登高地的反攻奇袭也是自珍珠港被袭后，美国情报战中最大的败笔。伦敦的格罗夫纳广场的指挥中心一直在密切注意着战局，此时一片恐慌和哗然。凯西后来写道，那时布莱德雷、艾森豪威尔和他们的战地指挥官已经变得“自鸣得意”，认为英国“超计划”会警告他们任何来自德国人的偷袭。
这次无线电台没有拦截成功，因为德国国防军的“秋雾”计划并没有使用空中通讯，而且阿登高地的第一集团军，早就把分配给他们的战略情报局分队踢出了局，认为在部队行动前，从抵抗组织搜集信息的分队根本没必要存在。圣诞节前几天一直在巴黎的多诺万，急匆匆地冲到了巴顿的总部。一路上，这个间谍头目命令他的助手翻出所有12月16日之前战略情报局提交的报告，看看是否有关于德军反攻的情报。他的手下几乎没翻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除了一些审讯德国战俘的电报和卢森堡百姓注意到大量的全副武装的敌人车队在进攻的头天晚上通过外，并无其他。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显然没有在德国国防军敌后搜集到足够的情报。杜勒斯认为战略情报局局长对这一缺陷难辞其咎。然而，多诺万却在失败中看到了机会。“他立刻意识到，阿登高地措手不及的状况会首次为他的特工渗透到德国创造机会。”凯西回忆说。
不过，到1944年底，对多诺万三个月前下令进行的渗透行动，凯西也没有什么能拿出手的东西。他在12月29日给多诺万的备忘录中承认：“从德国来的情报少得可怜。”只有四名美国特工被安插在了德国（一个在柏林），但谁也没有电台能迅速发回任何有用的情报。伦敦站已经重组，集中对付德国。他们手头有大约100名间谍和无线电操作员来执行任务，但凯西仍然缺少飞机将他们空降到敌方境内。而且一旦他们到达后，接收他们的安全落脚点的短缺也是一个令人恼火的问题。
自从9月在里昂机场两人初次见面之后，凯西和杜勒斯都在设法给彼此使绊。凯西驳回了杜勒斯秋天到各个盟军总部巡视的请求，他的说辞是“应该更多地关注德国本土的抵抗运动”；杜勒斯也向华盛顿发送了居高临下的关于凯西的批评电报并试举一例，指出他“误会”了伯尔尼站在德国境内的使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2月1日多诺万提升凯西时，让杜勒斯很不悦。
11月27日，布鲁斯在临回美国之前，发电报给多诺万，建议他任命凯西为欧洲秘密情报处负责人，全权组织到纳粹德国内部的行动。布鲁斯意识到，凯西“年纪尚轻，但他是伦敦站唯一知道全部德国行动，而且是对其同伴完全信任的人”，他这样给多诺万写道。而杜勒斯却认为，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应该给战略情报局资历更老的人，而不是一个30岁的海军中尉。但多诺万同意布鲁斯的看法，认为凯西是能够把渗透德国任务带入快速轨道上的人，他很快同意了这一任命。由于他的新欧洲情报站长可能会有军衔更高的军官在他手下工作，还不得不与那些英美将领讨价还价展开行动。多诺万安排凯西从海军退出，做了一名高级公务员，他的年薪暴涨到每年6750美元。凯西昂首走到格罗夫纳广场三个街区外的塞尔弗里奇百货公司，挑选了两套灰色西装，六件衬衫，四条领带，两双鞋，一顶软呢帽和一件大衣，然后在百货商店保存的伦敦站的账户上签了单。
12月10日，凯西花了片刻时间给索菲亚写了封信，让她知道“我的军事生涯有了惊人的发展”，他不能告诉她具体是什么。但就在两个星期前，他还写信给她说，前途未卜，不知道“我会得到一份重要的工作还是会回家。我只能对你一个人实话实说，我会遭到拒绝并尽快见到你的希望在持续上升”。但是，现在“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他正在“狂奔”，每晚从凌晨工作到深夜，至于为何如此奔忙，他说回到家时会向她解释。